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向后人文学科中的文化概念

——计量文体学范式[1]

厄尔·杰弗里·理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文　王茜/译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德西雷·尼扎尔、查尔斯·尼扎尔、兰克、特赖奇克、瑙曼等研究者在传统文学研究中使用的方式方法，在思索了诸位研究者在当代视角下所存在的各种局限性的前提下，将计量作为独立研究方法引入文体学研究，进而阐述了计量文体学在大数据计算时代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并且，通过列举计量文体学工具（Stylo R）的应用文本研究，阐述计量文体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最终以大数据计算生成Gephi投射图来进行文本分析，从而向读者展示计量文体学的功用、价值与优良的研究效果。

关键词：文体学；计量文体学；Stylo R

为了纠正以往围绕精英文化进行研究的做法，研究者就文化研究的核心是“贱民”（subaltern，又译为“下属”）文化或是大众文化一直争论不休，而这个争论实际上始于巴黎某家庭的一次气氛友好的争论。1844年，德西雷·尼扎尔（Désiré Nisard）（法国皇家教育部重要官员、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拉丁语教授兼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法语教授，后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院长）在他的《法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第1章中，将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重新定义为与文学作品史（history of literature）截然相反的概念。对德西雷而言，文学史应该只研究根据修辞技巧而被公认的“最佳”作品，而不是试图详尽地罗列出所有文学作品，同时应避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这一建议等于拒绝了以墨尔本笃会（Maurists）和博兰德学派（Bollandists）（Acta Sanctorum）为杰出代表的修史传统，墨尔本笃会的工作传统可追溯至17世纪中叶的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Saint-Germain des Prés）（Gallia Christiana，Histoire Littéraire de France）。墨尔本笃会和博兰德学派都会针对某主题，尽己所能地搜罗所有与之相关的材料。此举并非没有争议：当博兰德学派搜集某圣徒的各种版本的传记时，根据基督教和异教传统之融合而产生的各种条件，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圣徒崇拜的演变过程。结果，这种广集素材而修史的做法立即遭到了抨击。凡事都可能发生，但是对于某些既得利益者，其中部分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德西雷选择了现在所谓的核心课程或经典，[2]虽然它们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但符合其反对所谓的“简易文学”（easy literature）（几年后，即19世纪30年代报刊连载小说方兴未艾之时，文学评论家圣伯夫[Sainte-Beuve]称之为“工业文学”[la littérature industrielle]）的主张。[3]德西雷的态度催生了一套权威的法国文学学术经典，即后来的《大作者名录》（Le Programme des Grands Auteurs）。仅仅几年后，即1848年，这个名录就被永久地刻在了万神殿（the Place du Panthéon）广场上的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Bibliothndses Grand Geneviève）新馆的外墙上。那上面刻着810位作家（包括一位女性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名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图书馆的外墙上，刻着该校“西方文明通论”课的几位代表作家，这个名单数量少得多，只有8位男性作家，即荷马、希罗多德、索福克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摩斯梯尼（Demonsthenes）、西塞罗、维吉尔。德西雷提出放弃研究二流、三流作品，但是20年后，他的弟弟——查尔斯·尼扎尔（Charles Nisard）出版了至今仍堪称经典的法语大众文学论著——《大众文学史或叫卖文学史——从15世纪到叫卖文学审查委员会建立》（L'histoire des Livres Populaires ou de la Littérature de Colportage Depuis le ⅩⅤ e Siècle Jusqu'à L'établissement de la Commission D'examen des Livres du Colportage）。查尔斯是警务部副部长，负责审查大众文学，也就是所谓的蓝色文库（bibliothèque bleue）：由街上的小贩或推销员进行售卖的印在蓝色封面（名称由此而来）、廉价纸张上的短篇作品。自在警务部工作以来，他就可以查阅保存在那里的全部档案，从而对大众文学进行监视。查尔斯的做法代表了给大众文学建立文学档案的尝试，但这是在密切关注大众文学的名义下做的，而且很显然，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其进行操纵。人们对大众文学本身的兴趣，从来没有等同于对它的同情，尤其是在涉及政治监督、操纵或商业推销时。同时，查尔斯有效地运用了墨尔本笃会和博兰德学派争取详尽文献资料的做法，但他的哥哥德西雷明确拒绝了这一做法。查尔斯与他的哥哥不同，他已经自信而又顺理成章地决定在研究大众文学时放弃审美标准了。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数据。对于某些拥有既定政治主张的学者来说，所有事实都是真实和等价的，但是某些事实肯定比其他事实更有价值，或者换句话说，所有文本都是等价的，但是某些文本比其他文本更有价值。这场发生在19世纪巴黎人家内部的德西雷和查尔斯之间友好的争论，几乎同一时间发生在德国柏林历史学家利奥波德（Leopold）诉兰克（Ranke）和海因里希（Heinrich）诉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之间。1824年，兰克确定了历史学家的职责，即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历史事件，就像“真实地”发生历史事件一样。[4]寻求客观性的立场很难被认为是幼稚的。相反，它迫使历史学家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并在不考虑其自身的历史状况或个人政治立场的情况下，通过将语境与解释分开，来还原本来的情境——这很像当时神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试图“接近”《圣经》真理的做法。

