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胡风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

在中国当代众多的文艺理论家中，胡风是独树一帜的，不论是他的文艺理论还是他的经历又或是他的人生态度，都留给后世无穷无尽的探索元素，极具影响力。在胡风丰富的文艺理论观点中，主观战斗精神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不仅仅代表着胡风文艺思想最突出的特色，也展现出这位理论家关注人生、关注作家的别具一格的现实主义思想态度。

1.“主观战斗精神”的形成

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提法并不是胡风的原创，而是在胡风发表作品和表达观点之后，其他文艺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的总结和概括，他本人并没有反对，反而认为这个词语能很好地概括自己思想的精髓。他本人于1944年在重庆为文协理事会起草《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时明确地使用了“主观战斗精神”一词，此后仍使用过。他说：“抗战，当它爆发的时候，是把全民族掀动了的事件，把全国人民投进了大的兴奋里面的事件。”^[164]但是，众所周知，战争变成了持续的日常生活，就有可能成为麻痹作家创造力的狭小的沉滞生活。“结果当然会引起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165]胡风具有旺盛的创作力，在对他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后，发现关于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经常采用“主观精神”，“主观力”，与现实“搏战”等词语来描述，也有“主体上的原因”“真正的艺术上的认识底主体（作者自己）”“主体的原因对于客观原因的关系”^[166]，这体现了他对文学作品以及作品展现的意义和内容的倾向，要展现作者本人的主观力量，展现出自己在生活中不同于他人的体会。这个观点的提出与鲁迅先生“为人生”“改良人生”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胡风根据自己对这两个观点的理解，进一步阐发，得到这样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观点，也是自身关于现实主义的积极理解：“新文艺底发生本是由于现实人生的解放愿望，所谓‘言之有物’的主张就是这种基本精神底反映。但说得更确切的是，‘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里才表出了真实的历史的内容，而不只是模模糊糊的‘物’了。于是，才能说‘为人生’，要‘改良这人生’。然而，‘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是人生的真实，那‘采’者，‘揭发’者本人就要有痛痒相关地感受到‘病态社会’底‘病态’和‘不幸的人们’底‘不幸’的胸怀。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167]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胡风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思考和理解过程，以及他期望“主观战斗精神”能够带来怎样的变化。新文学、新文艺需要“主观战斗精神”的发扬。新文学的题材必须从“真实”的“人生”中得到，必须是作者“本人”“痛痒相关地感受到”的才行，这样有战斗力的新文学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新文艺的形成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最终却能够发展壮大，原因是什么呢？胡风这样说：“试回想一下新文艺底历史，虽然处境非常艰苦，本身也有弱点，但在基本的精神上，它总是为了反映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要求，总是在民族解放和在社会解放的血的斗争里面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由于这种精神，它在人民底千千万万的心灵里面散布了火种，在今天的我们民族底不屈服，不苟且偷生，坚信胜利，坚信未来的光明的、神圣的斗争里面燃烧起来，放散着灿烂的光华。这种精神由于什么呢？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168]新文学形成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诱惑也很多。比如主观精神失去了现实的精英，流于空灵；比如过于追求生活浮华；比如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等对新文学的强大腐蚀作用。尽管困难重重，新文学还是突破重围，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新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反映了人民对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紧迫要求，体现了人民的意愿，这样的新文艺必然会在人民心中种下火种，点燃希望。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在胡风眼里就是“主观战斗精神”，不妥协，献身、奉献，具有仁爱的胸怀，面对现实积极投身其中，没有丝毫的虚伪和狡诈。

