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裁判理由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一）关于本案租赁合同的主体

本案的租赁合同是A公司与“B公司三分公司项目部”签订。但是，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证实三分公司项目部是何某、潘某新、潘某华挂靠在B公司并以三分公司名义对外订立合同的主体：首先，C公司、广州某集团公司与B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广州某集团公司、C公司将A栋工程发包给B公司承包建设，B公司在合同落款处盖章确认，B公司方的签约代表是潘某华、何某，且约定潘某华、何某两个家庭对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从合同内容可见，潘某华、何某家庭对该承包合同享有直接的利益，否则不可能承诺其个人对B公司的合同债务负责。其次，已判决生效的其他民事判决中，查明潘某华、潘某新曾作为“B公司三分公司项目部”的签约代表在冒名某公司承建的其他工程中对外订立租赁合同、买卖合同，且合同订立与履行的期间与本案租赁合同履行期间重合。可见，潘某新、潘某华在此期间一直是作为B公司承建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和施工人对外订立合同。综合上述证据，可确认潘某新、潘某华、何某挂靠在B公司承包了A栋的建设工程，在建设期间，潘某新、潘某华、何某以“B公司三分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对外订立租赁合同。因此，对本案的租赁合同，潘某新、潘某华、何某是挂靠经营人，是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三人是借用B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租赁合同。

潘某新、潘某华、何某挂靠在B公司承建A栋工程，余某陈述其是受雇处理收退货事宜及结算租金，在上述证据中，也无反映余某是合同的相对人，故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余某作为潘某新、潘某华、何某雇用人员在送退货单和结算单中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其不是合同主体，不应承担合同责任。

C公司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方，潘某新、潘某华、何某在取得建设工程承包权后，其并无以发包人的名义对外，而是以承包人B公司的名义对外订立租赁合同，故C公司不是租赁合同主体，其不应承担租赁合同的责任。虽然在2006年9月25日C公司开出8万元的支票交付A公司，但对开票的经过，C公司认为是为履行发包方作为监控工程款用途的责任，按潘某新、潘某华的要求开具给A公司；A公司也确认当时是向余某追讨租金，由余某带领到C公司领取支票。从上述事实陈述可确认C公司并非作为租赁合同相对方支付款项，而A公司也并无向C公司主张履行租赁合同，故C公司将本应支付潘某新、潘某华的建设工程款，应后者要求直接开支票给A公司，不是为履行租赁合同，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人。

B公司陈述认为C公司于2005年10月10日发函给B公司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潘某新、潘某华已退出建设工程。但根据A公司提供的退货单，潘某新于2006年4月20日、4月22日仍向A公司签发了退货清单，即证实潘某新仍在处理租赁合同事务，故B公司主张事实难以确认。且本案工程是潘某华、何某两个家庭共同挂靠经营，即使潘某华家庭退出，何某仍然是B公司的挂靠经营者，其仍是以B公司名义经营的，则B公司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二）关于挂靠经营者与被挂靠单位之间对外债务的承担

潘某新、潘某华、何某以B公司名义承包建设了A栋工程，在工程建设期间其以未经工商登记的三分公司名义与A公司订立租赁合同，作为挂靠经营者和实际经营人，潘某新、潘某华、何某应当承担租赁合同的相对责任，承担支付租金和赔偿损失的责任。B公司作为被挂靠经营人，对挂靠经营者负有管理责任，现其挂靠经营者未能履行对外的租赁合同，应负管理不严的责任，对潘某新、潘某华、何某的本案债务负补充清偿责任。

（三）关于本案的合同责任及损失的确定

潘某新、潘某华、何某一方没有按时履行合同给付义务，行为已构成违约。A公司以对方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对于所欠租金及其他债务，双方已在2007年1月23日进行结算，核实截至2006年12月31日，尚欠租赁期内的按面积计算的租金金额为208600元、超期租金（即租赁物丢失导致的损失）101719.1元。在当天结算时，A公司与三分公司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也已确定价值121374元的租赁物无法归还，故该部分损失应当由承租方赔偿。对于无法归还的租赁物，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如乙方欠下甲方物品要即时计付物值金（即赔偿货物原价格），否则仍当租用，按日租金价续收租金”，上述约定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条款，应当履行。且2007年1月23日租赁双方结算时，也是按上述约定计算出截至2006年12月30日的超期租金，双方也是同意执行上述条款的。故A公司要求对丢失部分的租赁物继续计算租金到付清赔偿款为止，实际主张的是丢失租赁物所导致的损失，该损失的计算符合合同约定，应当支持。根据双方结算的结果及上述损失的计算标准，再扣除承租方已支付的8万元，截至2009年11月16日，承租方尚欠按面积计算的租金208600元、损失赔偿款（当事人约定的超期租金）248500.14元，以上合计457100.14元。另外，对于结算时确定的装卸费13040元，由承租方支付。

（四）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

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清场时，要“结算账目”，但对结账后出现尚欠租金的该如何归还，没有明确约定；而对于未归还租赁物的租金，当事人约定的是按租金标准赔偿损失。因此，上述合同条款对债务履行期限，约定并不明确。实际履行中，在2007年1月23日租赁双方结算时，也确定按租赁合同约定核算。截至2006年12月30日的尚欠租金及无法归还的租赁物所对应的损失赔偿款（超期租金），但结算单中仍未约定该债务应当何时归还。因此，本案的债务因当事人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故债权人可随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只有在债务人明确表不不予履行时，才发生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因此，A公司在2007年1月23日结算后，于2008年9月10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并无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B公司上诉理由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C公司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C公司其他上诉请求，予以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