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一轮教改和“四清”运动

正确与“左”交织，规范开始失效，历练让我成熟。

又一轮激进的教学改革

1964年2月13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接着在3月10日，毛主席又在一封来信上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后来把这些内容笼统地简称为“春节指示”。刚刚从教育部分出的高等教育部，于3月18日召开了为期25天的直属高校领导干部会议，学习毛主席指示，研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和开展比学赶帮问题，就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制度交换意见，交流教学中贯彻少而精的经验。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学习空气。宁夏大学从4月22日到5月11日连续多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校务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讨论如何贯彻“春节指示”和高校工作会议精神，并于5月11日由校党委副书记敬礼堂向全校传达高校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其中包括“春节指示”和陆定一、林枫、杨秀峰等同志的讲话和蒋南翔部长的总结发言的综述。他讲到15年来高校教育工作的成绩主要是：1．在学校中确立了党的领导。2．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建立了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制度。3．师生的政治思想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有了显著的转变。4．教师队伍壮大起来，新教师大批成长，老教师也有进步。5．一批新专业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6．量上发展很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这些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路线，成绩是根本的。目前的问题是：学制太长，课程太多。教学中存在“五多”和“五少”，即课程多、内容多、作业多、习题多、参考书多和预习时间少、复习时间少、读参考书少、文体活动时间少、休息时间少。教学不是采取启发式的方法，考试是多、难、死、全。我们学校从教学计划看也有求全、求多的问题。教学方法也是注入式的，启发诱导少，学生消化不了。超学时的情况也存在，学生干部开会过多，负担更重。课外活动强求一致，要求过死，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少。有些学生的健康情况不好，很值得注意。

次日学校集中学习讨论，按照江云校长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的意见，要大家发扬民主，讨论中要活学活用，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开展争辩，贯彻“三不”（不打杠子，不揪辫子，不秋后算账）精神，使人人畅所欲言。在学校领导的引导下让大家统一地认识到：1． 这次教学改革是教育战线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是1958年以来教育革命的继续；是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是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还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是马列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的问题，是关系到如何保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中国的问题，还有国际意义。2． 办好学校，搞好教学改革，一靠党委领导，二靠知识分子革命化。必须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深刻领会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克服各种洋教条和土教条的影响，实现思想革命化，走真正革命的道路。3． 教学革命要思想积极，行动稳妥。要先解决思想问题，学习毛主席指示，思想通多少，就做多少。具体问题先搞试点，不一下子铺开，取得经验后再全面进行，尽量做到少出差错或不出差错。除了务虚，还要求围绕培养目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革命化、正确理解和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和改进教学方法、考试方法、培养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等问题进行讨论；还要求大家积极想办法，提出改进意见，不能等待，边讨论边改革，对提出的改革意见，我们能做到的就立即动手改。

通过讨论和调查，从学校和教师方面提出的问题与传达的基本一致。而学生则先向政治课发难，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内部资料《宣传工作简报》上反映宁大政治课教学有不少繁琐哲学，理论联系实际差，启发式不够。由此引起政治课各教研组纷纷进行总结，汇报几年来教学改革的成果，以做回应。

为了推进教学改革，学校成立了教学改革办公室，由教务长牵头，一场十分激进的教学改革又在学校展开了。

思想积极，行动稳妥，主要表现在学制上没有轻易变动，在其他方面实际上是大刀阔斧的。针对课程太多的批评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考虑，全校各系首先修改了教学计划，进行了砍、减、并。砍掉了一些“脱离专业”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减少了课程门类，减少了学时。总学时从原来的3800学时削减成2200～2400学时，周学时由原来23～28学时减少到22～23学时，包括自习时间在内的周学时，从60学时减少到不得高于54学时。各个系都普遍增加了生产实习和教育实习的时间，加强了实践性的教学环节，增加了劳动时间，还把参加阶级斗争（社教“四清”）列入教学计划。在改革教学方法方面，许多教师都在尝试各种形式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在改革考试方法上，比较容易实现的是改闭卷为开卷，1964—1965学年第一学期，就有2/3以上的考试课程试行了开卷考试，无论是开卷或闭卷，试题的难度都普遍明显降低了。

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普遍加强了对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子弟的教育工作。

物理系的教学计划中砍掉了固体物理、核物理，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学时都压缩了1/4，其他课程也适当减少了学时。不仅教育实习时间增多，还安排了生产实习。这两项的首次实施是1964—1965学年，正好由于1962年物理系没有招生，我教的课轮空，使我有机会参与。

