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状元

在京兆华原柳家原，少年柳公权过着传统的耕读生活，长到二十岁时，为弱冠之年，取字诚悬。

从周朝开始到唐朝，不论男女都要蓄留长发的，等长到一定的年龄，要为他们举行一次成人礼的仪式。男行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结发，然后再戴上一顶表示已成人的帽子。但身体还未发育强壮，所以称弱，而弱是年少之意。冠，弁冕之总名也，谓之成人。

在北部边塞的丹州做刺史的父亲柳子温，公务之余约莫着次子公权的生日回乡省亲，准备了祭祀天地祖先的供品，邀来达官贵人与亲朋好友，为柳公权行加冠的礼数。

这一天，华原柳家原煞是热闹。冠礼由父亲主持，柳公权由父兄引领进柳氏宗庙，祭告天地、祖先。然后由来自方圆的傅氏和令狐氏几大世家的贵宾，为柳公权加冠三次，即依次戴上三顶帽子。首先加用黑麻布材质做的缁布冠，表示从此有参政的资格，能担负起社会责任。接着再加用白鹿皮做的皮弁，就是军帽，表示从此要服兵役以保卫社稷疆土。最后加上红中带黑的素冠，是古代通行的礼帽，表示从此可以参加祭祀大典。

柳公权明白，这三次加冠，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他不由地挺了挺结实的胸脯，端视前方，目光豁朗而镇静。

加冠后，父亲柳子温设酒宴招待宾赞等人，叫礼宾。赞是宾的助手。主人倾其所有，酒宴自然丰盛，七碟子八碗，白蒸馍夹肉，饭菜胜似过年的筵席。当地有给客人端酒的礼数，作为受冠者的柳公权自然不可例外，酒满茶半杯，躬身一拜，双手将斟满酒的瓷盅递到客人手中，看着客人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以求尊重。而不是友朋之间的平起平坐，一起干杯。

礼宾后，受冠者入内拜见生身母亲崔氏。母亲乃河东清河望族大家闺秀，识文断字，纺织针线和茶饭厨艺都不落人后，且教子有方，宽严相济，是不离左右，一手把儿子们带大的。自小性情内向的柳公权，对母亲又爱又怕，爱的是母亲对自己的衣食起居和学业关切备至，但也惧怕母亲严厉的眼神，当然是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他感恩于母亲的养育之情，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母亲却背过身子抹起了眼泪。

男子二十冠而字。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词，并赐上一个与俊士德行相当的美字，代表今后在社会上有其尊严。古人认为成年后，只有长辈才可称其名，一般人或平辈只可称其字，因此要取字便于别人称呼。柳公权得到的字，乃诚悬。父亲柳子温解释说，诚悬亦作诚县，喻指处事公正明察。语出《礼记·经解》:“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衡，称也。诚，审也。悬，锤也。柳公权对自己得到字甚为满意，诚悬之下，轻重难欺，轻重必正，是他内心向往的一种为人的品德。

接着，再依次拜见兄弟，拜见赞者，并入室拜见姑姊。之后，他脱下最后一次加冠时所戴的帽子和衣服，穿上玄色的礼帽礼服，带着礼品，去拜见华原长官和乡先生，即退休乡居的官员。

古代早期的原始社会，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时，会举行一种仪式，称为成丁礼、入社礼，后来就演变成冠礼。冠者，礼之始也。意思是说，冠礼是一切礼仪的开始。已冠而字之，表示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柳公权由此想到了两句名诗：“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这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咏史》中的诗句。柔翰，即毛笔。是说作者二十岁就擅长写文章。荦，同跞。卓跞，意为才能卓越。是说博览群书，才能卓异。柳公权从小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作辞作赋。他对前辈左思的为人为文甚为崇敬，知晓左思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写出了名篇《过秦论》《子虚赋》，为一代典范。虽然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因其妹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任秘书郎，后退居专意典籍，数年后病逝。

当时，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出身寒门的才俊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从积极入世坠入消极避世的境界，时而也发出不平之鸣。回想左思的命运，无疑给予尚未步入社会的柳公权以心灵的震撼，但真正透彻地体悟其中的深味，还有待在滚滚红尘中去获得。

柳公权读到了前辈杜甫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给后人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而对于柳公权来说，自幼至弱冠之年，始终没有放弃研习书法和博览群书的志向，这与他的家世、家学、家风密不可分。

出身于官宦之家，官至丹州刺史的父亲柳子温，受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家法非常严厉。后世流传广泛的所谓柳子温家法，“常合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南部新书》丁卷）。

苦参，多生在山坡、沙地、草坡、灌木林中及田野附近，对土壤要求不严，一般砂壤和黏壤上均可生长，为深根性植物，有清热燥湿之药效。黄连，大苦大寒，主要成分是黄连素，可泻火解毒。而熊胆，为熊科动物的胆囊，熊胆汁有平肝明目之功用，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动物性药材。苦参、黄连系植物，得来不难，而要获取凶猛的熊一类动物的胆囊绝非易事。

父亲柳子温以此三者苦药合为丸子，供夜读的柳氏子弟含啜，以免打瞌睡，振作心神。柳公权和哥哥柳公绰一样，备尝了这种药丸的苦涩味道。他也由此体验到古人的悬梁刺股是什么滋味。父亲柳子温告诉了其中的来由。

悬梁的故事，发生在楚国一位名叫孙敬的贤士身上。孙敬到洛阳求学读书，怕受睡眠困扰，就把头发绑住悬于梁上，如果读书疲累，眼睛一合上，头低下来，那悬在梁上的头发一拉，必定痛得醒过来，最后苦读有成。

刺股的故事，发生在战国苏秦身上。苏秦少时便有大志，变卖家产，在鬼谷子那儿学合纵连横之术，到秦国游说却不被采用。旅费用完，衣衫褴褛地回到家，被父母大骂了一顿，妻子也不理，他很羞愧难过，于是发愤苦读。读累了想打瞌睡，就拿一把锥子在腿上戳，把睡意赶跑，血流至足，继续读书。这样坚持了一年，再次周游列国，终于说服齐、楚、燕、韩、赵、魏合纵抗秦，并手握六国相印，投纵约书予秦，使秦王不敢窥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

相似的典故，还有凿壁偷光，是说西汉经学家匡衡，自幼家贫，勤学而无烛，他的邻居比较富裕，他便将墙壁掏个洞，引来邻居家的灯光苦读。还有囊萤映雪的故事，是说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觉得非常可惜，白白地浪费光阴，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终于成为饱学之士。