2.“体验的现实主义”——注重主体与客体

胡风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有很大区别，不同于“客观主义”，也不是“公式主义”，而是一种“体验的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是当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提出的。在一次关于胡风文艺理论思想的座谈会上，他做出了如下发言：“在历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中，还没有哪一个人象胡风这样把作家主观作用强调到如此突出的程度。胡风与七月派作家的这一重要思想，终于促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种新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体验的现实主义’的诞生。”^[169]这一概念的提出从本质上总结了胡风不同于他人的现实主义的特色，那就是注重体验的重要作用，强调体验的得来是作家对于生活和人生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热情，从主观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经验的现实具有的魅力，再结合客观的描写和如实的刻画，表现出属于自己的文学样式，而不是简简单单地遵从大多数人的想法，去大声疾呼千篇一律的东西。在这里，体验的作用就展现出来了。但是由于胡风大胆地提出加大对于人的描写以及对于人的表现力度，很多人对他的理论存在误解，将其描述成“人本的现实主义”，这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又因胡风在论述以及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极力强调发展作家的主观创造力，一些反对者又将他的理论归结为“主观的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也是非常偏颇和不正确的，他们看到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中猛烈、激进的部分，将其单拎出来进行反驳，而不是将他的理论联系起来整体地看，这样难免会产生单调的评论，而忽略其理论真正的价值和闪光之处。因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在主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强调恢复被主流社会和学术思路影响的忽略作者主观精神的倾向，他的这种主观精神的发扬及发挥，是需要真正地在对自身所生活的社会深刻的体会和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表现出来的特质，而不是一味地宣扬主观的占有性作用，忽视其他。胡风的主观因素包含的内容很多，很广泛，其中作家对生活的自我认识、事业心、个人素质、人格等都是着力强调的，如果作家连对自己生活的认识以及其本人的表达都不真实深刻的话，那对于文艺界来说将会是后果很严重的一件事。因此他说“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170]胡风赞赏的人格是面向人生积极主动投入的那种真诚和热情，这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中弥足珍贵。

30年代“左”倾的、革命的文学在中国影响很大，出现了一些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定义的现象，这种简单的定义并没有从文学内部的特点进行深刻分析，而是将文学看成反映现实生活的“镜子”，承载政治思想的“容器”，宣传理念的“留声机”，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而胡风则强调在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文学的孕育过程应该像熔炉一般，胡风《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于1935年发表，在文章中首次用“熔炉”这一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指称作家收集文学作品题材的活动，他说：“作家应当好好地孕育他的题材”，“不要看到了一点事情就写，有了一点感想就写，应当先把这些放进你的熔炉里面”。^[171]在这里，胡风强调的是作家对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不要急于将看到的、感受到的任何事与物一股脑儿地未加处理地呈现出来，而是要在自己头脑中精心筛选和整理，从而选择出最令自己触动的、经过自己深刻消化的、有一定深度的东西。把吸进去的东西化成溶液，再用那来塑造成全新的东西。艺术家处理自己与生活关系的过程中的作用就表现在这里，“作家底想象作用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溶合到主观的洪炉里，把作家自己的看法、欲求、理想渗透在这些材料里面。想象力使各种情操力量自由地沸腾起来，由这个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统一，综合，引用，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有脉络的体系，一个跳跃着各种情景和人物的小天地”。^[172]这个过程，对于作家主观能动力的调动和考察是非常严格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艺术认识的标准，因为“真正的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底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胡风在《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介绍了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和法捷耶夫的《我的创作经验谈》，其中“熔炉”的说法主要受到法捷耶夫关于题材孕育过程类似“化合”作用的说法的启示。

胡风对于主观精神的关注，并不是单方面地忽视其他客观存在的规律和事物，而是在注重客观的同时，将主观和客观有机地能动地结合在一起进行文艺活动。胡风在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的一套非常明确的标准，他认为人由历史造就，反过来又通过自己的能动作用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就必须非常重视在这个过程中人和历史本身的作用，应该将人想要表现自己历史的热情充分地发扬，然后去自觉地创造新的历史。对于历史的创造也不是盲目的，而是要在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的基础上，把客观对象的内容深入地发掘和表现出来，对于表现人民生活的作家来说，就更应该将自己的全部血和热投入对群众生活的描写中去，做人民的代言人，将自己的血泪与人民融合，写出真真切切属于人民的现实主义文学。因为在文艺实践上，决定的中心就是“人”的问题。人不仅仅是“感性的对象”，更是“感性的活动”。劳动生产结成了社会的关联，创造了生活诸条件，社会斗争又改变社会的关联，再创造生活诸条件。这就构建出感性的世界。人是经营着这样的活动的感性的对象，作家更应该是这样。

注重创作规律、关注主体活动是他主观战斗精神富于科学内涵的最突出体现，那么胡风是如何处理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呢？他这样说道：“作家底想象或直观在现实的材料里面发现出普通人眼看不见的东西，给以加工、发展，使他的形象取得某种凸出的鲜明的面貌。在这里就有了作家底主观活动，作家底对于现实材料的批判。”^[173]他还特别强调，在创作活动过程中，作家的思想或观念和对象间的“化合”作用逐渐地完成，或者被对象所加强，或者被修改。现实的材料和作家的创作之间的规律——“熔炉”的熔铸过程，也就是胡风深刻思考的创作“主体”和作为写作“对象物”的现实之间发生的复杂的精神“交涉”的规律。

在谈到“熔炉”的熔铸过程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风对于作为主体的作家的想象、感觉以及直观的作用非常看重，这些作家在创作之前经历的人类感觉能够使其感受到客体对于主体的作用，这些感觉在作家这里达到大融合，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

