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关于国家振兴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

邓洁^[1]

【摘要】洋务运动的时候，容闳给政府提了四条建议。其中两条是关于国家运输和工业的，直接进行操作；一条关系主权，落实时间长达76年；另一条是最关键的一条，“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于是在近代中国有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兼容中西文化的特殊群体。他们在矿业、海关、电报、铁路、外交、高等教育等部门从事开拓性的工作，正是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社会制度从封建专制进入民主共和的重要历史阶段。留美幼童这个群体，因为容闳的建议和努力而出现，也是他理想的践行者。所以，容闳是最早把工业革命的理念带入中国并有所实践的人，他的学生继续实践并构筑中国早期的工业框架。

【关键词】容闳　洋务运动　幼童出洋　庚款留学　辛亥革命　民主共和

一 接受西方文化后看中国产生的建议

容闳（原名光照，字纯甫，族名达萌），道光八年（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幼年时进英美传教士在澳门办的学校——玛礼逊书院（Morrison School）学习。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发生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学校停办，容闳辍学。这场战争，中国失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于英国。后来澳门的玛礼逊书院恢复，容闳再次进校学习。

校长布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是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安排的课程除了英文、历史、数学外，还聘请当地教师开设中国传统科目《四书》《五经》等，并练习书法和八股文写作。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育身心健全的、高尚的人。这是中国的教育体系达不到也不想达到的。”

1842年11月，玛礼逊书院搬到香港，校址在今天的摩理臣山，第二年4月开学，招收学生24名，有一个图书馆，共3500册图书。为筹措办学经费，学校邀请香港各界的知名人士到学校参观。容闳所在的班级以英文写作来展示教学成果，有6篇作文在《中国丛报》刊出，容闳的一篇作文《梦想之纽约游》表达了想走出去的愿望。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入冬后的一天，布朗校长对学生们说，因“家属的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并表示“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沉默片刻，容闳首先起立响应，接着是香山县东岸乡的黄宽、黄胜。

1847年1月4日，18岁的容闳和黄宽、黄胜随校长布朗夫妇从广州黄埔港出发，乘坐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 CO.）的猎女（Huntress）号帆船，前往美国学习。经过98天的海上旅行，4月12日，他们抵达美国东海岸的纽约，随后，又到了美国东部的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3个中国学生进了布朗的母校——新英格兰地区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费由布朗和玛礼逊教育会提供。

容闳于1850年中学毕业，上大学的学费是个问题。一个教会愿意为他资助学费，但条件是他大学毕业后要成为传教士回中国去传教。容闳表示：“余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己与中国者为之。”

布朗先生又施以援手，将他的情况告诉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Ga.）。容闳得到了这个组织的一笔赠款，赶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New Haven，Connecticut），参加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终于，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闯进了耶鲁，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生。

容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情，立下宏愿：“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余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大学毕业后他于1855年回国。当他的目光从太平洋那边再转回来时，看到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差距，这是社会是否进行过一场工业革命的差距，是人民是否享有民主自由的差距。

因为生计，容闳得做事。映入眼帘的景象不是他熟悉的田园牧歌、渔舟唱晚，而是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进行的疯狂杀戮。他先到广州，又赴香港，都不如意，最后去了长江出海口南岸的地方——上海。

容闳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滩上已经有了洋行和外国银行，他准备去上海的江海关谋职，但看到的景象却是海关无关。因为英、美、法三国协同清政府镇压了小刀会起义，英国驻沪副领事威妥玛、美国人卡尔、法国人史密斯直接插手江海关事务。

容闳谋职顺利，在翻译处当翻译，但因为失望又离开，后到洋行做买办。虽然和洋人业务往来频繁，但他绝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为了尊严和自身安全，有时还得和洋人拳脚相向。

这样的环境，提醒着容闳在大学时立下的宏愿。他知道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思想开明，就和有同样留学经历的曾兰生及两个传道士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去访问。当容闳陈述了心中“中华共和国”的理想及为实现这个理想而要进行的包括军事、体制、金融、教育等七项维新建议后，得到的回应是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他感到“太平军之行动，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于是面谢干王后离开了天京。

容闳生意做得不错，很快致富。“自营商业，在九江三年，境况殊不恶！”在商界，特别是在“粤商香帮”中成了很有名气的人，是四大买办之首。其他三位分别是香山同乡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但是，容闳并不开心，“像这样为生意忙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同治二年（1863年）9月，他终于有机会在安庆大营正式与两江总督曾国藩见面。

容闳直抒胸臆，提出了“机器生产机器”这样一个让中国接受并使用西方工业革命产品的理念，这是他第一次向中国上层传播工业革命的思想，契合了洋务派要使国家摆脱内忧外患境遇的想法。曾国藩很赞赏，请他到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回来建厂。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如何制造“坚船利炮”，而且支持幕府中的一些科学家进行轮船制造的试验。

容闳揣着曾国藩为办机器厂筹措的六万八千两白银汇票，去美国采购机器，两年后回国。同治五年（1866年），在江苏巡抚李鸿章的主持下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今江南造船厂）。苏淞太道丁日昌是首任总办，由此开启了中国军事工业和船舶工业的发展之路。容闳担任丁日昌的翻译并参与了建厂、培训人员等工作，也和丁日昌建立了特殊的友谊。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是国家近代工业起步的地标。从此，容闳出现在洋务运动的舞台上。

