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级会议(1788.9—1789.7)
1788年7月13日，强劲的风暴肆虐法国北部，在这惨淡的年景中，一场冰雹又不期而至，不少人和牲畜被砸死。上千平方英里的粮食在收获前夜遭到破坏，即便没有受灾的地区，也因持续的春旱、农田干涸而收获寥寥。更异乎寻常的是，王国中几乎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夏季灾难之后，1789年1月，等待人们的是有史以来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从前一年11月到来年4月，整个法国北部被冰雪覆盖，就连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葡萄园及橄榄树林也未能幸免。自路易十六登基以来，经济极不景气，谷物、饲料和葡萄产量的大幅度波动多次造成社会混乱，况且好的收成也不一定能使社会重回稳定状态。1785年的粮食丰收使第二年的谷物便宜而充裕，然而因为卡隆改革计划中的一条是取消谷物贸易控制——这也是其改革计划中少数没有遭到受教育阶层反对的项目之一——所有的余粮都在1787年被消耗殆尽。内克在1788年8月官复原职，立即重新实施控制，但损失已无法挽回。谷物价格已经开始上扬，整个冬天都涨势不减。在1789年7月14日的巴黎，粮价攀升到路易十四上台以来的顶点。
大部分法国人靠工资吃饭，对他们来说，谷物、面粉和面包的价格陡升无异于一场灾难。在正常时期，一个普通城市工匠的面包支出大概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无地的农业劳动力花在面包上的钱可能更多。粮价一直涨到了1789年春天，情况最好的人都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买面包，而最差的则要拿出十分之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拿不出更多的钱花在其他食物、取暖和照明上。所以，即便对于那些没有因为河流结冰、封路和磨坊工坊停业而完全失业的人来说，1788年的严冬也是非常难熬的。巴黎的多塞公爵在1789年1月8日写道：“在这个严酷的季节，穷人们所遭受的不幸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1]人们没有闲钱来购置消费品，这大大降低了对工业品的需求。有些地区的产量降幅达50%，而在很多纺织业城镇如鲁昂、里昂和尼姆则出现了产品大量积压的情况。在里昂，估计有2万~3万名丝绸工人失业。与此同时，本来纺织对于生活艰难的农村人来说是一项增加收入的副业，而现在产品卖不出去，这项副业也没人干了。传统方法成本较高，人们抱怨新技术抢了前者的市场。鲁昂的多轴纺织机完全落伍，用它生产的作坊全被淘汰了。最重要的是，人们还埋怨卡隆的另一项遗产，即1786年与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法国市场从此向英国制造商敞开了大门。这项协定付诸实施是在1787年中期，虽然英国进口产品更加物美价廉，但它们还来不及造成1788年和1789年的所有损失。可英国进口产品明显加重了业已严重的工业萧条，并和自由谷物贸易一道，成为劳动人民批评政府的又一条理由。从1788年冬到1789年春，几乎没有人哀悼一个旧政治秩序的逝去，因为它辜负了太多人，或者说让太多人大失所望。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变革，情况一定会更好。当时剧烈而且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气氛愈加紧张，变革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生的。
巴黎民众举行了数周活动庆贺内克的复职。人们点起篝火，把前任的塑像扔进火里。在新桥上，兴奋的群众拦住路过的马车，让车里人出来给著名的“贤君”亨利四世的雕像鞠躬。而诸如卫兵、哨卡和官员宅邸这样的权威象征也遭到了袭击，军队几次被召集肃清街道。在9月第四周高等法院流放归来时，一系列骚乱达到高潮。内克清楚，没有什么比全盘废除前内阁大臣们的计划更能迎合民意，而要这么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完全恢复高等法院原有的权力。在更多的示威和杀戮中，巴黎高等法院于9月24日重新开庭，第一条法令就是禁止所有进一步恶化的骚乱。与此同时，它将开庭并对政府当局的行为进行司法质询。法官们意识到，随着面包价格一涨再涨，公众的喧嚣很容易超出任何人的控制。不过，10月间外省高等法院的回归没有引起像巴黎一样的大骚动。庆贺受难“元老”们官复原职的篝火、烟花在愉快的气氛中熄灭，游行也随之结束。高等法院恢复之后要注册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召开三级会议，内克为了进一步树立民众信心，把该项议程提前到了1789年1月。
所有高等法院都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注册，毕竟这是他们呼吁了一年多的事情。但巴黎法官们仍对政府的真正用意疑虑重重。他们记得，布里耶纳曾于7月在确保国王地位的前提下，邀请所有人提出关于组织三级会议的意见，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法令对会议组织形式或选举方式只字未提。很多人怀疑，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像省议会一样温驯的架空机构。高等法院宣称，按照他们的注册规程，所有希望专制的愿望都应被扼杀在摇篮中，三级会议的组织形式应该和最近一次先例一致，应该“按照1614年所遵循的形式召开”。
1614年那届并未取得多少成果的三级会议分别在三个人数相当的会议厅中举行，三个厅分别代表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他们分别投票，并按等级计票。人们呼吁了18个月的三级会议，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觉得这值得研究。几天之后，大多数人才知道三级会议的情况。而一旦人们知道了，如果确实按照1614年的形式，那么它的意味显而易见。无论是人数比例还是占国民财富比例，教士和贵族代表都大大超过其应有份额。他们联手一定能够胜过第三等级。