1964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我就和65级同学们一起去吴忠县进行教育实习。由于吴忠县城里的中学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实习生，我和5名实习生被分配到县里的金积中学。那时，金积是吴忠县的一个镇，由于交通不便，从金积到吴忠来往很费时间，所以无法在吴忠县城中学带队实习的老师交流实习情况，我只好单兵作战。好在那时的金积中学校长是后来在宁夏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人事处处长的赵廷琦。他是全国劳模，工作特别认真，对教育实习思想重视，要求严格，这正好和宁大加强实习的要求一致，也就成了保证实习成功的前提。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师生的教学实习、班主任实习和每周一天的劳动都井井有条。这次实习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实习生的每一堂课都经过多次试讲，不断改进，直到双方的指导教师都比较满意为止。班主任实习也经常得到指导并听取中学生的反映，批改作业双方指导教师都要抽查。由于要求严格，指导细心，实习结果都取得了优良成绩。给我印象最深的，启发式教学最好的是张振华和李建华，他们毕业后工作不久就取得了显著成绩。可惜的是，在我写这些回忆文字时，他们都已不幸英年早逝了。

1965年下厂师生和汽车修配厂工人师傅合影

1965年的春天，我和应届毕业班65级同学到银川新城汽车修配厂下厂劳动，学习汽车修理技术。1959年在西马营那里，数理系师生到银川机械修配厂学习车工，时间是分散的，每周去一个下午。这次，先计划去1个月，后来延长至2个月，是物理系师生第一次集中时间下厂劳动。我和几位学生分配到汽车引擎修理车间，这和我讲热力学有密切联系，使我格外高兴。在大学学过普通物理电学后，还有电工课和实验，总算接触了电机。在普通物理热学和理论物理的热力学部分都要讲到热机和制冷机的循环，我在大学只是在参加摩托车训练班里接触过二冲程热机，也多是纸上谈兵讲原理，没有拆卸过。这次真正参与汽车引擎修理，使我大开眼界，增加了很多实际的知识和技能。经过几十天跟着老师傅学习、实战，我不但熟悉了从引擎拆卸、修理、安装、试车的全过程，而且掌握了需要手工操作的技术，如刮瓦、调节活塞环间隙以及维修安装的要领，等等，这些技术如今已经过时，我也不再为它多费笔墨。我还学会了如何根据引擎的不正常声音判断引擎的毛病，知道了修理引擎还要耗费很多用面粉和成的面团。特别是体会到工人师傅劳动的艰辛和快乐，以及他们的热情、善良和质朴。

在生产实习临近结束的前一周，我向厂方和车间领导提出，让我们用低价买些废料，经过修理装一台引擎，带回学校作为教学演示设备，借此也检验我们学习的成效，向厂方、车间和工人师傅以及学校做一个汇报。厂方欣然应允，工人师傅更是积极协助。他们不辞辛苦，抓紧休息时间帮我到废料堆里翻腾，终于找到一个略加修理就可使用的引擎缸体，配上了气缸盖。其他零件有的是从废料堆里找的，有的是工人师傅们从自己的小料库中拿出来的旧的还能用的，甚至还有新的，比如气缸垫。材料凑齐了，需要机械加工的，由相关工种的师傅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抓紧加工。以我为主带领两个学生把需要手工做的活依次完成后，总装和调试也都由我们独立完成。经老师傅的检验，我们一次总装就成功了，心情自然是喜悦无比了。

我参与教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试行精讲多练。我过去的教学，在讲授过程中是比较注意启发学生、注意和学生交流对话的，但有时会流于形式，不可能总是起到启发的效果。我觉得真正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学习，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角。教师要精讲，学生要多练，多看参考书，特别是多答思考题、多做习题。要给学生尽可能多的时间自学，在主动自学的过程中，掌握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能。我的这些想法来自我过去学习的体会，我想把它介绍给学生。为此，我花费了不少时间，用尽量通俗易懂而又简练的语言，编写了一本只有几十页的热力学统计物理教材，供精讲使用；又准备了比较多的思考题和练习题，意图是通过思考题，逐步引导学生阅读参考书，深入掌握教学重点，通过练习题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遗憾的是这些想法在67级学生中刚开始试验，就遇到缺乏参考书的问题，造成一定困难，我的讲义就显得过于简练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再也没有试验的机会。

