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艳
作品　《秉爱》

长江滚滚，山峰起伏，汽笛声鸣，夕阳斜斜地照在江边的洗衣妇女身上。她不过是落日长虹中的一个小黑点而已，镜头拉近，但见她使劲捶打着衣服，身子一耸一耸，跃然于画面之上，充满生命活力。这是张秉爱——一个三峡库区的普通农妇：她或许是十三万三峡移民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但她活得坚韧、倔强、勤劳、善良，自由而有尊严。

《秉爱》的故事开始于1996年。她所在的湖北省桂林村在水位线以下，必须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前全部移民。丈夫有病，一双儿女年幼，所有的家庭负担落在秉爱一个人身上。为此，她希望政府能帮助她家在新的移民点“起屋”。村干部说“你有你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政策，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大局”。在“大局观”、“政策观”下，秉爱所面临的困难似乎丝毫不值一提。

秉爱选择了坚持与对抗。她说：“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只能成为亡命之徒了”。六年后，2002年，秉爱的儿子熊昌文写信告诉本片导演冯艳，他家仍然没有搬。初为人母的冯艳懂得了生活的“压力”，再次相遇，她更理解秉爱。冯艳并没有聚焦于“钉子户”与村干部的对抗。农闲之余，她听秉爱“不动声色地、蓄谋已久般”讲述那充满痛苦的过去……于是，片中又多了一条秉爱的生活经历线索，充满了生命体验的味道，成为片子的“魂”之所在。观众看到了一个丰满的、有灵肉的人物肖像。

不搬，对于秉爱，既是现实的考虑，也来源于她对土地的那份依赖和自信。村干部一次又一次来做动员，她坚持最多的是离“生产资料”近一点，“土能生万物”她说。土是最宝贵的，任何东西都能种，就是这块土地，“它能长经济，它也能长钱”。儿子熊昌文因为搬迁的事情影响了学习，秉爱叫儿子放宽心，她说，“没有移民的钱，我种地也一样能让你上大学”。“我只要还能动，就要在地里爬”。丈夫有病，儿女年幼，对她来讲能依靠的就只有土地了。她瞧不起那些去城里挣不干净钱的农村女孩，她笃定凭借双手终能过上好日子。秉爱好像扎根在土地上的大树，好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巨人，只要站立在土地上，便有无穷的能量。

其他村民都搬走了，只有她的小屋立在江边。她一如既往地做饭、洗衣、锄地、摘柑橘，劳作着，生活着，妥协着，抗争着。对于“苦难史”，冯艳采取“采访+声画对位”的方式。江边的秉艳平淡从容，这个不施粉黛的农村妇女自有一种质朴之美；而晚上采访的画面极不清晰，冯艳选取了秉爱劳动时的场景，秉爱娓娓道来，生命缓缓铺开，画面由此多了些抒情的意味。

秉爱说，人要苦、要做。她的幸福是什么呢？父母做主把她嫁到相对富裕的江边，拆开了她和年轻时的男友。秉爱没有怨恨。

她说：“人家说我嫁得男人撇，说我嫁了个没用的男人，我偏偏的，我要把男人、孩子捆到一起，把一家人捆得团团圆圆的。”她用自己的方式与命运抗争——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决不随波逐流。

她也谈起自己的梦。“人的灵魂等于说是不能轻易地跟着别人走的”。秉爱说自己嫁过来十多年都梦到娘家，梦到跟妈妈一起干活，却从来没有梦到过现在的丈夫。“我起码跟他结婚20年、30年以后才能做梦到这儿来。”这样的讲述让片子多了些空灵与水灵。所谓“底层人民”的精神世界也展露无遗。冯艳对普通妇女的真实呈现，让观者认识了一个有尊严的人，也很好地回击了媒体对农民的妖魔化。秉爱的经历不免让人唏嘘并感到悲哀，但她的力与美更让人赞美和钦敬。在她身上有神性和古风。

研究者能从片中读到很多信息。移民问题、干群关系、女性主义……等等。比起宏大叙事，冯艳更偏向描述那些渺小的个人存在。社会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对这些个人经验和生活的描述，也是这个时代历史纪录的一部分。冯艳信奉小川绅介的话：拍纪录片到最后拍的都是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她用平等、最富有感情的目光注视着秉爱，给了这个中国传统女性应有的平等和尊重，也呈现给观众一部有树之坚韧、水之柔美的作品。

片子的结尾，秉爱在沙滩上讲过去的故事。正说着，丈夫从远处走来。他从上衣口袋里掏柑子，掏了七八个，又在裤子口袋里掏。江水茫茫，两人坐在沙滩上擦着柑子，像极了两个孩童。这一刻，生活简单美好，生命纯粹真实。