在1778年或1787年建立的外省议会中，没有一个是按照1614年的组织形式召开的。在这些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人数翻番，并且按照人头计票。即便是古老而活跃的朗格多克三级会议也将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番。而人们头脑中最鲜活的例证是夏季以来的多菲内三级会议。在几个省区，反对拉穆瓦尼翁政策的贵族们想要恢复失落已久的省三级会议。事实证明，面对专制主义，三级会议是比高等法院更有效的盾牌。“抛瓦日”之后，多菲内的106名贵族联名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要求恢复省区代议机构，他们发现自己得到了格勒诺布尔市三个等级的支持。在这场城镇运动的非贵族领导人——穆尼耶法官和年轻的新教律师巴纳夫的推动下，人们同意召开一个全省代表大会。他们于7月21日在维吉尔的一个贵族公寓聚集，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让高等法院重新开放以及恢复省内的三级会议。维吉尔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人数远远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人数总和。与会者都同意，在恢复后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规模应该是其他两个等级的两倍，所有代表都应该由选举产生，并按照人头计票。8月2日，急于得到支持的布里耶纳同意恢复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可想而知，没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也会提出希望得到相似的待遇。但布里耶纳在下台之前只有时间推进多菲内一省的进程，他宣布让该省三个等级召开会议，为重建后的三级会议起草一个章程。此次会议于9月5日在洛曼召开，与会者在月末拿出了一份计划，内容就是将维吉尔会议的全部原则变成现实。这显然就是全国三级会议的模板，而它旁边则是不合时宜的1614年模式。到了10月初，巴黎的小册子已经在竭尽全力指出这一点。
内克没有阻挠它们，他在就职不久之后就释放了所有在押的记者，这些记者在布里耶纳时期因为撰写反对国家大臣的短文而被收监。内克还表示，自己不会对报刊出版业施加以前的控制。他坚定地相信，公共争论范围越广泛，他在最后决定三级会议形式时就越不受拘束。但他没有料到高等法院会横加干涉，并且他极不愿意高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占据主动。这就是为什么内克会在10月5日宣布重新召开显贵会议，让显贵们在相关问题上给国王提建议。但结果适得其反，公众热情变得更加狂躁，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方式能最好地代表国民？而自从高等法院极力支持1614年模式之后，这个问题就成了辩论的焦点。从一开始，非贵族群体就明显不能接受：适用于多菲内省的东西为什么会不适用于整个国家？高等法院真正的居心何在？它是不是想要确保前两个等级的不平等特权，同时让人数最多、最具活力的国民群体在政治上永远臣服呢？卡隆在1787年3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煽动不起来的敌视“特权等级”的情绪此时开始萌发，而11月6日显贵会议召开之时，很多显贵都保持着高度警惕。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前不久还是国民英雄，现在却备受敌视和怀疑，而且所有为1614年模式说话的人都遭到同样看待。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全国性的共识，那就是支持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番，按人头计票。
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反对这一主张。事实上，在显贵会议召开期间，一个主要由贵族组成的群体就已经在努力促成这种共识。内克撤销的另一项布里耶纳禁令是对俱乐部的禁令。从9月到10月，巴黎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在11月早期，一个极为高贵的俱乐部开始在阿德里安·迪波尔的官邸集会，主人迪波尔法官是高等法院激进派的领头人物之一。这就是后来的“三十人委员会”，但其实际成员人数接近60人。他们都是巴黎法律界、文学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精英，其中包括5位大贵族、24位法官，还有诸如拉法耶特、数学家孔多塞和巴黎法庭著名律师塔尔热一类的名人。塔列朗也位列其中，他刚被任命为欧坦主教，还有米拉波，他将这个委员会称作“绅士的阴谋”。十分之九的俱乐部成员都是贵族，但他们的目的不是维护贵族利益，而恰恰是反对1614年模式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米拉波在8月份写道：“向特权者和特权开战，这就是我的座右铭。特权在对付国王的时候很有用，但对于国家是可鄙的，除非摆脱了特权，否则我们的意志将永远得不到任何公共精神的支持。”[2]于是委员会开始有意利用社会焦虑和资产阶级的愤懑，竭尽全力激起公共精神，富有的成员们出钱让人代为印刷小册子，在首都和外省分发。中等阶层的人们看了之后开始相信所谓1614年模式其实是特权等级压制他们的阴谋。最典型的是来自沙特尔的沙龙常客西耶斯修士的《论特权》一书，他在书中谴责特权是寄生物，造成社会分裂，给人们带来不劳而获的幻象，其暗指特权被贵族和教士所垄断，实际上这本书造成了不小的误导。与此同时，三十人委员会还在省区周边散发请愿书范本，以便市镇以此为基础向内克提出申请，要求加倍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和按人头计票，到了11月，一个全国性的请愿运动已经初具规模。全国各城镇政府都感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因为后者常在当地的文学俱乐部和议事圈子里讨论问题以及协调行动，他们号召组织城镇会议向国王施压，呼吁第三等级的平等代表权。截至12月末，各地递交上了800多份请愿书。事实证明这类活动都是“自加速”运动，很快就会超出各类社团的控制能力，例如曾经耗费众多精力集中催化这些活动的迪波尔的社团。一个匿名的巴黎通信记者在11月24日发往波兰的信中写道：“人们只谈论一个话题，那就是第三等级的要求；只写一种东西，那就是关于三级会议组织形式的小册子。”[3]