正是由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沿海和万里长江上才横行着洋商巨大的轮船，中国传统的专门为政府承担漕运任务的沙船业濒临破产。针对通商口岸不少商人购买和租雇洋船而又诡寄在洋商名下的现象，容闳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867年6月27日）最先倡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经江海关道应宝时转呈曾国藩，曾国藩转至总理衙门。“章程”强调创议人目睹美国旗昌轮船公司（Russell ＆ Co.）垄断长江航运，偏护洋商，对华商贸易“大有窒碍”，所以倡议“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这是中国商人筹划组织股份公司最早的一个章程。它在集资办法、公司内部管理、股东地位以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大都模仿西方企业的办法。但是总理衙门在审阅这个“章程”时，产生了有洋商或买办参与其事的怀疑，使容闳的倡议无疾而终。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刚两年，天津发生了中国官绅阶层与洋教势力冲突最为激烈的一个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身体本来就有病，正在保定“赏假”疗养。但他还是接受了朝廷派遣，作为总办处理教案，湖广总督李鸿章为会办，江苏巡抚丁日昌，总理衙门上行走、署理工部尚书毛昶熙等先后赴天津处理这件事，容闳任翻译。曾国藩有一位文案（秘书）叫陈兰彬（又名均畹，字荔秋）。

但是，“天津教案”的处理一开始就显出了中国的窘境：没有专门的外交人才，列强还陈兵海上进行威胁。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中国方面有人被处死、革职，并向洋人赔款、致歉。曾国藩“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病情加重，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八月十五日（1870年9月10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年47岁。为拱卫京师，他调动淮军进驻津郊布防，修筑大沽炮台，引进德国大炮，扩充天津机械局，扩大军工生产规模。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如何解决能源与运输问题。

容闳抓住时机给政府提了四条建议：“组织一纯为华股之合资汽船公司”“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开采矿产以尽地利”。这四条建议比起给洪仁玕提的七条建议，既具有可操作性也是为改变现状的及时跟进措施，更是他对东、西方社会做出深刻体察后探寻救国道路的心路历程。

千回百转，这四条建议逐条得到了落实，尽管第三条建议的落实是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后。

二 四条建议的逐项实施

（一）容闳的第一条建议是要振兴民族航运业

其实，面对外国航运公司轮船横行于中国内河及沿海的局面，李鸿章和曾国藩曾有过筹议，让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商用船只与已经控制中国沿海贸易的外国运输公司进行竞争。容闳“组织一纯为华股之合资汽船公司”的建议与他们不谋而合。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李鸿章奉谕令浙江漕运总办、淞沪沙船巨商朱其昂（字云甫）同他弟弟朱其诏（字翼甫）办理轮船航运，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局”，赁局址于上海县县府所在地——南市永安街，是年12月16日正式开局。

朱其昂和朱其诏办的轮船招商公局不到半年就亏损严重。李鸿章深虑“资金过少，恐致决裂”，其机要秘书盛宣怀推荐了两位沪上粤商唐廷枢、徐润，重办轮船招商总局。

李鸿章慕唐廷枢熟悉船务之能，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委任他为招商总局总办，派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为会办。轮船招商总局开启了洋务企业一个特有的管理模式，即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总办、会办积极入股，仅徐润就先后投资四十八万两银，又招徕各亲友入股不下五六十万两。轮船招商总局16艘船的商船队由此正式启航。

轮船招商总局在上海设总局，在国内沿江沿海、日本、新加坡、安南（今越南）、马来西亚共设19个分局，生意兴隆，在与外商惨烈的竞争中，旗开得胜，在内海江河中站住了脚。光绪三年正月十四日（1877年2月26日），轮船招商总局得到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批准，成功地收购了在洋商中号称上海航运业领袖的美商旗昌公司，包括船栈码头和位于黄浦滩9号的旗昌公司总部的旗昌洋行，声势为之一壮，基础由此坚实，拥有轮船33艘。李鸿章奏请将各省官物统归招商局承运，盛宣怀又和英国太古、怡和两洋行订立了闽津与长江的“齐价合同”，避免两败俱伤。通过艰难打拼，他们从横行在中国内河及沿海的外国轮船航运公司手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益，结束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船运业的局面，并在国家有事的时候承担起了军事运输任务。以轮船招商总局为标志，洋务在拥有了以“强国”为目标的军工企业的同时，也有了以“富国”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二）容闳第二条建议的目标是造就新人

“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格，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余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成少年新中国”，这是容闳科学教育救国的愿望。

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1870年10月10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丁日昌、毛昶熙联衔附奏《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第一次提出派遣官学生出洋留学的建议。同治十年五月初九（1871年6月26日），曾国藩、李鸿章向清政府呈报派幼童出洋的留学计划——

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西欧）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曾国藩、李鸿章连续五次向朝廷上奏，一次比一次细化：中国向美国派送幼童留学，每年30名，连续4年，共计120名，在美国学习军事和科技，时间为15年。终于，同治十年八月初八（1871年9月9日），同治帝御批“依议钦此”。

洋务运动由此开始从学习机器制造转向人才培养，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1872年8月11日）清晨，中国首次官派的第一批30名少年留学生从上海港启程，乘风破浪，前往美国留学，容闳梦寐以求的“科学教育救国”事业终于掀开了篇章。中国政府第一次以主动的态度去接触大洋那边的天地，先后有120名少年出洋学习“西人擅长之技”，以使国家“渐图自强”，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32年。于是，这些少年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留美幼童。一张照片将容闳为政府提的四项建议中的两项建议永留史册。