（《秉爱》，焦瑞青/文）

作为一个拍摄者你给不给金钱特别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一旦你给了钱对方会小心翼翼地配合你，建立起来的非金钱的关系马上瓦解。

导演介绍

冯艳，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专业，1988年赴日学习环境经济学。1993年，她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在山形电影节与纪录片相遇，并由此认识到小川绅介的著作和电影。之后，她翻译了《收割电影：小川绅介的世界》，同一时期也开始了她的纪录片实践。1994年，冯艳第一次进入三峡库区考察和拍摄，三年后完成了以此为题的《长江之梦》，这部作品令她以作者身份回到山形。2002年，冯艳再次回到她拍摄过的村庄，并将拍摄的焦点聚集在四个女人身上。五年后，冯艳将其中一个女人的故事剪辑成一部单片——《秉爱》，她因此再次回到山形，并拿到了亚洲新浪潮单元的小川绅介奖。

映后交流实录

我看到影片末尾有很多日本人的名字，是以什么方式合作的，是提供赞助吗？还是其他方式？

冯艳：很多人用各种方式帮助过我。有的人借钱给我，也有的人给我提供过对编机，我早期的片子比如《上学》用的是8毫米的录像机，剪辑的时候就先用对编机剪。拍片中途机器坏了，就找朋友借。有一次人家刚买的机器就借给我。在这个周期较长的拍摄过程中，很多人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您是怎么找到张秉爱这家人来作主题的，您1996年拍的时候是想拍成什么样子，后来2002年又开始拍，为什么后来又突然接下去拍了？

我1994年开始进三峡，那时它还没有开工，我只是听说要建水库这个消息。当时我在日本学环境经济学，特别本能地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放寒假的时候回到北京，在一个朋友家里，有一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人大决定建三峡的时候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决议差点儿没通过。那阵子我已经开始拍东西了，当我在国内收集到一些资料，包括那天和记者聊的，比如为什么在人大会有反对的声音，这些都是些什么样的声音的时候，介绍的都是有关建水库的技术层面的疑问，很少有人考虑到人（移民）的问题。我的朋友是个摄影师，他在农村拍过很多照片，当我说这么多移民会引起很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他说在中国，人从来就不是问题。当时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人不是问题呢，因为我还是受那边教育的影响，觉得可能是这些人并不了解农民才会这样说。后来我想一定要自己看一下。我就利用暑假去了三峡，去了以后果然和我想象的特别不一样。

在国外，如果要建大坝这样的大型工程，事先会有很多讨论，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甚至会有民间团体来参与发表意见。我对中国农村的情况确实不了解，比如我在城市上学，后来大学毕业出去读书，根本就没接触过中国社会，尤其对农村社会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去了之后发现那个地区一片欢腾，库区最流行的一句话“要想富，下水库”，有的家不在库区的，也想方设法把户口移到那边去，得到一点补偿款。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失望，还抱着主观的幻想，以为农民离开土地会痛哭流涕。我会问一些特土的问题，比如：你们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会不会留恋？老人说有什么舍不得，我儿女将来住砖房呢。后来在那个地方待长了我就发现，虽然那里的人们住在江边，有交通的便利，但由于国家一直有建水库的计划，因此多年来压制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使得那个地区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和沿海地区比，库区的人们一直生活在贫困当中。他们很想借这个机会摆脱贫困，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人首先得先活着，你的各种情绪才有所依附。

一开始我在库区的村子里拍了两个人，他们的村子已经不完整了，已经开始动迁了，我很想从一个完全没有开始动迁的地方拍起，就去上游找。秉爱的村子80年代发生过大滑坡，而且他们村子有比较老的建筑，明清时代的商人赚了钱回到家乡盖的，有很多搞摄影的人经常去他们那边拍照片，比较有名。一个朋友就带我去了。我去了之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引路人，是个女的。这个引路人问我你想拍什么样的人家，我说又穷又有志气的吧，她就带我去了一个小院，其实就是秉爱他们住的地方，我先拍了秉爱他们家邻居。那个人有很好的表现力，能很好地阐释自己，而且移民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在他们家都有集中体现，我就一直跟踪拍摄。因为我们拍纪录片，是在生活中选取，不是由演员来演，所以有很多时候你是被对象牵着走的。只能在有限的人物中去选。我当时就想找一个比较有表现力、能上镜的人，这家的女主人就很合适。比如她的两个儿子决定要外迁，因为年轻人都愿意到城市里去，但是老人由于没有儿女在身边养老就很发愁。后来我去他们家，大妈和我说：我们怎么办啊，两个儿子都走了，谁来管我们？我说：哎呀，当时我要是在就好了，就可以把你们商量的场面拍下来。当时她没说什么。那天下午老两口去田里干活，就把我叫上了。我带着摄影机，计划拍一些他们劳动的场面。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妈主动和老伴提起昨晚的事，她说：“当家的，昨天晚上我们商量的事，你到底想好了没有？我们到底是跟儿们走还是留下？”我当时就觉得她这是在主动配合我，而且是不动声色的。她也不见得是有意地要配合我，但是她很有表现力，就是你想抓拍的东西都会让你拍到。

