第1章 衣食之源——农牧渔业

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我国农业起源原始采集狩猎活动中，至今七八千年，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而在牧业和渔业是促进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古人为了开辟新的食物来源，备历艰辛，终于选择出可供种植的谷物，是本土农作物。我国古代畜牧业也曾有过辉煌的成就，相畜学、阉割术及家禽饲养方面的发明，都是举世瞩目的成就。而钓具发明和制作工艺的改进，同样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原产于我国的农作物

我国在10000年前就产生了农耕文明。先是凡可以吃的植物都进行种植，而后通过选种，开始种植产量高的作物如“九谷”、“六谷”、“五谷”。而其中有许多农作物的原产地就在我国。

原产于我国的农作物有大豆、水稻、白菜、香菇、荔枝、茶叶、枣、桑等，种植历史都在四五千年以上。在这些农作物中，大豆和水稻的种植，一直是所有农作物中最为重要的。

刘安是汉刘邦的孙子，公元前164年被封为淮南王，建都于寿春。他在炼丹时，有一次错误地将石膏点入丹母液即豆浆之中，经化学变化成了豆腐。豆腐从此问世。

刘安善于游禅交僧，一天尝到了和尚们做的豆腐顿觉品味素新，决定深入研究豆腐制作方法和技术。

成立了豆腐生产作坊，培养豆腐专业生产人员，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生产设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豆腐品质。同时把豆腐制作技术传授给别人，并逐渐向外地区扩散。

豆腐的制作技术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又相继传至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豆腐的原材料是大豆，而正因为我国是大豆的故乡，所以，豆制食品在我国也就率先被创造出来。

大豆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粮食和油料作物。我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也是最早驯化和种植大豆的国家，栽培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

大豆黑色的叫做乌豆，可以入药，也可以充饥，还可以做成豆豉；黄色的可以做成豆腐，也可以榨油或做成豆瓣酱；其他颜色的都可以炒熟食用。

由于大豆的营养价值很高，被称为“豆中之王”、“田中之肉”、“绿色的牛乳”等，所以在数百种天然食物中最受推崇。

大豆起源于我国，从我国大量的古代文献可以证明。汉司马迁编的《史记》中写道：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鞠五种，抚万民，庆四方。铺至下铺，为菽。

由此可见轩辕黄帝时已种菽。“菽”就是大豆。

据考证，商代主要的农作物黍、稷、粟、麦、秕、稻、菽等，都曾经见于甲骨文卜辞之中。殷商时期就有了甲骨文，对农作物记载得非常有限，辨别出有黍、稷、豆、麦、稻、桑等字，是当时人民主要依以为生的作物。

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出土的炭化大豆，经鉴定距今已有2600年左右，为东周时的实物，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大豆。

春秋时期，菽被列为五谷或九谷之一。战国是时期，菽、粟并称，居五谷、九谷之首。豆叶供蔬食时，被称为“藿羹”。

大豆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是与其自身特点分不开的。秦汉时期之后，旱作技术有所提高，大豆退为次要的角色，但仍为人所重视。《氾胜之书》记载：“谨计家口数种大豆”，强调多种大豆的重要性。

宋代为了在南方备荒，曾在江南、荆湖、岭南、福建等地推广粟、麦、黍及豆等。促使大豆的种植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很迅速。

据《大金国志》记载，当时女真人日常生活中已“以豆为酱”。清代初期由于大批移民迁人东北地区，使东北成为大豆的主产区，产销国内外。

在大豆的利用方面，在汉代以前，大豆主要是作为食粮。汉代开始用大豆制成副食的记载逐渐增多。豆制品主要有豆豉、酱、醋。

《史记·货应列传》指出，当时通都大邑中已有经营豆豉千石以上的商人，其富可“比千乘之家”，说明以大豆制成的盐豉已是普遍的食品。

《齐民要术》还引述《食经》中的“做大豆千岁苦酒法”。苦酒即醋，说明至迟6世纪时已用大豆作制醋原料。

汉代已出现豆芽，时称为“黄卷”，可供药用，后来才用鲜豆芽做蔬菜。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还发明了豆腐。

