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返理论教学后的机遇与挫折

机遇的丧失让我痛感信息闭塞和情况突变带来的遗憾。

重返理论教学，失去全面掌握外语的机会

1978年3月17日，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开始入校，我的短训班生涯也从此宣告结束，转入了大学的正常教学。“文化大革命”中间物理系增加的教师，多属于技术方面的，教电子学的人较多，而搞理论物理的人没有。我自然得按照领导的要求，放弃电子学方面的教学，重返理论物理的教学岗位。自此，我关于电工和电子学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设计与制作的能力与经验全部无用了。我曾想在应用晶体管电路的知识解决些实际问题，搞些创造。随着教学任务的变动，已很难实现了，心里总是有些遗憾。困难的是，我已经11年没有摸过理论物理了，为了搞好教学，不仅要抓紧复习有关的理论物理和数学教材，还要抓紧学习外语，阅读一些新的外文参考书。

人到中年，精力虽尚称旺盛，比青年时期还是差了许多。尤其是外语，我在初中学英语，高中又改学俄语。潞河中学重视外语教学是传统，我的外语比一般中学生要好些。上北师大后是从字母开始学俄语，进度也不快。我就按学校规定申请了免修，继续自学。后来已经可以借助字典看俄文的专业书。北师大还有德语、法语选修课，我都没选，觉得当好中学教师，掌握一门外语就够了。谁知工作不久，就赶上中苏论战，俄语也就逐渐被人们放弃了。1963年开始，在度过低标准和开课关之后，应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的需要，提高外语水平十分迫切。学校适时办起了英语进修班，我进入了中级班，任课的宋岳亭老师发音好教法得当，我们提高得很快。可惜“左”的形势让中级班停办了，宋老师不知为何被捕入狱，虽然不久平反释放，据说未出狱就病逝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宁夏无法读外语，经过十余年，俄语很生疏了，英语也差了很多。

我一向胸无大志，只顾眼前的需要。当时只想搞好教学和科研必须阅读英语专业书，放弃了再读英语进修班的机会，找了物理专业方面的自学材料和字典，每日背诵和默写50个单词，抓紧进行阅读和翻译练习。经过不长的时间，我的阅读和翻译物理专业英语书籍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在全校的英语测验中，我的翻译部分得了满分，可是我也放弃了语法部分的答卷。由于判断失误，主观地认为没有机会使用英语交谈，没有趁着精力尚属旺盛时，抓紧提高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后来在国际交流时不能克服语言障碍，成了终生的遗憾。有些和我同龄的教师，在晚些时候还能强化英语出国进修，可见当时我如果努力是可以全面掌握英语的，我没有抓住机遇造成遗憾，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间交往日益频繁，但至今仍有些年轻人，不珍惜时间抓紧学习外语，我真为他们着急。

完成应急教学任务，留下一些遗憾

恢复高考第一批录取的新生，于1978年3月17日开始入学，接着学校又决定扩大招收一批走读生。物理系的必修专业课程仍与“文化大革命”前一样，但有些课的学时有所变动。热力学统计物理安排在第6学期，每周6学时，一学期讲完。我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可以接受应急的临时教学任务。

1978年上半年担任的是75级工农兵学员的教学法讲座，重点在电学。这时，中学恢复了物理教学。我学习物理教学法、代理中学物理课，已是20多年前的事。指导中学物理实习，也是14年前的事。所幸自己另外搞了一些高考辅导，对中学物理教材还算熟悉。但不同于高考辅导，教学法讲座是要教大学生怎样教好中学物理。没有现成的教材，光凭自己教学体会来讲课，可能不全面。所以，在备课中，我不仅翻阅了多种大、中学教材，还查阅了1958年以来物理通报中关于电学的全部文章和相关文章。“文化大革命”中搞“三机一泵”，缺乏系统的电学知识，我的每一讲都要先补课，然后才进行中学的教材分析、教学法建议和相应的演示实验。为了让学生掌握实验技术，我还准备了学生分组实验，可惜因学生要补的课程多而没有做。为督促学生学习，我搞了两次测试。一次用1977年的高考试题，检验他们的中学物理知识掌握的程度；一次我命题考教学法知识，学生原有基础薄弱，突击补课的结果不会很理想，但尚属可以，我也算尽力了。

接着，我又承担了去外县指导实习的任务。学生人数多，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少，我一人带了十几个实习生。每个学生只能有4次讲课的机会，我就让他们加强试讲，直到可以上课为止，任务不轻。实习学校接纳条件有限，使我感到今后应该有固定的实习点，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宁大共同努力改善实习条件。