11月6日，第二届显贵会议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预计会期本来不长，但在公众群情高涨之中，会议一直到12月12日才结束。相比1787年的显贵会议，本次会议新添了几个成员，但他们并不能改变该会议总体上的贵族特质。内克对其提出了54个有关三级会议形式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公众只对两个问题感兴趣。在国王两位长兄普罗旺斯公爵和奥尔良公爵的领导下，一批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的会议成员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劝说显贵会议拒绝1614年模式。但大多数与会者似乎被9月以来的民众激情吓坏了，他们担心如果废除了1614年模式，教士和贵族就会陷入困境。只有33名显贵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另有111票反对。确实，公开反对按人头计票的只有50人，但没人投票表示支持。大多数人觉得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会自行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届显贵会议中的每句话几乎都立刻被传到了外界，而早在散会之前该会议就被谴责为特权等级的喉舌，即便显贵们一致重申1787年关于财税平等的承诺，也无人为之感动。显贵们的会议会期如此之久，唯一的成果就是使来年1月份的三级会议无法召开。在人们怀疑三级会议是否真能召开的气氛中，三级会议被推迟到了4月或5月。
在不太可能被说通的巴黎高等法院里，1614年模式的反对者们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迪波尔和德普雷梅尼在12月5日精心策划了一场游说活动，而法院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流放后重回原位，也急于挽回自己的名望。最后在多数法官的劝说下，法院决定对自己在1788年9月25日发表的灾难性宣言[4]作一些限定性的说明。它现在宣布，高等法院所说的1614年模式是指：选举区应该按照旧的司法管辖区——大法庭辖区(法国北方称为bailliages，南方称为sénéchaussées)来划分。但这项声明背后的“勉强”多数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人们注意到，高等法院也并未接受第三等级的要求。更有甚者，在显贵会议散会之后，7位亲王中的5位联名上书国王，请求他既不要批准人数加倍也不要批准按人头计票。即便之前高等法院宣言的推手们产生了一些弥合性效果，现在这种效果也都烟消云散了。亲王们认为，有了财税平等，第三等级就应该很满足了。如果面对公众强烈呼吁的压力，就满足他们其他的愿望，那就无异于打开了人们攻击财产、财富和特权的洪闸。这将使国王忠实可靠的贵族阶层完全崩溃。不过，国王还没忘记去年夏天的“贵族反叛”之痛，在他看来，自己的这群贵族完全靠不住。他无视亲王们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印刷出版之后，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对贵族顽固立场的强烈抗议)，毫不掩饰地告诉高等法院，自己对高等法院关于公共事务的看法不感兴趣，这是他和国民集体之间的事情。这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提示，即国王的仁慈天性会使他站在第三等级这边。
到12月中旬，内克意识到此时必须作出关键性的决定了。与巴黎喧嚣的公众辩论以及满天飞的小册子不同，外省对于省三级会议的问题愈发糊涂。在这个问题上，内克明显没有前后一致的政策。大多数人希望在没有三级会议的地方迅速建立起像多菲内省那样的三级会议，而且大家普遍推测，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将由省区三级会议选出，因此省三级会议的形式就是极为重要的。但绝大多数贵族并没有准备放弃按等级计票，即便他们接受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而已有三级会议的地区则没有放弃原有形式和程序的念头。布列塔尼的每个贵族都有资格参加三级会议，而如果他们总是成百上千地参加，那当地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怎么可能得到有效的加倍呢？所有现实的改革政策都意味着剥夺贵族们长期以来的政治权利。事实上，对于三级会议中自己代表不足的问题，除了贵族以外的其他布列塔尼人已经抱怨很多年了。他们看到，如果其他省都采纳了维吉尔原则，那么很明显，他们的处境将更加窘迫。所以，在当局宣布将于1月召开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时，人们在雷恩召开了市镇会议，要求废除省区中的一切税务特权，并扩大第三等级代表的范围。繁荣的商业城市南特走得更远，它在11月4日发出呼声，限制贵族和教士的人数，并要求前两个等级提前接受这些改变，否则就要面对第三等级代表的罢会。与此同时，政府已经批准了其他省份召开三级会议。多菲内遵循了9月洛曼会议制定的章程，因为只有在这个省没有严重的争执。其他地方有代表特权的人则表现出维持特权的决心，即便要和自己等级的人闹翻也在所不惜。在普罗旺斯、阿图瓦和弗朗什孔泰，按照传统只有特定类型的贵族能够参加三级会议，因此他们坚决阻止其他贵族参加，即使是为了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代表也不行。与此同时，他们也鄙视第三等级增加代表人数和公开选举代表的要求。