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亚诺夫的天才之路

我无意为恰亚诺夫立传，很多前人已经做了（Kerblay 1966；Sperotto 1988；Sevilla Guzman 1990；Danilov 1991；Abramovay 1998；Shanin 2009；Wanderley 2009），他们介绍之周详让我望尘莫及。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恰亚诺夫的天才并非来自神启。他就像每个人（特别是我们当中的那些天才）一样，是时势环境的产物。

首先，广袤而高度多元的俄国乡村、19世纪中叶的经济萧条、数量众多的小农村社（米尔社区）以及视小农阶级为俄国未来社会根基和建设者的激进政治运动（主要来自俄国民粹派，塞维利亚·古兹曼和冈萨雷斯·德莫利纳对这些运动和计划进行了简要概括）（Sevilla Guzman and González de Molina 2005），这一切构成了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恰亚诺夫对此背景再熟悉不过。在日常工作的频繁接触中，他开始了解小农生活。这一点在他的《社会农学》一书中有很多例证，遗憾的是这本书仅有德文版本，并未被世人熟知。他以另一种方式来认识小农农业及其动力，这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比较独特的。

其次，恰亚诺夫能够使用一个独特的数据库资料，也就是俄国地方自治局（zemstvo）统计数据。为《农民经济组织》第一版德文译本作序的奥哈根（Auhagen 1923：1）写道：“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像俄国这样拥有一个如此丰富的农业数据库。”我非常自豪地猜测，恰亚诺夫应该注意到卡尔·马克思也曾流露出对俄国地方自治局统计数据的羡慕和浓厚兴趣（Chayanov 1923：7）。有了这些丰富的数据，才可能对实证模型进行探索和分析，从而发现不同平衡关系的运作。结合对业已成熟的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这些统计材料为恰亚诺夫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

最后，恰亚诺夫的优势在于他工作和生活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转型时期，尽管这个优势最终为他带来致命的后果。他被捕入狱，在经历了走过场式的审判之后死于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然而，在这些悲剧性事件成为苏联社会的系统性特征之前，后革命时期的俄国是一个蕴育不同思想观点的大熔炉，农村变迁的广阔前景也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恰亚诺夫在不同层面参与了讨论，并对这些社会运动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在那个时代，这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环境，并被恰亚诺夫转化为至少三条主要的、在当时看来绝对是新颖的学术理路：

（1）小农农业理论。该理论首次尝试阐述个体小农农场及小农农业整体的动态过程。这一微观理论与宏观层面更一般性的讨论相结合。这种宏观讨论使用了“孤立国”（或者“孤岛”）这一隐喻，强烈地暗示了对国内市场进行恰当调控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恰亚诺夫还发展出一套关于小农农业如何在未来的繁荣社会中运行的乌托邦观点。1920年，他以“伊万·克列姆涅夫”（Ivan Kremnev）这一笔名发表了一篇小说，描述了“亚历克西斯兄弟”（Brother Alexis）的旅程（Chayanov 1976）。

（2）他称为“社会农学”的大纲。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农业推广和推广研究的起源。这套社会农学大纲充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重要特征（而不是将农业视为仅由“大自然的法则”支配的活动）。

（3）纵向合作（vertical cooperation）的理论。该理论与其后的“集体化”运动强制实行的“横向合作”（horizontal cooperation）相对照，是转型理论的早期范例（Kerblay 1985）。

对于最后一条学术理路——纵向合作，需要做进一步解释。它指的是在小农农场的上游和下游建立强大的合作社。在上游，合作社为小农农场生产和发放投入（如肥料、机器、信贷服务）。在下游，合作社将小农农场生产的不同产品进行加工和商品化。这种“合作社给小企业带来大型企业所能享有的全部好处”（Chayanov 1988：155）。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合作化运动在俄国乡村势头强劲。合作社联结成的这张大网也为更广阔的政治计划奠定了基石，这项政治计划指的是俄国的社会转型，而这一转型必然涉及激进的农政改革。这项转型计划有三个明确目标：一是尽可能提高农业产量，从而服务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10]；二是努力使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最大化；三是更加公平地分配国民收入。在恰亚诺夫看来，这一转型亟须以小农阶级^[11]为基础，并由小农阶级来推动：“在我们面前是百万计的小农，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自己对农业的理解。他们是无人能驱策的自由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观念行事。”（Chayanov 1988：155）在这一点和其他方面，恰亚诺夫的观点与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所提出的以小农为基础的政治计划（Marx and Engels 1975：346）极为接近。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出，不存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普世理论，俄国小农村社有能力直接步入共产主义^[12]。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相去甚远。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认为：

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Marx 1963：124）^[13]

由此而观，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一旦小农彼此联系（这一点目前已有大量例子），为实现乡村转型而形成共同的政治计划，他们就构成了一个阶级，一个极可能在当代转型历史上刻下印记的阶级。这正是目前新型跨国农民运动（如“农民之路”）中所发生的，转型也正是得益于跨国农民运动和他们激进的变迁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