1978年学校决定有条件的系可以招收研究生。曹慰慈老师是搞基本粒子的研究生毕业，带研究生最有条件。我们搞理论物理的教师都参与试卷命题、做标准答案和阅卷工作，最后招收了3名研究生。

1978年7月28日学校提出了加强教研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教研室的八项任务和教研室主任、副主任的七项职责，随后在全校进行了教研室的调整和整顿。我担任了理论物理教研室的副主任，根据近两年的教学任务规划，我除了讲授热力学统计物理以外，另外一学期要给汪锡沧老师辅导数学物理方法，与张德瀓老师合作给大四的学生讲授量子力学。我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同时也借此机会重温一下有关的数学，在阅读有关教材的同时，选择高等数学、复变函数与微积分和数学物理方法中较难的习题做题解。前后做了845个题目的题解，我准备在使用当中不断润色，最后刊印出来。遗憾的是正着手准备量子力学时教学任务又变了，这项工作再没有机会完成。

在高校从教20年有余，到1978年底我终于成为讲师了。对于学校，这是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成果。对于个人，只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那时，高校职称刚刚恢复，讲师已是令人羡慕的身份，自然也有一分喜悦。

1979年初，即将毕业的79级两个班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一些补课时间，系里决定让我给他们开热力学统计物理课。由于他们的普通物理热学基础薄弱，还须补习，再加上高等数学知识不足，教学进度很慢。在每周4学时总计在14周的时间内很难讲完。后来，经系里研究同意，只讲了热力学。接下来的任务是给79级学员毕业考试辅导电学，前面辅导热力学时间是每周一个下午，现在是连续两周全天下班辅导，包括晚自习。为了让学员考好，在辅导时便于启发学员思考。我把南京工学院编的和十所高校编的普通物理习题的电学部分总计110个思考题和240个计算题全部做出了答案。这样，在学员提出问题时，我能以最快的速度启发学生自己找到答案，这样不会走弯路，浪费学生的时间。

1980年初，我又接受了为数学系1977年入学的两个班讲授理论力学的任务。过去没有讲过，这次又使用新教材，边备课边上课，时间比较紧张。为了讲课能够得心应手，除广泛阅读参考书以外，我还陆续选择了近300个难题做了题解。两个班的学生有90人，讲课、辅导和每周批改全部作业我一人包，我还有兼职工作，忙不过来。学校规定可以抽检作业，我只好批改部分作业，给学生发参考答案。在讲课中介绍了我的教学研究心得和穿插进行的习题课，都很受学生欢迎。后来在制定教学质量评估标准时，我把能否在教学中介绍自己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写了进去，还规定了不同课程的习题课比例。我曾设想，今后可以争取做到，一学期讲热力学统计物理，一学期讲数学系的理论力学。经过修订、补充，可以出一本理论力学习题集，作为参考书。可惜数学系后来受一股歪风的影响，轻视物理，竟然把理论力学给砍掉了，我的设想又泡汤了。

命题不当，失去带研究生的机遇

1978年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后，因每个点的导师都很少，不可能连续招生。只能带完一届再招新生，基本粒子方向要等1981年才可能再招生。那时，教学多年的讲师都可以招研究生，我和张德澂老师商量也想合作招研究生。我们虽然还没有开展像样的科研工作，但张德澂老师曾跟随名师进修，特别是那时我们都通过讲习班和学术交流，学习了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接触了学科前沿，有可供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内容和可供研究的题目。从精力上讲，我们都正年富力强。不招研究生，从事科研的压力不大，在应付当前繁忙的工作中，常会把科研挤掉。招了研究生，开研究生课程和带领研究生搞科研成了硬任务，就一定能够把科研促上去。所以，我俩下决心招理论物理研究生。报考的人数还不少，但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本系的毕业生。为了确保招生质量，我们精心编制了比较灵活的考题。结果是高估了考生水平，专业考试够分数线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人的外语还不合格。剩下唯一的一个是1967年毕业班中成绩第一的女同学。她本来家务事多，没有想考。在同学的动员下，才同意和同学一起读研，图个热闹，还可相互帮助。现在只剩她一人，读研的心又动摇了，最终没有来报到。这次错过了机会，也就彻底失去了近期招收研究生的机会。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学位条例，宁大师资力量都还不够申请硕士点的条件，已经招收研究生的，无权授予硕士学位，需要到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重点大学去申请。而物理系的理论物理师资队伍好长时间都比较薄弱，没法申报硕士点。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编写新体系教材做准备