柳公权从父亲不止一次的劝诫中，熟知了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或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或说明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只要下功夫，就会有造就。如同庄稼人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播种才会有收获。

由此见得，家长的良苦用心和士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同时告诫子弟一个简单通俗的人生道理，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科举竞争本身，就激励和鞭策子弟及早读书，只有通过读书的唯一渠道，进入社会的核心阶层或中上流圈子。隋唐时期，以学而优则仕为特征的科举制确立之后，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科举应试教育的重视。科举士人通过应考，“白衣起为公卿”，成为名门望族。若想保持其家庭与家族的地位声望，必须靠其子弟不间断地获取科举功名，在众多的家庭类型中，唐代士族家庭尤其鼓励子弟努力读书向学。进士家庭既以家教立名，又能将家教得以传承。

唐代士族家庭的教育，尤其强调家风，重视家学。家风世代相承，成为一个家庭或家族所延续的文化传统。家庭或家族的传统作风与风格，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典型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柳公权自幼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首先有赖于崔氏的母仪母教。人在幼年时，接触最多的往往就是母亲，所以母亲的教养对孩子的成长有重大的影响。河东清河崔氏一脉，向来闻名于世，出身名门的母亲自有从长辈那里得到的育儿经验，尤其从心智方面有一套调教的办法。这或许也是古代官宦家庭的婚姻看重门当户对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代世族家庭强调母系亲属具备良好的品格与学养，才能更好地承续传家，光大门楣。

当然，也离不开父兄在家学传承中的辅导与点拨。家有读书之人，则礼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扶持，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亦由此而出。读书关系如此，田地钱财有来有去，书中受用则无尽无穷。

唐代士人的仕进之途，主要是通过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来实现的。因此，唐人好学，争相科举入仕。柳氏家庭，更是严格要求子弟努力读书，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由科举致仕，成为栋梁之材。唐代开元至天宝以来，社会大力推崇进士科，重文学而轻经学。唐代士族家庭的教育，也不失时机地适应这种形式。所传授的知识，主要以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为主。

也如同唐代其他士族家庭一样，在柳家原，于住宅旁立有书屋一所，专事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五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这种家学教育，可以集中全族的财力来培养子弟，以保证本家族人才辈出。

多年之后，柳公权在宫廷读到了韩愈的诗作《符读书城南》，是作者在送其长子韩旭到城南别墅读书时，鼓励其刻苦向学而写的。其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柳公权欣赏韩愈的这首诗，言语虽然有些偏颇，但把人的成材与否归结到后天的努力学习，在训导子弟在努力向学方面起了导向作用。当初，父兄对自己的教诲，又浮现在眼前。

在唐代社会中，诗赋不仅是个人的修养与才华，更是仕宦显达的工具和途径。哥哥柳公绰，经常找出李白、杜甫的作品为范本，让柳公权诵读书写，从中领会诗文的奥秘，希望弟弟通过诗赋来取得功名，得以科举入仕。当时的思想信仰相对自由开放，儒、佛、道三教并立合流。在唐代士人家庭教育中，许多士人把佛、道等宗教作为一种家学加以传播。柳氏家庭，也不例外。

婚姻乃人伦大事，不可马虎。从周代到汉唐，成婚年龄大体相同。

《礼记》说：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

孔子说：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诏令适婚年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

唐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这是由于边疆征战频仍，赋役加重，劳动力欠缺，国家对人口需求不断增加，婚龄在原来的基础上降低了。

唐人初婚年龄大体在礼制规定的年龄范围内施行，但法定婚龄实际上也突破了礼制的限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实行早婚。同时，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因素、家庭变故等诸多原因，也有部分男女实行晚婚。安史之乱，对婚嫁年龄产生了影响，出现一些大龄出嫁或待嫁的妇女。

杜甫诗云：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看来，这些女性终身不得嫁了。战乱时期，不少皇族子弟也不能以时嫁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一直到德宗即位，朝廷方有暇顾及此事，结果出现了同月内公主、郡主、县主纷纷出嫁的事件。她们出嫁时，年方几何呢？其中大多应该属于大龄女性。

唐代的婚姻，愿与旧族为婚，新的贵族形成，又互为婚，讲门第婚，门当户对，似乎是天经地义之事。

柳公权弱冠之年，应该是到了成婚的年纪。他也许是在寻谒华原傅氏世家故居时，与傅家后辈的妙龄女子邂逅，日后新婚宴尔，夫唱妇随。也许是在某一次药王山庙会上，与华原令狐德棻世家的后辈女子相遇，情投意合，一番鸿雁传书，终成眷属。也许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迎娶了某一达官贵人的千金小姐。也有可能与村姑或牧羊女相识相恋，那才叫罗曼蒂克呢！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阶级的分野，社会等级的差别，延续于古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男婚女嫁自不例外。唐时之婚尚风俗中，士庶有别的门第观念，虽已不若南北朝时严格，但当朝新贵仍是买婚旧门为荣。良贱不婚，则是明确的法律禁令。

那么，柳公权弱冠之年，正值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干支纪年为戊寅虎年。男女婚嫁趋于正常，朝廷再也没有出台相关婚龄规定，女性出嫁年龄大致回复为笄年之后至二十岁之间。也就是说，柳公权在此已经成为一个新郎官，是有家室之男子了。或许，他属于晚婚一族也难说。

比如诗人白居易，元和三年娶妻杨氏，当时他已经三十七岁，的确属于晚婚。诗云：近代多乱离，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不仅普通百姓家庭，有些家境拮据的低级仕宦家庭亦然。有其父携子女奔波宦游，家境不佳又无暇顾及子女婚娶，致使女儿二十多岁尚待字闺中。也有富于修养而独具禀赋者，因性格原因而晚婚。又比如宰相牛僧孺，元和五年娶妻辛氏时，也已三十一岁。

说不准，也许为了功名，柳公权的婚姻，是在近十年后金榜题名时才圆梦的。所娶妻室，姓氏芳名，不见于史籍，也就不必猜测虚构了。

柳公权自幼年学书，独具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执着于献身书法的远大志向。作为读书人自身的精神需求，加之科举应试制度的规则，柳公权在研习书法的同时，一直夜含苦药丸子，可谓含辛茹苦，博览群书。对于当朝的科举选官制度，柳公权是向往的，赞赏的，虽然不乏质疑，也只能依照规矩，顺应时势，找到一条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路径。