那一次教改的另一方面，就是试验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1964年7—8月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多次报告中提出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试验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在高等教育部10月28日召开的直属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上，除提出了将“四清”和军训列入教学计划、每个大学生都要有一两次比较集中的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等措施之外，在全日制积极进行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的改革的同时，还提出了进行半工半读试点的要求。不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教育厅指示要农学系中文系实行半工半读。刘继曾在1965年1月16日向宣传部和文教厅汇报，经校内讨论，农学系和中文系准备在1965年春开始，试办半工半读。2月2日江云校长主持学校开会讨论了试办的方案，同意农学系的试办方案，确定中文系改在学校机关农场。中文系从3月1日起将一、二年级两个班投入试点，他们以学校农场为基础，因陋就简，建立了生产劳动基地，土地200多亩。一年级每周5天上课1天劳动，二年级每周4天上课2天劳动。按照作业性质划了大田、蔬菜两个生产队。全学期一年级实际教学周数为16周，生产劳动7周，二年级实际教学周数为14周，生产劳动9周。通过一学期的劳动，师生一起动手盖了土木结构的教室、宿舍12间，粮食作物与蔬菜均取得了较好收成。他们认为试点取得的收获主要是：培养了劳动习惯，促进了思想改造，对文科教学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密切了师生关系，出现了教学相长的学风。但是脱离社会、劳动过多，教师备课时间少，教学质量不高。

1966年4月4日，根据校长江云的意见，校党委会议决定，中文系暂不搞半工（农）半读试点，应集中力量进行教学改革，解决面向社会实际、面向工农兵的方向问题；农学系只在68、69两级四个班内搞半农半读试点，其他年级仍为全日制；畜牧系不搞半农半读，应积极准备向畜牧兽医系方面努力。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半农半读在宁夏大学发展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减轻学生负担，再提劳逸结合

教学改革中课程数量和分量都减了，考试也容易了，学生所受的教学约束明显减少了，学生的活动多了，但是负担却没有减轻。据当时的调查， 1965年上半年一个学生平均每周一切活动总量约为70小时左右，一般学生为65～72小时，一般学生干部为70～75小时，主要学生干部为80小时左右。专业学习只占36～40小时，活动总量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社会政治活动多，学生每周普遍在8～10小时，学生干部在10～16小时。一些会议和政治活动安排不当，有的追求形式。二是劳动过多，计划一学期4周，实际普遍在5、6周以上，数理化毕业班达到11周。劳动的组织安排不当，劳动前后，层层动员，评比和总结，搞得过于烦琐，既花费时间又增加疲乏。三是文艺演出过多，一学期内大型演出就搞了4次，小型的还多。宁夏大学是如此，北京和外省可能更严重。这惊动了毛主席。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1/3。这就是有名的“七三”指示。

9月20日，高等教育部召开直属高校政治工作会议，讨论贯彻“七三”指示。会议指出各校应该结合本校情况，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并提出要注意克服高等学校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出现的一些形式主义倾向。

学校在当年8月份组织了学生活动总量的调查，寻找活动过多的原因。1965年的最后一天学校提出《关于试行〈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增进学生健康、实行劳逸结合的若干规定〉（草案）的办法》（草案）》。主要内容是，减少学生的活动总量，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时间。每天文科按“八、九、七”、理科和农科按“九、九、六”（即每天8小时或9小时活动总量。9小时睡眠，7小时或6小时自由支配时间）来安排。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白天，都不得开会或搞其他集体活动，妥善安排学生的学习时间，使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在每周规定的学习时间中，自习的时间应等于或多于上课时间，高年级学生的自习时间，应该更多一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必须大胆改革，努力贯彻“少而精”和“学以致用”的原则，同时坚持启发式教学法，反对形式主义和烦琐哲学，精简会议活动，减轻学生干部的负担。学生担任社会工作，以一人一职为限。团支部书记、班主席、学生会主席三个职务试行轮换制度，文体活动应该坚持积极组织、自愿参加和量力而行的原则，政治思想工作要讲求实效，妥善组织学生的劳动。全日制各系、级，每年劳动6周。半农（工）半读各系、级应该按照规定的时间组织劳动（参加“四清”，劳动和下连当兵的学生，劳动可以酌情减免），学生的军事训练要实事求是。

