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商业贸易
一 秦汉时期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形成以及秦汉王朝向周边地区大规模的开疆拓殖，这一时期中原内地和周边地区的政治和文化联系空前强化。相应地在经济上，中原内地与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大幅推进，所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96]。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汉时期，蜀地、秦陇一带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其中，巴蜀地区和青藏高原东缘即今川西北地区邛、笮、冉龙等部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商贸关系。《史记》载：
巴蜀亦沃野，……西尽邛笮，笮马、牦牛。[97]
又载：
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以此巴蜀殷富。[98]
而秦陇一带经济则得河湟地区“羌中之利”：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99]
得“羌中之利”，自然是经济贸易的结果。据《后汉书》可知，河西地区的姑臧（今武威）是当时汉与西域各族及诸羌间商业贸易的中心：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100]
一些考古发现也颇能印证上述史籍中的记载。20世纪以来，在今川西北及青海东部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出土的秦汉货币。在川西高原，考古发现，在包括当地土著的石棺葬在内的秦汉墓中，有相当一部分出土了秦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榆荚半两、宣帝五铢、东汉五铢等多种秦汉货币；[101]而青海东部发现的汉墓中，则普遍出土了汉代各时期的五铢钱、新莽钱等[102]。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摆脱了以往以物易物交易行为的原始特性，标志着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不过，青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中原内地，与诸如蒙古高原、西域乃至印度之间也存在各种形式的商贸往来。如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属于汉晋时期的故如甲木古墓葬出土的丝绸、青铜器皿、微型黄金面具等文物，显示了该地区与中原、西域以及印度北部等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103]而这些文化联系无疑也包括经济交往以及商贸关系等方面。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藏地区商业贸易最引人瞩目的是吐谷浑经济中浓厚的商业色彩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
吐谷浑为游牧行国，但其经济却是牧商并重。史载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充用焉”[104]。也就是说，吐谷浑国没有建立一整套常态化的税赋制度，税征是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而随机进行的，税征的对象则是富室和商人。商人作为吐谷浑随机税征的两个主要对象之一，表明在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的吐谷浑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在经济实力上可以与游牧贵族并驾齐驱的商人群体或阶层，而这个群体或阶层的形成，自然与吐谷浑商业贸易的活跃与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包括吐谷浑在内的青藏高原各部族大都以游牧业为生，经济上同质性很强，缺乏交易动力，因此，吐谷浑的商业贸易主要是与青藏高原周边及更远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的。由于这种贸易首先是依托于游牧业即畜产品来进行的，这就促使吐谷浑的游牧经济具有明显的商业化色彩，有学者因此把吐谷浑经济定性为“商业型游牧经济”或者“畜牧商业型经济”[105]。吐谷浑的商业经济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马匹、牦牛等为主的畜产品向内地的输出，二是充分发挥区位地缘优势，积极主动地参与东西方国际贸易，从而促成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
如上所述，作为马上民族的吐谷浑人到青海后，高度重视养马业，成功培育了以“龙驹”和“青海骢”为代表的良种马匹，而推动养马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显然是马匹的商业贸易价值。而牦牛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牧种类，是青藏高原各族对外贸易输出的传统牲畜。吐谷浑马和牦牛等牲畜的输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官方朝贡的名义，将马匹、牦牛等作为贡品纳献于内地各政权，然后以回赐的形式获得所需的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二是边界地区民间的互市贸易。
吐谷浑自建政以来，就和十六国特别是南朝、北朝各政权建立和保持了密切的政治关系或联系，并在相应的政治关系框架内开展经济与文化交流活动，谋求商业利益。吐谷浑先后接受西秦、前秦、南北朝各政权以及隋、唐诸王朝所封“白兰王”“西秦王”“河南王”“青海王”，以及可汗、郡王、公、都督、将军、刺史、校尉等各类名号，从而在形式或名义上与这些政权、王朝保持藩属关系，并以这种藩属的身份不断向其朝献，在经济上形成交易关系。所谓通贡、通使，实与通商合一，可能通商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420年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对峙的时代，吐谷浑则与对峙的双方均展开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的朝贡活动。423年即刘宋景平元年，吐谷浑王阿豺向刘宋“遣使奉表献方物”[106]，“始通江左，受官爵”[107]，开启了向南朝遣使朝贡的先例。继阿豺之后，慕璝、慕利延、拾寅等诸王均与刘宋保持良好的交往，从景平元年（423年）到大明五年（461年），不到40年间，吐谷浑向刘宋遣使20次[108]。此后，齐、梁相继，都没有影响这种朝贡关系。梁时，“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109]，朝贡的频率较之前更加密集。