在柳公权看来，历史上品德好而且有才能的平民被推举或考核，授予官职，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是天经地义的事。尧帝年纪大了，一直没找到接班人，心中很忧虑。听说有个人叫作舜，父亲待他不好，弟弟常欺负他，而他依然孝顺父亲，友爱弟弟。尧就把他叫来，委以重任，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来观察他在家和在外的为人与能力。舜赢得了尧的信任，把天下国家的政治接管起来。等到尧死了，舜就接替做了帝。上古的时候，置相就是立储，帝选拔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相，来辅佐政治，而这些相就是帝的继承人。到了夏、商、周三代，贵族与平民做官参半。之后到了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争相网罗人才，养士用士。《尚书》《礼记》一类的书是古代圣贤所作，其中讲到为政，首要的就是要兴办学校，用以培养人才。汉朝以后，举荐和选拔贤能的人做官执政逐渐制度化，地方向中央进贡，除去物产珍宝，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人才，所以叫作贡举。地方推举出来的人，由皇帝和中央考核录用。

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有了进士科的考试。唐承隋制，并使科举成为唐朝政治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唐高祖一进长安，天下未定，就下诏设立学校，安排宗室子弟和其他青年上学。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办的学校，用来劝导和奖掖青年人学习上进，谋求仕宦。这些官办学校都归国子监，类同高教部管。其中有专门招收高干和京城干部的子孙的国子学，有招收中高级干部的子孙和近亲的太学，有为普通干部的孩子和老百姓中优秀青年设立的四门学。此外，有专科的律学、书学和算学计算等，招收小官和平民子弟。京都及各都督、都护府、州、县都分别设立学校，中央政府中和太子宫中设有弘文馆和崇文馆，都是皇亲国戚、宰相、一品大官和大功臣的子弟。入学的年龄为十四到十九岁。学生每十天有一天休假，放假前要有小考试，默写经文并背诵先儒对经典的解释，答对三分之二的就算及格了，不及格的要受罚。每年放两个长假，五月农忙间的叫作田假，九月又有换冬衣的授衣假。家住得远的，还特别加给路上往返的时间。

上学期间，年终要考一年的学业，口试一百条对经文的解释，答对百分之八十的得优，对百分之六十的得中，百分之五十以下得差。上学不听话、旷课超过三十天、事假超过一百天、因父母生病请假超过两百天的，或者年终考试得过三次差、在学校羁留九年而学业无望的都要退学回家。而且，还要记录下来，送到相应的管理部门。大官的孩子们，送到兵部，看看能不能借上老子的光，当个武士。

柳公权的祖上为隋唐世家，应归于大功臣之列，理应读的是弘文馆或崇文馆，也许就读于国子学。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在京城之外做地方官，家住乡间，他在十四岁之前，大多时间是在京兆华原的柳家原乡间度过的。之后就近进入华原县城读书，也只是在五月农忙的田假日和九月更换冬衣的授衣假期，才回到从小长大的柳家原庄园度假。

柳公权在唐朝官学的学业内容，以儒家经典和史书为主，根据难度和分量的不同，分成所谓大经、中经和小经。《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和《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和《谷梁传》为小经。除此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能兼通《孝经》和《论语》。秦始皇统一文字语言，把秦地的文字和方言定为官方语言。两汉以来，对齐鲁方言写成的经典，做了注解诠释。唐朝的学生除学习经典的正文，还要同时学习注释。

幼年即开始识文断字的柳公权，应该是从十四岁入学读书，经弱冠之年，到应试赶考之前，已经对必修课的《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有了深入的研读。在之后漫长的宫廷生活中，这些传统经典又被他反复咀嚼，熟知于心。

柳公权尤为喜爱《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祖父柳正礼，曾任唐邠州士曹参军，邠州即之前所称之豳州。柳公权想象不到，祖父曾经在那块豳风浩荡的沟壑纵横的丘陵上，如何刀光剑影，只有在发黄的《诗经》中寻找先人的踪迹。

在《尚书》中，柳公权读到，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风，其意义就是声调，多为民间歌谣，是土风，风谣。这是一篇用动物寓言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诗歌。“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是说猫头鹰你这恶鸟，已经夺走了我的雏子，再不能毁去我的窝巢。我含辛茹苦，早已为养育雏子病了。我趁着天未阴雨，啄取那桑皮桑根，将窗扇门户缚紧。现在你们树下的人，还有谁敢将我欺凌？柳公权明白，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当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即以突发的呼号，表现了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母鸟看似孤弱，却也一样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它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诗作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那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

他读到的《豳风·七月》，是一首极古老的农事诗，产生于西周初。它叙述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是说七月大火向西落，九月妇女缝寒衣。十一月北风劲吹，十二月寒气袭人。没有好衣没粗衣，怎么度过这年底？正月开始修锄犁，二月下地去耕种。带着妻儿一同去，把饭送到向阳的土地上去，田官十分高兴。

他猜测，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劳作，忠实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奴隶制的社会情状。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柳公权自幼生长在农耕田园的包围之中，晴耕雨读，一呼一吸都接着地气。尽管家道富足，过的是士族世家的美好生活，他也常常喜欢走到田野中去，与农夫们攀谈，饶有兴致地了解时令与庄稼的常识，体谅劳动者的酸甜苦辣。这样，读诗不仅是科举应试的科目，却也从汉字的行列中品评其中的意味，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洗礼与享受。

他读到的《豳风》中的《东山》，写的是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去东山已经很久了，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士兵的忧伤感情。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其新孔嘉。”可是，三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其旧如之何？”

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情景，是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柳公权想到自己的祖辈，从河东迁至京兆华原，隋朝时门楣生辉，到唐初至中期渐次失势，直到安史之乱前后才重新焕发脉气。近几代人皆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征战。曾任唐邠州士曹参军的祖父柳正礼，正是在《豳风》所描述的地方驻防多年。柳公权想象不到，祖父曾经在回到华原柳家原的路上，是否天上飘着细雨，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长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

在科举应试的科目中，上古文献档案汇编《尚书》，柳公权不可不细读。《尚书》为孔子晚年整理的古代典籍，将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挑选出一百篇而成书。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在生涩的文字中，柳公权琢磨出了该书的要旨，无非是在明仁君治民之道与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对于孔子修订、司马迁续写的《春秋》，柳公权也未曾不研读，此乃必修之课。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遣词井然有序，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春秋，也代表一年四季，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成了史书的统称。天开人文，鲁兴春秋，人们开始有了礼，懂得了仁爱，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

柳公权之后在诗文写作的时候，无疑受到春秋写作方法的影响，用字用言，字字珠玑。在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封建国度里，不仅说话要注意，连写字都要注意。春秋就像是文人们的救命稻草，借以著书立说，褒贬时事。