学校虽然出台了这些具体措施，但是因为强调“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刻意回避了学生参加“四清”增加的负担。实际上，从1964年2月起，学校多次安排文科和医疗系学生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高校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发出后，学校于3月19日又做出了数、理、化三系学生参加“四清”运动的安排。尽管这些安排名义上都是挪用学生的劳动时间和寒暑假，但是实际操作不仅打乱了正常的教学，而且时间也都超出很多。上述措施是否能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由于不久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未能得到检验。

阶级斗争一抓就“左”得过火

1958年以来政治运动更加频繁，每次运动几乎都会过火，有许多人被冤枉。1962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3家来宁大搞甄别，学生中批判、处分基本正确的只占16%。宁大党委对干部、教师的甄别，在450人的干部、教师队伍中，竟有170人受过批判处理，而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只占其中的28%。尽管当时的这些甄别是不可能彻底的，但足以说明靠运动而不依靠法制是多么荒谬的事，可是当时似乎没有人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1962年底全国的经济形势都已好转，自治区给教师的粮食定量提高到每月30斤。1963年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吹遍全国，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形势也就越来越“左”了。有人说“吃饱了，又该折腾了”，我当时认为是怪话，可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63年2月中旬，学校向西北局宣传部汇报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执行的情况时，讲的还是关心政治进步，开展交友谈心，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上大胆使用，政治上做适当安排；为他们创造一定工作、学习条件，如给老教师配助手、提供必要的实验仪器、图书资料，尽量争取参加区内外学术活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到了6月下旬，从安排阶级教育开始，经过8月1日为期10天的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到了9月9日向自治区党委汇报时，校党委对干部、教师中存在问题的提法已经逐步升级，从一般思想问题发展到“校内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并错误地把一些敢于讲真话的同志内定为“反动教师”，使他们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左”的表现，还使一些图书受到不应有的折磨。从11月中旬开始，学校图书馆陆续接到通知销毁或停止借阅一批图书，《保卫延安》连环画等都在销毁之列，《苦斗》《三家巷》《共产主义人生观》《平凡的真理》《勇往直前》等书籍则一律停止借阅。到1964年5月，图书馆已经清除了一些所谓思想腐朽、内容反动的书刊11万册，这其中可能大多数都是被错误处理的。

使我亲身感受到“左”的危害，是我的老同学之死。1964年下半年，银川市的中学已经开始搞“面上四清”。教育实习结束，我从金积中学返校后，传来噩耗。在银川一中任教的老同学周祖功，受不了面上“四清”的折磨，自杀身亡了。一位自愿支边、教学成绩卓著的年轻有为的教师，就这样陨落了。如果他还活着，后来一定会成为一名特级教师，可能还会当上劳动模范。银川一中是宁大师范专业教育实习基地之一，物理系第一届学生的见习就是听的周祖功的观摩课，随后的实习他也是得力的指导教师，工作虽然只有5年多，但在教学上早已赢得了声誉。我们不仅是一起来宁的同班同学，在“反右”后期全年级的大辩论中，我俩曾因坚持同一观点而陷于孤立的境地。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我因平常爱提意见而被班上抽出，参加系党总支第一批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会上我提了不少的意见，如在“向科学进军”中忽视思想教育，等等，也包括比较敏感的肃反问题。我认为把帮助后进同学放在肃反运动当中是不妥当的，两类不同矛盾应该分开处理。当有人把我一向尊敬的校党委书记的男女关系问题揭出时，我也非常激动，认为校党委一定还有些问题没有揭发出来，而党员都不说话是校党委缺乏诚意。但是，当有些人贴大字报、搞论坛时，我很反感，认为善意提意见不应该这样搞，完全拒绝参加这类活动。到“反右”时，我对批判“党天下”“团支部是傀儡”等右派言论是很积极的，但当运动即将结束时，一场以“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右派会不会拿枪上街”为主题的持续两天的大辩论中，最后大多数同学认为“右派都会拿枪上街”，只有我和周祖功等极少数人坚持“不一定都会拿枪上街”。由于有过这样的共识，再加上来宁后工作上的关系，我俩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也谈得来。周祖功文体才能都较为突出，在北师大是校体操代表队的，来宁后在群众体育活动中也是比较突出的。在乐器演奏方面，他也擅长不少，特别是管乐。在低标准时期，他与银川的一些音乐爱好者们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利用节假日练习、演出，并经常为交谊舞会伴奏，红极一时。“面上四清”在银川一中展开后，以“左”的面貌出现的积极分子，怀疑这个乐队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小集团，周祖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自然成为审查对象。他在低标准时期说过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话，也被无限上纲成了政治问题。他到宁夏后，教学上虽然取得成功，但生活上却很不顺利。与他一起支边的女友，在来宁后不久就与他分了手，第二个女友和他已经私下订了婚，却又遭到女方家庭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分离。生活上的不幸加上政治迫害，使他极端苦闷乃至绝望。后来得知，在我实习期间他曾来找过我，可惜我不在。如果我能有机会给他开导开导，可能会避免了这场人生惨剧，这也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后来虽然组织上给他彻底平反了，但是人死再也不能复生了，这是我来宁夏后第一次感受到“运动”一旦走偏方向的可畏。