重视和发挥主体的想象力、感受和感觉的同时，也必须处理好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即作家和所要描写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胡风从托尔斯泰谈自己的创作经验的过程中得到启示，认为写作过程就是克服的过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胡风以此为思考的起点，并将其阐释发挥成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的一个观点，同时也是自己坚持的现实主义观点中的一个基本标准。他认为：“这指的是创造过程中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底最基本的精神。”^[174]胡风还解释说，作家对“材料”不能停留于观察、搜集、研究、整理之类，“一切都得生活过，想通，而且重新感受”，真正“深入了对象内部”，然后“带着最大限度的紧张去感受生活的结构”，由此获得“深刻的艺术的兴奋”。这样的双向感受，会使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良性循环，互相增长，最后达到托尔斯泰所描述的“艺术家是和自己的艺术一同生长的”最佳状态。^[175]

3.坚定的理论信念——对三种主义的批判

身为左翼作家的胡风从初入文坛到之后有自己理论的追随者，影响一批又一批作家和理论家，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心，那就是主张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作用和影响，积极地描写和干预世界。他主张继承五四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发挥主观战斗精神，不逃避也不躲让，直面现实。这些观点从他30年代发表的重要论文集《文艺笔谈》（1934～1935年）、《文学与生活》（1936年）、《密云期风习小纪》（1935～1938年）中都可见一斑。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表明了自己支持的观点，也强烈地表示出了对于当时文坛上的“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性灵主义”的批判。

（1）“客观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在胡风反对的三种文坛倾向中，他认为危害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便是“客观主义”。中国30年代的文坛中，“客观主义”之风盛行，许多著作颇丰且有影响力的作家，如张天翼、吴组缃、沙汀等纷纷表示认同此种创作原则，这些作家在创作中都遵从社会剖析的思路。初一看，他们好像在利用自己的观察力思考社会上出现的问题，挖掘社会的黑暗面，剖析社会中存在的弊端，但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一个远离人民大众的角度，以俯视的姿态来看待社会百态。在创作中只说意见，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提出解决的方案和抑制社会问题的“良方”，这是一种只诊断不医治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当然，相比于之前的革命的罗曼蒂克主义的创作倾向，客观主义的社会剖析方法有很大的进步性和创新性，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问题。胡风敏锐地从作家主观精神的层面深刻分析后发现，这种客观主义作家遵从的是一种“社会决定论”或“社会宿命论”，是一种“奴从现实”^[176]。对于复杂的现实生活不能从自己的感受和独特个性出发去书写，仅仅是简单地描述社会，是一种“都不过如此，都应该如此”的“神气”。^[177]这样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必然不会深刻地认识社会。

1935年《张天翼论》的发表标志着胡风克服“客观主义”观点的提出，张天翼并不是全然秉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创作态度，他的那些“世态讽刺”小说也都是以“面向现实人生”为初衷写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胡风的批判并不是十分客观合理，有些吹毛求疵，但是胡风着重于作家表现出来的那种过于“冷观”、理智的态度，说他们只是“隔着一个很远的距离”，高高在上地指指点点。他的主题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当代所追求的价值取向的，但“他的大多数人物好象只是为了证明一个必然”，这样的目的就会导致“作者的热情”，不会有“迫人的实感”。胡风倡导主观战斗精神是为了让文艺工作者能深刻地认识到之前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中“客观主义”对自身创作的危害，扭转他们因为“左”倾机械论的影响而遵守的只注重描述现实的弊端，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中国，许多作家有意识地想要扭转“左”的倾向，却又陷入另一个问题之中，他们将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入作品以及素材的选择，选择的过程中偏重于对社会和人民有激励和教育作用的部分，过多地书写积极的生活的部分，注重对自己作品激励、鼓舞人的作用的发掘，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作品的意义就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感情仍然表达很少。但胡风认为“如果只是带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表面的社会现象中间随意地遨游”，就会造成“认识就很难深化”的后果，只有展现出“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描写，去观察的生活，才是真切的人的生活，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会具有真实的艺术生命，因为他表现出了真实的人及人类生活，“获得使读者向客观现实深入的艺术力量”。^[178]