吐谷浑对北朝的朝贡始于北魏始光四年，即427年，慕璝“遣使奉表”，魏武帝诏授大将军、西秦王。此后慕利延、拾寅时期，双方关系紧张，北魏军队数次西征青海，吐谷浑之朝贡活动因之中断。但此后，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与吐谷浑关系和解，吐谷浑的朝贡重新开启，频率也日渐密集。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曾统计了《魏书》帝纪中有关“诸国”朝贡的记载，其中次数居于首位的便是吐谷浑，为64次，而其中63次是在孝文帝时代[110]。但从《魏书》所言吐谷浑“终世宗世至于正光，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111]来看，孝文帝之后，吐谷浑对北魏的朝贡仍然在持续进行。北魏世宗元恪于499年至515年在位，正光系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时间在520年至525年，也就是说，在6世纪初期的20多年时间里，吐谷浑对北魏的朝贡活动仍然相当频繁。而《魏书》的这段文字也充分说明吐谷浑朝贡的贸易性质，即北魏因为吐谷浑的朝贡而获得了大量产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蜀马及西南之珍”。北魏分裂后，北朝形成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间的对峙，吐谷浑与疆界相邻的西魏和北周虽然也有进贡之举，但由于西魏和北周对自己有着直接的威胁，因此，取密远疏近之策，通过加强与东魏、北齐间的关系达到牵制西魏和北周的效果。特别是吐谷浑王夸吕在位期间，还与东魏建立了和亲关系，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北史》载[112]：
兴和（539～542年）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义，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又荐其从妹，静帝纳以为嫔。遣员外散骑常侍傅灵檦使于其国。夸吕又请婚，乃以济南王匡孙女为广乐公主以妻之。此后朝贡不绝。
隋唐时期，中央政权对吐谷浑有大规模征伐之举，但同时也对吐谷浑王封官加爵，并结姻亲之好，吐谷浑的贡使朝献也时有所至。
南北朝时期，宕昌也与其相邻的吐谷浑国一样，与南北朝各政权建立了藩属朝贡关系。据《北史》载，宕昌王梁弥忽遣其子弥黄于北魏太武帝时“奉表求内附”，弥忽受封宕昌王、弥黄受封甘松侯。自此“世修职贡”，后因故一度中断。但到孝文帝时，宕昌王弥机“遣使子桥表贡朱沙、雌黄、白石胆各一百斤。自此后，岁以为常，朝贡相继”[113]。据松田寿男的统计，北魏时宕昌的朝贡次数次于吐谷浑，在朝贡诸国中位居第二位。
宕昌与南朝交往始于刘宋孝武帝时。刘宋大明元年（457年），授梁瑾忽为“河州刺史、宕昌王”[114]，《南史》载“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献方物”[115]。齐、梁两朝，仍然视宕昌为藩属，继续予以封授，宕昌则保持朝贡。《南史》中还特别记载梁天监四年（505年），宕昌朝献之物为甘草与当归。反映了除畜牧产品外，像甘草、当归等中草药一类的土特产也是朝贡的物品之一。[116]
关于吐谷浑边界地区民间商业贸易活动的情况，史籍中的记载并不多。史载吐谷浑在慕璝时代“招集秦、凉流民”，“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117]，则蜀汉和凉州暨河西走廊这两个与吐谷浑地界毗连的区域，大致也是与吐谷浑有较为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的区域。不过，吐谷浑与河西地区商业贸易的情况，史籍中没有多少记载，而吐谷浑与蜀地间贸易往来的情形则见于南朝诸史。《梁书》载：“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118]《南齐书》则谓：“（益州）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119]梁武陵王萧纪统辖益州，“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嵩，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120]。
吐谷浑与益州紧密的商贸关系是促成南朝时益州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史载“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畜，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121]。《南齐书》因之谓益州“州土瓌富，西方之一都焉”[122]。而吐谷浑又将与益州的商贸成果扩展到与北朝的经济往来中。如上所述，通过吐谷浑，大量蜀地的物品即所谓“西南之珍”又输入北魏。
应该说，吐谷浑作为游牧行国，与南北朝的商贸关系大致上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的以互补为主的农牧间经济关系的范畴。但吐谷浑的商业经济更为重要也更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层面则是参与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国际贸易，并在南北朝南北分裂的特定背景下，在其中发挥了枢纽和联结的作用。
吐谷浑在东西方丝绸贸易中最具价值的贡献是贯通了以青海地区为枢纽的联结西域和南朝的往来通道。青海地区很早就是西域与中原间往来的通道，被称为“羌中道”，只是与河西走廊相比，青海地区自然条件处于劣势，所以“羌中道”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性无法与河西走廊相提并论。吐谷浑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为今青海省东南部以及甘肃省西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地区，东晋末年，也即谯纵据蜀称帝时期，吐谷浑王阿豺进一步向川西北地区拓展疆域：“谯纵乱蜀，阿豺遣其从子西强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123]龙涸，即今四川阿坝之松潘，平康在今松潘西南。这样，吐谷浑疆域与蜀地就基本上连在一起。在此基础上，阿豺又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正式向南朝遣使纳贡，接受刘宋官爵，为其“藩属”，于是，吐谷浑又在政治上与南朝形成联结，从而为南朝和吐谷浑间的交通往来奠定了基础。而吐谷浑在东南方向与南朝联结的同时，其活动范围又不断向青海中西部拓展，在5世纪中期之后，逐渐将势力扩展至塔里木盆地东南缘[124]。《南齐书》明确记载吐谷浑疆域“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125]，而在5世纪末，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126]，即进一步占据了地处丝路交通要冲的鄯善和且末两个重镇。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宋云、惠生等经行鄯善时，镇守当地的便是吐谷浑宁西将军。[127]吐谷浑东南部与南朝接壤，西北部与西域邻接，为其介入东西方商业贸易提供了地利之便，而当河西走廊被北朝控制后，青海地区在西域与江南地区交通中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南北朝时对南朝来说却是通向西域的主要道路，它联结了南朝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经起了颇大的作用。”[128]由于这条东西间大通道经行于吐谷浑，所以往往被称为“吐谷浑道”，由于吐谷浑王曾有“河南王”的封号，所领政权被称为“河南国”，因此这条道路也被称为“河南道”。