1874年，兰克由柏林大学特赖奇克接替。特赖奇克拒绝了历史学家应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用当时的话来说，他的态度本质上是“不要用事实迷惑我！我心里已经有数了！”[5]）历史的写作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因为历史学家到处都在面对个性化的“谜语”或者“谜团”（räthsel）。他认为，如果史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那么历史学家就能发现民族、国家的未来。[6]对于特赖奇克而言，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的逻辑后果是鼓励，也就是实际赋予历史学家权利以根据他们的特殊需要来解释所面对的事件，这可以归结为操纵事实。因此，不难理解特赖奇克为什么毫不犹豫地曲解18世纪以来犹太人在德国土地上的历史，并于1879年提出“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die Juden sind unser unglück）的口号（这个口号被60年后的纳粹反复引用）。特赖奇克提出的更有趣的论点是概率论对人文科学的适用性。让我们谨慎地提出一个问题：人文科学中是否存在实际上可以应用概率统计的现象？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事实上可以对语言行为进行统计分析，并使用所谓的对文本语料库进行采样和重采样的bootstrap框架，获得具有统计意义的、可预测性的语言模式。

尼扎尔兄弟俩在文学（和文化）编史学上代表了相反的态度——精英排他与大众包容，两兄弟仍以其共同的也是最深刻的天主教式的保守坚持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兰克与特赖奇克之间的争执本质上重现了同样的争论：历史学家必须考虑哪些事实以及从什么角度考虑。将近70年后，即1921年，第3位德国学者瑙曼（Hans Naumann）（他是日耳曼学专家、民族志学家或民俗学家，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波恩大学工作）试图调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他试图用语文学解释精英文化，就是日耳曼学，而将大众（从他的角度，直接借莱维·布鲁尔[Lucien Lévi-Bruhl]的话说，即“原始的”）文化归到民族志或民俗研究。他的调和基于“文化”从精英到大众的涓滴效应，这种现象被他称为“沉沦的文化制品”（gesunkene kulturgüter）。“文化”是由具有创造力的精英所产生的，这些精英影响着在文化上既无创造力又无生产力的“愚民”。所有这些方法都秉承大众/精英二分法，都没有想到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潜在的动态交汇，这种交汇甚至会掩盖它们之间的界限。同样，瑙曼[7]的辩护并没有准备好拒绝调查现在被称为“贱民文化”的需求，实际上，瑙曼坚持的等级对立被今天许多文化研究者视为真理。

特赖奇克所言差矣，有时女性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皮桑就是这样的女人，有意思的是，她见证了当时法国庭审中拉丁语与俗语的交汇。她在谈到国王查理六世的弟弟奥尔良（Louis d'Orléans）时说：“你对君子的论述头头是道，论述兼顾拉丁语和法语，引用圣徒之言，像无懈可击的法庭陈词。”由于拉丁语在1539年之前是法国宫廷语言，因此这一意见不应令我们感到惊讶——除了皮桑，在她前100年的默恩（Jean de Meung）也对国王各种拉丁语不规范用法进行评论。那么，问题来了：是否有方法可以准确呈现中世纪晚期法国宫廷的俗语与拉丁语的交汇？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直观呈现的方法就来自计量文体学（Stylometric）。

