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中大的教学经历

邓初民于1932年11月受时任校长邹鲁函聘到中山大学任职。其时，中山大学法学院研究室（法学院最早的专门研究机构）已经成立，由邹鲁聘李超桓为主任，函聘邓初民、祝伯英、任启珊、吴森永为指导委员。[6]他实际于1933年到任，在全校为多个院系授课，在法学院开设中国社会史教程等，同时在文学院社会学系兼授中国社会史、[7]思想方法论、社会方法论、社会进化史等课程。[8]

邓初民专攻政治学和社会学，精通法律、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其知识面之广博，令人敬服。其渊博知识、人格魅力在他的日常授课中也有所体现。当时，中大只有文、法、理、农、医、工共6个学院，实行“选课制”，学生不区分院系，可以任意选听各院系教授的课。[9]同校的知名进步教授何思敬（历任中大法科教授并兼任法科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也开设了社会学的课程。何邓二人是好友，且上课主题接近、内容类似，但授课风格却迥然不同，学生们十分爱戴二位老师，也对这种课堂风格的区别津津乐道，都说“何思敬是个急性子，不像邓初民那样稳重”。[10]何思敬上课像作讲演，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甚至手舞足蹈，乱扔粉笔；而邓初民上课则十分沉稳中肯，细致入微，娓娓道来，非常有说服力。[11]由于二人的课程风格区别大，各有特色，即便内容相近，学生也很乐意同时听两位老师讲课，拓宽视野。校史上有一段佳话：某次聊天时，邓初民打趣何思敬，让何思敬接“何思敬乱扔粉笔”的下联，何思敬正要作答，刚说出“邓初民”三字，在座任教民俗学的许地山教授便脱口续了一句“邓初民空带钱包”，引得在场人不禁拍手大笑，何思敬也大笑英雄所见略同。原来，某次邓初民突发感冒，请一位工友去帮买伤风药，到掏钱时才发现钱包空空如也，只好让人家先垫付。一个大教授生活节俭，到了钱包里没钱的地步，一时传为校内趣闻，因此邓初民听到下联，也忍俊不禁。[12]

当时邓初民与何思敬开办的课程，讲授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博得了学生的喝彩与拥护，没有选课的学生也都纷纷赶来旁听，教室常常被挤得坐不下，学生就站到窗外围站旁听。[13]两位教授讲课极好，声名远扬，受到校内外师生的极大赞誉。全校各个学院都有许多学生选修了邓初民“思想方法论”这门课，教室自然变得十分拥挤，此事引起了全校注意，后来听课者越来越多，粤系军阀陈济棠政府甚至下达了警告。[14]可以说，在邓初民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中大实际上培养、吸引了一大批爱国先进青年，对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新民主主义事业建设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邓初民的学生曾生（曾用名曾振声）后来回忆：“邓老师来到中大，像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了；像一股强风，把我们思想上的乌云驱散了。他是当时我们一辈青年的思想启蒙者。”[15]他也正是受到邓初民等进步教授影响，积极投身革命的一员大将。

邓初民在中大所作的演讲，内容都非常透彻、易懂，学生们极喜欢听他演讲。他的演讲风格沉稳平静，容易深入人心，如1935年4月27日向社会学系学生演讲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关系》、6月2日向附属高中部学生演讲《读书的态度与方法》、11月6日向教育系学生演讲《中国民族问题》等，都受到了学生的极大欢迎。[16]

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里，邓初民不仅出色完成教授的繁重本职工作，[17]更是一直笔耕不辍，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34年寒假时，邓初民去桂林游览，同年3月返校后在学校演讲，说：“因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单靠书本研究，实在不行，非到社会实际地观察不成功。比如中国现在是个什么社会呢？封建社会抑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单靠书本，是找不到适当的结论的。所以寒假到广西一走，暑假打算到华北，此后更希望能够远到川滇，实地观察。至于此次桂游经过，去时时由梧州水道到南宁，回来则从陆路，所过割地由平南贵县诸地方。各处经济，不甚发达。手工业情状超过新式工业。故此次旅行所得，觉得中国社会，还是停留在封建的经济状态中，生产落后做了帝国主义者的市场。中国的前途，无论是资本主义，抑社会主义，但欲追及时代，则非经济资本化不可；换言之，须从农业化转到工业化。”[18]

邓初民的演讲很好地总结了他这次桂林之行。他不仅完成了实地考察社会的目标，也因此见到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向他们宣传了抗日，并强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地方政府的救亡运动必然带来不利，期望各地政府重视。当时统治粤省的军阀陈济棠十分重视邓初民这次出游期间与各地方领导人的对谈，后来打听到邓初民未曾讲不利于其统治的话，终于稍微放松了戒备，[19]使邓初民得以在中大校内继续上课，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初民一次出行、多种收获，践行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贴合实际情况不可”之道理，十分警醒人心。

邓初民平时温文尔雅，又妙语连珠、十分风趣，这些从中大师生忆述中可见一斑。在这些忆述中，邓初民向来是和蔼可亲的。有位教授曾打趣邓初民名字为“原始人类”，认为不好，邓初民幽默回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自己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一样，都是从原始人类开始，由蒙昧到野蛮，然后走向文明，这不是很好吗？在场师生都欢笑起来，话题由“原始人类”便自然转接到中国上古神话故事中的盘古，在场学生李家金灵机一动，对出短联：“无稽盘古氏，有趣邓初民。”引得邓初民和在场人又笑作一团。后来，邓初民学生回忆起他的轶事，均称其“学识丰富，教法卓越，特别和蔼风趣，甚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20]此类幽默趣事，不胜枚举，足见邓初民之平易近人，从不摆大教授架子，不愧为良师益友。