在全部留美幼童到达美国的第二年，他们参观了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见到了蒸汽机车和各种机器生产的机器。容闳通过康州教育局，把幼童的绘画和文章送去参展以扩大留美教育运动的影响。博览会期间，留美幼童受到了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

李鸿章和设在美国的中国留学事务局一直对学生们进行严格管理，在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的第九个年头，外派的120名留学生除去在美国生病早逝和因为违反规矩几次遣返外，在读的是100名。有60多名学生按自己的意愿进入大学，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有23名留美幼童。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1879年2月，在排华运动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排华法案虽然被美国总统海斯否决，但中美关系出现了裂痕。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1880年12月17日），光绪帝接到了一个对留学事业指责的奏折，这是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的。因为顽固派的诋毁，中国留学事务局面临被裁撤的危险。李鸿章极力挽救，一边于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1881年3月29日）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恭亲王奕呈上书面报告《论出洋肄业学生分别撤留》，汇报实情；一边于该年四月十九日（5月16日）致电大清国出使美国兼西班牙、秘鲁大臣陈兰彬：“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回国后供差津沪电报线。”他婉转迂回，先带回来20名学生应对顽固派的发难，以保证80名学生完成学业。但是，洋务派领袖奕首先向顽固派妥协，不顾国际关系中正常往来的程序，不顾自己亲自发起的洋务运动没有专业人才的窘境，拒绝了李鸿章的建议，而且办事效率极高，于该年五月十二日（6月8日）上奏，以陈兰彬的意见为主，说李鸿章先调20名学生回来“是亦不撤之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光绪帝接到奏折，跟当初同治帝同意派遣留学生一样，批了四个字“依议钦此”。

中国政府的首次外派留学生计划戛然而止，有94人分三批回国，他们中只有第一批出洋的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学业。

（三）容闳第三条建议的核心意义是国家主权不可丧失

“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说到底是要停止外国势力在中国大地上的为所欲为。容闳在上海时看到列强利用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内乱，将中国海关权利瓜分；看到租界面积一步步扩大，最后中国政府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管理权，形成了租界所在国的“治外法权”，甚至中国人在租界里难以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所以，容闳这条建议的实施必须以国家强盛为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先后收回了德、奥、俄三国在天津、汉口两地的五个租界，成为中国收回租界的开端。上海总商会抓住良机，决定从保护租界里华商合法利益做起，进而达到司法平等。

1916年，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会董虞洽卿、劳敬修、宋汉章、唐元湛（第二批出国）到上海会审公廨和外国驻沪领事馆直接进行交涉，要求“遇有商业上的起诉，是否体面华商，是否入会，先行函询敝会”。经过总商会的多次交涉磋商，驻沪领事做出了有限的让步。

上海总商会写了一份“改良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调查报告，在常务会董会议上通过，分呈民国政府外交部和司法部。报告请求政府将丧失了的司法权力收回，以从根本上改良现状。上海总商会的这一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70多个团体的支持和响应，联名向外交部、司法部呈送报告，呼吁国家重视司法自主，竭力主张收回租界内司法主权。

上海特别市成立的第二年，1928年1月1日，中国政府收回了公共租界里的会审公廨，随后改组为临时法院。这一年华董进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开始参与租界管理。

中国政府大面积地收回各地租界是在反侵略的抗日战争中，1946年12月2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法国驻华大使梅里霭（Meyrier，Jacques）在重庆签署的《中法新约》，是最后一个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特权的条约，主要内容是取消《辛丑条约》以来法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容闳的第三条建议从提出到完成用了76年时间。

（四）容闳的第四条建议是为国家工业化进程提供能源保证

“开采矿产以尽地利”，这条建议很快付诸实践。光绪二年（1876年），唐廷枢受李鸿章派遣，到直隶省滦州筹办开平矿务局，自行生产煤炭，成为开平矿务局第一任总办，徐润为会办，郑观应投资入股。

开平矿务局虽然不是我国最早的煤矿，但它一开局起点就高，招募商股，以官督商办的方式经营和管理。唐廷枢的哥哥唐廷桂虽然是怡和洋行总买办，但为了民族工业四处奔走，几年内为开平矿务局筹集了100万两白银，解决了资金问题，进而购买机器用洋法采煤，发展很快。十几年后成了技术先进、产业庞大、带有“托拉斯”性质的企业。开平矿务局的大楼设在天津海大道（后改为大沽路），是一座欧洲风格的建筑，高大美观。

和其他洋务企业一样，开平矿务局开始也得聘请洋人做技师。李鸿章求才若渴，指示在美国的容闳等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容闳非常理解，一部分进大学的学生专修矿冶专业。

开平矿务局出现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长度为9.7公里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出现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取名为“中国火箭”（The Rocket of China）。

三 第二条建议是其他建议实施的保证

1881年，留美幼童回国后以分配的去向继续学习。有41人进了海军，其中16人到福州船政学堂，25人在天津北洋的各军事学堂。21名电报生在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学习。8个留学生在北洋医馆学西医，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有西方医学知识的军医。7个人在唐山路矿学堂学习，一年后去了天津北面的开平矿务局。有几名学生去了上海，分别到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4人在天津机器局听差。有四五名学习法律、海关、税收、外交方面的课程。蔡绍基做天津道台的助理翻译，梁敦彦在北洋电报学堂教基础英语，钟文耀和黄开甲被上海道留用，派往水利局做翻译，他们四位都是第一批出国的。