所以大失所望的群体不可避免地向政府投去了雪片般的请愿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克作出了关于全国三级会议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圣诞节的前一周内克都和国王待在一起，12月27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御前咨议会的决议》的文件，终于对9月以来公众辩论的核心问题作出了回答。全国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将会加倍，因此，显贵会议的建议被拒绝了，而秋天以来形成的公众压力取得了胜利。显贵会议还认为，某个等级的代表既不能被选入其他两个等级，也不能由其他两个等级选出，这一点也被内克略过了。一些第三等级的支持者对此表示担忧，过分顺从的平民会投票给高层贵族或教士候选人，使后者得以胜出。内克只在一件事上照着显贵会议的说法做了。他没有承认按人头计票，只是表达了如下期望：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代表们会达成共识，协商投票决定，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们自由决定。通过这种方法，内克试图既不疏远前两个等级，又和第三等级保持良好关系。这样，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名望就不会受损，但代价是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在来年春天，所有选举人投票的时候都很清楚，那些被他们选上的代表在考虑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首先面对这个问题。
《御前咨议会的决议》给选举之战的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急剧转型，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让所有人为之震惊。自从1788年9月以来，公共舆论已经彻底分成了两个阵营。在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下台以及把内克捧为公众至高偶像的过程中，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共识一度高涨，此时仍然存在。可是社会问题将宪政问题推到了幕后，在社会问题的层面，人们的共识瓦解了。一直以来，资产阶级是公共生活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固定的角色，通过努力还能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心中暗藏的对所谓“特权等级”的不满与敌对情绪完全宣泄出来，并被煽动起来。并非所有参与这场运动的人都是第三等级，比如迪波尔社团中的大多数成员。但在他们自己的等级中，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而且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多人表现出反贵族和反教士的情绪，也使他们不会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立场。恰恰相反，警觉的贵族和教士们竭力捍卫惯例和特权，而这些惯例、特权正是受过教育的平民最反感的东西。面对特权等级的顽固态度，资产阶级的愤懑有增无减。在西耶斯1789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资产阶级的心理得到了最精彩的表达，书中论证：在一个组织结构合理的国家中，任何特权群体都没有一席之地。第三等级，迄今为止什么也不是，但实际上它应该是一切。西耶斯宣称，国家就是生活在一部普通法之下的人们的联合体，而按其定义，“特权”处于普通法之外。所谓的贵族阶层是一种无所助益的社会等级、压迫人民的篡权者，完全应该让贵族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选举。西耶斯彻底拒绝相信贵族放弃财税特权所表达出的善意，并指出了一系列他们尚未放弃的特权。他还建议，第三等级的代表一旦当选，就应该省去一切麻烦，直接将自己确立为代表全体国民的议会，不用理会另外两个等级。确实，在当时将第三等级的事业形容为“国民的”是司空见惯的，而自从1771年危机以来，表示反对专制政府的“爱国主义”一词，也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第三等级目标的标签。
自冬天以来，出现了成百上千本控诉特权等级的言辞激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只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本。某些省区的事态发展似乎正在证实这些小册子最糟糕的预测。当《御前咨议会的决议》传到布列塔尼时，当地的第三等级代表正好赶来参加三级会议，他们迅速决定，除非另外两个等级接受三级会议改革方案，否则就不参加会议讨论任何问题。然而，以前所未有的人数参加此次重要会议的贵族阶层也拒绝任何让步与妥协。1月3日，一道王室命令传来，宣布暂时休会一个月，以平息局面。无比愤怒的贵族恨得咬牙切齿，在布列塔尼省各个主要城市发出充满火药味的谴责，并继续进行之前三级会议的商议。由贵族主导的雷恩高等法院颁布命令，禁止不合法的市镇集会，但遭到无视。而它最坚定的传统支持者——城市中的法律学生也抛弃了它，转而加入呼吁改革三级会议的活动之中。针对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富有的资产阶级，一些贵族作出不明智的尝试，为了煽起群众对前者的仇恨，他们让自己的轿夫、仆人和其他依附者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改革。1月26日，一大群人在市中心集会，要求维持布列塔尼的宪政，降低面包价格。他们遭到了一群爱国学生的攻击，双方争斗了数天。在战斗白热化时，贵族们被围困于会议厅中，不得不提起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其中几人被杀。这场骚乱到2月初基本平息，但三级会议成果寥寥，调和布列塔尼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希望荡然无存。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贵族已经准备好用武力捍卫自己的特权，绝不会束手就擒。
