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这次调查访问的路线是从徐州进入苏北境内，向东到连云港，折南入盐城，转西去淮阴，然后南下扬州。时间是北多于南，形成了前松后紧，到扬州市区已快到期限，又需要花几天时间进行讨论，以至没有去访问洪泽湖周围各县。所以在总结这次“探路”工作时，这一部分的情况几乎是空白的，只能有待今后的补课了。下面我想以我们的旅程为序，把所见的情况和问题做初步的提示。有些问题是我们在一地看到的，很可能其他地区同样存在，我们所掌握的有限资料还不够做出概括性的叙述。由于这不是苏北全面的调查报告，所以各区的详略也不等，看得多一些的就写得多一些。

徐州市本来是一个省属市，体制改革中，附近6个县划归徐州市领导，这个地区实际上是淮海平原的一部分，徐州市区本身是这个平原东部的一个重要经济中心。至今尽管有种种行政区划上的限制，它和山东南部、安徽北部，甚至河南东部经济上联系还是相当深。据说，解放初期由徐州百货二级站供应商品的区域有四省44个县，现在还有跨省界的20多个县，2000多万人口（徐州市6县共690万人）。这个区域的社会经济特点，比如上面讲的集市多、集镇少，可能是这一部分黄淮海平原的一般情况。

徐州市区是一个拥有78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交通和资源上都具有突出的优势。贯通南北的津浦铁路（1908—1911年通车）和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东段1921—1925年通车）就在这里交叉。在资源上它以“江苏的煤都”出名。有煤就有电，徐州电厂的发电能力达80万千瓦。在此基础上解放后发展了钢铁、水泥、机械、化工、纺织等工业，总产值1980年超过了20亿。我们在事前期望能看到这样一个中等城市，在其所属各县起着推进乡镇工业的作用。

我们到徐州后不久就去附近各县访问。我们在公路上走了很久也看不到烟囱，大概要走60—70公里，看到烟囱时，几乎必然是县城所在地。我们询问这个地区有多少个“镇”时，每个县几乎都说只有县城这一个镇。我就诙谐地说，如果苏南吴江县自称在集镇上是“多子女”，那么这个地区一县一镇可说是“独生子女”了。这些“独生子女”的县镇在三中全会后确是已经面貌一新，乡镇工业也有了发展。比如丰县的裘皮机械厂，沛县的毛纺厂，睢宁的棉纺厂，去年产值均达到300万元。但是一出县城，我们从公路两侧所见到的来说，除了一些烧石灰或砖瓦的窑厂外，很少见到工厂。因此，徐州市市区之外各县的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加上徐州市区的工业，占61.8%），而其中一半以上是食品（30%）、农产品加工（14%）和建材业（7.8%）。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我们对徐州这个“煤都”应起的作用有点失望了。为什么这样一个能源丰富、交通又这样发达的城市却没有把工业扩散到四周农村里，像苏南那样发展乡镇工业呢？

我在《小城镇　再探索》中强调了上海和其附近中等城市对乡镇工业所起的作用，而这里却并不如此。这是为什么呢？经过和当地干部讨论，初步的看法是徐州这个煤都主要是采掘工业，劳力重于技术。徐州的制造业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1949年工业总产值只有4000万元。解放后，由于苏南工业发展，需要能源，徐州的煤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恢复的5年里，年产量就提高了一倍，现在年产量达1200万吨。采煤的技术却还是着重在体力劳动。全市职工从解放时的5万人增加到现在的39万多人，其中固然包括新兴的其他工业，但主要是煤矿职工。这就表明徐州的工业在性质上和上海及其附近中等城市不同。徐州的采掘工业比重较大，一般只提供原料，不进行加工，在技术上带不动附近的乡镇工业。

另一方面，徐州地区的农村经济以往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缺乏家庭工业的传统。在过去又长期在“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农村没有发展工业，直到目前为止，农村工业还刚刚起步。三中全会后实行了联产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在这五年内，农业翻了身，1978年至1983年，粮食总产从34亿斤增加到73亿斤，棉花由56万担增加到146万担。皮棉单产平均141斤，居全省第一。所以这个地区农村的变化是农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主要的变化也是农民的生活基本需要得到了解决。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现在吃的是大米、白面。至今他们还是用“大米饭、白面馍、山芋干子换酒喝”的话来表达他们对新局面的颂扬。温饱问题是解决了，人均分配却还在250元（1983年）的水平上，一般说来，还谈不上是富裕起来了。这种情况基本上是适合于苏北的西北地区的。