留美幼童经历了两次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经历了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00年庚子事变及之后的清政府新政，1911年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他们是中国在矿业、海关、电报、铁路、外交、高等教育等方面的第一批专门人才，在一个个阶段性的目标实现过程中，社会也发生着变化。

（一）矿业

到开平矿务局的留美幼童很快就能独立工作了，是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后来，他们又兵分几路，主持开发了从东北、华北到甘肃的北方各省及南方若干省份的矿产宝藏。

吴仰曾（第一批出国）在开平矿务局工作四年后经李鸿章安排，又赴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院”学习，1890年毕业，先后在墨西哥、瑞典和西班牙从事矿冶工作。学成归来担任过热河银矿总工程师，负责过江苏地区煤矿及铜矿的建设，勘察了浙江省的矿产，又奉命去湖北大冶勘察银矿。在庚子事变的前一年，回到开平，成为矿务局的帮办（副局长）兼主任验矿师。

邝荣光（第一批出国）先后任唐山开平矿务局、黑龙江、山东招远、山西临城、湖南湘潭等地煤矿的总工程师或总办。他在繁重工作的同时还进行科研，对华北地区地质矿产做了大量调查，1910年绘制了《直隶地质图》《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化石）图》，先后登载于《地学杂志》。《直隶石层古迹（化石）图》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幅古生物图，对古生物特征描绘得相当准确，几乎可以鉴定到属。这些宝贵的地质和矿产资料对中国地质学、冶金及古生物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庚子之难时，面对凶狠的侵略者，吴仰曾主动组织“自卫队”保护矿产。俄军将领几次派兵企图进占唐山矿区，但都没有达到目的。邝荣光和吴仰曾携手共进，使开平煤矿生产不辍，天津燃煤供应不断。他们用生命坚守，在开平矿务局第二任督办张冀出卖了主权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家的能源基地。

（二）铁路、船运及实业

中国修筑铁路是以借款筑路开始的，工程师也是外国人，邝景扬（第三批出国）、詹天佑、罗国瑞（第一批出国）是最早从事铁路工作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詹天佑在津榆铁路滦河铁路大桥创造性地工作，使大桥顺利建成，成为中国第一个英国土木工程学会会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清政府确定修建芦沟至天津铁路，詹天佑奉命率队测量、修建这段铁路。第二年，詹天佑和邝景扬升职为工程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罗国瑞在粤汉铁路的踏勘中展示了出色的能力。之后，又勘测芦汉铁路。

梁如浩（第三批出国）是最早的铁路高层管理者——铁路公司运输处处长。庚子之乱之后议和局面初定，关内外铁路督办袁世凯和胡燏棻命令梁如浩主持接收事务，詹天佑从萍（乡）醴（陵）铁路急调奉天，参加接收，在汉冶萍铁路公司工作的罗国瑞接手詹天佑的工作，任工程师。关内外铁路收回来后，詹天佑组织人员修复了被损坏的桥梁和铁路设施，恢复通车。第二年新易铁路在预定的日期内全线通车。梁如浩是总办，詹天佑是总工程师。

关内外铁路总办梁如浩体恤民情，因地制宜，首开对闯关东农民的季节性运输列车，规定在每年的农忙季节，对农民只收二元五角墨银的车费（合美金1.5元），方便了大批农民，也使铁路增加了运输量。如此多方拓展，关内外铁路扭亏为盈。

萍醴铁路于1903年8月竣工通车。为实现萍乡煤矿的煤直达汉口的目的，遂又将醴陵一端铁路延伸至渌江边码头阳三石，罗国瑞依然是主要设计人员和工程师。铁路东起萍乡县城南，西至醴陵阳三石，全长40公里，称为“萍潭铁路”。萍潭铁路建成通车后，他担任铁路审查委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唐绍仪（第三批出国）在处理西藏问题的同时又担任了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钟文耀结束了外交官的生涯，代表铁路督办唐绍仪驻沪负责沪宁铁路工程。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1906年11月5日），谕令：“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着名为邮传部。”唐绍仪为邮传部左侍郎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借款修造的沪宁铁路通车，钟文耀任沪宁铁路总办。和沪宁铁路接轨的是沪杭甬铁路，由浙江、江苏两省商民组成的商办铁路公司分别修建，罗国瑞任总工程师，汉阳钢铁厂供应钢轨。

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1909年10月2日），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举行盛大的通车典礼，詹天佑任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这条201公里的铁路比沪宁铁路进步的是没有借外债，用的是关内外铁路的盈利；没有用洋人技师，各工种负责人全部是自己的工程师（有财务管理权的工程师）。在四年多的建设中，从事铁路、矿务和电报方面的留美同学给予詹天佑帮助和支持。从京张铁路起，中国人开始自主修建铁路，有了自己的铁路管理运行体系。在关内外铁路拓展为京奉铁路的过程中，先后有20多名留美幼童在这条铁路线工作，并成长为管理者。邝贤俦（第三批出国）就是从京奉铁路去粤汉、正太、京张等铁路线任职的。

航运方面，周长龄（第三批出国）担任过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钟文耀担任过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