自20世纪60年代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发现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后，丝路青海道在吐谷浑时代的繁荣，就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大量研究。吐谷浑道在早期是塞北与南朝交往的最为重要的通道。《南齐书》卷59《芮芮传》称“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芮芮即柔然，是鲜卑人南迁之后、突厥人崛起之前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强盛时期，其西境扩张到天山北路和天山东路一带，所以，早期吐谷浑道所联结的区域已经涉及柔然所控制的西域地区。据《资治通鉴》记载，刘宋景明二年（478年），王洪范出使柔然，即“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129]；南齐时，江景玄出使丁零，亦由吐谷浑道，“道经鄯善、于阗”[130]，也即经行西域而达。随着吐谷浑在西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在南朝与西域两大区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联结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从各种史籍的记载来看，往来于吐谷浑道的人员，主要是东西方的使臣、僧侣和商人。使臣中尤为人们所注意者，便是来自中亚乃至西亚等所谓“西域”诸国遣往南朝者。这些西域国家和地区，据《梁书》等的记载，主要是滑国、波斯、龟兹、于阗等。滑国，即嚈哒，为南北朝时期的中亚大国，政治中心在河中地区，全盛时，“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开地千余里”[131]。史载滑国于梁天监十五年（516年）遣使萧梁“献方物”，“普通元年（520年），又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等物。七年（526年），又奉表贡献”[132]。波斯萨珊王朝于中大通二年（530年）、中大通五年（533年）、大同元年（535年）也遣使至梁。1956年和2000年，考古工作者还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和乌兰县发现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133]龟兹遣使见于记载的有天监二年（503年）、普通二年（521年）；于阗遣使见于记载的有天监九年（510年）、天监十三年（514年）、天监十八年（519年）、大同七年（541年）等。[134]另据《南史》记载，除上述较大的国家外，西域还有一些小国诸如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等也依附嚈哒这样的大国与南朝交往。《南史》卷79《夷貊下·西域传》载：
周古柯国，滑旁小国也。普通元年（520年），使使随滑来献方物。呵跋檀国亦滑旁小国也。凡滑旁小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普通元年（520年），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胡密丹国亦滑旁小国也。普通元年（520年），使使随滑使来献方物。
这些西域的国家和地区在与南朝的交往中，既有政治、文化交往的内容，也有经济贸易的内容，吐谷浑在其中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东西方贸易交往的参与者。就中介作用而言，《梁书》中记载，嚈哒与南朝的交往，“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135]。其实，语言通译只是这种中介作用的一个方面，其他的还有为往来人员和物资提供向导、食宿、护卫等。另外，吐谷浑重视城池、桥梁等的建设与修筑，这应该与保障丝路贸易的安全与通畅有着密切的关联。
通过吐谷浑道发挥的中介与桥梁作用，西域与南朝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经济交流关系，如前所述，与吐谷浑毗近的益州，因为得益于与吐谷浑等的交通贸易而成为与汉之武威、张掖相媲美的商业繁盛之区。这其中，也有来自西域胡商的助力。陈寅恪先生曾说：“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136]又说：“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137]而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活跃于蜀汉的西域胡商，大多系经由青海道也即吐谷浑道而进入蜀汉的，其中又多为粟特人。南北朝时期，粟特人也主要是通过吐谷浑道而到达南朝的。李明伟指出：
《宋书》记载中亚粟特国入贡两次，第一次在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第二次是“大明中（457～464年）遣使献生狮子、火浣布、汗血马，道中遇寇，失之”。而早在公元439年，北魏即已占领北凉都城姑臧，全部控制河西走廊，粟特使者去江南，河西走廊难以通行，只能是从西域进入吐谷浑境而达到目的。[138]
荣新江也认为：
我们知道，由于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南北处于分裂的局面，因此西域诸国与东晋、南朝的联系，主要是走“吐谷浑道”，又称“河南道”、“青海路”等，也就是说由西域经吐谷浑控制的青海地区，经松潘南下益都，再顺长江而下。粟特人应当也是利用了这条道路进入南方的。
经由这条道路进入成都平原的粟特胡人应当为数不少，所以在中心城市如益州或者一些特别的地区如郫县，可能存在着粟特聚落。这些粟特商人促进了西域与蜀汉、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也把粟特文化和技艺带到中国南方。[139]
而粟特商人通过吐谷浑道经营的商业物资可能“以蜀锦之类的丝绸中转贸易为大宗”[140]。