事隔不久，我也开始亲身体验到这种可畏了。1964年宁夏大学虽然还没有搞“面上四清”，但是“左”的思潮已经涌来。在物理系，就有人提出了所谓“小圈子”问题。自1959年数理系一分为二以后，物理系教职工从1959年最初的5人发展到1962年农学院物理教师并入之前，也不过11人，其中教师只有8人，而且7人都是刚出大学校门的。我们承担着本系三个年级的专业课和数学系、化学系几个班的物理课等繁重的教学任务，团结奋斗共同度过了建系最初的艰难和低标准的考验，在感情自然上比1962年以后来物理系的同志更熟一些。但是，大家工作都很忙，除了相见谈工作，几乎没有更多来往，何谈小圈子？只有其中四位教师进入了物理系系务委员会，担负着全系的行政管理工作。那时没有规范化的会议制度，四人之间有事就交换意见，纯事务性的工作就分头去办，比较大一点的事就由系负责人向党支部汇报，根据最后决定去办。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个别有权势欲望的人眼里，是否就被看成是小圈子？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人趁着一次政治学习，突然发难，在物理系掀起了波浪。幸而当时已接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的王岳老师，年龄比较大一些，办事很稳重。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刘继曾看问题又很准，他在听到如实的情况汇报后不久，就对物理系党支部明确提出“小圈子问题不要再提了”，把“左”的冲动给压了下去。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又被变本加厉地翻腾了出来。实际上，系委会中有三个人都是北师大毕业的，这是由系委会建立时，系内人员的构成决定的。因为，那时物理系教师中没有党员，只有团员。系委会中的教师不能都是团员，还需请一位群众参加，就形成了那时的班底。随着物理系教师人数的增加，特别是来了几位比系委会成员资历更老的，我曾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两次向党支部建议多增加几位系委会委员，让有些老教师加入，使系委会更具代表性。但是，校领导只决定让王岳同志参加系委会，他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比较老的教师。所以如果说系委会中存在小圈子也是说不过去的。

“左”不仅是对干部、教师，对学生也伤害很大。据说1964年中央5月工作会议曾提出，由于存在着阶级阵营不清，斗争对象不清，团结、依靠对象不清的问题，农村、城市都要划阶级。在新中国建立15年之后，竟然还要再划阶级成分，现在想来一定很可笑。可当时，在“左”的影响下，宁大附近的农村就出现过把原来的中农错划成地富的情况。不料，在1964年9月18日，校党委按自治区党委的决定，也提出在应届毕业生中“试划阶级成分的意见”，并认为这样会很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半个月的试划，学生中怨声载道，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试划结果是，有近20%的学生家庭成分有变动，其中，上升的竟然达到11%。学校在总结时据此认为试划阶级工作，所暴露出的问题是严重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因此要在全校其他各年级的学生中分期分批地普遍开展。后来虽然宣布试划无效，但它给学生心里留下的阴影，却长期驱之不散。事情过去了十几年之后，我和1965年毕业的物理系学生提到这件事，他们仍然气愤不平。另一件事是1965年开展的学生军训，出身不好的学生不许参加，而另行安排劳动。这样安排，其实非常不利于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1965年2月，学校又大张旗鼓地处理了11名因恋爱问题而犯错误的学生，物理系毕业班中一对恋人因感情控制不好而发生了关系，竟然把男同学给开除了。我对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教育是赞同的，但对类似于物理系的这种处理是很不赞成的。但是，那时的系委会已形同虚设，学生工作根本不会征求我的意见。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被处理的学生才得到平反。

1964年11月学校在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中又进行了所谓反右倾，检查了中央指出的“宁右勿左，怕左不怕右”的思想。认为前一段正确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过分强调了《高校六十条》的规定，教职工队伍严重不纯，要纯洁教职工队伍，整顿各级组织。这就为后来的“面上四清”打下了更“左”的基础。

