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自小就听过“死在柳州”之说，开始笔者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含义，只觉字面意思不好。之后听年长的人“讲古”（说故事），原来这句话是说柳州的木材好，用来做棺材能够经得起侵蚀，笔者才对此话有了好感，还有点骄傲。再后来又知道柳州远没有如此多的木头，而多是从桂北和贵州放运下来。这是笔者最早认识到的都柳江的故事，不过一直也没有放在心上。

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笔者有幸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求学，初读导师张应强教授的著作《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时，脑海中忽然再次浮现出“死在柳州”之说，顿觉这四个字背后似乎也隐藏了如清水江一样说不尽、道不完的精彩。于是，在张老师的启发下，笔者作为一个本地人，同时又以一名调查者的身份回到柳州，希望在新的、具有一定理论指导的视野中重新经验这个熟悉的地方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江边父老”。然而，带着问题和追求再看柳州，她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原来的老街随着旧城改造早已换了新颜，老街坊也分散到了各个生活小区的单元楼里，档案馆中也难觅让人振奋的文字。一个月下来，所获甚薄，不禁失落。然而，就在心灰意冷之际，有关长安镇的文字得见于《融安县志》中，简介性的文字却不能满足笔者的好奇心和兴奋，于是决定北上做初步的田野调查。长安的景象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民国时期老街仍存，更难得的是，一些老街坊还住在那透着沧桑的骑楼里。笔者当即就下定决心将田野点北移至此，及禀请导师首肯后，即开始筹办进驻及前期资料准备等事宜。

面对一个百年商镇，正式进入田野之初，笔者所关注的重点自然在商业与商人的相关主题上。清代前期，随着清王朝对黔东南的开发和“盐归商办”政策的推行，融江流域开始涌入大量的木商与盐商。长安地区由于地理优势，吸引商人泊船驻排，渐而成为货物集散之埠，由此，外省商人成为建设和振兴长安市镇的主要力量。为最大限度地扩展社会关系，他们建立会馆，领导商会，并积极参与各种地方性活动。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外省商人构建的关系网络足以延伸至社会各群体及阶层，使其获取更大的利益，并在面临难题时能够动用适当的社会关系加以解决。最初的田野作业，笔者几乎完全围绕“商”的主题来展开。然而，随着田野调查的步步深入，笔者逐渐意识到，单凭对商人与商业的考察，很难展现近代长安市镇社会的全貌。因为作为商界主体的外省商人事实上无法完全掌握长安地方社会各个方面的话语权。绅士在地方公益和社会控制等领域起着主导作用，而地方上的文化精英结合绅士亦在民间信仰与仪式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的视域开始有意识地扩及绅士群体和文化精英。在系统考察商人、绅士及文化精英的过程中，长安市镇社会的轮廓渐渐浮现：商人以财力占据区域市场体系“金字塔”顶端，而绅士凭借传统文化赋予他们的权力操控地方公益和社会秩序领域。虽然两个集团在多个领域互有勾连、渗透，但是，在身份层面上，绅士与商人还是保持着一种“绅商分野”的局面。以此比较华北市镇杨柳青所呈现的绅商合流态势，[1]长安地方社会之特殊性不言自明。

由此，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一直想要追问的是：清代及民国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市镇社会是怎样的形态？长安市镇是怎样形成的？商人进驻地方的过程如何？地方绅士如何应对商人势力的崛起？社会关系结构由于各类地方精英的活动呈现怎样的格局？具有一定程度同质性的区域社会，为何在社会关系结构上差异如此之大？笔者试着以地方精英关系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