吐谷浑人在为西域与南朝的商贸关系铺路搭桥、发挥中介作用的同时，也努力促进西域与北方地区的贸易往来。如前所述，吐谷浑与北朝政权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具有商贸内容的通贡关系。前述20世纪50年代末在青海省西宁市发现了76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正好印证了吐谷浑时期丝路青海道在沟通西域与北朝商贸关系中的作用。即使在东西魏分立的情况下，吐谷浑还积极引导西域胡商，假道柔然，开展与东魏和北齐间的商业贸易。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吐谷浑王夸吕通使北齐，西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141]。这条记载清楚地表明，吐谷浑所谓的“通使”“通贡”，确与通商合一，其仆射、将军者，当为使臣身份，与之伴行的则是240人的胡商商队及数以万计的杂彩丝绢。显然，这是吐谷浑和西域胡商合作进行的一次规模可观的远程贸易。这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地处东西方通道的吐谷浑，其与中原以及南方各政权之间的所谓“通使”“通贡”“朝献”等，更具实质性的内容和诉求是商业贸易和商业利益。
应该说，吐谷浑参与的是一个中古时代覆盖面非常广的国际商业贸易圈，并以国际贸易中介人的角色为世人所瞩目，也给世人留下了吐谷浑“事惟贾道”的深刻印象。[142]商业改变了吐谷浑的社会生活风貌，“吐谷浑逐草依泉，擅强塞表，毛衣肉食，取资佃畜。而锦组缯纨，见珍殊俗，徒以商译往来”[143]。而长期对商业贸易积极主动的参与，使吐谷浑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南北朝时期“号为强富”的游牧国家。通过商业贸易积蓄的财富宝藏也颇为周邻强敌所觊觎和掳掠。如北魏文帝时，定阳侯曹安就以吐谷浑“多有金银牛马，若击之，可以大获”，建议朝廷讨伐吐谷浑。[144]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突厥木杆可汗与史宁联合攻伐吐谷浑，“掳其（夸吕）妻子，大获珍物及杂畜”[145]。而针对吐谷浑长期以来对东西方丝路通道的控制和商贸利益的垄断，隋王朝于大业（605～618年）年间发动了对吐谷浑的大规模战争，从而解决了西域诸国向隋“朝贡不通”的问题。[146]
隋唐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逐步形成，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通道也更多地为中原王朝所掌控。作为东西方国际贸易中介的吐谷浑国也于公元663年为吐蕃王朝所灭，其领地民众也被纳入吐蕃治下。但是在隋唐时期，包括吐蕃统治时期，青海地区作为丝路的通路并没有沉寂，仍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性的贸易往来仍然十分活跃。20世纪80～90年代对青海省都兰吐蕃大墓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多达130余种6世纪末至9世纪前半期主要出自中原，兼有出自中亚、西亚的丝织品，以及大量分属于粟特和唐的金银铜器物、铜钱和漆器、木器等，据此，许新国强调，“这样多的来自东、西两方的文物集中于此，充分地说明这时期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他甚至认为：
此时的青海，确已成为交流东、西方物资的中心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中心。……出土文物证明，在这一历史时期内，青海丝绸之路是畅通的，即使是在吐蕃控制下的7～8世纪，其与东、西方贸易的规模也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147]
对吐蕃控制时代青海路的地位是否可以如此评估，暂且不论；但青海路依旧在东西方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而这种作用的发挥，自然得益于吐谷浑数百年间参与丝路国际贸易所积累的丰厚的商脉资源。同时，尽管吐谷浑国为吐蕃所灭，但在吐蕃治下，仍有吐谷浑邦国的建制，青海地区仍为吐谷浑人居处，所谓“退（吐）浑种落尽在”[148]，都兰吐蕃大墓即是“吐蕃统治下吐谷浑邦国的遗存”[149]。吐谷浑人有着丰富的从事丝路国际贸易的经验，因此，北朝晚期直到吐蕃统治时期，对于丝路青海道繁荣的持续，吐谷浑人在其中应该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 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
[3] 王明珂：《华夏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50页。
[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5]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6] 参见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452～456页。
[7] 《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中华书局点校本。
[8] 《晋书》卷97《西戎·吐谷浑》，中华书局点校本。
[9] 《隋书》卷83《西域·吐谷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0]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11] 陈宗祥：《秦汉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生产情况试探》，《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1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3] 《汉书》卷69《赵充国传》。
[1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15]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84～85页。
[16]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86～87页。
[17] 赵萍、续文辉：《简明西藏地方史》，民族出版社，2000，第18页。
[18] 张天琐：《西藏古代农牧业生产技术概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3期。
[19]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20] 《晋书》卷97《四夷·西戎·吐谷浑传》。
[21] 参见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第31～32页。
[22]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2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5] 《汉书》卷69《赵充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26]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27] 《后汉书》卷16《邓训传》。