唐荣俊（第四批出国）在湖广总督兼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开辟了一条水上船舶运输线——楚江至唐康浦，并借助唐家的航运优势，新组建了一家以汽轮机船为动力的内河运输公司。不到一年，他又接替父亲唐廷桂成为上海广肇会馆总董及怡和洋行总买办，历时五年，主持完成了上海商办闸北水电公司水厂建设。厂址设在高昌庙（半淞园路592号），占地40亩，水源取自黄浦江，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1902年9月）正式建成出水。这是继公共租界、法租界之后华界的自来水厂。

闸北水电公司水厂以自己的供水系统，将经过五道程序处理的清洁饮用水送进千家万户，华界居民终于告别了到河浜挑水的历史，吃到了清洁干净的自来水。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城市也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三）电报

留美幼童回国的当年，中国自主架设的第一条从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路开通使用。电报生结束了一年的学习，立即投入新线建设，承担了从勘测架线到竣工使用后巡视维修的全部工作，包括南洋北洋的军用电报线。御史陈启泰上疏献防海六策，第一条就说：“洋面既派兵轮分驻，即不可不设电线以通消息”。

光绪十年（1884年）春，津沪电报总局从天津迁到上海，更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盛宣怀任总办。中法战争时幸亏电报线路及时建成，扭转了战局。广东铺设了从广州到琼州的电报线，并在琼州海峡投下海底电缆，在海南设电报局。广东有两条省内电报线，还有通到沪、浙、闽的电报线。方伯樑（第二批出国）在苏州电报局工作了两年，来到天涯海角，任职于海南电报局，并担起了教习的工作。

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电报总局以上海为中心在南方形成了自己的电报网络，加强了海防建设，扩大了经营范围，有效地抵制了洋商电报局的扩张。上海通向京、苏、浙、闽、粤、鄂、川等地的电报线相继建成并开通使用，“沿海电线，其权悉操于中国之手”。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全国除陕西、甘肃、湖南、新疆、西藏这几个地方，各省都有了通往京城的电报线。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国电报线在东北与俄国电报线相连，从此国内外电讯畅通。而以前往来于国内外的电报均由各通商口岸的外国电报系统代转。程大业（第三批出国）为这条电报线路一路北上，历尽艰辛。1900年庚子之乱，电报线在“晋、豫、直隶、山东省境内荡然无一之遗”，中国电报总局派出电报管理人员，在保证北京和西安的电报线路畅通的同时，又组织力量依次修复了京师至保定、京师至天津、天津至德州的电报线路，最后修复了所有被破坏的线路。

在此期间唐元湛是中国电报总局上海电政局总管，朱宝奎（第三批出国）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其他电报生陆续出任省一级的电报局总办，中国电报业全方位地向国际水平看齐。

周万鹏（第三批出国）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六日（1907年4月29日）任邮传部上海电政局总办，九月由中国政府经营的第一个电话局开业，挂牌为“上海电话局”。周万鹏对电信设备进行更新，同时限制外商、创建自己的无线电台。虽然这个无线电报局只服务于公共事业，但它标志着中国电信业有了“质”的飞跃，从有线迈向了无线。

中国电信业的另一个巨大进步是在国际上有了话语权，周万鹏代表中国政府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参加了“万国电报公约”大会，成为中国参加国际电联活动第一人。连当时的西方人都这样评价：“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使中国开展了现代通信，并因此可以说电报系统摆脱了外国的政治干预。”

（四）新政的社会环境

庚子事变后，中国政府要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向朝廷上疏，推荐唐绍仪任津海关道。唐绍仪从财政专业入手，督察税务、清理金融，在天津建立了新式财政税收制度，以统一的标准和外国人进行平等交往。

为卫戍首都，袁世凯从新军中挑选了3000名士兵，交给了部下赵秉钧，又从海军调来了曹嘉祥（第三批出国），成立“北洋警政”，担负起了军事戒备任务。曹嘉祥任天津巡警道兼局长，成为天津警察署创办人之一。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献，借鉴国外先进的警察制度，第一次将“服务”的理念引入国家机器建设中。天津被公认是“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上海各业董事70多人聚议，宣告“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唐荣俊是五位总董之一，唐元湛身列28名议董之中。新成立的商业组织，在生意中与外国商会平等交往，同时也担负起了监督上海及附近地区与中国商人、银行业者利益有关的全部事务，使中国商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总期官商一体，尊卑相顾”。

黄开甲任1904年4月美国圣路易斯第四届世博会中国馆副监督，除了商业往来，优美动听的中国歌曲《茉莉花》在国外首次唱响，倾倒无数洋人。

唐绍仪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开始了与英国两年之久的交涉谈判。他两次赴印度与英国首席代表克其那爵士（Lord Kitchener）谈判，推翻了图谋将西藏置于英国保护下的《拉萨条约》。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七日（1906年2月10日）唐绍仪出任外务部右侍郎，4月全权代表清政府和英国签署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使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1906年5月9日），清政府设立税务处专管海关，当唐绍仪担任会办税务大臣后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面对唐绍仪，担任大清国第二任全国海关总税务司达48年之久的赫德预感到了自己的结局，一声长叹，按照唐绍仪的要求，保荐了3名华员供事，之后又提升了10名华员为帮办，并亲笔写了推荐信，推荐唐绍仪的留美同学丁崇吉（第二批出国）为江海关代理副税务司。最后，在办公室留下一张字条，自己离开了中国。他插手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事务近半个世纪。唐绍仪用近一年的时间收回了海关钥匙，同时在上海办税务专门学校，快速培养自己的税务人才，打破了洋员垄断海关高层的局面。第二年唐绍仪又履新职，成为首位奉天巡抚。他是留美生中第一个出任清政府省区巡抚和尚书级要职的人，也是留学生出身的官员在晚清中央机构中具有影响力和谋划地位的人。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南京举办商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钟文耀以铁路向世人宣传中国的进步，组织人员勘测设计、施工，专门从沪宁铁路正线引出一条支线进入劝业会会场。人们花十个铜板就可以坐上火车环游会场一周，同时也方便了展品运送。因为美国首先发起禁烟并支持中国禁烟，同时还率先执行退还多算的庚子赔款，所以，当美国代表团临近日本时，中国政府派出上海道台唐元湛前去迎接，并承诺美国代表团坐车免费。