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农民从大锅饭中松绑出来，苏北的农民和苏南的农民一样，都发现每家有多余的劳动力可以利用来增加收入，但是怎样去利用，找什么活路却各地不同，那是受地理、历史等条件所制约的。一般说来，在苏北像苏南一样从小型工业里找出路的农民比较少，他们主要是搞副业，和搞农业延伸出来的如碾米、酿酒等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其他为农民服务的如烧石灰、砖瓦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当然，在近一两年来，各地区都出现了一些类似苏南的制造业性质的小型企业，但还没有取得主要的地位。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我们在徐州市丰县见到的劳动输出的情况，这可以说是江苏省日益发展的活动。徐州全市现在已有1.3万人有组织地出外承包建筑的劳动队伍。当地称劳动输出为“不冒烟，挣大钱的工厂”。他们每年春季出外，入冬回乡，一个普通工人可以带回1000多元的工资，技工为2000—3000元，从全市来看，分到各家的收入总数有几千万元。

搞劳务输出在江苏并不限于徐州，也不限于苏北，全省去年据说有100万人的建筑队伍在全国各地活动，南到深圳，北到黑龙江的大庆，西到新疆的克拉玛依和西藏的阿里。他们以质量高、速度快、成本低、不拿公家东西而受到当地的欢迎。去年我在南通和沙洲调查时已经听到劳动输出这件事，而且听说南通一市的外出包工的建筑队伍挣回了上亿元的收入。这在当前江苏农村经济中是一笔重要的收入，不仅改善了农民生活，而且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是乡镇工业赖以发展的原始积累的一部分。

这次我们在丰县遇到了一位在徐州地区来说最早组织建筑队外出的领班人，他原是地委的干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丰县。丰县是他的家乡，家乡的领导干部让他搞建筑站。当时两派正在打派仗，他在家乡还是呆不住，就把队伍拉了出去，到辽河油田承包国家的建筑工程。他有组织能力和才干，加上能吃苦耐劳的苏北农民，很快掌握了建筑技术，并打出了牌子。从几百人开始，几年里队伍扩大到几千人，现在已有上万人。他自己虽则已经回到市委做领导工作，但是这个建筑队伍越来越壮大和活跃了。

把队伍拉到外地离乡背井地去搞劳动，在徐州来说是像他这样的同志创始的，但是这项办法却有它的传统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其他地方也不约而同地在搞性质一样的劳动输出。苏北这个地方历来就有外出找活的传统。过去这里是多灾多难的苦地方，自从水利失修，连年灾荒，几乎每年要发生“就食江南”的人口流动。每逢大水来临，农民们就用泥土封了门，全家外出逃荒。有些地方，如里下河地区，在大水时节，全村可以空无一人。这些逃荒的人，如果在外地找到了活路，也就不再回乡了。在我幼年时，苏南太湖边新涨的土地上每年都有这种难民住下垦荒。太湖水涨，淹没了他们的土地，又得到城里来讨乞，甚至劫食，成为我家乡一件无可奈何的烦恼。更多的难民是到城市里去卖苦力。解放前上海工资最低、劳动最重的苦活主要是由苏北逃荒出来的人负担的。很多是被榨尽了血汗，客死异乡，也有的站住了脚跟，成了都市里的下层居民。据说现在上海1000万居民中至少有100万人的祖籍是在盐阜地区。他们过去聚居在杨树浦和闸北的贫民窟里。另外，扬州的“三把刀”（理发、修脚、厨师）几乎包办了这几行在过去是微贱的服务专业，不仅全国甚至国外的侨区，都有他们的地盘。

现在的“劳动输出”虽则可以溯源于早年的逃荒和走码头，但本质上已起了变化。现在是有组织、有领导、有专业、为人民服务的劳动队伍。这种劳动队伍对其他地区，特别对边疆地区的建设做出贡献，是一项社会主义的新事业，实际上是技术和劳力支边。对于江苏这样人口过密的地区，有计划地输出劳动，尽管户口不迁，正是减轻人口压力的一个积极的办法。

我在前年曾发表过《做活人口这盘棋》一文，提出了要做活我国人口这盘棋需要做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库，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去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这次我看到了离乡不背井的劳动输出，深深感到这正是把两眼联通的一着重要的棋。因为这种不落户而为当地建设服务的劳动队伍，正是民族地区欢迎的人口流动的形式。现在还只限于建筑业一行，还将逐步推广到其他行业和其他建设事业，并由短期的流动发展到较长期的流动。一旦队伍大了，人数多了，不是同样会起平衡人口分布的作用吗？新的事物一旦发生，如果符合客观的需要，必然会茁壮成长，蔚成大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