张秉爱是什么样呢，她丈夫和她差别很大，村里人都认为他们不般配。她家在山上，就是因为希望她生活好点，她爸爸就把她嫁到了山下，她很漂亮但是却嫁了个残疾人。农村人闲来无事的时候就会在一起说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来个人马上全村都能知道。比如洗衣服的时候或者干点什么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在一起议论别人。可张秉爱就不参与，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可能对她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又长了一副挺爱倾听的脸，跟我说话特别放松。因为她跟我说完，不必担心我会去跟别人说，所以她经常让孩子来叫我。我一去他们家，她就说帮我拿背篓，帮我拿锄头，我们一起去田里干活。她生活中有很多压力，比如她和婆婆关系不太好，家里还穷，只有不到一亩的地，根本不够他们家吃的，像这种压力她没有人可以诉说。虽然她早期不和我说，但她还是希望有人和她一起说话，我也拍了一些他们家，但是不多，一直是比较好的关系。她是个特别难拍的人，比如她劳动，看到我拍就说这有什么意义，别拍了，她让我去的目的就是让我和她说话。

1998年我生小孩后直到2002年就没再去，我认为我拍完了。2002年，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她儿子给我的信，他想上大学，但他妈妈坚决不外迁，如果他们外迁可以拿到十倍的补偿。他们家只有四十八平米，每平米只给一百块补偿，那样根本不可能盖房子，如果外迁可以拿六万块。如果外迁到别的地方去，可以挂个户口，就可以上学了。因为他上了一中，成绩很好，有了这笔钱第一年的大学学费就有了保障。收到信我马上就去了，当时周围别人都搬走了，只剩他们一家。

我之前看过四部关于三峡移民的片子，《沿江而上》《淹没》《冬》《三峡好人》，后一部片子是让我最触动的一部，因为它关注到人，而之前的片子讲的是事件。您作为一个女性导演，（以）女性视角，（纪录到的）张秉爱这个人很独特。我也是湖北人，但是我们不在三峡那片地区，三峡移民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很远，不了解。最打动我们的是您和她聊天，谈到先结婚后恋爱，这在我们80后来看是很潮流的，他们那个年代先结婚后恋爱是无奈，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一个女孩在城市和农村都非常不容易。关于生孩子您也许是无意聊出来的，还是有意去聊这些往事，这些都不是纪实的段落。这片子在获奖后您有没有反哺，因为您说03年他们还在村子里。

我现在都不看这部片子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剪的时候有自己的节奏，可能是内心的节奏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节奏就会变。现在再看这个片，就觉得好多处理都很傻，我现在就是采取了过去的片子不再碰的原则，是因为每个时候都是有变化的。今天我还在担心大家可能觉得这片子太闷了吧，看不下去，你能觉得秉爱这个人让你很感动，觉得这就是一种相遇吧，听到这样的反馈对于作者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了。

片子对主人公有什么影响这件事，我觉得秉爱比我强。（在）我从拍到剪（的过程中），我觉得远远不是我能做点什么就能帮她，她的问题我给再多的钱也解决不了。我在他们家拍摄的时候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现金，包括其他片子从来没有过那样的事，我只在我们互相能当朋友那样的关系下拍。金钱关系，比如说给你钱，你让我拍，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比如秉爱生病我会带她去看病，还有我住在他们家我会买米买面，但我从来都没给过现钱。2002年，秉爱她们家遇到走与不走的问题。有一天，她们夫妻在除草的时候，她偶然间提到，孩子马上毕业了，学校还有一千六百块的培养费，不缴费就不给毕业证不能参加高考。我当时就说所有学校都这样，现在就这世道，你还是给孩子交，让孩子考上大学比什么都重要。等我说完秉爱就沉默了，我马上就意识到她一定是遇到钱的问题了，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家还有一万六的外债。我特别矛盾，作为一个拍摄者你给不给金钱特别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一旦你给了钱对方会小心翼翼地配合你，建立起来的非金钱的关系马上瓦解。对于我来说给她这点钱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我当时给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有经验的朋友打电话，每个人都说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后来我自己想了半天，就作决定如果秉爱再提培养费的事，只要她让我听到培养费这三个字我马上给她钱，我必须帮助他们，不能只为了自己拍摄。如果秉爱生病或者他丈夫生病我马上就可以拿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想我再坚持几天，如果她再说我马上拿，因为知道对方困难自己有能力却不能帮的这种感觉太难受了。但是秉爱再也没有说过这事。而很多年里，这件事成了我的一个心病。

