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副产品”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近几十年，人口数量减少带来的影响日益扩大，而这种影响又被全球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所放大，后者体现为正处于就业或正在寻找就业机会的成年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劳动人数的比例。这种劳动人数减少的现象在美国尤为显著，但也不是没有例外，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过去15年里，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已经从67%下降到62%，而且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假如劳动力参与率没有下降，美国在2015年的劳动力总量将比当年实际的劳动力总量增加1 200万人。尽管随着这场危机的深化，数百万工人已放弃继续求职的愿望，使得整个形势更加恶化，但即便不考虑这个因素，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会使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在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已从45岁人群的略高于80%，降低到65岁人群的不到30%。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重，这种现象将遍布大多数国家。

有些先知先觉的国家已开始重新全盘审视退休年龄问题，实际上，这个概念也仅仅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起初，人们要工作到身体或心理无法支撑的年龄，养育更多的孩子是他们为自己年老所准备的出路。他们希望至少有一个孩子能照料他们的晚年生活。然而，一家位于加拿大西部的铁路公司提出一个看似狭隘、实则现实的问题：到底多大年纪才算不能安全开火车的年纪？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年龄是65岁，这也是许多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尽管某些已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依旧精力旺盛，但任何人都不能规避这个法定退休年龄。

19世纪末，俾斯麦（Bismarck）统治下的德国政府第一次为民众发放退休金，以备老年人的财务应急之需。在那个时候，欧洲的生育率还远远高于人口替代水平，而人均寿命则低得多。因此，相对于老年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均迅速增长。由于养老金的资金源泉是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因此，这种通过对年轻人征税，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的俾斯麦退休计划取得良好效果。

但今天的大环境已经发生逆转。尽管劳动适龄人口总量已出现停滞，但俾斯麦的“即用即付式”（pay as you go）退休金计划依旧是目前的标准模式，以至于有些评论人士甚至说，这已经演化为不可持续的“庞氏骗局”（Pozi schemes）⁽²⁾。这种养老金模式使得退休者过得优哉游哉，而且在当下，我们无法找到足够的年轻人为他们的养老金埋单。

我曾在2013年10月造访维也纳，在那里，我遇到一位精力充沛的酒店经理。在我们的闲聊中，这位58岁的女士表示，她非常期待两年后的退休生活，因为她可以享受的公共养老金几乎和退休之前的工资没有区别。她对退休生活的安排，就是以探戈舞、野外自行车骑行和越野滑雪之类的事情打发时光。

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已经意识到，它们昔日的黄金岁月或许将一去不复返。要看看到底哪些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及退休成本最高，只需比较如下两个数字：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与64岁以上老人和15岁以下未成年人这两类被赡养者的数量。二者的比率被称为赡养比（dependency ratio）。赡养比的变化对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影响非常大，它揭示在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中，有多少人正在进入生育、储蓄及资本创造阶段，为该国创造增量投资。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韩国GDP增长率的增减变化几乎与该国的赡养率同步。中国的GDP增长率也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同年，其赡养比则降至最低点——一位老人对应3个劳动者，此后，赡养比开始稳步攀升，即3名劳动者至少需要养活1位老人。

今天，这个数字的内涵更加丰富，尤其是在欧洲等老龄化地区，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老龄人口的比例已较20世纪50年代减少一半。再过30年，这个比例预期将再减少一半。大多数发达国家已进入老龄化过程，而且预计速度将远超新兴市场国家，这背后的原因同样是生育率锐减和人口寿命剧增。

如今，全球范围的人均寿命已经比1960年延长1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甚至延长30年，平均寿命达到75岁。这个过程令人欣慰，但它有代价。目前，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大幅增长，根据预测，2000~2027年，这一比例将翻倍，从7%变成14%。相比之下，法国用115年才完成这个翻倍过程，而美国也用了69年。

人口趋势影响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增加或减少可用劳动力的人数，不过，它也会间接影响人类的生产率。最近几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往往展示出较快的生产率增速。随着赡养比的下降，更多人口加入劳动力大军，成为自食其力者，国家的收入相应增加，进而创造出更大的资金池。随后，国家就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一步提高对改进生产率的投资。人口学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认为，这种人口红利的“副产品”，是促进东亚及东南亚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这些国家的储蓄率相对较高，而且劳动力始终保持着较大规模。

此外，高技能的熟练型劳动力往往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在这方面最具优势的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尽可能将年龄较大者留在劳动力大军中，避免成为“寄生”人口。2007年，德国将男女人口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并分步骤逐渐执行这项措施。随后，包括波兰在内的其他大部分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德国。在此后5年，波兰的劳动适龄人口预计减少3%，下降到66%，在所有欧洲大国中降幅最大，与此同时，它的老年人口持续大幅增长。

今天，有关延长退休年龄及其他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争论，已在政治纷争中留下深刻烙印，而波兰企业家则试图为摆脱社会老龄化提供便利条件。波兰人称为“和谐老年之家”（Houses of Peaceful Elderliness）的养老院已开始遍布整个国家，意大利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也开始针对人均寿命的延长，着手调整退休年龄，有些国家甚至已开始为是否将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以后而展开讨论。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固守传统的国家依旧存在，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推迟退休年龄将成为老龄化经济体摆脱危机、走向未来而迈出的重要一步。毫无疑问，退休年龄每推迟一年，就将节约数十亿美元的养老金成本，推迟劳动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不过，认为政府可以凭借一纸之令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解。例如，在墨西哥，尽管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绝大部分墨西哥男性的退休年龄是72岁。而在法国，虽然法定退休年龄也是65岁，但男性劳动者的实际退休年龄是在60岁前。

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福利水平，可以鼓励更多劳动者延长退休年龄，但这种做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工作文化及观念。在大多数国家，退休之后“金色时光”持续期还在继续延长，这将给经济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4个工业化国家⁽³⁾，从中国和韩国，到美国和英国，其平均退休年龄到死亡之前的时间间隔在1970年时为两年，此后持续提高，目前已达15年。

退休金成本已给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这一点或许在巴西体现得最为明显。该国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女性为52岁，早于其他经合组织成员。与此同时，巴西的退休金水平却达到退休前最后一年工资的90%，而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比例仅为60%。巴西也是世界上劳动者与退休人员数量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这种失衡还在继续恶化中，已让俾斯麦退休制度的基础岌岌可危。而可怕的是，人口减少已让许多国家难以招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