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王义中和何帆（2011）梳理了金融危机传导的国内和外部资产负债表渠道，以及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监管启示等方面的文献，认为要重新审视公允价值原则和审慎使用宏观扩张政策。陈斌开和李涛（2011）基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考察，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容易使家庭遭到金融市场不利冲击影响的客观因素，主要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家庭人口规模。佟家栋和余子良（2013）基于无环图和VAR模型，探讨了由系统新风险与宏观因素波动引起的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美国出口波动的影响。彭兴韵、胡志浩和王剑锋（2014）则在不完全信息的背景下，梳理了国外研究信贷市场摩擦、宏观经济均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相关理论进展。方意（2015）将无环图、期望最大化与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相结合，分析了货币政策和房地产价格冲击下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龚刚、徐文舸和杨光（2016）分别在正常债务和非正常债务的条件下，探讨了负债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在高负债情形时，政府应当采用惩罚性救助措施应对债务危机。

国内大部分文献采用在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和金融摩擦的方法。周炎和陈昆亭（2012）通过引入银行中介的优化行为，构建了一个包含内生信贷供给与需求的金融周期模型，分析了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对金融总量、经济总量和货币乘数等的影响。张伟进和方振瑞（2013）基于1997—2012年各个季度的数据，构建具有金融冲击和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诱发的不利冲击以及2009年中国政府扩张性金融冲击对我国总投资和总产出的影响。栗亮和刘元春（2014）通过构建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模拟和预测了2008年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和变化，并讨论了不同政策的影响。邓创和徐曼（2014）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并分析了该影响的非对称性。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将金融冲击引入DSGE模型，解释了金融冲击对实体宏观变量和金融变量的影响，发现金融冲击是中国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因素，它在解释产出投资、债务和工资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陈昆亭、周炎和黄晶（2015）将异质性偏好、利率分类引入DSGE模型，考察了各类利差的形成机制和周期性波动影响，发现实际利率的负向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幅度和时间都很小，存贷款利差冲击则能够影响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刘晓星和姚登宝（2016）在考虑金融摩擦和价格黏性的基础上，将流动性冲击、金融脱媒冲击和资产价格冲击引入多部门DNK-DSGE模型中，探讨了这三种因素对世界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并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模型的结构参数。王擎和田娇（2016）基于中国经济金融特点建立了一个包含居民、银行、企业和政府四个部门的DSGE模型，在全要素生产率、住房需求、货币供应、基准利率和消费贷款违约等外生冲击下，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递机制。肖卫国、尹智超和陈宇（2016）基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视角，运用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资本开放程度加深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发现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但是为了避免逆周期调控与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相冲突，该政策应当由独立机构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