为了讲好热力学统计物理，我从1979年就着手做准备：翻阅了几本英文专业书籍，从其中选出可用的外文教材；翻译了7万字的教学参考资料，供学生参阅；为三本热力学统计物理教材的习题编写了题解，其中王竹溪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所附习题难度稍大，我把我所做的题解多印了近百份，在全国高师的热力学统计物理会议上去交流，广泛征求意见。过去我讲热力学统计物理，全靠自己钻研，没有人指导和相互讨论。书本上没说过、属于自己的体会是否妥当，较难的习题的解法是否是最简便的，是否是唯一的等等都不得而知。所以，特别希望通过会议交流得到同行前辈和同仁的帮助。尽管油印的题解在一次会议上就按工本费全部交流出去，但是只有来函继续索要的，却没有给我提意见的，使我很失望。后来，陕西师大一位副教授来信说“看了您的解答后，有许多新的简便的解法，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指导。在此使我联想到您在热统教学中一定有许多诀窍，希望您多给介绍和传授。在此表示感谢。”我觉得他把我想得太高了，但毕竟对题解给予了肯定，使我使用它比较放心了。他还建议我将“题解”铅印出版，我想修改后，再联系出版社，后来忙起来就没顾上。

尽管我挑选了外语教材，想在教学中达到师生的专业英语共同提高的目的。但是没有使用，因为张大灈老师在讲原子与原子核物理时采用了英语教材，尽管他加强了课外专业英语辅导，但学生仍然感到困难，意见比较多。为首先保证达到热力学统计物理的教学目的，取得较好效果，我最终选取了王竹溪先生编写的教材作为课本，把所选的英语教材作为主要参考书。只是在讲授时采用了中文和英语混合板书，在作业中给每个人布置了不同的英语习题，要求学生翻译并做出答案。通过一遍课的讲授，发现混合板书比较费时间，英语作业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发觉我的期望值过高，脱离了学生的基础，在后继年级的教学中我变得更现实了，但也因此失去了强迫自己练习英语口语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国内陆续出版了几部热力学统计物理的新编教材。为了深入体会这些教材的优点，我在连续四届的教学中分别采用了王竹溪、熊吟涛、马本堃和高尚慧以及汪志诚编写的教材，并且做出了相应的题解。经过四届教学，我觉得这些教材各有所长，我从中受益匪浅。由于吸纳了各位编者的教学思路和处理教材的方法，使我在教学过程中变得更灵活，更能在教学互动中针对学生的情况进行讲解，做到得心应手。这些教材的共同之处是都把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分开，先讲热力学是热运动的宏观理论，再讲统计物理是热运动的微观理论。这种安排顺从历史发展，突出了研究热运动的两种方法，有很多优点。我是这样学的，许多同行也是这样教的，继续采用教得轻松，也便于进行教学交流。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增多，为了增加选修课，理论物理四门课的学时都要削减，总学时才能得到控制。宁夏的尖子学生大都考入外省重点大学，考入宁大的学生基础会弱。采用重点大学的教材，在削减学时后，教学安排比较紧张。面对这种情况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一向不喜安于现状，就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教学体系：把热运动的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统一讲授；建立统计分布的统一方法从而精减教材、减少学时；通过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处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减轻学生学习的难度。从此，这些成了我教学研究的目标，并在1982年着手试编力图采用新系统的教材，这中间遇到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探索。在确立一种教学体系后，还要在教学中试用，不断修改，所付出的劳动与艰辛几乎是无法形容的。我从中体会到为什么许多教师宁愿多写论文，也不愿编写有特色的教材的原因了。经过两次教学体系的大修改和多年的试用，这本教材终于在20世纪末出版，总计经历了16年，其详情以后再忆。