他还特别强调学生不能稀里糊涂混日子，“必须以觉醒的、警惕的、有意识的头脑与心思来做任何事，吃饭睡觉都要问个为什么，否则便是无意识的行动，便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我觉得糊糊涂涂过日子的人太多了，长此不改，便是亡国的现象”。[21]他指导学生研究封建社会结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轮廓，引领学生研究妇女问题和唯物辩证法，也乐于详尽解答学生晚辈的疑问，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2]邓初民对学生疑问的解答，均与现实的社会学问题贴近，涵盖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领域，可见其智慧之深。

邓初民对学生非常爱护、关切，这种爱护不仅是学业上的，更是生活上、品德上的。当时有一学生通过作假古董书画牟得小利，邓初民知道此事后，赠该生一句：“古有扁鹊，替人治病；今有扁马，对人诈财。扁马者，‘骗’字也，同学们要批判而挽救之为是！”可惜此学生未回头是岸。[23]

邓初民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充满爱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顽固推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使全国掀起了抗日反蒋的高潮。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1935年，日本侵华势力在通州建立傀儡政权，邓初民教授和中大全体教职员于同年12月4日致电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日人夺我东北不已，今又煽动通州自治，前耻未雪，华北濒危，怒告裂肤，已难再忍……与其忍辱图存而必不能存，易若以武力救亡而未必即亡。”要求统治当局，迅下决心，立即出兵“以雪失地之省之辱”，并表示“同人等凛怀国难，痛逾切肤，义当披发缨冠，效死前驱，以尽匹夫之责”。[24]

同年12月9日，“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爆发，以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为首，中山大学的爱国师生在广州率先支持，发起了游行示威；12日，四千多广州青年学生从中大石牌校出发，浩浩荡荡行往市中心，沿途振臂高呼反日爱国口号，邓初民全程参加了游行。[25]游行发生时，持消极抗日态度的时任校长邹鲁因前往南京开会未在校。当邹鲁于1935年12月月底返回广州后，听闻学生自行发起了游行，企图重新挽回对学生的领导，宣布于1936年1月6日召开全校师生训话大会，[26]试图以校长身份“领导”抗日。但是邹鲁在大会上连声被嘘，气氛一时尴尬，场面十分混乱，秩序难以维持。此时，邓初民毅然登台讲话，全场立刻转为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邓初民巧妙地选择了一种两全的说辞，扭转了现场的局面，维持大会秩序，使得大会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也使消极抗日派人士的企图不得实现。他登台后，向同学们说：“如果同学们因抗日救国流血，那我一定和亲爱的同学们流血在一起。”[27]同学们大声欢呼，掌声雷动。邓初民见邹鲁为难，又说：“抗日救国是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大事，全国人民应不分党派、种族，不分阶级、阶层，不分男女老少地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同学们刚才的举动（指对邹鲁等人喝倒彩），对校长、院长是一种侮辱，是违反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现在谁不抗日，谁就是全国人民的敌人，就要被打倒；谁抗日，谁就是人民的朋友，我们就要拥护。如果校长、院长和教授是主张抗日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什么时候不抗日了，我们就什么时候把他们打倒。”[28]这番话既安抚了邹鲁等教师，又暗示并警告了消极抗日派人士，更肯定了师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

邓初民得到大会主导权后，进一步把握机会，说这次开会的目的是要组织全校抗日救国会，组织不起来就不散会。于是学生们请邹鲁主持大会，邹鲁迫不得已，只好让曾生主持。最后，全校师生工友抗日大会排除万难，顺利通过决议，决定即日起成立中山大学师生员工抗日救国会，并定1月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扩大规模的抗日示威游行，还得到了邹鲁批发的一笔抗日资金。[29]

当日下午七点散会后，邓初民正准备回家，却听闻会议上被全校学生嘘声赶下来的几个破坏抗日的人，已向广州当局告发他，其住所亦已被特务监视，情况紧迫，他只好连夜从广州逃到了香港。[30]

在邓初民离校后，1936年1月9日至13日，中大师生组织的抗日运动如期举行。因广州当局对游行示威进行了暴力镇压，导致学生死伤多人，史称“荔枝湾惨案”。邓初民闻讯，十分难过。他非常关心未来中大师生的抗日活动，于1936年3月以《留别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书》对中大师生作了告别，并总结近期一系列爱国运动：“北平‘一二·九’的抗敌运动，打破了全中国数年来的沉寂，也复活了中大同学们久已停滞的血流。然而终于横遭摧残，‘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联合者对于抗敌群众的压迫，使得风起云涌的抗敌运动，在北平，在广州，在全中国，都好像只是昙花一现。而我与中大亲爱的同学们也不能不在抗敌运动中分袂了……这是前进的与落后的，进步的与保守的，创造的与因袭的，抗敌的与不抗敌的一种矛盾性的表现。……说起抗敌运动，我们中大队伍，在南中国的确是显露了他英雄作战的本领。”他肯定了学生们“已经以铁和血在南中国发动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斗”，认为广州的几次示威游行和抗日大会“毫无疑义地已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写出了最光荣的几页，同学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一点也没有虚掷”，但也指出这次运动仍存在弱点：“我们的同学又个个都是热情超过理智，勇敢胜于战术，所以无论在运动的认识方面，组织方面，行动方面，都缺乏科学的指导，有计划的应战，却是不可讳言的事。”[31]

他呼吁同学们：“必须彻底认识目前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是救国大众的抗敌联合战线，一条是民族敌人及其走狗们出卖民族国家联合压迫抗敌大众的阵线”，并鼓励大家：“抗敌吧，只有抗敌，前进吧，只有前进，在广大的坚强的抗敌联合战线上，我与亲爱的同学们，是永远密结在一起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