一 文体学与计量文体学之辨

德西雷最终拒绝传统的莫尔会修史法源于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1733年莫尔会开始编纂鸿篇巨制——《法国文学史》（Histoire Littéraire de France）。30年后，它在出版到第12卷时放弃了，而此时才编纂到12世纪中叶。1814年，它的工作由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学者继续，这个学院又出版了31卷并于1981年退出了这项工作，此时，才勉强完成了14世纪的相关内容。1999年3月，编委会决定放弃莫尔会及其继任者所采用的穷竭法，并放弃了编年法。虽然这部《法国文学史》在发轫时步履维艰，但它的成果绝对出彩，而且详尽无遗。

以福斯勒（Karl Voβler）和施皮策（Leo Spitzer）为代表的德国文体研究传统，以及由布吕诺（Charles Bruneau）建立的法国文体学派（Questions de Grammaire Française et de Stylistique，Paris，1936），都属于传统文体学范畴，它们以偏离规范（écart[8]）为前提。这种规范的文体方法很好，但方法论上仍然存在问题：它首先要从经验上论证一种文体规范。文体学研究者从不畏惧挑战，并总是援引修辞论著确立的规范，这些规范真正传播了从西塞罗、昆体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相同规范并且行之有效——所有这些表明，相同的学说已经被阐明，并被建议使用，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在实践中遵循它们。这个结论来得并不草率。笔者曾撰文点评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他从文学作品的内容出发，指出了特定套式（commonplaces）的连续性，但同时坚持中世纪拉丁文学与俗语文学之间的创造性和等级上的互动。

二 计量文体学或Stylo R概述

由埃德（Macjej Eder）、莱比茨基（Jan Rybicki）（两人均来自克拉科夫）和凯斯特蒙（Mike Kestemont）（来自安特卫普）开发的Stylo R，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作者的文体印迹，这也是警方在法医文体学中所使用的一种技术。反复实验证明，每个作者都有鲜明的文体印迹，该印迹在统计学上由词频确定。书面文本经过调整后的R程序，被统计学家一直用来研究数据集，它允许数据的图形显示和网络投射图影。借此，研究者可以用文体差异的量化再现（它放弃文体的历史等级），来取代文体规范的非量化和规定性概念。在英语文学研究中，计量文体学经常被用来处理作者归属考证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作者身份归属没有话语社区（discourse community）的存在显得那么重要。

数据集的词频由保存为UTF-8编码的txt文件的文本组成，使用者根据一系列定标对其进行分析，将文本中每5、10或20个最高频的词语，与其他文本中每5、10或20个最高频的词语进行比较，然后生成一系列树状图，这些树状图能显示根据不同增量值（delta value）计算出的分层聚类（hierarchical clustering）。第一步是为每个单独的文本和整个数据集生成一份词频表，接着研究者根据这两个词频表之间的差异计算增值间距。重要的是要产生一系列的树状图而不是一个树状图，以便在第二步中可以生成“Bootstrap合意树”（Bootstrap Consensus Tree）。Bootstrap程序分析会对数据重新采样并推断出真实的概率分布。在Stylo R中，使用Bootstrap程序分析来创建第一步生成的树状图的合意树，并可视化为Bootstrap合意树。该分析反过来会创建一个Excel文件，而后该文件可根据任意数量的可能布局用于Gephi投射图（Gephi-projection）。生成Gephi投射图的第一步是计算数据的模块化程度。模块化程度决定了数据集中的社区（节点簇[clusters of nodes]）的数量，还显示了链接各个节点的边缘：一个社区可以通过“厚边”（社区内链接）看到，而不同的社区通过“薄边”（社区间链接）相连。如果数据集的计算值高于此值，则该数据集的模块化被认为具有统计意义。

最初的Gephi投射图仅表示语言社区。但是，如果可以证明聚集在一起的文本作者生活在物理空间上的近距离的地方，那么假设他们是一个单一的、较大的话语社区的成员，就似乎是合理的了。“话语社区”代表语言社区的语境化，同时没有忽视读者的重要性，而将读者的角色定义为合作者。早在伊塞尔（Wolfgang Iser）谈到内化读者（the inscribed reader），或费什（Stanley Fish）提到合格读者（the competent reader）之前，19世纪的古典语文学家特劳贝（Ludwig Traube）就如此定义道：“名垂青史的文学作品总会顾及一代又一代读者。如果我们从其作者、收藏者处有所收获，那么也能从其读者处有所收获。”（Das nicht durch das druck fixierte literaturwerk sein publikum zum ständigen mitarbeiter.Können wir über seinenschreiber der sammler etwas erfahren，so haben wir auch etwas von dem lesepublikum.）[9]皮桑评价路易·德·奥尔良在法庭上指出了用法语和拉丁语陈词时拉丁语和法语之间如何交汇，这表明，话语社区能够说明法律和神学的拉丁语素材的口头传播。