有关以大豆榨油的记载，始见于北宋《物类相感志》。做豆腐和榨油的副产品豆饼和豆渣是重要的肥料和饲料。清代初期豆饼已成为重要商品，清代末期已遍及全国，并有相当数量的豆饼出口。

大豆除了供食用之外，还是重要的绿肥作物。我国古代对大豆的根瘤早有觉察，并在“菽”的象形字中反映出来。

《说文解字》记载：“尗，豆也，象豆之形也。”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进一步指出，“尗”字中间的“一”是代表地面，通于上下的“丨”代表大豆植株，在“一”之上是代表茎，在“一”之下是代表根。

根左右“八”形是“当做圆点”，象征“细根之上生豆累累”的“土豆”，也即根瘤。同时还说明，“豆之根有土豆，丰年则坚好，凶年则虚浮”，认识到根瘤的多少和大豆的丰歉有关。

可以说早在3000年以前造“尗”字的时候，人们已观察到大豆有根瘤的现象。

此外，《氾胜之书》提出：“豆生布叶，豆有膏”，知道大豆在幼苗时期，本身就有肥美的养料，故“不可尽治”，即不宜过多中耕。清代《齐民四术》也说豆“自有膏润”，在中耕时“唯豆宜远本，近则伤根走膏润”。

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我国古代很早知道大豆本身具有养料，而且同豆根有密切关系。

对于大豆根瘤的认识，使得大豆很早就与其他作物进行轮作、间作、混种和套种。从《齐民要求》记载中，可看到最迟在6世纪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已有大豆和粟、麦、黍稷等较普遍的豆粮轮作制。

陈旉《农书》还总结了南方稻后种豆，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作用。其后，大豆与其他作物的轮作更为普遍。

大豆和其他作物的轮作或间、混、套种，以豆促粮，是我国古代用地和养地结合，保持和提高地力的宝贵经验。

在大豆栽培技术方面，古人主要注意到了两点，一是种植密度；二是整枝。

对于种植密度，《四民月令》指出“种大小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因为肥地稀些，可争取多分枝而增产，瘦地密些，可依靠较多植株保丰收。直至现在一般仍遵循这一“肥稀瘦密”的原则。

整枝主要因地域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大豆在长期的栽培中，适应南北气候条件的差异，形成了无限结荚和有限结荚的两种生态型。

北方的生长季短，夏季日照长，宜于无限结荚的大豆；南方的生长季长，夏季日照较北方短，适于有限结荚的大豆。

在文献上对南方的大豆整枝记载较迟，清代四川什邡人张宗法撰写的《三农纪》提到若秋季多雨，枝叶过于茂盛，容易徒长倒伏，就要“急刈其豆之嫩颠，掐其繁叶”，以保持通风透光。间接反映了四川什邡种植的是无限结荚型的大豆。

我国水稻栽培历史悠久，在《管子》、《陆贾新语》等古籍中，均有约在神农时期播种“五谷”的记载，稻被列为五谷之一。

《史记·夏本纪》关于“禹令益于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表明公元前21世纪，我国人民就已经开始和自然作斗争，疏治“九河”，利用“卑湿”地带发展水稻。

距今约4200余年前，水稻栽培已从长江中下游推进至黄河中游。

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犁的应用，开始走向精耕细作，同时为发展水稻兴修了大型水利工程，如河北漳水渠、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等。西汉时期四川首先出现了梯田。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曾专述了水、旱稻栽培技术。晋《广志》中有在稻田发展绿肥，增加有机肥源，培肥地力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种稻技术已有一定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唐宋时期的600多年间，江南成为全国水稻生产中心地区，太湖流域为稻米生产基地，京师军民所需大米全靠江南漕运。

当时由于重视水利兴建、江湖海涂围垦造田、农具改进、土壤培肥、稻麦两熟和品种更新等，江南稻区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拼作栽培体系。