在柳公权的阅读经验中，以为《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仍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情韵并美，文采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国语》也叫《春秋外传》，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非常突出忠君思想。其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在柳家原的庄园里，或在华原城的学堂里，柳公权从春到秋，年复一年，阳光或灯光下，执着地漫游于人文经典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此般苦渡书海，追古抚今，思接千年，涉过了他好学多思的青少年岁月，开始涉入社会，初试锋芒。

柳公权在华原城学堂苦读应试科目时，得知河东节度李说于花甲之年去世的消息。

翌年，尚未考取功名却在书法界初显端倪的柳公权，受官方及李氏家人邀请，承当了书写李说碑之任。由此，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

这一年，柳公权二十四岁。在他的书法生涯中，此乃处女作，开山之作。

碑主李说，何许人也？

柳公权审慎地阅读了碑文文稿，疑难处便查找典籍资料和相关记述，得知李说乃淮安王神通之五世孙，官至汾州刺史。其父李遇，曾以门荫历仕，在马燧手下做事，之后李说也被辟为幕僚。

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人马燧，少时攻兵书战策，多有谋略。安史之乱时曾劝范阳留守倒戈，事泄逃脱，后为河东节度使，平定河中有功迁光禄大夫。因轻信吐蕃，招致平凉会盟之劫被夺兵权，备受唐代宗冷落，降为司徒兼侍中，郁郁而薨。接任马燧兵权的是泗水人李自良，天宝年间从军于兖郓，率军讨伐贼寇获胜，授右卫衔。回鹘侵犯边境时屡破敌营，被册封为右龙武大将军，并充任河东节度使。唐德宗亲自选任李景略为副帅，让李说忌妒不已。回鹘受降后，梅录入京进贡经过太原，李说设宴接待，梅录欲争入座的顺序，李说出自情面，不便遏制。李景略则大声呵斥梅录，令其上前跪拜，在下首的座位上坐下来。就座的人皆归心于李景略，李说愈发愤郁不满。适逢回鹘又要前来侵扰，唐德宗忧虑此事，筛选可以守卫的人驻防要冲之地丰州。李说便以丰厚的物品贿赂要人，推荐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调离了河东。此间，李说被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复奏为太原府尹、检校庶子、兼中丞。

贞元十一年五月，李自良患病，凡六日而卒。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身为太原府尹的李说与监军王定远设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兵权得以顺利交接。之后情势有变，王定远认为李说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自己赐印。监军有印信，得以干涉军政事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成为惯例。

让李说大为不满的是，王定远自从有了印信，便开始委任军官，委派虞候田宏为列将，被取代的彭令茵不服，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朝廷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当王定远知道李说在弹劾他，当即闯入李府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得以幸免。

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二十多卷官告即委任状，一边给大家看，一边说：我这里带着敕书，命令李说前往京城受训，诸位全都提升官职。于是，将吏们跪倒一大片，顶礼膜拜。多了一个心眼的大将马良辅偷偷向箱中看去，发现箱中放的都是王定远的告身和他所接受的敕书，即指挥将吏们说：敕书和告身都是假的，诸位被蒙骗了！王定远一看阴谋被戳穿，连忙跑了出去，在翻越城墙时摔了下来，被枯树枝戳伤。对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了一道诏书：长流崖州。

朝廷以李说为行军司马，充节度留后、北都副留守。在职六年，勤心吏职，后遇疾，言语行步蹇涩，不能录军府之政，悉由监军主之。然而又被人欺诳，军政事多隳紊，如此累年，六十一卒，皇帝废朝一日，赠左仆射。

柳公权接受书写碑文，对碑主李说的身世和人品官品尽得其详。未有仕途经历的年轻书家，通过碑主的人生轨迹，惊叹于官场命运的神秘莫测。其实，李说也是以门荫历仕，背后的靠山是马燧，之后是马燧线上的李自良，当他用贿赂上司的手段排斥走了妨碍自己的异己李景略后，与之先是合谋后转化为政敌的王定远，险些要了他的性命。如此一位颇有政治军事智慧的强人，在生活的涡流中却难免身不由己，晚年因疾权柄旁落，徒有虚名，浮萍一样任凭风吹雨打，而黯然凋零。

撰写李说碑文文稿的作者郑儋，时年六十岁，比柳公权年长三十有六，应该是父辈一代的老者了。在请教郑老先生时，柳公权自然恭敬备至，小心地求证碑文中的字句措辞，以求领悟其中的语境和含义，从而通过符合碑文格调的文字书写表达出来，存留后世。

郑儋，自号白云翁。唐德宗建中元年，也就在柳公权两岁时，应军谋越众科及第，拜京兆府高陵尉。高陵，即在京兆通往华原的途中。在与郑老先生攀谈时，得知老先生历官起居郎、司封郎中、吏部郎中，后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迁大理丞、太常博士。想不到，柳公权入仕之后的履历也大致与其相似。

让柳公权感到惊异的是，撰写李说碑文时，郑儋是在接任李说的河东行军司马，任检校工部尚书、太原尹、河东节度使任上。也就在来年的八月，他得知郑儋在任不期年，病卒于任的噩耗，享年六十有一，恰与李说相同寿数。明年的今日，竟然是旁人为写碑文的人而写碑文，真乃人生匆促，应验了《论语》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古话。

《河东节度李说碑》原石在洛阳，已佚。李说碑，一边是柳公权的开山之作，一边竟然成了郑儋博士的绝笔。不知又有谁人，继之为郑儋撰写碑文呢？

而柳公权的碑文书写生涯才刚刚肇始，一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

有史料说，也就在之前的唐贞元十四年，柳公权曾遇到过一次展示身手的机会，书写《赠越州都督苻元亮碑》，立于京兆。

符元亮，名璘，贞元十四年卒。碑主所供职的越州，为今绍兴越城。武德四年讨平李子通，置越州总管，后改总管为都督。唐初其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总管，后以总管府为都督府，成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