让我们考察3个不同的例子：中世纪晚期英语散文，根据88个、70个和150个文本中的3个投射图呈现的中世纪法国文学，以及19世纪中期法国小说。在这3个例子中生成的投射图都回答特定问题。

首先谈到26篇中世纪晚期英语散文的投射图。笔者想从这个数量比较少的文本开始，来说明Bootstrap合意树和Gephi投射图如何工作，然后再谈更大的数据库。在中世纪晚期英语散文中，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通过计量文体学来尝试解决。1382年，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约翰·珀维（John Purvey）于1388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很快，这部《圣经》被斥为异端，但仍有约150份手稿得以幸存。在英格兰，拉丁语和俗语的冲突，即与罗拉德派（Lollardy）的斗争，统治了14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15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涉及的问题如下：

1.威克利夫有没有跟别人合译《圣经》？

2.威克利夫的散文是否对后来的散文有影响？

3.被人斥为罗拉德派的马格丽·肯普，其写作是否受威克利夫《圣经》的影响？

Bootstrap合意树和Gephi投射图反映了什么？首先，大约有三个话语社区，一个由威克利夫主导，一个由乔叟主导，最后一个则主要由中世纪法语译本构成。其次，教会成功限制了威克利夫对同时代人语言的影响：他的作品与后来的散文明显不同。最后，肯普的语言表明，她不受威克利夫的影响，这（至少从语言上来说）能证明她不是罗拉德派。

这些初步结果中，有些契合传统的修史法，这表明为了获得不同层次的更多细微结果，我们可以大幅度扩大数据库。Gephi投射图为我们提供了被称为“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宏观分析。在第二步中，我们可以选取每个话语社区的成员，进行更细微的计量文体学分析（所谓的分类和对照功能）。这一步骤就是中观分析（meso-analysis）。如果此时再次检查单个作者的作品，进行微观分析（micro-analysis）（在类符—形符比[tokens-type-ratio]的基础上，依然使用Stylo R的分类和对照功能以及AntConc索引程序等数字工具），就可以确定单个作品或作者的词汇多样性。

中世纪的俗语文本中，法语文本数量独占鳌头，并影响了随后其他欧洲俗语文学的发展，因此考察是否有可能在这类文献中确定话语社区就显得尤为重要。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里斯利（David J.Wrisley）和笔者建立了一个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400多个中世纪法语文本，词汇量超过4000万个。2014年10月，里斯利生成了88个文本的Gephi投射图，2014年5月笔者也做了类似的投射图，但只有70个文本，而2014年11月笔者制作了150个文本的投射图。

第一个投射图的制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只想看看Gephi投射图可能会显示什么内容。令我们惊讶的是，它揭示了特洛伊斯（Chrétien de Troyes）的宫廷传奇在中世纪法国文学中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与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人的作品相反，欧洲大陆的中世纪史诗似乎更具影响力，并且更接近马肖（Machaut）及和他同时代人的宫廷抒情诗（courtly lyric）（而宫廷抒情诗与特洛伊斯的关系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紧密）。该投射图表明，在处理中世纪法国文学上，以往的分类法与语言证据不符。

第二个投射图最初是为2014年5月在奥尔良召开的让·德·默恩研讨会而制作的。这里的一些结果证实了先前的结论，例如特洛伊斯的边缘地位。特洛伊斯与讽刺韵文的紧密关系耐人寻味：这个事实是否支持讽刺韵文应该被视为宫廷文学的戏仿？可能不是。相反，特洛伊斯与讽刺韵文以及一些布道文字的接近，似乎暗示他接近口语化文体。令人震惊的是特洛伊斯和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之间的距离，后者与默恩和吕特伯夫（Rutebeuf）同属一类，尽管传统上认为洛里斯是“宫廷”诗人，默恩是“民间”诗人。洛里斯和默恩跟吕特伯夫的聚类表明，这三个人都属于13世纪索邦大学的话语社区。第二个投射图中引人注目的是活跃于1300年至1430年与皇家法院有联系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默恩和皮桑有两个不同的计量文体学印迹，这取决于他们是用诗歌还是散文创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默恩在所谓的“《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的辩论”中的支持者，都属于默恩模仿者的诗人社区，尽管他们钦佩默恩的工作，但是他们在语言上并没有与他在一起，而《玫瑰传奇》的批判者都属于皇家法院的话语社区。