（五）教育

容闳四条建议实现的基础是国富民强，而国富民强的基础是科学和教育。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留美幼童有的受政府委派创办大学，也有的以董事会的方式联合社会力量办学。100多年过去了，这些大学依然屹立于神州大地。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袁世凯被授“署山东巡抚”，唐绍仪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和商务，同时受袁世凯之命任总办建学堂，负责选址、聘师、招生、开设课程等事宜。第二年10月，在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山东大学堂”。这是山东的第一个洋学堂（山东大学前身）。

蔡绍基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从朝鲜回国后任北洋洋务总办，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管理外交事宜，参与了天津中西学堂最初的建设。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27日），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蔡绍基先为帮办，后为首任总办（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蔡绍基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之后，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先后执掌过北洋大学。他们实行教改，派遣优秀学生出国，颇多建树，北洋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饬令恢复北洋铁路官学堂，兴办路矿两科，定名为“唐山路矿学堂”。梁如浩、周长龄之前相继担任路局总办兼学堂监督。方伯樑7月从广东北上，主持建校、招生、聘员、管理诸多事务。第二年秋季，他在香港、上海和天津等地招来学生120名，正式开学。唐山路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土木工程学科专门人才的铁路学堂，后来发展为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

在上海，从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再到复旦大学，唐元湛一直是校董之一，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同样，有德国文化背景的同济大学也是以学校董事会的方式办学，唐元湛和唐绍仪都是校董。这是一种崭新的办学形式，由官方支持、社会贤达组成董事会进行投资创办的新式学校。唐元湛长期任寰球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帮助很多学生出国留学，被称为“学生们的导师”（Father of Students）。

留美幼童也为恢复官派留学做着具体工作。1907年9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命温秉忠（第二批出国）和其妻倪桂姝（倪秀珍）一同护送官派的10个男孩、6个女孩去美国留学，学习期限是5～6年。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派女孩出国留学，计划她们学成后服务于中国的教育部门；而男孩大多准备进耶鲁或者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和外交。利用这一机会，温秉忠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留学，她们是14岁的宋庆龄和9岁的宋美龄。

中国重启官派留学工作是为了实施“庚款留学计划”。参与并最后完成这个工作的留学幼童有：大清国出使美国大臣梁诚（原名梁丕旭，第四批出国）；兼署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新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梁敦彦；主持游美学务处日常工作的唐国安（第二批出国）；为留学生办出国手续、安排线路的是外务部“驻沪文采办委员”唐元湛；清政府设在美国华盛顿的“游美学生监督处”监督容揆（第二批出国）。根据中美两国“庚款留学计划”的协议，中国政府从1909年起，逐年遣派留学生赴美学习，到1940年结束。

唐国安接受了护送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出洋的工作，来到他曾经留学的地方，定居美国的容闳感叹：“自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国学生陆续至美留学者，已达数百人。是1870年曾文正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不啻阅二十五年而枯株复生也。”

美国是第一个退还多算庚款的国家，而且同意这部分庚款的基金管理权全操诸中国人士手中。在之后的时间里，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俄国、日本等国也都以不同的方式退还多算部分庚款，作为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奥地利两国战败，中国停止了对这两个国家的支付赔款。

对出洋学生做留学前培训的“游美肄业馆”经过建设，成为庚款留学生赴美前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后称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在清华学校建设、教务管理上功绩卓著，被称赞为“无疑从事容闳教育计划之复活和延续”，为日后发展为清华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学生延续着导师的理想

容闳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把自己最主要的事业定位在促成了幼童留学。“所幸者，首批幼童中，有二三子坚忍不拔，勤奋精进，卒成经世之才，因其呼号援引，始得使中国学生复能万里来航研讨西学。中国之强，或在兹乎！”他一生都为“造新中国”而奋斗，甲午战争后回国向湖广总督张之洞再次提出自己的富国计划：“把你们所有的学校和大学，统统向全国的女孩子开放，让她们同男孩子一样受到教育”“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并说，“中国如果想强大，就要把强大的根基打在尚在母亲腹中的未来的儿子和女儿身上”。容闳还接受了张之洞给他的另一个任务，规划铁路大通道。他首先表明了与列强争夺铁路建筑权的观点，拟《创办银行章程》《续拟银行条款》，在《铁路条陈》六条中规划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铁路网。后来，容闳又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建议是开设国会、代表民意。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容闳遭到清政府“撤差”并通缉。庚子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维新派人士为挽救时局，组织“中国议会”，又称“中国国会”（Deliberative Association of China），容闳和严复被选举为正、副会长。容闳被迫再次离开祖国，但欣喜的是他看见学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时唐绍仪是北方的全权代表，不仅他全力推进共和，在清廷要害部门如外交、电报、铁路、海军的留美幼童也是心驰神往，通力协作，自觉地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推进民主共和助力。国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而进入共和体制，刚建起来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完整的保护。他们是：外务部大臣梁敦彦；邮传部电政总局总办兼上海电报局总办唐元湛；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钟文耀；粤汉铁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詹天佑、副总经理黄仲良（第一批出国）；大清国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第四批出国）；大清国出使德国大臣梁诚；驻南京舰艇队队长宋文翙（第二批出国）；署理巡洋舰队统领吴应科（第二批出国）；吴淞口炮台司令吴其藻（第四批出国）；海军军官、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第二批出国）；海军军官、唐绍仪的顾问容尚谦（第一批出国）；还有一位叫容耀垣（字星桥，第三批出国），是容闳的堂弟，直接参加了革命。