我国稻种资源丰富，至明末清初《直省志书》中所录16个省223个府州县的水稻品种数达3400多个。另外在育秧、水肥管理等方面也都有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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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豆曾经传播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已有52个国家和地区种植大豆。而美国人种植我国出产的大豆，是在19世纪。

据记载，1840年，有人从兴趣出发在美国种植大豆。以后，美国不断有人自日本和我国引入大豆品种小量试种。从1882年开始生产性种植。1910年，美国已经掌握了280个我国大豆品种，至1931年已经收集到4578个大豆品种。

1915年，美国大豆首次进入食用领域。1929年，美国已有25万多公顷大豆。1941年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种植大豆并提炼食用油。

古代畜牧业发明

我国古代畜牧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就。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在畜牧和兽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之中，相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阉割术的发明，以及家禽饲养方面的人工孵化法、填鸭技术、强制换羽法的发明，都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传说中，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

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孙阳，他是春秋时代的人。由于他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

有一次，伯乐看到一匹马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

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即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

驾车人认为伯乐是个大傻瓜，他觉得这匹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准备献给楚王。走到王宫近前，千里马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之声，直上云霄。

楚王听到马嘶声，走出宫外。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观看。”

楚王一见伯乐牵的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

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不过拉了一段车，又喂养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

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马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

后来，这匹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更加敬重了。

伯乐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相马学家，他总结了过去以及当时相马家的经验，加上他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写成《相马经》，奠定了我国相畜学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军马需要量与日俱增，同时也迫切要求改善军马的质量。

当时也是生产工具改革和生产力迅速提高的一个时期，由于耕牛和铁犁的使用，人们希望使用拉力比较大的耕畜。这种情况，促进了我国古代相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很多著名的相畜学家，最著名的要算春秋时期卫国的宁戚了。他著有《相牛经》，这部书虽早已散失，但它的宝贵经验一直在民间流传，对后来牛种的改良起过很大作用。

相马的理论和技术，成就更大，有过很多相马学家。比如战国时期的赵国的九方皋，对于相马也都有独到的见解。由于各人判断良马的角度不同，当时也形成了许多相马的流派。

汉代已有完整的《相六畜》书和铜质的良马模型。至盛唐时期，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古时的相畜学说对于后世家畜品质的提高，起过很大的作用。

阉割术的发明，是我国乃至畜牧兽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据考证，商代甲骨文中就已有关于猪的阉割记载。

《周易》记载：“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阉割了的猪，性格就变得驯顺，虽有犀利的牙，也不足为害。

《礼记》上提到“豕曰刚鬣，豚曰腯肥”，意思是：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叫“豕”；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肥，叫“豚”。

当代民间还流行的小母猪卵巢摘除术，手术过程一般只一两分钟，而且术前不需麻醉，术后不需缝合。手术器械简单，手术部位正确，创口比较小，手术安全，无后遗症，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手术。

阉割术是古代劳动人民遗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

《周礼·夏官》记载“校人”的职掌中有“颁马攻特”之说，所谓“攻特”，就是马的阉割，或称“去势”。秦汉时期以前，骟马还不普遍，可能仅施行于凶恶不驯的马匹。

至秦汉之交，因为激烈的战争和骑战的盛行，需要有合乎军马条件的马匹，从此马的阉割术也就盛行了。

人工孵化法、填鸭技术、强制换羽法的发明，是我国在畜牧业领域家禽饲养方面的重要成就。

我国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养鸭养鹅，养鸡比这更早。家禽人工孵化法究竟什么时候发明，已难于稽考，已知早在先秦时期就在我国应用，一直沿用至今。

在当时，北方大都用土缸或火炕孵蛋，靠烧煤炭升温。南方一般用木桶或谷围孵蛋，以炒热的谷子作为热源。

炒谷的温度大约在38度至41度之间，经8小时逐渐降低至35度，再炒一次。每天共炒谷3次，使木桶里的温度经常保持在37度左右。种蛋孵化10天后，蛋里胚盘发育中自身产生热，此后就可掺入新的种蛋。