译著出版屡次丧失机遇

1980年下半年，我发现给学生指定的英文参考书，许多学生限于英语水平而没有阅读，使我产生了翻译的想法。于是，立即着手翻译了英国曼德尔所著《统计物理》一书的前半部分。后来发现学生中刘萍梅的英语比较好，就让她做初译，我来改稿。开始我改起来很费时间，经过不断给她指导，后来改起来就好些。我把译出的前半部分油印了了200份，除发给学生作为参考外，其余在全国高师热统会议上进行交流，受到了欢迎。纷纷催要下半部分，陕西师大罗长薰教授来信，给我们的译文做了积极评价：“经我细读你们的译本，我觉得你们不仅具备了英语翻译的熟练技巧，更重要的你们具有超越该书内容的科学水平。当我把原文与译文对照后，我认为你们翻译的质量高，它一直吸引着我的阅读兴趣。”他和别的老师都觉得我们译得准确，语言流畅，认为该书很适合师范学院物理系热统课做参考，建议我们联系出版社，争取正式出版。我和刘萍梅抓紧时间翻译，于1981年下半年将下半部分付印，寄给大家。其间，我趁出差途径北京之机，去沙滩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出版社负责热统和固体物理的编辑张印哲热情地接待了我，从他那里得知，梁昆淼现在是出版社的一位领导，与忽视西部的人不同，梁先生对于西部地区的高校是很支持的，我们来投稿编辑同志都很重视。遗憾的是出版社不久前专门在兰州开会，列出一批计划翻译的国外最新科技著作，征求译者，也给宁大发了通知，但是宁大没有来人。有关物理方面的内容，绝大部分已经约稿，列入出版计划，其中也包括曼德尔所著的《统计物理》。学校对这类会议未予重视，我又信息闭塞，因此痛失良机，已经做了工作，却无法出版，这是我从事翻译工作丧失的第一个机遇，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宁夏观念落后对工作的影响。

其实，承担翻译曼德尔所著《统计物理》的译者就是张印哲，他得知我已接近完成该书的全部翻译工作后，提出希望我送给他一套作为参考。我的思想决不保守，觉得既然已有出版计划，不管是谁翻译，只要能使这本书能早日和需要者见面就好。所以，我没有再去联系其他出版社，更没有想在地方出版社抢先出版，而是在该书下册油印出来之后我立即给张印哲寄去，供他参考。

兰州会议上没有人承担翻译的热统计方面的外文书，只剩下一部R.Balescu所著的《平衡与非平衡统计热力学》。该书是的作者是比利时的一位大学教授，是著名的布鲁塞尔学派（即Prigogine学派）的主要成员。统计物理学既是物理学理论，又含方法论问题。就这两方面而论，J.W.Gibbs的《统计力学基本原理》（1902年）和R.H.Fowler的《统计力学》（1929年）都较好地反映了当时统计物理学的成就。自那时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统计物理学获得了巨大进展，但能对统计物理学进展加以系统地综合论述的书还不多见。虽然近年来在这方面出版一些书籍，但在平衡与非平衡统计理论的分量上如何均衡，在内容（特别是方法论）上如何综合论述统计物理学的成就，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不足。R.Balescu著的《平衡与非平衡统计力学》（1974年），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格局。书中平衡统计理论与非平衡统计理论所占篇 幅比较均衡且相互连贯，体现了现代统计力学的特征。对经典统计与量子统计未严格区分，而是用统一形成加以表述，使统计力学理论尽可能系统化。注重统计力学中的方法论，从经典的系统理论到新近的重正化群等重要统计力学方法都做了较深刻的综合论述。总之，这是近年来统计物理学方面出版的一本颇具特色的书，是高校物理专业十分重要的参考书。但是，该书翻译的难度也相当大，所以遗留下来。不久前新疆大学的吴宝路已接手了该书的平衡态部分，而难度更大的非平衡态部分还没有人承担。张印哲建议由我和广西师范学院的陈光旨老师共同承担该书的非平衡态部分，陈光旨和吴宝路两位老师是从事热统教学和相关科研有年的教师，通过学术会议我们已经认识，能和经验和水平都比我高的教师合作，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刚好借此可以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所以立即表示同意。不久通过陈光旨与编辑部的通信，给我寄来了该书的部分复印件，让我们试译。按出版社的工作程序，必须经过试译合格才能正式接受翻译任务。试译的内容包括该书的序言和第十一章，我抓紧时间完成翻译之后，序言部分还请外语系的苏振宇老师润色一番，才寄给陈光旨，由他先校阅，然后以我俩的名义交出版社审查。1982年初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正式公函，同意我们俩承担非平衡态部分的翻译工作，并寄来300张8开的稿纸。这时我已经通过学校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联系，得到了该书的全部复印件，立即投入翻译工作。根据分工，我承担第十二章至十六章的翻译，陈光旨承担第十七章至二十二章的翻译。1982年上半年，在完成热力学统计物理讲授、辅导、批改中英文作业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我的翻译任务，寄给武汉大学熊吟涛教授审校。不久又接到吴宝路老师的来信，他所承担的该书的平衡态部分，原计划由吴宝路和另一位教师安吉庆来承担，由于某种原因安老师不能承担太多任务，吴老师希望我给分担一部分。我觉得任务越多自己的翻译能力提高得越快，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于是在1982年下半年，我又翻译了属于该书平衡态部分的第八章至十章，加上我和陈光旨合译的序言、目录和索引，我所翻译的内容约占全书的40%，使我阅读和笔译专业书的能力，又有显著提高。