[28]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9]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0]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1]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3]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4]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5] 《后汉书》卷65《段颎传》。
[36]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7] 石硕：《吐蕃王朝以前雅隆吐蕃部落的经济变迁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8]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85～86页。
[39] 张天琐：《西藏古代农牧业生产技术概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第2、3期。
[40]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
[41]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
[42] 《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
[43] 《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传》。
[44] 《魏书》卷110《宕昌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45] 《北史》卷96《白兰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46] 《隋书》卷83《西域·附国传》。
[47] 《隋书》卷83《西域·吐谷浑传》。
[48]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49]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50] 参见《旧唐书》卷198《西戎·吐谷浑传》；《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吐谷浑传》。
[51] 《隋书》卷3《炀帝纪》。
[52] 《梁书》卷54《西北诸戎·河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53] 《魏书》卷110《吐谷浑传》。
[54] （清）张澍辑录《凉州府志备考》“祥异古迹”卷1，三秦出版社，1988，第91页。
[55] 《梁书》卷32《张率传》。
[56]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57] 《梁书》卷32《张率传》。
[58] 《晋书》卷97《西戎·吐谷浑》。
[59]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60]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澎波农场洞穴坑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5期。
[61]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6期。
[62]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80页。
[63] 陈宗祥：《秦汉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生产情况试探》，《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64]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第59页。
[65] 《汉书》卷96《西域传上》。
[66] 何克洲、张德荣：《青海民和县胡李家发现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67]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第221页。
[68] 袁震、祁万强：《海湖大道墓葬又有重大发现我省考古首次出土陶厕》，《青海都市报》2011年10月21日。
[69] 《汉书》卷69《赵充国传》。
[70] 何克洲、张德荣：《青海民和县胡李家发现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
[71] 王恒杰、张雪慧：《民族考古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第259页。
[72] 《北史》卷96《附国传》。
[73] 《北史》卷96《宕昌传》。
[74] 《北史》卷96《党项传》。
[75]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76] 《北史》卷96《党项传》。引文中所言“羖
”者，即为山羊。
[77]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78] 《北史》卷96《宕昌传》。
[79]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80] 《北史》卷96《白兰传》。
[81] 《魏书》卷25《长孙观传》。
[82] 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
[83] 参见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浇河域即晋时吐谷浑阿豺所筑，在（廓州达化）县西一百二十里。”中华书局，1988。
[84] 《南齐书》卷59《河南吐谷浑氏传》载，吐谷浑“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中华书局点校本。
[85] 《北史》卷96《吐谷浑传》：“子伏连筹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称疾病，輙修洮阳、泥和城而置戍焉。”
[86] 《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隋书》卷61《宇文述传》、卷63《刘权传》。
[87] 《隋书》卷39《地理志上》。
[88] 《北史》卷61《史宁传》。
[89] 《北史》卷61《史宁传》。
[90]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2《陇右》，中华书局，1980。
[91]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4《洮州临潭县》，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