辛亥革命，宣告了大清王朝的结束，宣告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结束。唐绍仪成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12年6月15日，袁世凯公然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和唐绍仪在是否“守法”这个关系到民主政治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于是，唐绍仪以辞职来抗议袁世凯的不守法，第二天弃官离京回上海。

民国成立后，不少留美幼童依然在重要岗位，国家的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元湛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电报总局局长，他革故鼎新，使中国的无线电有了正式呼号范围“XNA—XSZ”，这个呼号范围是国际无线电报公会规定的。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建设无线电报局，备有远程收报处，以期国内外直接用无线电传递消息。

唐元湛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升了国家电信的装备水平。从上海电报局开始，用打字机抄收电报。还有，将上海电讯方面的各学塾、学堂合并为电报学校，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成都路西），特派考核科科长对学校做日常管理。学校参照国际电讯业的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扩大了规模，优化了科目，踏上了一个新台阶。

1912年，津浦（天津至江苏浦口）铁路全线通车，全长1009公里，成为沟通华北与长江下游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这段铁路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与英、德资本集团签订借款合同后兴建的，同时在北京设立津浦铁路总公所，曾去朝鲜办税务的林沛泉（第三批出国）回国后在京奉铁路任车务处处长，又做津浦铁路财务主管。曾笃恭（第一批出国）从事北段总局的行政工作，罗国瑞任南段铁路总办。通车后津浦北段铁路局升格为津浦铁路局，曾笃恭任津浦铁路局管理部门的秘书及株（州）萍（乡）铁路局局长。黄仲良辗转多地铁路任管理者，于1913年任津浦铁路车务总管，两年后升任为津浦铁路局局长。

1913年6月，詹天佑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首任技监，主持全国铁路技术工作，在学术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出版了中国第一套铁路工程图图册《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编纂工具书《新编华英工学字汇》，还主持“中华工程师会”，刊行会报，出版书籍，自己每年出资100银元，奖励两名优秀论文作者，以团结全国工程技术人员、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

黄耀昌（第四批出国）回国后分配到上海机器织布局。1909年在上海任轮船招商总局董事，后任京汉铁路汉口路局副局长，1914年任京汉铁路局副局长。

当袁世凯独裁的意图显露出来后，孙中山于1913年7月12日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唐元湛像参加辛亥革命一样积极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唐元湛被北洋政府撤职。他又以实业来救国，成为第一代民营银行家。在此期间袁长坤（第三批出国）任上海电报局局长，之后湖北省电报局局长陶廷赓（第三批出国）调往上海，于1915年10月任上海电报局局长之职。袁长坤、陶廷赓及大部分电报生都终身服务于中国电报界。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亡命日本，詹天佑继任汉粤川铁路督办，他坚持不懈，继续筑路，1918年9月16日，汉粤铁路中武昌到长沙的一段建成通车。

罗国瑞也担任过交通部技正、技监等职务。1914年，交通部设立路电材料研究会，他任技监及会长。同年，钟文耀受交通部派遣，接收江苏、浙江两省的商办铁路为国有铁路。这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钟文耀有理有节，一段段地收回，将两省的商办铁路合并为沪宁—沪杭甬铁路，本人也被交通部委任为第一任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

1917年5月，周万鹏再一次担任上海电报局局长。这一年交通部又一次在管理上进行变动，撤销了各区的电政管理局。周万鹏作为一等电报局局长，兼理江苏电政监督，管辖江苏境内的54个电报局、5个电话局和所有电报干线、支线的线路工程。蔡元培评价他：“周旋樽俎，折冲外攘。清廉峻洁，不媚于上。”

1919年，寰球中国学生会衔接了又一个留学大潮——赴法勤工俭学。3月15日，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启程。之前，副会长唐元湛一如既往，为学生们办理手续，提供帮助。寰球中国学生会组织了由中外来宾300多人出席的欢送会，特地来沪送别湖南籍留学生的毛泽东出现在欢送会上。此后，赴法勤工俭学形成高潮，他们中产生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