《唐赠越州都督苻元亮碑》，据《宝刻类编》:“贞元中立。此碑不著书撰人名氏，其字画，公权书也。”另《集古录目》《宝刻丛编》亦著录。一说为伪作。

柳公权时年二十一岁，此碑难道是他的处女作，不得而知。符元亮其人，亦史无记载。而二十四岁所作之李说碑，则铁板钉钉，毋庸置疑。

度过了四年的青春岁月，到二十八岁时，柳公权似乎还没有多大惊人的出息，在科举场上似乎是运气不佳，屡试不第，一直酷爱的书艺如何作为，继书写李说碑之后也无出名的明显征兆。如果说他在弱冠之年便娶妻生子的话，孩子已经到了自己当初捉起毛笔写字的年龄了，而眼下的自己依旧功不成名不就，还背了一个类似神童的虚名，竟然是这番德行，一家老老少少没有颜面，让他情何以堪？假如属于晚婚大龄男子，人说不愁无妻室、只愁事不成，那也是够煎熬的了。那么，就等着大器晚成了。

这期间，柳公权依然在华原城的学堂里继续留守深造，或者回到柳家原的村庄读书习字，烦闷时便游历于周围的山水名胜和历史遗址。间或，到长安城客居一些日子，踏勘在典籍中读到的故事的发生地，走访先贤，结交同道，将大唐王朝的风景揽入自己的胸怀。

大唐的天空，飘过滚滚乌云。这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病死在皇宫中的会宁殿，时年六十四岁。当朝皇上驾崩，往往会是国运的转折点，也关乎每一个臣民的利益和命运。

熟读史籍与诗文的书生柳公权，处于功名未就的彷徨期，在黎明中等待天亮，不会不为之关切备至。

对于唐德宗李适的命运，柳公权一向很好奇，也有几分敬重之心。

这位皇帝生于天宝元年的长安大内宫中，乃唐肃宗的长孙、唐代宗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他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他十四岁那年的冬季，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国都长安失守，曾祖父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国运的盛衰变迁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历练。

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平定叛军之后，因功拜为尚书令，李适与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于凌烟阁。依照惯例，于广德二年，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唐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身为皇太子的李适遵照父皇遗诏柩前即位。

柳公权以为，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唐德宗深知国家安定的可贵。在位前期，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但泾原兵变后，文官武将的相继失节与宦官集团的忠心护驾形成了强烈反差，使唐德宗轻易地放弃了以往的正确观念。在执政后期，唐德宗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在全国范围内增收茶叶等杂税，导致民怨日深。当一番改革谋略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顺其自然，让唐王朝这艘大船逐流而下。在他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让柳公权钦佩的是，唐德宗曾下罪己诏，给自己过不去，所谓自我批评抑或自我惩罚，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天灾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作态之嫌。而李适此诏，则纯粹面对当朝人事，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刻反省和强烈谴责。这份检讨书，虽是由本人口述、翰林学士陆贽草诏，但其深切忏悔之状依然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柳公权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唐德宗在一个叫辛店的地方打猎时，微服私访，来到一个叫赵光奇的农人家中，德宗问：百姓们生活的高兴吗？

赵光奇不知是皇上驾临，实话实说：不高兴。

德宗问道：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农人赵光奇回答：国家的诏令不守信用。

德宗复问：怎么不守信用？说来听听。

赵光奇答道：前边说的是除两税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现在各种强迫收费比两税还要多很多。后来又说这是和籴，实际上是对百姓巧取强夺，而且还不给百姓们钱，连个白条也不打。开始时说收百姓的粮食由官府来收取，现在却强迫百姓们把粮食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家干农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车也坏了，导致家庭破产，难以维系。农人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国家每次发布的优恤百姓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圣上深居在防卫森严的皇宫里，哪里会知道这些民情呢？

德宗当即下令，免除了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并指示调查落实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唐德宗感叹当皇帝的难处，治国之道真是太难以悟透了。自古统治者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被下属截流而百姓得不到实惠，民间的真实情况被官吏隐瞒，上边被蒙在鼓里。所以君主虽然心里经常挂念着人民，不断出台优惠百姓的政策，但百姓却由于得不到实惠而并不买账。老百姓愁困怨愤，而君主却无从知晓，以至于百姓和国家离心离德而走上反叛的道路，最终导致国家危亡。历朝历代政权的消亡，大都是由此造成的。

除武则天以外，德宗乃唐朝第九位皇帝，在位整整二十六年。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时间长的只有高宗和玄宗，太宗在位也不过二十三年。在他之后，再没有哪个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时间长久。

如柳公权所料，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即唐顺宗。

唐顺宗李诵是唐德宗李适的长子，母亲为昭德皇后王氏，进封宣王。顺宗被选立为皇太子时，已经十九岁，初为人父，长子李淳已降生。在做太子的二十六年中，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趋于成熟。他慈孝宽大，仁而善断，对各种技艺学术很上心，对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德宗作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太子书写。泾师之变时，随皇帝出逃避乱，顺宗执剑殿后，在四十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敌，守护了父皇的安全。

柳公权欣然看到，即位之际的唐顺宗李诵，继承先皇未竟之遗愿，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对朝政施行改革，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这次史称永贞革新的宗旨，乃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不曾预料，唐顺宗毕竟缺乏执政经验，在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尚未燃烧起来之时，被动了利益的宦官俱文珍等人，如惊弓之鸟，急于一手操办立太子之事。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更名为李纯，玩弄权术，竟然以顺宗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政事。随即，宦官拥立李纯登上皇帝之位，即唐宪宗，迫使被蒙骗了的顺宗退位称太上皇。等到顺宗醒悟过来，一切悔之晚矣，永贞革新胎死腹中，宣告失败。

朝廷的变故，似乎与柳公权如何取得功名没有多大关系。谁当皇上都一样，并不能改变一个疲惫地跋涉在科举途中的老考生的命运。被旁人看来才高八斗却屡试不第的柳公权，实在是耐着性子，又一番别无选择地踏上了赶考应试之路。

但当他通过父亲柳子温与兄长柳公绰得知唐王朝的宫廷变动时，却禁不住深为“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之败北扼腕长叹。这位在书法上与柳公权有着共同擅长的顺宗李诵，只是当了八个月的皇上，逼迫内禅，退居二线顾而不问，革新梦断，可惜了不是？

也罢，唐王朝的前景就看新皇上的了。常言道，新的总比旧的好。

唐宪宗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李豫的晚年。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德宗仓皇出逃，皇宫中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七十七人死于叛军之手。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

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

李纯目光锐利，顺口回答道：我是第三天子。

啊呀呀！尚处在懵懂年龄的孙儿的这一回答，使祖父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孺子可教也！德宗不禁对皇孙增添了几分喜爱。

日后果然做了皇上的唐宪宗李纯，自幼遭遇战乱，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娶了郭子仪的孙女、驸马都尉郭暧与代宗长女升平公主之女为妻。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郭氏低了一辈。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也就是后来的唐穆宗。