（2）“公式主义”——“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

“公式主义”也是胡风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一种文坛倾向。在现实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利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僵化，他们将文学创作从一个固定的抽象的观念引申出来，不顾实际生活的千变万化的情形，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把这个固定的看法套上去。例如，描写农民的斗争和反抗，一定会遵守一个公式，“要写农村底衰落和地主底压迫，接着是农民底觉醒和反抗”。翻看同类题材的作品，千篇一律，没有丝毫创新和巧思，不求变和新。这些作者还都乐此不疲，将死板的“公式”展现给大众，这样的做法“只是演绎抽象的观念，那结果只有把生活弄成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这丝毫发挥不了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只能是作为某种政治或思想的简单传输器，没有意义。

遵从这样一种看法和观点的作者不在少数，敏锐的胡风试图抓住问题的本质，去挖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以为主要是受苏联“拉普”的“左”倾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苏联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外来的理论在与本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被人们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产生了死板教条的“公式主义”。1932年苏联开始出现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倾向，苏联文坛于是着手清算“拉普”的“左”倾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试图避免这种“左”的路线对于文学的迫害。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有了理论和现实基础，但他的力度更大，表现出誓与“客观主义”分道扬镳的坚定信念，他认为苏联对于文坛“左”倾错误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而我们的革命文学阵营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对于“拉普”“左”的错误的清算只是让人们认识到了这种错误的影响，但在创作实践中这种倾向的影响仍比较明显，大家很难从根本上与其划清界限。对于革命文学阵营中部分将文学简单地当作政治传声筒的做法必须坚决予以否定，并努力地加入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积极深入生活内部，让生活和个人达到一个完美的融合和超越，发掘生命的激情和热力。

（3）“性灵主义”——“个人封闭的小天地”

胡风反对的第三种文学倾向便是“性灵主义”，以1934年发表的《林语堂论》为主要的理论阐发文章。30年代中期文坛中确实盛行着以“性灵主义”和“趣味主义”为主要表现的大批崇尚自由主义观点的作家，而在这些作家中则尤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语丝派的影响力最大。且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杂志在当时的文坛具有很强的舆论影响力和风气倡导力，因此胡风选择以他们作为批判的靶子，是非常有意义的。在20年代中期，这些语丝派的主要代表作家有很多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活跃在文坛，积极投身于文学改良社会和文学救民的活动中，也常在《语丝》杂志上发表富有现实批判性和表现抗争性的文章，努力阐发他们追逐的五四新精神，进行思想启蒙。但到了后期，语丝派发生了分化，周作人、林语堂不愿意再涉足社会领域，放弃了原先的思想启蒙路线，将思想封闭于自己的小天地，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179]的文学风格，表现出开拓自己内心园地，发展个人“性灵主义”的倾向。这在一直主张发扬五四战斗激进主义的胡风看来，是对于革命形势的回避，是倒退和复归，不能任其发展下去，需及时进行矫正。

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的“性灵主义”者大部分都拥有良好的西方学习背景，或者长时间留学国外，受西方思想影响，或者通过个人努力，了解西方理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变化与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比较平和、不激进。胡风是在意图加强这些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激发他们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激情的考虑下，从外部社会的需要来衡量文学作品内在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的。他认为当时的社会不需要倡导“闲适”与“幽默”的性灵文学，而需要具有强烈战斗性和激情的作品出现，去解救社会。30年代后期，胡风还批评过“京派”主张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冷静超脱”的文学观以及标示名士才情的“风稚”“安泰”的创作，渴望更多地表现“京派看不到的世界”，即作家真正将主观“融合”进“生活底纠纷”的那种真实生动的现实图景。这都表现出了他主张发扬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绝不悠闲避世的态度。

4.“主观战斗精神”的当下影响

席勒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永远作为昨天的过去，它会不断重现，到明天还会发生影响，因为它今天已经有了影响”。这也就是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因为这个观点的提出，革命文学队伍中的作家改变自己创作中的弊端和缺陷，向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地前进，用自己的热情和血与泪书写着普通群众的生活，做他们的代言人，而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思想的“传输器”，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将展现自己与被描写的客观对象的生命力作为自己最大的使命，创作出的作品也都非常具有代表性。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从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文坛中“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性灵主义”的影响，凭一人之力走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独特道路，虽然在其批判的过程中，理论不是特别系统，甚至有一些吹毛求疵的弊病，但是他不一味地认可社会主流思想，而是始终运用自己极具思辨力的头脑和扎实的学识涵养，提出这样一个具有创作力的理论，本身就值得后人敬佩与学习。在新时代，学习和借鉴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仍十分突出，作家对现实生活是“采取旁观，超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还是“逃避生活，观照生活，或浅尝生活的态度”，又或者是“站在改革生活的立场上去把握生活、深入生活”？这值得我们深刻思考，也是胡风留给我们的永恒的、可以持续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