在顺利完成《平衡与非平衡统计力学》的翻译工作之后，进一步取得了张印哲编辑的信任。1983年吴宝路和我又承担了编辑教学研究文集的任务。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83年9月6日给我的通知中称：“为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教学与教材研究的开展，总结国内研究成果，介绍国外研究动向，从而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热力学统计物理的教学水平，我社拟编辑出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教学与教材研究文集》，为做好此书的编审工作，现成立一个编辑小组（由吴宝路、张奎、张印哲、张增硕四人组成），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为保证论文质量，请熊吟涛教授和龚昌德教授担任审阅工作，请有关学校的校系领导予以支持。”接到通知后，我俩根据熊吟涛和出版社的意见，在《美国物理杂志》近10年发表的热统教学研究论文中选了一批，作为我们的文集中介绍国外研究的基础，然后在1983年10月20日向各有关高校发了征稿通知。

到11月底之前，我们陆续收到了稿件或回函，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集》的编辑工作。对于译文要做文字整理和润色，对于译文的评述或来稿人自己的论文，有的完全合乎要求，有的只需文字略做润色，有的则需提出意见，请作者本人修改。到了1984年中期，我和吴老师共计收到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26所院校的54篇 稿件，总计已超过25万字，其中许多稿件经过编辑组通过，已寄给熊吟涛和龚昌德两位教授审校。

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顺利，谁知却暗藏着危机。后来出版社强调经济效益了。《平衡与非平衡统计力学》一书过于专业，印数不能太多，出版社来函，希望译者所在单位能够给予资助，否则不能付印。宁大同意给予资助，但只能资助我翻译的部分。吴宝路所在学校却因办学经费不足而无法资助。陈光旨此时已是广西师大校长，他们学校成立出版社时间不长，很希望出一些专著。所以他也不想资助，而是争取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高教出版社（已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分出）因改变出版计划给我们赔偿的1500元，全部付给广西师大出版社，直到1992年这部书才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按照该出版社的规定，补贴出版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5元，全书稿费总计3140元，给我分配了其中的40%。其实我没有准备拿稿费，我希望的是能由全国性的出版社出版，那样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比较大，可以使这本书发挥比较大的社会效益。本来可以由全国性出版社出版的书，却落到由地方出版社出版，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需要，这是我从事翻译工作丧失的第二个机遇。

高教出版社大学教材编辑组内重新分了工，张印哲不再分管统计物理的出版事宜。分工负责统计物理的编辑似乎更重视一些重点名牌大学，所以把《热力学统计物理教学与教材研究文集》从出版计划中删掉了，将已经收到的稿件退了回来。后来这些稿件绝大部分都陆续在《大学物理》发表了，这表明当时如果出文集，水平是有保证的。由于这个变故，我在翻译方面又一次丧失了机遇。

参加学术会议和讲习班，初步确定科研方向

去掉“两个估计”的枷锁，高校教师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都急于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贡献。为此，先要破除十年禁锢所造成的信息闭塞，了解国内外近期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因时而生，非常热闹。继1978年庐山物理学年会、1979年在西安召开的重点介绍耗散结构理论的会议之后，同年又到济南参加热力学统计物理讲习班。这两个活动使我和全国有关高校物理教师建立了联系。国内每年都有这类活动，限于经费，我每年只能参加一个。即便如此，我在耗散结构和重整化群等新近发展的理论方面都得到提高。我感觉在当时地方高校基本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要加倍努力是有可能在宁大物理系打开科研局面的。通过会议交流我得到启发，初步确定了两个近期的科研方向，一个是耗散结构理论在生态方面的应用，一个是创新热统教学体系所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为了进行耗散结构应用的研究，避免孤军奋战，我不仅在物理学会年会上介绍，而且在物理系、教育学院和其他单位都做了介绍。1981年下半年给物理系77级学生开出了非平衡统计与耗散结构选修课，编写了该选修课的讲义，还设计了几个习题给学生做。通过选修课我鼓起了学生的耗散结构的兴趣，有些学生很想在这方面搞点研究，可惜的是他们马上面临毕业分配，这种积极性很快就被冲掉了。

从1979年到1983年期间，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有了计划，有些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只有编写新体系的教材和围绕此项工作开展的研究有了结果，其他的设想都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