与新皇上年岁相当的柳公权也明白，二十八的李纯，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元和元年正月十八日，乍暖还寒，唐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第二天就死于兴庆宫。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也许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

也许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宦官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刚刚赢得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

赶考途中的老考生柳公权，对此传闻略知一二，觉得宫廷的政变距离自己的仕途还尚远，并不完全左右自己的前程。也许是踌躇满志，正积聚青春的力量，等待崭露头角的那一天。也许有郁郁寡欢的时候，或心里发毛，急躁不安。对于年近而立之年的他来说，书海无涯，这闭门读书写字的炼狱般的日子，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随着季节更替，华原的田园景色在重复着不同的图景，似乎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可以改变自然的脚步。奔跑在风雨中的柳公权，体力与精神似乎扛不住这漫长的应试生涯了。

此时，距离他书写李说碑的昙花一现，业已过去了五六个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他才能脱离苦海，金榜题名呢？

胞兄柳公绰比胞弟柳公权运气好。之前于唐贞元元年，年方十八岁的柳公绰就参加了制举考试，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举登科，补校书郎。三年之后，二十一岁的柳公绰再次参加制举考试，再登其科，授渭南尉。后被提升为侍御史、吏部员外郎。

当下奔三十而立之年的柳公权，并非不才，显然是比柳公绰晚熟，其功名之路走得并不顺当。他似乎不属于兄长那样的幸运儿，自己十八岁到弱冠之年，还是往来于京兆华原与柳家原的一名苦读的书生，一文不名。二十四岁上书写李说碑，似乎是出头的日子到了，高兴了一阵子，却也是悄悄回到学堂或柳家原乡下，没有挪地方，还是面对黄纸青灯，继续他苦读的日子。

或许已经是资深父亲，或许是事不成不言娶妻，尚且奔波在立身的路上。但愿大器晚成，父亲柳子温和兄长柳公绰都这样安抚柳公权。

一筹莫展，还是镇静自若，也只能如此了。

秋去春来，燕子回归。很快到了唐宪宗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二十九岁的柳公权从华原柳家原一路南下，前往京城长安参加春试大考。

柳公权老成持重，却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冲动，在轻车快马的行程中，高声朗诵起李白的诗句：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此番入京，柳公权有如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登程而去。心里想着，满腹诗书经纶之我等，岂能埋没民间，岂能甘做庸人？

已经到了不算年轻的岁数，他的最终目标很高，一向瞄准的是科举考试形式中的制举，别无选择。

“其天子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制举考试由皇帝出题，考试地点设在皇宫大殿内，其规格高于普通的贡举考试。柳公权的兄长柳公绰，曾在四年之内两次参加制举，两次登科，不知令多少陷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套中的人羡慕不已。此番向制举冲刺，柳公权有几分胜算呢？他在科举考试的一系列程序中一路走来，可谓筚路蓝缕，岂止十年寒窗。

唐代的科举，其考生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学校出身的曰生徒，二是通过州县地方选拔考试而选送的叫乡贡，三是皇帝亲自选中的考生曰制举。

在唐代，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士，其社会地位最高，大多都是做官的。农民的利益最受重视，工、商两个阶层最没有社会地位，而以商人为尤。除此之外，还有吏，即衙门里的办事员、警察、执行刑罚的人等，和尚、道士，加上犯过罪被流放的人。在这些人中，只有士与农的子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其他阶层的人都不许做官。另外，品行不好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的人之直系亲属，也都不能入仕。在农业社会，农民当然是绝大多数，而其他几类人常被视为社会的边缘现象。

每年深冬，中央及各州、县的官办学校要把学员挑出来进行初步考试，把优秀的推举到尚书省，类似国务院应考。不是从这些官办学校毕业出来的人叫作乡贡，先由邻里乡亲保举推荐，地方长官验证后也一起送到尚书省。地方保举不当，不仅被错举的人不能予试，就连他的所有同乡都要受到牵连，被剥夺考试的资格。到了省里，要把名字、年龄、地址、籍贯等重要数据写在牒子即个人履历上，由户部即管理户口的部门核查过了，印证了推举环节，交给吏部即人事部门的考功员外郎，即专门考核下级官员的功过劳苦以定其升迁的官员，进入考试程序。

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到了唐代以降至清末，是封建知识分子跃身仕途的重要途径，从童生到状元，一般须经过若干台阶。凡应考生员，即秀才之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习惯上称为童生。院试，由省学政主持，童生参加考中的称秀才，也叫生员，一般可称相公。此二者只是预选形式，乡试、会试、殿试才是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城举行一次，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秀生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可称老爷。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

省试，即科举中的礼部试，次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举人为应试者，由尚书省礼部主持。每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遇皇室庆典加恩科，一般安排在二三月进行，因此又称春试。省试合格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每逢省试，京城长安为之倾动，试前要举行隆重庄严的仪式。礼部贡院考试当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仪式举行后进入考试程序。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考生要对号入座，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试完毕，监考官、阅卷官进行评卷，分初阅、复阅两次。成绩合格者，由尚书省张榜公布，第一名称省元。落第者可以诉请复试一次。为防舞弊，常对权贵亲属、子弟合格者加以复试。学子通过省试后方可进入殿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考状元。

柳公权参加的制举，即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或钦命大臣代理主持的殿试。合格的统称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考试的科目虽多，但方法却只有五种：口试，即口头问答；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策论，指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的文章；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

唐朝初年，秀才科等级最高。贞观年间，有一个州被推举应考秀才科的，没有一人及格，太宗大怒，处罚了州长，并废除了秀才科的考试。后来时有时无，到了玄宗天宝年以后，就名存实亡了。从此，知识分子仕进，就以进士与明经两科为主，而最看重进士。

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是需要宠辱不惊的勇气与耐力。可以设想，在读书应试的旅途上，从弱冠之年到而立之年的十数年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迫于时势与立身之必须，柳公权已不止一次参加过乡试及省试，兼有得失，或许还有点恃才自傲的性情，自尊地回避了程序化的应试。再则，也许过于擅长于书法训练，且没有特长生一说，他的偏科势必影响了应试制度的成绩。好在几番笔战终于过关，并名列前茅。

柳公权踌躇满志，心高气盛，期待着大唐王朝的至高学位。他想到，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他想到孟郊，在渡过难关而考中后何等欣喜若狂，作《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还有韩愈，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没有通过，只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可见选才制度之严格。