[9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丝绸之路河南道沿线的重要城址》，载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第238页。
[93]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冉駹夷传》。
[94] 关于“邛笼”之意，学界多有论说，可参见石硕《邛笼解读》，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
[95] 参见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第64页。
[96]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97]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98]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99]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00] 《后汉书》卷31《孔奋传》。
[101] 参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调查与发现1938～200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102] 参见何克洲、张德荣《青海民和县胡李家发现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第168页。
[103] 仝涛：《西藏阿里“象雄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
[104]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105] 参见马曼丽《关于吐谷浑游牧经济商业化的几个问题》，载胡之德主编《兰州大学丝绸之路研究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第178页。
[106]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07] 《南史》卷79《河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08] 白翠琴：《中国历代民族史·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94页。
[109] 《梁书》卷54《河南传》。
[110] 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第24页。
[111]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112] 《北史》卷96《吐谷浑传》。
[113] 《北史》卷96《宕昌传》。
[114] 《宋书》卷6《孝武帝骏本纪》。
[115] 《南史》卷79《宕昌国传》。
[116] 《南史》卷79《宕昌国传》。
[117]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
[118] 《梁书》卷54《河南传》。
[119] 《南齐书》卷15《州郡下》，中华书局点校本。
[120] 《南史》卷53《萧纪传》。
[121] 《宋书》卷81《刘秀之传》。
[122] 《南齐书》卷15《州郡下》。
[123]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
[124] 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载《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316～339页。
[125] 《南齐书》卷59《河南传》。
[126] 《魏书》卷110《吐谷浑传》。
[127] 杨炫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252页。
[128] 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第168～195页。
[12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5，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130] 《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
[131]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
[132]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
[133] 参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乌兰县大南湾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
[134]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
[135] 《梁书》卷54《西北诸戎传》。
[136] 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79页。
[13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第79页。
[138]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第103页。
[139]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45～49页。
[140]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载《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巴蜀书社，2012，第407页。
[141] 《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42]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
[143]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
[144] 《魏书》卷110《吐谷浑传》。
[145] 《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46] 《隋书》卷67《裴矩传》。
[147]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前吐蕃与吐蕃时代》，文物出版社，2013，第285页。
[148] （唐）吕温：《蕃中答退浑词二首》，载《吕和叔文集》卷2，四部丛刊本。
[149]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前吐蕃与吐蕃时代》，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