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离开中大

1948年，薛祀光离开了任教二十年的中山大学法学院，[71]回到故乡浙江温州。因其在学界名望极高，很受尊敬，当年就被上海暨南大学聘为法律系教授，后转聘为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并出任法学院代理院长。[72]

1951年，薛祀光调任厦门大学法律系教授，次年兼任厦门大学副教务长、教学计划委员会主任、速成俄文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为各方贡献良多。[73]薛祀光一如既往专注法学，涉猎广泛，对旧法学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努力探索，大胆进行法学的教学改革，成果显著。[74]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法律系停办，薛祀光再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任教。据薛祀光家人回忆，当时受极“左”思潮影响，传统法学被全盘否定，在1958年“插红旗、拔白旗”极“左”运动中，薛祀光不幸被错误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白旗”加以批判。对此，他深感郁闷不解、心灰意冷，焚去了自己以前的全部著述、讲义。1958年冬，武汉大学法律系、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学院及中南政法干校合并建成湖北大学，薛祀光也调入湖北大学，任法律系教授。1962年春，周恩来、陈毅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使薛祀光的“白旗”得到平反。同年，薛祀光应特邀而列席全国政协会议。他欢欣鼓舞，再次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北大学被撤销停办，薛祀光亦再次遭遇极“左”路线的冲击和迫害。直到1968年，毛主席发表“七二一指示”，明确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之后，高校内的政治环境才有所改善。1972年，薛祀光得以退休定居于故乡浙江温州。至此，他从事法律教育事业已45年。

薛祀光教书育人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家中子女亦各有一番成就。他一生爱好学习，总是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尽管年事已高，对来客仍热情接待。有忆述薛祀光晚年时“斟酒论世事，品茗谈学术，英锐之气，现于眉目之间。到紧要处，刚棱四注，令人起敬。其观察之敏锐，说理之透彻，使人心悦诚服。暇时喜爱围棋，棋艺甚高而不好胜，与人对弈，常赢二输一，或但求和局”。[75]

薛祀光于1987年病逝，享年87岁。四方吊唁，怀念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