唐代的科举考试，仍保留汉代以来的誉望风气，主考官并非单凭考生的成绩而定等第，还考虑考生的知名程度。所以在应考前，考生必须云集京师，竟将自己的得意作品送呈达官贵人，以邀名誉，观素学，以期即使临场失准亦可被录取。此种做法称为公卷制。

柳公权也明白，科举制之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从根本上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培植国人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它不仅在于给国家擢选良士贤才，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社会整合功能。科举考试的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因素的限制，使贫民亦有出头之日。如此一来，间接地助成了风俗教化的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的团结与巩固。地方大族优秀分子因科举而被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迁徙于城市之中，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以逐步消解政治特权阶层。对于士族门阀制度而言，在瓦解和侵蚀士族制度方面的作用远远超过革命与暴动，对社会的整合其过程虽然缓慢，但效果是稳定的。

尽管如此，隋唐时代的门阀士族仍在政治人事上占主导地位，唐朝执政者有多人出自士族，甚至一支士族前后产生十几个以上的宰相。例如，一流大士族博陵崔氏一门，在唐朝有宰相十五人，其中进士九人，明经一人。京兆杜氏，有宰相十一人，进士六人，秀才一人。陇西李氏，有宰相十人，进士四人。在老牌士族当中，范阳卢家考中进士最多，从唐贞元元年到乾符二年的九十三年之间，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从武则天时代起，科举出身者超出门荫出身者，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扩展。到后来，通过门荫而跻身宰辅者几属凤毛麟角，而且还羞于启齿。因此，即使老牌士族也无法抗拒时代潮流，不得不屈尊应试，以图高就。

如此看来，河东柳氏世家虽不在一流大士族之列，却也算得上是处于边缘的既得利益者。柳公权的先祖官至隋朝开府仪同三司，登上了权力的高峰。而后百年渐渐沦落为无名之辈，经过初唐到盛唐之际，祖父及父亲也只不过做到刺史一级官员。兄长柳公绰，通过应举登科，其政治位置有超过前辈的可能。而柳公权呢，仅凭写得一手的好字，能够光宗耀祖不成？守住祖上名望且有光大，成就一番事业，不枉其一生一世，无疑是青年柳公权的梦想。

但他也十分清楚，科举风云，难免有个中蹊跷。在京城长安预备应试的日子里，柳公权与有着相同期待的考生难免也放松放松，闲暇之际聊起了考场内外的逸闻趣事。

说是在唐玄宗时期，有一个人在皇上身边侍奉了多年，玄宗决定放他到外面去做个官。这个人在拜谢了皇上的大恩大德之后斗胆提出一个请求，他说臣的女婿王如泚今年已经报考进士，希望圣上将原本赐予臣的恩德转授给臣的女婿，让他成为进士。玄宗答应了这个请求，让礼部有关官员给安排一下。礼部侍郎接到圣旨后去请示宰相，即便是圣恩也还是要按规矩来。右相李林甫询问：以王如泚这个人的水平能考上进士吗？礼部侍郎回答：有可能考上，也有可能考不上。李林甫说：这种水平的人，是不能给他进士这个头衔的。如果让一个能不能考中还在两可之间的人成为进士，那朝廷将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人才呢？当天，李林甫就将自己的意见上报给唐玄宗。王如泚得知圣上已经同意特批自己成为进士后，认为这是十拿十稳的事，就广发帖子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庆贺酒会。两天之后，王如泚的家门口车马盈门，前来道喜的客人络绎不绝。就在王家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时，从礼部传来了最新消息：王如泚应该依照正常程序参加科举考试。这喜庆的酒是没心思喝了。

又说到天宝后期，杨国忠得势，炙手可热，他的儿子杨暄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不及格。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达奚珣心里发毛，连忙让自己的儿子达奚抚去杨国忠那里打个招呼。杨国忠听说达奚抚求见时，认定自己的儿子肯定是高中，满心欢喜地接见达奚抚，所得到的汇报是：我奉了父亲大人的命令前来禀报，您的公子这次考试没有及格，不过，父亲大人是不会让他落选的。杨国忠听了脸色大变，高声喝道：我的儿子难道还担心不能富贵吗？为什么要为一个进士的名分落你们的人情？达奚抚吓得不轻，飞马赶回家中对父亲说：杨国忠仗着权势目中无人，和他就讲不成道理。最终公布的金榜上，杨国忠之子杨暄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

至于唐德宗时期，裴延龄的儿子参加考试的逸闻，皆是坊间尽知的事。是说儿子考试之后，裴延龄亲自来到阅卷现场打听消息，当主考官杜黄裳和苗粲出门时被拦住了。到底是有些心虚，裴延龄没有直接说事，而是念出儿子所写作文的开头语：是冲仙人。两位主考官对此心知肚明，便直接把话回死。杜黄裳问苗粲：你记得录取者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吗？苗粲回答：好像没有。裴延龄一看主考官这种态度，就知道面子是使不成了，便仰头大呼：不得！不得！录取通知书下达后，果然没有裴家公子的大名。

柳公权从考生中听到一则流传甚广的科举趣闻。说是唐德宗时，有一个名叫宋济的人，参加过不少次进士考试总是落榜，属于屡败屡战的人。有一次，考试时的作文是一篇律赋，文章快做完时，宋济才发现用错了韵。他禁不住抚膺长叹：宋五坦率矣！宋济排行老五，“宋五坦率”这句话便传遍了京城，甚至传到了皇宫之中。落榜后，宋济在西明寺借住过夏，头顶一块布头巾，光着膀子，下身穿一条“犊鼻裈”大裤衩，在房间里抄书。这时，外面进来一位客人说：能不能给冲杯茶水？宋济头也没抬，回答说，房子外面炉子上的壶里有开水，案子上的瓦罐里有茶叶末，你可以自己泼茶。客人问他姓甚名何，排行第几，是干什么的，攻读的是什么学科？答曰：作诗。客人说：现在写诗的人很多，听说当今的圣上也是诗作爱好者。宋济答了一句：圣意不测。此时从外面又进来几个人，跪在那个客人面前叫着“官家”。宋济立即意识到，这个客人是当今的圣上德宗皇帝，急忙恳请圣上恕罪。德宗倒没怪罪，只是想到京城流传的那句名言，就随口说道：宋五大坦率。转眼间，一年一度的进士考试又到了公布成绩的时间，德宗特意指派小宦官去看一下宋济考中了没有，小宦官快去快回禀报圣上说：榜上没有宋济的名字。德宗叹息道：宋五又坦率也。