2007年这片子剪完了，我说你能不能抽空过来一下，我想让你看看。因为片子里有描写她的初恋，我怕他丈夫看到了会影响夫妻感情，再一个是有她和干部争吵的镜头，那在国内放映的话会不会对她的生活有影响，这些我都要听听她的意见。我不想因为我拍的片子而使被拍摄者的生活受到影响。秉爱特别想来，她从来没出过门。她来了以后，有天夜里我们两个聊天，我说我一直憋在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你，就是你有一次和我说孩子上学需要1600块钱的培养费，你当时是不是缺钱？秉爱听到这话就哭了，我也哭了。我想秉爱一定是百感交集，她当时可能还恨过我没有帮她。我们两个就这样对坐着默默地哭了好一会儿。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永远亏欠他们，就算我当时拿出那1600块钱，只要我拿着摄影机一天我就亏欠他们，不管从哪个意义讲。

《秉爱》完成后收到的第一笔款是一个加拿大女士寄来的，一百加币，我就让秉爱开了一个银行账户，请捐款人直接寄给她。后来片子的放映费，还有捐款什么的都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南方人物周刊》的施雨华来采访我，在我家门口咖啡店聊了两个小时，到了中午，因为他是记者我就故意没请他吃饭，很平静地分手。因为我对记者有偏见，认为他们只是想着自己的需要。他分手的时候说如果稿子刊登了，他会把稿费捐给秉爱，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的。几个月以后施雨华给我打电话，说稿子刊登了，问我怎样把钱给秉爱，我就把账号告诉他，还请他一定寄一份杂志给秉爱。过了两天，秉爱给我打电话说收到了两千块钱。我心想：这稿费怎么这么高，说不定有施雨华自己的钱在里面。我说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谢谢人家，我把号码给了秉爱。一年多以后，过年的时候，施雨华写邮件给我，问秉爱家怎么样了，房子是否已经盖起来了？他说他一直惦记着秉爱一家的状况，很想给秉爱打电话或者写信，但是没敢。因为秉爱收到钱以后，就给他寄去了一张借条，写明这2000块钱是借的，将来是要还的。而施雨华是打算把稿费捐给秉爱的，不想她还钱。所以他说他怕打电话惊扰到秉爱，怕秉爱提还钱的事。我看了特别感动，施与者和被施与者都有着令人尊敬的人格。所以我觉得很多事，真的我拍秉爱，她没让我栽面，这个人物能让我很自豪地去展示，她不弱，一点也不弱。

我特别感动，您是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但是却和拍摄对象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摄影机的作用是旁观者的态度还是参与者的态度？

拍摄的时候我尽量保持距离，但是很困难，比如她最后和干部打架的时候我腿都是抖的，虽然我没有开口插话，但我觉得我举着摄影机选择那样一种拍摄方式其实就已经参与其中了。而秉爱觉得有我在，有摄像机在，她就觉得更有底气。这实在很难分清（你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我尽力想拍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你要保持客观的立场是不太可能的，你的态度肯定会影响被拍摄者，被拍摄者由于你的努力或不努力她会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候我竭力压抑自己，但有时还是会忍不住地笑出声来或者说出我的意见。有些学院派的人看了说，你应该把自己的声音完全抹去。但我有时候特意保留一些，因为我觉得你选择了这样的拍摄对象，选择了这样的角度去拍摄，已经不可能作一只壁上的苍蝇了。

秉爱让我们非常感动，您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人。从秉爱身上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女性的勤劳，她的幸福观，都让我们很感动。在拍摄中，毕竟您已经进入到她的生活中了，比如她要作决定的时候，搬还是不搬，你是怎么处理的？

他们每件事都会征求我的意见，不可能不发表意见，因为你和他们就生活在一起。但有时候在现场不能马上提醒。我会很认真地和她说我的想法，比如山上那块地，它虽然很高，田特别远，但是因为那边开公路从宜昌一直开到重庆去，沿江公路，国道那样的，在公路边设个加水点还是可以的。因为每天都有很多大货车经过，已经有人做这个生意了。这样她可以不用干农活，一次收5块或者2块，还可以顺便卖点自家产的水果什么的。秉爱当时觉得有理，但是后来并没采纳。当然最后拿主意还是她自己。但她只要问我了，我绝对会说的。

