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据无锡市的统计，全市乡镇工业和其他乡镇企业已经安排的劳力占农村总劳力的34%。其他三市的情况与无锡市大体相仿。这意味着在苏南地区，农村劳力总数的1/3以上，已脱离了农业劳动。从全省范围来看，乡村工业的职工总数为400多万人，这一数字接近全省城镇户口的工业职工总数。与此同时，由于多年来集镇本身人口萎缩，县属和镇办的企事业发展也因人员缺乏而用各种方法招聘和使用相当数量的非正式职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据省劳动局统计，不包括外发加工部分，1982年全省城镇企事业单位共录用了农村劳力99万人。这一方面使农村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一方面使这部分农民开始以新的劳动手段与工业生产的对象相结合。于是，在江苏农村形成了一支具有独特性质的劳动队伍。

各地对这支劳动队伍有许多称呼，例如农民工、务工社员、亦工亦农人员等等。叫法虽然不同，但意义却相同，那就是农工相兼。因此，兼业就是这批劳动者具有的独特性质。然而从实际上看，该地区的劳力剩余量是一个随着农时而变化的数字，农忙时剩余少些，农闲时则大量剩余。这就要求在剩余劳力转向工业的时候，应当保持他们在适当时间内能从事农业的弹性，以保证农业的稳定。因此，兼业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在苏南农村，从人口与土地的总量上分析，就是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上说，劳动力剩余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因而剩余劳力向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业的转移是一种好现象，而且，这也是社会主义农村长远发展所需要的。现在县、乡干部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把农村看成可以无限制地吸收劳动力的观点，而全力以赴地为剩余劳力谋出路，开辟新的生产渠道，这是值得赞许的。

我们走访过的乡镇工厂往往是采取每家农户出一人的招工办法。这样做似乎不合择优原则，但是却有符合农村具体情况的一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样既可以保持农户在收入上的大致均衡，同时也是出于兼业的需要。每家抽出一个劳力务工，其余劳力在家务农，务工的上班时做工，下班回家后帮助干农活。武进县湖塘镇新光毛巾厂的女厂长就是这样的兼业者，她有效地管理着一个有1800名工人（全部是兼业人员）的工厂，回家就务农。因此，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工业与农业以劳务搭配的形式，结合到每个家庭中去，家庭成为兼业户。四个市中，兼业户约占农户数的80%左右。在乡镇工业较发达的无锡、常熟、江阴、沙洲（今张家港市——编者）、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编者）等县的农村里，除了五保户等特殊农户，几乎都是兼业户。

当然，对于兼业者来说，由于受到用工制度、上下班时间、工种以及家庭劳力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他们的兼业程度很不相同，大致上看，主要有三种状况：（1）以农为主兼营工业。这主要是指从事外加工的部分。务工者将刺绣、编织等手工产品承接回家，每天闲空时做工。（2）亦工亦农。这部分人一般是在非常年性的乡镇企业或离家很近的乡镇工厂工作，他们或者是在下班后仍从事相当数量的农活，或者是在农忙期间歇工务农。（3）以工为主兼营农业。这部分务工者一般都在离家较远的县城或县属镇工作，他们吃、住在工厂内，只是每周末回家做做帮手。

上述不同的兼业，实际上反映了由农民逐步向工人转化的过程。随着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民有条件越来越多地转入兼业队伍，兼工程度也越来越高。在调查中可以看到，在从事工业生产方面，这批兼业劳动者中的绝大部分与城镇工人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他们同样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承担着约占办在镇上的工业三分之一的生产任务；他们与有集镇户口的工人做着同样的工作，而且以能吃苦耐劳而受到称赞，许多人已经成为工厂中不可缺少的生产骨干，有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职称的“技术员”“工程师”和称职的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无疑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一批新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新一代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兼业者的户口在农村，吃粮靠农业。在工资待遇和劳保福利上，他们与城镇工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例如同工不同酬、劳保条件差、不能参加工会组织等等。对此，各地干部认为，粮油、户口关系的不变，不能成为否认以工为主的兼业者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理由，他们要求工会组织接纳他们这批“与农村连着脐带”的新工人，并适当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经济待遇。这确实是由苏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

兼业劳动队伍的形成，不仅影响到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口的分布。整个苏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很高，然而分布极不合理。多年来存在着两种相反方面的人口流动：一种是涌向大中城市的自然流向；另一种是将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政策流向。这两种流向，导致大中城市人口的膨胀和农村劳动力的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那些处于大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县城和集镇人口却普遍相对下降，形成了人口的两头粗、中间细的葫芦状分布，人口级差增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镇、社、队四级工业大多数是以原有的县城及集镇为基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力到这些小城镇上来工作，这就导致小城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变化。以江阴县青阳镇为例，该镇总人口解放初期为5500人，1960年为5885人，这10年仅增长7%。从70年代起，乡镇工业开始吸收农村劳力到镇上从事工业生产。到1982年底，全镇聚居人口为15366人，其中兼业劳动者为5114人，占总人口的33%。再以武进县为例，63个小城镇现有聚居人口25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万人，占28%；兼业劳动人口10万人，占40%。青阳镇与武进县这种兼业者的比例在苏南地区只是一般水平。因此，在苏南地区，户籍人口数不能真正反映县城和集镇的人口规模。这些兼业者，绝大多数仍住宿在农村，每天在镇村之间作钟摆式的流动。县城和集镇就是以这种形式，控制农村剩余劳力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动。从乡镇、县属镇到县城，各个层次的小城镇都在起着层层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从而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

在调查中还发现，近年来这些地区开始用劳务输出的方式，将本地丰富的劳力、技能与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挂上了钩。仅南通市的农村集体建筑工程队就有13万人，现正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施工。这些建筑队以质量高、进度快而受到建筑单位的欢迎。工人们既不带家属也不讲究生活条件，往往是一年的任务10个月就完成，然后回家帮助做农活，过年后再次外出。无锡、南通、常州等市县在劳务输出的同时，还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与边疆地区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

如下两种人口流向，开创了在流动中改变人口不合理分布的新路：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村向小城镇聚居，被称为“离土不离乡”；一部分劳动人口有组织地定期从本乡外出，被称为“离乡不背井”。在江苏全省，前者已达400多万人，后者也约有100万人。由此看来，“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这两种方式，应该作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