这则趣谈，让柳公权捧腹大笑，却也酸楚不已。科举考试是一个关口，难煞了许多学子，唐朝一辈子都在参加科考的人着实不少，所以有人写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有一年，二十九个人成为进士，其中的施肩吾说：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二十九个人应该是五十八只眼睛，说五十七是因为其中有一个进士的一只眼睛因苦读失明了。

考不上的是大多数，个别人比较极端，一个叫郭东里的落榜考生就曾大闹看榜现场。唐代进士榜的公布地点在长安城中皇城的礼部南院，东墙是专门为公布进士榜而修建的，它比其他的墙要高。前面专门砌了一道矮墙，与进士榜之间还布下了棘藜做障碍。进士榜是用黄纸写的，人称黄榜。这个落魄的郭东里，硬是越过矮墙冲过棘藜，扯坏了进士榜。

大多数落榜生是好的，有些人写下一首诗之后回家去了，有些人则留在京师，复读备战明年的高考。留在京师复读叫作过夏，学子有的在城中租下一间房子，有的则找一座寺院借住，来日再搏。

由此可见，开科取士既取决于士子才能的大小，又取决于外围工作的多寡，仅有才能而无关系，只注重埋头苦读而不追求扬名延誉，其结果往往是名落孙山。受世风影响，士子记废学重托之气日炽，公平公正性受到挑战。

独占鳌头，谓科举时代称中状元，据说皇宫殿前石阶上刻有巨鳌，只有状元及第才可以踏上迎榜，后来比喻占首位或第一名。眼下，科举风云中独占鳌头的幸运儿，能是谁人？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京兆华原学子柳公权，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出人意料，如同一匹黑马，在人头攒动的考生人群中脱颖而出。经科考，柳公权登进士科，又登博学宏词科，为状元。

这让柳公权自己欣喜若狂，也让父母亲和兄长及一家人为之释然。华原的老百姓也为处自豪，奔走相告，咱华原也出了一名当朝状元！华原城里摆地摊的字画汤老先生更是摆开龙门阵，看客围了个水泄不通，说当初幼年的柳公权如何向他求教写字的秘诀，他这没有手臂的废人还曾受过当朝状元的三个响头，老夫此生足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数年的心血终是没有白费，其间的酸辣苦甜只有柳公权自己体味得最深。梅花香自苦寒来，报春花开，预示着他人生中的一片温暖而璀璨的前景。

科举制度开启后，隋唐状元榜上，除了一代风流孙伏伽、张九龄、王维等大名外，又有柳公权的名字入列，载入史册。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称“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老百姓把状元看作文曲星下凡，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多少士子追逐着这顶桂冠，通过金榜挂名，步入政坛，获得升官晋级的机会。

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的科举制度，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

早先，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郭子仪，曾两度担任宰相，同时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他力挽狂澜，平定了安史之乱，居功至伟，皇帝赞其再造唐王朝。

状元中，诗画成就最高的，是唐开元十九年状元王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杰出代表之一，其诗歌艺术被认为自李白、杜甫而下，当为第一。其绘画被推为南宗绘画之祖，文人画亦自他而始。

而书法成就最高的，就数唐元和元年状元柳公权了。他精于楷书，也擅长行草书，之后和唐代另一书法家颜真卿并称“颜柳”。

摘下当朝状元桂冠的柳公权，自然又想起了大他二十多岁的孟郊，也是一番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静下心来，他重新梳理了过往的若干状元的仕途命运，希望从中寻觅到一条可供自己选择的路径，借鉴前人的处世经验，使自己少走一些弯路。他清楚，状元不是终生的护身符，只不过是一个学历的资质，往后的一切作为，其成败还得由自己重新开始。

在他的内心深处，所欣赏的状元前辈，一是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比柳公权早了将近二百年。早年在隋朝时考中进士，任大理寺史，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下级官吏。入唐后曾上书高祖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阅后大喜，用其为治书侍御史。又请设谏官一职，高祖均采纳。后因上疏而被免官，应进士科考试取中第一，官授刑部郎中，拜大理卿，成为朝廷重臣。因年老辞官，病逝于家，算得上是功德圆满。

二是敬重张九龄，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则天顺圣皇后长安二年状元及第，唐开元尚书丞相，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做斗争，后罢相为荆州长史。举止优雅，风度不凡，深为时人所敬慕。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诗风清淡，一扫六朝绮靡诗风。他曾辟孟浩然为荆州府幕僚，提拔王维为右拾遗。杜甫早年也曾想把作品呈献给他，未能如愿，晚年追忆，犹觉得可惜。是为先贤。

三是崇尚王维，唐玄宗开元九年状元及第，比柳公权早了近百年。应举之前，得知公主预定名士张皋为状元，颇为不满，身着锦绣之衣，随歧王拜见公主，独奏琵琶，献上诗作。公主读罢大惊：此早已熟读之诗，原以为古人佳作，岂知竟出自汝之手！遂请至上座。岐王乘机语及状元之事，公主一口应承，后王维果先后取解头、状头，先任右拾遗，后出使凉州，返回长安迁殿中侍御史，过着平静的文官生活，在辋川买下产业，常与文友聚会，参禅信佛，写田园诗。安史之乱爆发，他被迫受伪职，战后受到唐肃宗宽恕。死后葬于蓝田别业辋谷中。如此人生虽不是一帆风顺，也堪称一代智者。

一条看似五彩斑斓然而讳莫如深的状元之仕途，在等待着来自京兆华原的柳氏之后去践行。毕竟是三十而立之年的人了，他在短暂的兴奋过后，即着手持重地盘算自己的人生规划了。

士子经礼部试及第成为进士，仅取得做官资格。至于正式授官，须再经吏部释褐试，中试者授以官职，不及格者须过三年再试。释褐试的标准有四：身，指观考生的样貌，必须仪表端正；言，指观考生的言辞，必须善于辞令；书，指考生的书法，为官常书写公文，故文笔及书法须佳；判，指凭案例考识见，由于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地方官须兼理狱讼，故须有判断能力。六品以下官员，包括京官及地方官由吏部选用，五品以上官员则经宰相商议及皇帝批准后任命。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当朝状元柳公权从长安城南的柳府骑马北去，穿过熙熙攘攘的闹市，衣冠楚楚地进入大明宫入仕为官，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

从此，他便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皇帝宝座上七番易主，或病殁，或被杀，或是吃了长生不老的丹药致死，都是短命的。唯独擅长书艺的近臣柳公权，几乎一直围绕在皇帝宝座周围，看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更朝换代，体悟了一个个帝国王朝诸多事物的变幻莫测和人世间的寒暑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