1965年5月27日—6月16日，学校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教学为中心，抓革命，促进提高教学质量”的方针。刘继曾负责教学，刘森峻负责“面上四清”。要在运动中解决重业务轻政治、重才轻德、职工队伍不纯、历史不清等问题。要充分发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启发自觉交代问题，敢于揭发斗争，解决一些突出的问题。在这次“面上四清”中，处级以上干部和支部书记以上干部都做了自我检查。干部、教师中85%都“洗手洗澡放了包袱”，其中被算作政治、经济、思想“包袱”的就有73个，涉及参加运动人群的23%，而且放“包袱”的人中间，38%都有所谓“攻击和污蔑党的方针政策发表修正主义言论”的问题。那时不但领导干部“左”了，一般干部、教师的思想也逐渐“左”了起来，不仅是对别人，也包括对自己。中文系一位女讲师1958年在四川下放劳动时写的一些歌颂劳动、歌颂党的诗，只因为比较抒情就被批判。物理系一位系委委员，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了一点尖刻些的话，比如在形容大区领导的权力大时，将其比作封疆大吏，这时也自认为有了问题，主动进行交代。1958年在大学时，自觉革命向党交心被认为是思想进步之举，我的几位同学交心后受到重点帮助，参加工作后都得到工作单位的重用。可是现在不同了，竟然是下放长期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挨整。我的思想也“左”了起来，在自我检查中既交代了我和周祖功的关系，把想调周祖功来宁大做教学法教师当作错误来检查，又检查我在代理系负责人期间的所谓“问题”，甚至把低标准时去自由市场买土豆、胡萝卜，也作为革命意志不坚定来检查。

不记得张德澂老师自我检查讲了些什么，如果有什么明显的问题，我一定会有印象，更不知王岳老师有什么事。但是“面上四清”过后，王岳从党支部书记变成了系负责人，张德澂是否算副的系负责人没有明确，系委会也没再开过会。过去曾经有过的全系团结、和谐、共同奋进的氛围没有了，取代它的是人际关系的疏远。

彭玉珍在1964年已调到学校工作。1965年“面上四清”后，系党支部只设了副书记，由原来接替彭玉珍担任系秘书的杨锦云接任。由于物理系有一年没有招生，我刚好赶上没有课，党支部让我重操旧业，又兼任起了系秘书，还兼管资料室。

我一向认为对人的问题要慎重，党号召办的事要积极。所以我不喜欢琢磨人，而喜欢琢磨事，对于教学改革我是很花费心思的。当时提倡政治落实于业务，更对我的心思。因为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光是说得好不一定思想就好，如果干得更好才是真正的思想好。党支部又让我担任力、热教学研究小组组长，并把力热小组作为物理系的教学改革试点。当时正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之中，我在制订小组的工作计划时，提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但是具体做的形式上却产生了思想上的矛盾。学习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我认为虽然通篇 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但却是一篇 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因此觉得引用毛主席语录不一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了，没有引用毛主席语录也不一定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可是，引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越来越热，我在组内也提出毛主席语录上课堂的要求。有的老师只是在一堂课的开始和结尾引用语录，与教学的主要内容没有结合，这被称为穿靴戴帽，是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搞形式主义的一种典型，我当然也是极力反对的。可是不搞形式主义，而追求将毛主席语录与物理教学的主要内容相结合，难度却很大。在1966年3月8日学习焦裕禄找差距向党交心时，在4月初讨论西北局“关于在社教运动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指示”时，我把我自己的这种思想矛盾暴露出来，寻求解决。这本来是力求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要求进步的思想活动，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却被人断章取义，变成了整我的炮弹，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工作近8年了，尽管我不琢磨人，但是最近的折腾，还是让我发现世上有三种人。一种是整人消极，办事积极；一种是整人、办事都积极；还有一种是整人积极，办事消极。这里说的整人，不是指正当的批评帮助，而是指“左”的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甚至不惜歪曲、捏造，力图把人整垮。我自认为基本上属于第一种人，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人。凡自认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好事，我总是希望越快办越好，有时甚至过急。对于第二种人，我觉得也有可爱之处，他们起码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党的路线错了，他们会犯错误，党的路线正确，他们就会做出成绩。第三种人是很糟糕的，平时工作消极不出力，运动一来他们就活跃起来，一心想趁机捞一把往上爬，他们对社会很难做出积极贡献，却给添了不少的乱，我不屑于与他们打交道，自然只能是不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