第三个投射图有助于完善前两个的见解。特洛伊斯和十二三世纪的宫廷文学再次以边缘化的方式出现。把英格兰的盎格鲁-诺曼人作品，以及意大利北部的法国-意大利文学作品放到一起，可以发现那不勒斯王国的诺曼人是法国文化在意大利传播的载体。散文在中世纪法国兴起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所谓的宫廷传奇（《特里斯坦》[Tristan]、《珀西法尔》[Percival]等）的散体译本，而是卡佩王朝（Capetiens）末年的翻译文学，并且在整个14世纪由历任瓦卢瓦君主持续。但是突然之间，在宫廷聚集的作家形成了双重聚集：一端是用法语和拉丁语写作的作家（热尔松[Gerson]、戈内斯[Nicole de Gonesse]和库特屈斯[Jean Courtecuisse]）；另一端是只用法语写作的作家，如皮桑。

投射图的结果充其量只是初步的，它显示了19世纪中叶的古典经典著作及欧仁·苏（Eugène Sue）、德·科克（Paul de Kock）、迪克雷-迪米尼（François Guillaume Ducray-Duminil）、大仲马（Alexandre Dumas）等人与著名的大众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生成该投射图的直接原因是验证巴尔扎克是否果真如他所说，自己的小说与欧仁·苏的小说没有共同之处。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实际上一些伟大的经典作品并没有与大众文学融合在一起，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却与欧仁·苏的作品同属一类。Bootstrap合意树仅有一个分支完全由大众文学组成，它们与缪塞（Musset）的几部作品相近。笔者无法解释为什么福楼拜（Flaubert）的《淳朴的心》（“Un Cœur Simple”）不可能与《三故事》（“Trois Contes”）属于同一文章，以后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主题。该投射图显示了接受美学在解释19世纪中叶文学规范的复杂性方面的缺点。[10]

三 文化研究的假设

话语社区概念提出了需要语境化阐释的基于经验的定量结果。勾勒中世纪地理所需的重要数据挖掘也是如此（涉及中世纪法国文学和地中海盆地地名时，里斯利曾如此建议[11]）。

话语社区概念的优点之一是它允许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通过可视化社区内和社区间的亲近关系，它同时说明了不同话语社区之间的动态交汇。

将话语社区的投射图视为探索模型，避免了关于估计的美学性质、断定的类属关系，以及假定“高雅”和“低俗”文化之间等级对立等不可验证的主张。话语社区显示了尧斯（Hans-Robert Jauβ）提出的侧重于读者期待视野的“审美阐释学”理论假设在经验无法验证方面的局限性。

这些结论共同表明，未来的研究应特别关注话语社区之间的动态交汇，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假设它们先验的对立。在可以基于语言数据确定话语社区的同时，也有可能使用物质而不是语言证据，即根据Gephi投射图和考古数据的描绘来寻找其他类型的“物质文化”社区。

（作者单位：德国伍珀塔尔大学人文研究院；译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Coirault，Patrice， Recherches sur Notre Ancienne Chanson Populaire Traditionnelle，Exposé V.，Appendice V.A.，Sur “le peuple ne crée pas”（Défense illustration de notre poésie populaire traditionnelle）（Paris：Droz，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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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mann，Hans，Eugen Lüthgen，Kampf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 （Bonn：Universitäts-Buchdrückerei Gebrüder Scheu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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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rrmacher，Thomas，“Der Göttliche Volkstumsbegriff und der Glaube an Deutschlands Gröβe und Heilige Sendung，” Hans Naumann als Volkskundler und Germanist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Bonn：Verlag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2000）.

