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刚躺下就接到高适的电话，要他去办公室。
推开门，高适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嘴里叼着一支烟，室内烟雾弥漫。“这么晚有急事啊？”左岸问道。
高适没有正面回答，问一声：“周丽在家吗？”
左岸摇摇头。
“还在冷战？”高适问。
“何止是冷战。”左岸苦笑着。
“至于搞得那么僵吗？”高适不解。
“一家不知一家事啊！”
高适看到左岸眼中的无奈，就没再说下去了。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高适对左岸说，“今天洪局找我谈了，局党委决定送我到公安大学学习，接替刑警队长的人选正在酝酿之中，我也谈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就怕老刘工作不好做。局里还在权衡，我们应当争取一下。”
左岸看看高适说：“我不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高适递给他一支烟，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你直接找洪局长说出个人想法，也算是种态度。”
左岸默默地吸了几口烟，然后说：“是叫我主动去争取？”
高适点点头。
左岸停顿了一会，又说：“人人都想进步，我也一样。但让我去要官，我说不出口。”
“汇报想法不等于要官，你的认识太狭隘了。”
“我和周丽闹成这样子，自己都觉得灰头土脸，哪有心情向局里提这说那的。”左岸苦笑着摇摇头。
“小夫妻吵架满街都是，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你也不要给自己扣帽子。我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左岸还是摇着头，说：“老刘是我们刑侦工作的‘师傅’，他更有资格接替你，我的机会比他多。”
高适见左岸态度坚决，调转话题道：“我对老刘也很有感情，他人品好，对我工作非常支持。但我俩毕竟同学一场，谁轻谁重我有自己的考量，我对你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左岸和高适是省警校同班同学，一道被分到县局工作。高适留在刑警队，从侦查员一步一步成为刑警大队长。左岸被分配到乡镇派出所，高适当副大队长时，经他举荐，左岸被调到刑警大队，从乡镇调到县城是许多基层民警的梦想，能成为一名刑警更不容易。所以，高适对左岸有知遇之恩。
“今天省厅又转来一封信……”高适欲言又止。
“还是反映罗锐案件的吧？”左岸问。
高适点点头说：“信上把我俩说得比旧警察还要坏。”
“反正罗锐一天抓不到，这口黑锅我俩都要背着。”
高适笑笑，望着左岸说：“我们整天为别人伸张正义，轮到自己需要‘伸张’的时候，反倒觉得无门。”
“不能算无门，只有靠自己。”左岸纠正道。
“上学前我还要做点准备。”高适又扔给左岸一支烟说，“谁主持大队工作局里还没明确，我以私人身份请你这两天把工作张罗一下。”
左岸看看高适，未置可否。
“就算帮我一个忙吧。”高适又追上一句。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能说什么。按常理大队长离岗应当由指导员主持工作，我答应下来怕别人误解。”左岸显得很为难。
“这个道理我懂。这次是一种非常规安排，以后你会慢慢理解的。”高适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离开高适办公室，左岸没有丝毫睡意。他回到家，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外面凉风习习，一弯新月清辉融融。他感到很累，自从母亲和周丽发生争吵，母亲回了老家，他就没睡过一个整夜觉。想想结婚三年多所过的日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媳妇和母亲经常磕绊让他既伤神又无奈。婆媳不和，谁都认为自己有道理，谁都不是完全有道理；说出来彼此不服气，放在心里互相猜忌；积压多了就生出许多无名火，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点燃。左岸总觉得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很多时候伸手不是，缩手又不是。她们的心事往往讳莫如深，不挑明了解决不掉，说穿了有时又会适得其反；很多事说不出对错，有的事本来就没有对错，家务事有多少能评出公理？
左岸内心对周丽有点怨气，觉得她不够宽容，缺少应有的尊重。总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其实是一种自私。高适说过，男女双方的家境悬殊太大，婚后容易生气。也许婚姻真需要门当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