如果木桶里保温良好，这样旧蛋自身发出的热已足以供给新蛋胚盘发育的需要，无需再炒谷了。土法孵化的巧妙处也就在这里。

我国人工孵化法的特点是设备简单，不用温度调节设备，也不需要温度计，却能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而且孵化数量不受限制，成本很低，孵化率可达95％以上。

北京鸭味美可口，早在明代已为人们所赏识。这是由于发明了填鸭肥育技术、改善了鸭的肉质的缘故。北京鸭在孵出后六七十天就开始填肥。

填鸭肥育需要专门的技术。每天给两回肥育饲料。在肥育期间，不再在舍外放饲，同时在肥育舍的窗格子上挂上布帘，把屋子弄成半明半暗。

肥育用的饲料是高粱粉、玉米粉、黑麸和黑豆粉。把这些饲料用热汤搓制成棒状的条子，叫做“剂子”，由填鸭的技师即“把师”用手把鸭嘴撑开，一个一个填下。初次试填，每天每只约填7个至9个。如有消化不良的，下次减去一两个：如消化良好，以后逐日递增，最后约填20个左右。

这样鸭子在肥育期的2周至4周间，就可增加体重两三千克，肥育完成，可增重至4500克至6000克，肉味特别鲜美。

我们的祖先掌握了鸭的生长发育规律，并且发明了人工止卵和强制换羽的方法，使种鸭能依照养鸭人的意愿，要什么时候下蛋就什么时候下蛋，要什么时候换羽毛就什么时候换羽毛，而且缩短了换羽期，增长了产卵期。

夏天鸭因怕热，生长迟缓，下蛋数量少，质量也差。这时候一般就人工止卵：先使它停食3天，只给清水，以维持生命。三天后，改喂米糠，不再放饲，就可以自然停止下蛋。

停止下蛋后大约5个星期，一般就会换羽。如果任鸭自然换羽，前后大约要经过4个月，而且恢复健康也慢，甚至会耽误和影响秋季下蛋。强制换羽，可以把换羽时间缩短到五六十天。

强制换羽的具体方法，就是先减少鸭子的饲料，使它停产而催促脱羽。脱羽到相当程度，再把它的尾羽、翅羽分次用手拔尽，这对鸭子并无损伤，而且是有益的。这时添给适量的黑豆，以促进羽毛生长。

拔羽在6月上旬实行，至7月中旬新羽生长一半时，再赶下河去放饲。这时饲料恢复原状，用米糠、黑豆和高粱。

至7月下旬，就加喂粟米，配合量和未停止下蛋时一样。几天后就可看到鸭有交尾的。

至8月上中旬，就又开始下蛋了。这种办法可使停止产卵期缩短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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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乐曾经向秦穆公推荐九方皋去找千里马，结果九方皋相中的是一匹墨色的公马。秦穆公听了很不高兴。

伯乐就向秦穆公解释说：“九方皋相马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番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观察过程，他注意的是千里马应该具备的那些条件，而没有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注意马的毛色、公母这样无关紧要的细节。九方皋真正是相马的天才，远远超过了我。”

秦穆公听了伯乐的话，将信将疑，把九方皋相中的马取回来一试，果然是天下无双的千里马。

古代钓具的发明

钓具是从事钓鱼活动的专用工具。它是人类在长期的钓鱼过程中逐渐发明的，并且随着钓鱼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地得以改进。因此，古代钓具的制作突出地反映着古代钓鱼技术的发展水平。

古代钓具主要有网渔具、钓渔具两大类。这些钓具的制作工艺，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改进与完善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渔具的出现远早于农具，以后得到发展，种类也随之增多。唐代农学家陆龟蒙首次将渔具分成网罟、筌、梁、矠等10多类。明代《鱼书》分为网类、縺类、杂具、渔筏等若干类。

网渔具是最常用的一种捕捞工具，在捕捞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传说伏羲“做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新石器时期网渔具即已广泛使用。在辽宁新乐、河南庙底沟、陕西半坡以及浙、闽、粤等地原始文化遗存中就出土有大量的网坠和陶器上绘饰的渔网形图案。