在这几个月中，第三等级的领袖已经出现。不过这是1788年11月以后的事情。最初，知名人物只有格勒诺布尔爱国者——穆尼耶和巴纳夫，而呼吁第三等级人数加倍和按人头计票的活动必须由迪波尔社团中的城市贵族发起的。这样的活动一旦发动，就超出了社团的控制，平民们开始为自己说话。他们撰写小册子，沃尔尼的期刊《人民哨兵》就有力地表达和强调了布列塔尼资产阶级的不满。在南方，多年以来因为被剥夺了民事能力，新教牧师拉博·德·圣-艾蒂安早已用笔作战。同时罗伯斯庇尔也首次涉足政治，发出了他的呼声——《告阿图瓦省人民书》，呼吁废除阿图瓦三级会议被特权控制的腐朽结构。他们组织城镇会议，向地方、省区和中央政府呈交请愿书。在布列塔尼、南特和其他城市的爱国者们组织志愿者队伍到雷恩与“残酷之剑”斗争。在各地组织运动的都是律师。贝桑松一位心怀怨恨的贵族在信中吐露了心声：“只要绞死10个律师，弗朗什孔泰就会平静下来。”[5]自第一届显贵会议以来，政府企图震慑高等法院一直是宪政危机的核心议题，没有一名律师会对此无动于衷。在三级会议的呼声被采纳之后，对于这些律师来说，三级会议的构成给了他们表述政见的良机。另外，第三等级中唯一有公共生活经验的群体就是低级法官和律师，也只有他们才能自信地大声表达第三等级的想法。这类人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认可，并能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对于这些低级法官和律师来说，那些固守政治特权的贵族无异于他们在自己的律师生涯中遇到的贵族法官。这伙人骄傲自负，把持开庭审案，但这完全凭借出身和财富，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能力和学养。翻看18世纪后期的司法界记录，我们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法官与律师之间、低级法庭和高级法庭之间的争执与倾轧。以前，对于争执所留下的怨恨，当事人只能接受，因为这被认为是该职业不可避免的磨难，而现在，怨恨都浮出了水面。在1789年春天的选举中，这样的敌对情绪得到了释放的机会。
1789年代表的选举制度极为复杂。1月24日颁布的选举条例规定，最基本的选区应该是传统的大法官辖区。不过，为了确保各选区人数大致相当，一些稍小的(或次级)大法官辖区被并到一起。还有其他例外，8个主要城市，包括里昂、鲁昂和巴黎，被赋予了独立代表权。一些稍小的区本来没有独立代表权，但在经过请愿之后也被赋予了此权利。而最主要的特例就是对一些三级会议省区的处理。和人们之前的期待刚好相反，1月24日的条例规定，省三级会议不会被用于选举国民代表，这有效地平息了改革或恢复省三级会议带来的骚动。不过政府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给予了最近成立的多菲内三级会议选举国民代表的权利，而严格意义上的另一个王国纳瓦尔中的三级会议，也享受同样待遇。[6]如果上次召开三级会议的尝试不是以激烈争斗告终，布列塔尼也本应如此。在那之后，政府决定布列塔尼的第三等级在大法官辖区内选举代表，贵族和教士则在代表全省一、二等级的特别会议中选举代表。
算上各种例外地区，总共有234个选区，每个选区的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选举会。任何享有完全可世袭头衔的贵族都有资格参加贵族大会，每个享有圣俸、身居圣职的教士也是如此。不过修道院和圣堂参事会只被允许派出自己选出的大会代表。第三等级的人数众多，使间接代表成了唯一的选择。按照规定，每个年满25岁的男性纳税人都有资格参加初选会。初选会以每100个家庭选两人的比例选出代表，参加选举会，后者再选出最终的第三等级代表。每个选区要为全国三级会议输送两名教士代表、两名贵族代表和四名第三等级代表，而选举会的主要作用就是选出代表。但按照传统，选举会还有义务起草陈情书或“诉苦清单”，用以指引代表议事。在第三等级中，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市行业协会和社团法人都有资格递交一份陈情书，并在当地选举会汇总为该等级的一份总陈情书。在这个过程中，国王贫穷臣民的很多要求被不可避免地删去了。在很多区，陈情书的最终版本显然是根据爱国积极分子精心组合与设计的模板写就的。但不管怎样，对于这个在20世纪前欧洲独一无二的民族而言，它的观念与关注，还是在陈情书中表现出来。而在这个紧要关头，对于每一个和当下严重问题命运相连的人来说，他们也得到了一个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期望的机会，而且他们也觉得自己得到了默许，这些问题必将被纠正，因此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开动脑筋。1788年的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形前所未有，但仍仅限于几个主要城市，而起草陈情书吸引了全国人民。1789年选举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景象，能与其比肩的情况要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
当时法国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影响其结果。米拉波在1月出版了《柏林宫廷秘史》，有流言称，大臣们想利用这本书引起的外交尴尬阻止声名狼藉的作者赢得竞选。如果大臣们真是这么想的，那么他们显然没成功。无论如何，内克认为政府对选举的任何干预都弊大于利，将使本应建立于信任基础上的会议产生嫌隙。但他立下的规矩本身对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导致第一等级的选举会被教区神父把持，排斥其他教会团体的成员，而后者恰恰是迄今为止垄断着教会管理的人。所有的新贵族都无缘第二等级选举会，因为他们的贵族身份还未变成完全世袭的。另一方面，尽管大量血统纯正的、寒酸的小贵族缺乏政治经验，但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先前的主导者，比如廷臣和高级法庭法官。而在第三等级采取的间接选举体制中，农民、手工艺人和其他没有闲暇时间的人都被排除在国民代表的选举舞台之外，也就把当选的可能性留给了另外两个等级。