唐绍仪于1920年担任了一年寰球中国学生会会长，钟文耀任副会长。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国内形势出现了混乱，1919年3月5日，美、英、法、意、日、俄和中国，在海参崴召开协约国共同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特别委员会成立大会，把贯穿中国东北三省的中东铁路也包括在其中。北洋政府表示反对，几经交涉无效。交通总长曹汝霖知道詹天佑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情况很不好，但他还是要求詹天佑出席会议，并寄予最后的希望，说：“现在东三省铁路中国要争回管理，非有曾经当过工程师并须有外国所认为有本事经验之人前往，方免外国推辞不允。无论如何，请前往一行。”詹天佑就这样在春寒料峭之中抱病前往哈尔滨，踏上了为国家维护权益之路。中国政府指派驻俄公使刘镜人为中方监管会委员，詹天佑以交通部技监和汉粤川铁路督办的身份任监管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特别委员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

詹天佑在会议上被推举担任考察车务工作，以他具有国际声望的铁路工程专家身份，争取中东铁路在中国领土内的管理权和护路权。在刺骨的寒风中，詹天佑奔波于哈尔滨和海参崴之间。面对列强的傲慢无礼，他极力维护国家主权，“与各国代表多所折冲”，心中总是愤懑不平，以致病情加重，不得不请假回武汉治疗。詹天佑住院仅10天，于1919年4月24日去世，离他59岁生日只差两天。他留下了三点遗言：一是请求交通部继续对中华工程师会加以扶植，“振奋而发扬之”；二是慎选通才，去接替他在中东铁路的职务，维护国家的权益；三是速定计划，抓紧汉粤川铁路的建设。始终言不及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工作过的地方均进行公祭哀悼。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

邝景扬是中华工程师会副会长、美国工程师学会会员，继詹天佑之后主持中华工程师会。

在上海，唐元湛也在为一项主权的收回做艰难的工作，就是对黄浦江、苏州河河道疏浚之事，“此事关乎权利，不可放弃”。之前，浚浦局是由外国人把持的。上海总商会决定，中国人要打进去，要求浚浦局增设“浚浦顾问局”，疏浚河道要共同协商制定。经过一番斗争，浚浦顾问局成立，由六人组成，其中五人是在上海进出口吨位数前五位的五个国家代表，总商会派唐元湛进入浚浦顾问局，代表中国一方参与黄浦江、苏州河河道疏浚各项事务。唐元湛具备和其他五国代表沟通的能力，懂得河海工程以及机械工程，又能够坚决维护本国利益。由于他在浚浦顾问局的工作，华界首先掌握了新闸桥以西到梵皇渡铁路桥这一段苏州河的治理工程主权，并为组建“吴淞江水利协会”、将来完全掌握苏州河修浚权利做组织准备。

1921年11月7日，同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的唐元湛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筹措赈灾，创举救疫，心力交瘁”，“忽中风，头痛不省人事”，第三天殉职。中国红十字会常议会特开紧急会议推举上海银行行长庄箓（字得之）继任理事长。唐元湛逝世的第三天，上海总商会召开会董常务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推举罗国瑞代表总商会出任浚浦局顾问，接替唐元湛生前的工作。罗国瑞是久负盛名的铁路工程师，并不从商，但是鉴于在英美人士中的影响，上海总商会任命他为浚浦局顾问，依照有关章程聘他为特别会员。

1924年1月，“吴淞江水利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收回了苏州河的疏浚主权。从唐元湛打入浚浦顾问局开始，华商同洋商斗争长达12年，唐元湛在这特殊的环境中工作了9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罗国瑞积劳成疾，于1924年2月去世。“吴淞江水利协会”成立的第二年，上半年完成了新闸桥以东河段的疏浚工程招标事宜，并请吴淞江水利工程局主持监督，下半年开始用机船挖浚，两年疏浚河道长达3公里。

五 结语

容闳和留美幼童，跨越了一个时代。国家工业从无到有进入蒸汽时代，社会制度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容闳的奋斗过程、他的四条建议落实情况及留美幼童的工作中看到中国工业发展的轨迹，看到国家如何自强自立融入世界大势。所以，容闳不仅是“留学生之父”，也是最早把西方工业革命理念带入中国并进行实践的人。留美幼童因为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光大了容闳的事业，以科学和教育构筑了中国最早的工业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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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胡劲草：《大清留美幼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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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77。

Rong Hong's Thought ＆ Proposition and Its Practical Course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

Deng Jie

Abstract：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Rong Hong put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Two of them were about national transport and industry，which wer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another one was related to sovereignty，which had been implemented for 76 years；the second one was the most important，“Choosing excellent young people to send abroad to study”，therefore，in modern China，there was a special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studying in America”，which was compatible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They engaged in pioneering work in mining，customs，telegrams，railways，diplomacy，higher education and other departments，when it w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national industry growing from scratch and the social system entering the democratic ＆ republic from feudal autocracy.The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studying in America，as a result of the advice and efforts of Rong Hong，is also the realizer of his ideals，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So，Rong Hong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bring the idea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to China and to practice，and his students continued to practice and build an early industrial framework in China.

Keywords：Rong Hong；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Four Suggestions；Young Child Sending Abroad；Student Abroad of Boxer Indemnity；the Revolution of 1911；Democratic ＆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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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洁，广东省珠海市人，曾任乌鲁木齐铁路局电视台主任编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所任编剧的电视剧《西出阳关》、电视报道剧《风区站长马锡纯》分别在中央电视台、新疆电视台播出。编导撰稿的多部电视专题片在新疆电视台播出。其他如散文、专访、论文、小说等在《人民日报》《纵横》《当代传播》《新疆日报》《人民铁道报》等多家媒体刊登。因为是留美幼童后裔，因此对相关材料进行收集、整理。2015年10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留美幼童唐元湛家三代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