《诗·小雅》：“南有嘉鱼，蒸然讪讪。”讪讪，即樔，古又称为撩罟，即今日抄网。

抄网是比较原始的囊袋状有把式的小型网具之一。主要用于内陆淡水，作业规模小。

先秦及后世还有一种渔具，称为“罾”，其“形如仰伞盖，四维而举之”，系敷网类渔具。

宋代词人周密《齐东野语》在记载海洋捕捞马鲛鱼时，提到渔者“帘而取之”。帘即刺网，今闽广仍有如此叫法。它横向垂直布设于鱼类通道上，阻隔或包围鱼群，使之刺入网目或被缠于网衣上而受擒。

清代初期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提到索罛、围罛，即围网。索罛眼疏，专捕大鱼；围罛眼密，以取小鱼。这种网具最适于捕捞密集或合群游弋的中上层鱼类。

古代属于网渔具的还有刺网类。刺网类可分为定置刺网、流刺网、围刺网和拖刺网。依布设的水层不同，又有浮刺网和底刺网之分。

刺网类网具所捕鱼类体型大小比较整齐，不伤害幼鱼，并可捕捞散群鱼，作业范围广阔，是一种进步的重要渔具。

明代残本《渔书》所称的“縺”就是刺网，福建、广东至今仍有称为“廉”的。

《渔书》描述不同的制网有这样的记述：

縺……亦有长短深浅疏密之异，如四指縺者，其目可容四指。出外海取大鱼者为靑鳞縺，深可成丈，数人同舟，各出数幅，连而为一，七八月间取靑鳞者……赤水縺下脚用铅为坠，于水头取鲻鱼者。虾縺不疏不密，专用于取虾者。蠘縺目比虾縺而疏。鲎縺视蠘縺尤疏，似网而非网，以大绳为之，下用石为坠，以入海底。

清代古籍《渔业历史》中记载了刺网中的溜网，“其网用麻线结成，如平面方格窗棂，长约3丈，阔约两丈……所获以鳓鱼为大宗，用盐腌渍，色白味美。”

定置刺网网具有底刺网和浮刺网之不同，前者布设的水层接近海底，后者接近海面。布网以锚碇或木桩固定网位。

围刺网这种刺网的作业方法，有一种是用刺网包围鱼群后，敲击木板发出音响以威吓鱼类刺入网目加以捕获；另一种用围网包围鱼群后，再在包围圈内投放刺网捕捞。还有以网包围鱼群集中于岩礁处而捕捞的。

拖刺网是一种双船作业的底拖刺网，广东诸多地方仍然使用此法。

钓渔具也是历史悠久、使用广泛的捕鱼工具。

陕西省半坡、山东省大汶口、黑龙江省新开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湖北省宜昌等地新石器时期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出土有相当数量的鱼钩，其形制有内逆刺、外逆刺、无逆刺和卡钓等，其质地有骨或牙、贝等，制作精致。

铜质鱼钩也已在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中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业的进步和铁制技术的提高，铁质鱼钩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

我国古代钓渔具的形式主要有手钓类、竿钓类和网钓类。手钓类出现最早。竿钓在《诗经》中也已出现。晋代人说到钓车和唐代人又说到钓筒这两个重要部件。

钓筒，一般截竹而成，作为标漂用，俗称“浮子”，使鱼钩在水域中保持一定的深度。宋代竿钓渔具已具备了竿、纶、浮、沉、钩、饵6个部件，在结构上已趋于完备。

纲钓类即绳钓。以长绳作为纲，纲上每隔适当距离系一支线，支线上系以鱼钩，钩上着饵，使鱼呑饵遭捕。

纲钓法最迟在清代中期前已出现，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已记述其在海洋钓捕带鱼的情况。

箔筌渔具是用竹竿或篾片、藤条、芦秆或树木枝条等所制成，广泛分布于南北各地，其形式和功能也多种多样，有的起源也很早。如笱在原始社会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罩、罶、椮等在先秦汉代文献中时有记载。