冯导你好，我是慕名而来的，今天看了片子最震撼的是您在前期拍摄和后期剪辑的时候保留了很多原始的东西，我感触很深，吵架更真实。这个片子的发行渠道是怎么走的？因为真实发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我用三年的时间在做一个纪录片关于沙尘暴的，三户人家，在这个过程中费了很多艰辛，最糟糕的是要一起吃住。宁可和最低层的农民打交道，我都不愿意和乡政府的人打交道，的确是很困难，我拍的过程中，他们希望把沙尘暴造成的伤害展示给人们以获得赞助，现在发现资金来了，但是宣传阴暗的一面影响干部升迁问题，所以我想您能走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独立制作的东西还很难在国内发行，我主要是在大学各种小组放，民间放映，包括今天这样的放映。在国内对独立电影和独立纪录片感兴趣的人还不是很多，我特别珍视这种面对面的关系。它可能没有文艺片能让人放松，因为很多人走入电影院是想娱乐放松一下的，但是纪录片有时候很难提供这样的乐趣，所以像今天这样小规模的放映、见面会，我觉得这都应该算作是纪录片制作的一部分。这种见面会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也是主要的一种渠道。

您对三峡工程，政府方的决策怎么看？

我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我个人觉得它的初衷可能是好的，当时设计这个工程还有很多没有想到、没有预见到的东西，有些地方对科学不够尊重，比如泥沙问题，根据黄万里老师的意见。这些其实都不是政治性的东西，而是技术性的，应该让大家看到。再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我只是一面之词啊，比如我去库区，它是封闭式管理，只有十辆出租车，而且是三峡工程公司的，都是他们的亲属在那里跑车赚钱。这个工程没有设计好，当地那么多劳动力没有什么技术、没有什么文化，很可能成为社会的闲散力量，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三峡某个工程会向下包十层，钱都跑哪去了，民工拿到的钱很少很少，这里有很大的黑洞。还有，村支书天天开着小车，才三十多岁，他们家盖着三层楼，他哪来的钱啊，他又不是移民，他们天天在饭馆吃饭、打麻将。

您如何与被拍摄者协调关系，比如村干部他们怎么协调，很多都是偷拍的，如何顺利拍摄？怎么和他们沟通？摄制组有几个人？

几乎都是我一个人，过年的时候我带过助手。一开始他们不让你拍摄，比较敏感。我早期有各种身份，比如北京台的记者，或者哪个协会的记者啊，我会找人帮我开介绍信，那样会方便一些。后来就不用了，因为当地的干部不会要你那些介绍信。比如我拍秉爱他们一家的时候，包括最后只剩他们一家，我也预备一封这样的介绍信，他如果不让我拍的话，我拿一个介绍信给他。一般我都住老百姓家里，等于我是他们的朋友，他也没权利来干涉我。但他出现的时候可以制止我拍摄，比如他不让我拍他进镜头。他虽然不能阻止我去那村子里，因为我在那村子里很多年了，老百姓都认识我。我到了村子，会先去走访那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说话非常管用的老人家啊，他们在那村里很有威望，他们就不敢轻易动我，包括那些干部。但是他们很讨厌我在那儿，比如张秉爱他们家，秉爱说你要是不在，他们准来，有很多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如果我想名正言顺拍他们的时候，我就拿介绍信去找他们，然后那干部就很可笑，我要是拍下来就好玩了。我把那个官方很正式的介绍信递给他的时候，他躲，一个男人让我追得满院子跑最后他也没接，因为他接，就要表态。我到底是否让你拍，或者不让你拍，你是上面下来的大记者，不让你拍有鬼，让你拍，我又不愿意让你知道这些事。我就采取什么政策呢，他不让我拍我就把摄像机拿下来提在手里，我也怕他抢我机器，因为就我一个人在那儿，至少我得把你声音录下来，所以我不能关机。他不让你拍什么呢？他不能让你看到把老百姓欺负哭了。这种镜头不能让你拍。而当秉爱签字的时候，张秉爱有点懵了，就签字了，这个时候我看到干部松了一口气，我就把摄像机扛起来了，我想你若还不让我拍就还拿下来提着，但他没阻拦，我也就接着拍了。我想他是觉得自己工作奏效了，老百姓已经签字了，所以也就不管我拍不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