全国三级会议将于4月27日在凡尔赛召开，政府也命令选举在此之前结束。最后，三级会议在5月5日召开，而最晚的选举直到7月下旬才结束。巴黎的选举就是在5月结束的，稍晚结束的选举都是因为内部问题的干扰。不过，大多数选举都在3、4月间成功举行，而这段时间的背景是这样的：小册子的宣传攻势仍在继续，严冬尚未退去，去年夏季的粮食歉收不可避免地抬高了面包价格，人们的不满正缓慢上升，伴随而来的工业危机使失业人口数量剧增。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市集骚乱以及群众规定粮价的情况，一些被怀疑囤积谷物和面粉的粮仓、大商店、修道院和乡村别墅也遭到了洗劫。普罗旺斯出现了拒缴什一税和其他税款的情况，马赛的有产者也对当地政府的维稳不力极为忧虑，于是3月23日三个等级的选举人联手夺过城市管理权，建立了由富有居民组成的“爱国守卫者”组织。这个主意在未来产生了全国性的重大影响，不过在当时，很多人还是对推翻合法政府感到震惊。
不管怎样，日常法律与秩序力量似乎还是能够防止民众彻底失控的，尽管时局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4月下旬巴黎出现的骚乱便是当时局面的一个生动例证。4月21日，巴黎的60个区召开第一轮大会，选出首都第三等级选举会的成员。选举之后，人们兴奋之情不减，促成了这次骚乱。在4月23日，当圣玛格丽特区初选会正在讨论本区陈情书的时候，墙纸制造商雷韦永指出，面包价格应该降到日工资15苏的工薪阶层能支付的水平。雷韦永素以对失业者的慈悲之心闻名，但在当时高度紧张的气氛中，他的话反而被误传为呼吁下调工资。而在另一个初选会中一位硝酸钾制造商昂里奥类似的呼吁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降薪的谣言传遍了巴黎最东边的圣安托万产业区，27日昂里奥的宅邸被愤怒的群众洗劫一空。当局增加了驻军，但第二天他们就被数千暴民淹没了，后者洗劫了昂里奥的房子和工厂，并砸毁了所有东西。一支人数众多的法兰西近卫军分遣队来到现场并开枪示警，在近两个小时的骚乱之后群众散开了，这次事件造成25人死亡和几乎同样多的伤员。谣言将伤亡人数扩大到了成百上千人，还包括更阴暗的阴谋论。这就是三级会议代表们抵达凡尔赛时所面对的情形。闹事者为国王、内克和第三等级欢呼，但在洗劫富有市民的财产时也喊出了“打倒有钱人”的口号，政府没能及时阻止这些人，行动部署过于迟缓。对于代表们来说，首都巴黎肯定比他们的家乡省区更让人头疼。
数月激烈争论引发了人们的无限希望与期待，那么这些被寄予厚望的代表到底是些什么人呢？这场选举产生出了怎样的代表？第一等级的代表情况显示，现有教会统治集团失败了。303名教士代表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普通的教区神父，只有46个主教。事情显而易见，迄今为止控制着教会的贵族教士、大教堂教士和修士没有得到他们下属的信任。教士陈情书印证了这种情况，其要求包括提高津贴，废除什一税转交制度，放宽教区行政职务的任职资格，由选举产生的宗教大会管理大教士团、主教辖区和教会。这个结果让第三等级的宣传者们大为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意味着三级会议中的教士们将会同情“爱国事业”。而第三等级并没有注意到，教士等级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很一致的，比如必须恢复并切实加强教会对教育事业的控制，继续对“所谓的哲学”中不敬神的思想进行审查，限制新教徒所享有的宗教宽容。而作为承认财税平等的回报，教会希望新体制能确立并加强天主教在法国的权威。相比教士内部关于教区神父地位的分歧，教士们对于上述问题的共识要重要得多，但在选举的兴奋氛围中，大多数观察者都没能看到这种深层的团结，只是随着事态的慢慢发展，这种团结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这是之前人们未能预见的。
贵族阵营也是一样，选举结果排斥了该等级长期以来的领导群体。廷臣自认为能被自动选上。(多塞伯爵在2月19日报告说：“大多数离开首都的年轻贵族都野心勃勃地想成为伟大的全国议会的议员。”[7])一旦他们置身于久违的外省，处在地方的三级会议中，就会发现当地乡绅对其高傲态度极为反感，总对他们提出尖刻的反对。他们通常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获胜，尽管他们最后的表现要比主教们好，保住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其中包括奥尔良公爵、三十人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如拉法耶特。在另一方面，这场选举对于高级法庭的穿袍贵族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这个骄傲、能言善辩并且自信满满的寡头集团只有23人成为代表，尽管像迪波尔、弗雷度和德普雷梅尼这样1788年斗争的英雄也当选了。不过，粗野的乡绅中被选上的人也很少，虽然他们在选举会上颇为突出。322名贵族代表中最大的团体由世系久远的外省家族子孙组成，他们居住在城市，并不贫穷，不过要说起政治经验，他们唯一可以算数的，也只限于参军的经历。和教区神父一样，他们发现自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得以宣泄几代人的不满和沮丧，很多贵族选举会的争执极为激烈。一些选举会闹分裂，同一个选举会产生了分庭抗礼的代表名单，撰写不同的陈情书。例如布列塔尼的代表不能在该省三级会议进行选举，当地贵族对此极为愤慨，联合投票抵制选举，最终结果就是全国三级会议中没有一个布列塔尼的贵族。