箔筌渔具按其结构特点和使用方法大致分为栅箔类、笼箅类两种。

栅箔类是以竹木及其制品编织成栅帘状揷在水域中拦捕鱼类的一种渔具。栅箔始自鱼梁。鱼梁也是以拦截方式捕鱼的，但鱼梁主要以土或石筑成，工程难度大、耗费多而且效果不佳。唐代称栅箔类渔具为篊、沪或簖。

笼箅类以竹篾藤条等编织成小型陷阱、潜藏处所或作盛贮水产品的渔具，以及作为捕捞用的笱、罶、篓、笭箵等通常设置在江河缓流处，湖、海近岸浅水场所或杂草边缘，使鱼虾入内。

根据捕捞对象的特性，有的在笼内放置芳香物、重膻味的饵料；有的以彩色，阴影等引诱；也有的将鱼笼编成细长状，口成喇叭形，口颈部装有逆须，放在河流鱼虾通道上拦截，导其就范，入不敷出。

杂渔具则是除上述种类之外的许多结构各异、功用不一的渔具，如猎捕刺射用的、抓耙水底用的和窝诱用的渔具等。

在钓鱼方面，创造出网罩钓梁筌叉射沪椮等，不管什么水域，什么水层，都能展现身手。在古代条件下，创造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渔业生产。

从历史上看，古代单人钓鱼主要有无钩钓、直钩钓、铁鱼钩、车钓、拖钓和滚钩钓等多种方法。

无钩钓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在西安半坡遗址之中曾经出土过骨鱼钩。当然，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也不是最早的钓鱼方法。最早的钓鱼方法应该是无钩钓。

在无钩钓之后，经历过一个直钩钓的阶段。所谓直钩钓是一种鱼卡，它用兽骨磨制，成棒形，两端尖利，中间钻孔穿线。鱼儿呑之，会卡于口鳃。

鱼卡出现于新石器时代。而鱼卡、骨鱼钩与无绳钓也共同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发明了铜器铸造，又与上述三种钓鱼方法共存。

铁鱼钩出现于春秋时期，至西汉时期完成大换代。在钩、线、饵竿等方面已经掌握了相当先进的技艺。

车钓出现于晋代，主要产生于长江流域。先人制一钓车，将长线缠绕于车上，鱼儿上钩膈，用钓车收线取鱼。这种车钓，是线轮的始祖。

还有一种筒钓，出现于唐代。它截竹为筒，不系线和钓钩；钓时定置于适当水域，无人看守，隔一定时间收线取鱼。

唐代诗人韩偓诗写道：“尽日风扉从自掩，无人筒钓是谁抛？”描写的就是这种筒钓。

拖钓出现在北宋时期南海海域。北宋时期地理学家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描述南海海域的拖钓：“渔人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鹅为饵，俟大鱼呑之；随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风则弃之。取得之鱼不可食，剖腹求所呑小鱼，小鱼一腹不下数十条、数十斤。”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宋代的钓鱼出现大的飞跃。一是钓具走向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可在海上捕获大鱼。

滚钩钓是在一根竿上附结许多支线，支线再结大量钓钩，通常用于江海底层大鱼。这种钓法创于南宋时期，盛于明代。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鳣出江淮黄河辽海深水处，无鳞大鱼也……渔人以小钩近千沉而取之。一钩着身，动而护痛，诸钩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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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传渔网是伏羲发明的。

一天，伏羲在河里摸鱼虾，遇到了海龙王。海龙王就出了个难题：只要摸鱼摸虾不用手，就随你去捉。

有一天。他躺在河岸上的大柳树下，想着捉鱼虾的办法。无意中看见身边一棵枯树，树枝上一只蜘蛛在织网，捉蚊子、飞虫吃。伏羲想了想：如果做一个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来捉鱼捉虾，不就行了嘛？

伏羲欢喜地跑回家，带着孩子们上山割来葛藤，编起了像蜘蛛网一样的网，拿着网到河里捕鱼虾，一网撒下去，捕的鱼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