Traube，Ludwig，Karolingische Dichtungen（Schriften zu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1）（Berlin，Weidemann，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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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sley，David Joseph，“Spatial Humanities：An Agenda for Pre-Modern Research，” in Porphyra 22，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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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2018横向-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互动与语言交往创新模式研究”项目（项目号：0603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关于数字人文对传统文学史研究及其所产生的差异之一般讨论，参见 Ted Underwood，“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History，” Why Literary Periods Mattered：Historical Contrast and the Prestige of English Studies（Palo Alto，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57-175。

[3]Désiré Nisard，“D'un Commencement de Réaction Contre la Littérature Facile，” in Revue de Paris 57（1833）：213ff.；Charles Sainte-Beuve，“La Littérature Industrielle，”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1839）（online at wikisource francais）.

[4]“历史被赋予了评判过去、为未来岁月的共同需要而教育同胞的天职，如此崇高的天职并未超越当下的意图，而只是表现当下的本质。”参见《罗曼语研究与德意志民族历史》序言（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1824]，SW 33/34，p.ⅤⅢ），也参见基思腾斐格《客观性与透视性之间的历史认知》（Jens Kistenfeger，Historische Erkenntnis Zwischen Objektivität und Perspektivität[Frankfurt：Ontos，2011]）。

[5]Roy S.Durstine，“Don't Confuse Me with Facts！” in Advertising ＆ Selling 34，11（1945）：p.34.

[6]“如果历史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就必须揭示国家的未来与命运。但它不能这么做，因为举凡历史学存在的地方，都会遭遇到个性之谜。而人，乃是历史的创造者。”（“Einleitung，”Politik：Vorlesungen Gehalten an der Universität zu Berlin，V.1，2nd ed.[Leipzig：Hirzel，1899]，p.6.）在此，特赖奇克反复表述他明显深信不疑的历史信念：人，尤其是伟人创造历史（Treitschke，“Männer Machen die Geschicht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Jahrhundert，Band 1，[Leipzig：Hirzel，1879]，S.28）。1879年11月15日，特赖奇克在一篇讲词《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中表达了这种对于声誉的真实诉求（Ein Wortüber unser Judenthum， http：//de.wikisource.org/wiki/ADB：Treitschke，_Heinrich_von）。

[7]他不仅当时担任波恩大学教区校长，1933年监督焚烧犹太作家的书籍，还最终签署手令解雇卡尔·巴特在波恩大学的神学教职，撤销托马斯·曼在波恩大学获得的荣誉博士学位，他本人在1933年还是纳粹党员，一篇更早的日志还表明，他尤其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相关史实参见Hans Naumann and Eugen Lüthgen，Kampf Wider den Undeutschen Geist（Bonn：Universitäts-Buchdrückerei Gebrüder Scheuer，1933）（其中提到的著作被付之一炬，那些嫌疑人的名单列在该书的第8页上，而且，Naumann后来的说法也与之不符，因为他声称，只有那些肮脏的黄色书籍被焚烧掉了）。又参见 Thomas Schirrmacher，“Der Göttliche Volkstumsbegriff und der Glaube an Deutschlands Gröβe und Heilige Sendung，”Hans Naumann als Volkskundler und Germanist unt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Bonn：Verlag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2000）；and James R.Dow，“Hans Naumann's Gesunkenes Kulturgut and Primitive Geme-inschaftskultur，”in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51，1（2014）：51-100。还参见http：//haftgrund.net/2013/bonn-die-verfemten-und-verbrannten-bucher-kehren-zuruck/As for the French reception of Naumann's thesis；Patrice Coirault，Recherches sur Notre Ancienne Chanson Populaire Traditionnelle，Exposé V.，Appendice V.A.，Sur “le peuple ne crée pas”（Défenseet illustration de notre poésie populaire traditionnelle）（Paris：Droz，1933）。

[8]一份有用的纲要参见Nicole Gueunier，“La Pertinence de la Notion D'écart en Stylistique，”in Langue Française 3，3（1969）：34-45。

[9]Ludwig Traube，Karolingische Dichtungen （Schriften zur Germanischen Philologie，1）（Berlin，Weidemann，1888），p.46.

[10]Hans-Robert Jauβ，“La Douceur du Foyer：Lyrik des Jahres 1857 als Muster der Vermittlung Sozialer Normen，”Ästhetische Erfahrung und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Munich：Fink，1977），pp.343-376.

[11]David Joseph Wrisley，“Spatial Humanities：An Agenda for Pre-Modern Research，”in Porphyra 22，12（2014）：9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