从贵族的陈情书能够看出，他们的内部意见杂乱无章，唯一的共识是放弃所有的财税特权。确实，只有8%的贵族陈情书呼吁三级会议按人头计票，但坚持要按等级计票的陈情书也才勉强超过40%，剩下的则做好了妥协的准备。接近40%的陈情书认为，应该按照贡献和才能，而不是财富，授予贵族头衔。但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共识。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后，贵族代表会分成两派，一派是少数的“自由贵族”，人数在90人左右，他们准备寻求和第三等级达成协议的方法，剩下的则是顽固的多数。自由派贵族大多更年轻、更都市化，见多识广，也更有学问。但和他们的对手(指多数贵族)一样，自由派也是从贵族阶层中直接产生的。因此，面对1789年的政治考验，法国的第二等级其实颇为踌躇。他们准备好了进行变革，也渴望多方面的变革，但对于自去年秋天扩散开来的敌意，贵族们还是感到很紧张。而且，贵族内部的矛盾不满与拉帮结派远比教士复杂，这导致了分裂，他们没有像第一等级那样可以依靠的共识与团结。尽管他们的财富、权力和地位总和极为可观，但相比其对手第三等级想象中的形象，法国贵族实际上是虚弱的、缺乏组织和自信的。这种劣势在去往凡尔赛的代表们身上显露无遗。
与此相反，第三等级则明显更加和睦团结。没有农民或工匠能够进入第二级选举，而真正会去投票的少数(即便在巴黎，在大概5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也都是接受过教育的，有闲暇时间，并且偏爱自己同类的人。参加二级选举的人都要自付差旅费，更不用说最终被选到三级会议的人了。最重要的是，在竞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可避免地是进行过公共演说、主持过会议和起草过文件的人。其中，首先是律师和持官者，他们在1788年9月以来的公众运动中尤其引人注目。当选代表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律职业资格，四分之一的人是律师或公证人，其中就包括巴纳夫和罗伯斯庇尔。45%的代表(294人)持有可买卖的官职，其中就有很多人是大法官辖区法院的高级法官，选举条例还赋予了他们组织选举会的权利。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只有99名代表从事贸易或工业。内克允许选举人选择自己等级以外的人作为代表，这一决定的获益者也只有9人，尽管其中包括教士西耶斯和贵族米拉波。虽然第三等级代表团中有这两人，还有在前两年的斗争中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的名人，比如多菲内爱国者的领袖穆尼耶、巴黎律师界的骄傲塔尔热和像天文学家巴伊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但是大部分代表在自己家乡之外还是不为人所知，也没有经历过风浪。除了相似的社会、教育背景之外，他们都对按人头计票和民事、财税平等表示支持，这是最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如果有人怀疑他们对以上原则的支持，那么等到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这种怀疑一定会烟消云散。
5月5日，在盛大的庆典仪式中，全国三级会议终于开幕了。三个等级在前一天下午进行了庄严宣誓，现在他们走进了凡尔赛宫最大的大厅，按照先例，穿上了各自等级的服饰：教士穿着他们的祭袍；贵族则身着丝绸、佩剑、由金线缝制的马甲，头戴嵌有白色羽毛的帽子；第三等级穿着肃穆的黑色衣服。熙熙攘攘、充满期待的人群前来围观这场典礼，也许任何开场演讲都无法表达人们心中的希望。没有人料到会感到无聊，这正是掌玺大臣和内克发言的效果。掌玺大臣的声音太小，根本听不见；内克本来有3小时的演讲，讲了半小时嗓子就哑了，剩下的由别人代念。尽管大家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演讲中并没有明确涉及那些牵动人心的话题。内克说三级会议不应为了财政问题而召开，但他在演讲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财政和预算。他承诺，王室和内阁大臣们将全力支持行政和司法的全面改革，不过他也提示，作为以防万一的手段，国王保留否决他不喜欢的政策的权力。在计票问题上他态度含糊。一方面他建议大家就这一最重要的事务进行全体投票；另一方面他也宣称按等级计票也许更合适，而且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不能由任何政府权威决定，而应由教士和贵族自由地达成协议，放弃按等级计票。而在这之前，他们还要分开审查各自等级代表的资格。在三级会议召开的前一周，人们盛传宫廷中存在一个由阿图瓦伯爵和王后领头的党派，他们准备赶内克下台，这传言绝非没有根据。而更聪明的内克的支持者们猜测，在起草发言稿的时候，内克受到了束缚。但不论哪一方，大多数人都对内克的含糊其词感到失望。极端者离开大厅之后决定，必须首先彻底解决代表资格审查的问题，否则一切免谈。
斗争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当时的情况是：大部分代表相互并不熟悉，大家稀里糊涂，犹豫不决，又意识到自己参与的事务十分重要，感到有些畏怯，于是那些清楚自己目标的代表掌管了议程。布列塔尼和多菲内的第三等级代表在前几个月中积累了远比其他人更丰富的省区政治经验，他们认为分开审查代表资格一定会导致分开计票，必须反对这项决定。在经过了漫长而混乱的辩论之后，第三等级(他们以“平民”自居，这反映了第三等级的观念)决定不接受代表审查，也不单独处理任何问题。与此同时，贵族也没有丝毫犹豫。5月7日他们以188票对46票决定继续分开审查代表资格。到11日审查结束，第二等级宣示自己等级的会议已经“成立”。教士也投票表决是否进行分别审查，不过辩论时间很长，双方票数则为133比114，而在审查结束之后，教士们没有进一步宣示自己自成一体。作为传播福音的神职人员，大多数教士是严肃真诚的，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和睦的妥协之道。5月7日，第三等级派出代表团，希望可以就共同审查的问题进行三方会谈，教士们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贵族也这么做。一周之后贵族同意了，但当三个等级的代表碰面之后，他们发现第三等级代表带来的指示只有一条，那就是让他们接受按人头计票，其他一概不谈。而贵族也还以颜色，他们争论道，翻遍先例也找不到共同审查资格这一条，并于26日退出了谈判。此时巴黎第三等级代表抵达了凡尔赛，人数增加了，于是他们再次向教士呼吁，邀请后者“以上帝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到大议事厅中加入他们，以一致的行动带来团结与和睦”。对于教士来说，这无疑是对他们进一步的道德冲击，正当他们为此苦恼时，国王在5月29日亲自干预，他谴责了第三等级的消极态度，并敦促恢复协商，谈判确实恢复了，但并没有取得更积极的成果。与此同时，王储在6月4日去世，国王陷入了长达数日阴郁的哀悼期，政府内阁基本瘫痪。到6月的第二周，第三等级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和之前的策略相反，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并制定章程，6月3日他们将巴伊推选为主席。现在第三等级开始把“单独行动”挂在嘴边，单方面将“平民”们宣布为代表全国国民的议会，并在此基础之上继续资格审查，不再理会另外两个等级的意见。6月10日，西耶斯的正式提议将这个想法推到了顶点，他建议立即向另外两个等级发出一起审查代表资格的最后邀请，如若不成，“平民”们将执意继续。这个提议以493票对41票通过。邀请在第二天发出，但到12日仍未得到另外两个等级回应，第三等级开始自己点名审查代表。
真正的革命斗争此时启动了。如果去年12月国王批准了按人头计票，或者贵族和教士在三级会议一开始就同意一起审查资格，那么一切还会井然有序，法律的链条还能完好无损。第三等级在“切断缆绳”(西耶斯的说法)之前等待的时间之长，表明了来自法律界的代表们极不愿意蔑视合法性。在不征求另外两个等级意见的情况下，宣布自己是国民代表的唯一合法团体，无异于霸占了法律权威。他们也意识到，没有回头路了。这个决定是公开作出的，因为和教士、贵族不同，第三等级从一开始就允许观察员在场，而且随着局面僵持不下，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巴黎跑到凡尔赛，旁观其议事。这些看客中没人支持贵族或教士，因为“平民”们每次表示强硬态度的演讲都得到广泛的掌声。少数代表还坚守着达成共识的渺茫希望，每当他们呼吁谨慎和克制，都会引来嘲讽和嘘声。
人们也相信，凡尔赛任性的群众确实代表着更加广泛的公众舆论，这种舆论是被长达数月的狂热宣传和现在每天报道三级会议的作为——更确切地说是“无所作为”——的报纸掀起的。这个领域的领头羊是米拉波的《写给选举人的信》，它由最著名的代表撰写，按时、准确(尽管难免有偏见)地报道三级会议中每天发生的事。在三级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没人相信米拉波。但他很快表现出无人能及的雄辩能力，并且有才能做到精准无比，在其他代表刚刚想到的时候，米拉波就能准确表达出他们想说的话。很快他就以爱国事业的名义，为自己的报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订阅者，特别是在巴黎，长时间的选战也使当地的政治高烧不退。尽管政治焦点在凡尔赛，但政治舆论的温室却在首都时尚的西端地区，在拱廊下，在咖啡馆里，在罗亚尔宫的人行道上。罗亚尔宫的主人奥尔良在1780年向公众开放此处，这里成为一个休闲花园，1789年，花园却成了流言、辩论和散发小册子的中心。
阿瑟·杨在6月9日写道：“我到罗亚尔宫去看最近有什么新的出版物，并将所有出版物编目。每个小时都有新东西出来。今天出版了13本，昨天16本，上周29本……从门到柜台都摆满了书……这些书刊中的95%是歌颂自由的，大多猛烈抨击教士和贵族……但罗亚尔宫的咖啡屋的景象更加让人惊异，不仅屋里坐满了人，还有翘首以盼的人群挤在门口和窗户旁，聚精会神地聆听某个演说家的讲话，演说家一般站在桌椅上滔滔不绝地向听众们发表演讲。人们倾听其发言时的期望之高，以及每当他们提议对现有政府采取更普遍的抵抗和暴力时，掌声之雷动，令人难以想象。”[8]
也许有些事情仍可以想见，比如6月13日，当普瓦图的代表点名时，三位教区神父递交了自己的资格书，凡尔赛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这个举动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教士等级内部的纽带长期以来岌岌可危，现在终于断裂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又有16名教士脱离了自己的等级。但在点名结束之后，问题产生了：现在代表们到底在代表谁？很明显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第三等级。西耶斯顺着《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的逻辑，认为他们已经是一个现成的代表全国国民的议会，很多直言不讳的代表也同意他的说法。但其他人害怕，现在与贵族以及大多数教士达成和解的前景尚未明了，而西耶斯等人的建议会摧毁现有的希望，6月15日西耶斯试图与保留意见进行调和，提议把他们自己称为“法国国民已知的并通过审查的代表议会”。接下来是两天的辩论，其间还提出了更加冗长的大会称呼，而议会旁听席上的公众已经表现得不耐烦了。这一切都对西耶斯有利，到6月17日，他觉得是时候提出自己一直期望的建议了。此时，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没有更合理的选择了，遂以491票对89票通过了“国民议会”的名称。就在这个众人已经陶醉不已的时刻，一些头脑冷静的激进代表想得更远。布列塔尼的代表领袖塔尔热和列沙普利耶提议，宣布所有现存税种非法，但在设计出新体制之前暂不废止。如果国民议会中止，那么它对现行税种可以暂存的批准也随之失效。其中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了，却得到了一致通过。国民议会正式以主权者自居，并呼吁所有的纳税人藐视任何试图解散它的政府。现在面对挑战的不仅仅是另外两个等级，王室权威也被扯了进来。就像第二天英国大使(一位公爵)向其外交大臣所汇报的：“一旦国王仍像以前那样，准许第三等级继续，那么他离被后者支配的日子就不远了。”[9]
但国王仍沉浸在丧子的极度悲伤之中，还不太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国民议会，不过是个词汇。大臣们都看出来这远比词汇厉害，但对于接下来怎么办，他们存在分歧。在国王和内克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陆军大臣开始在巴黎周边增派驻军，王后和阿图瓦伯爵欣然同意，他们已经连续多周呼吁采取更强硬的举措。而内克一方面不同意第三等级以主权者自居，另一方面也认为必须把他们安抚下来。他建议国王召开御前会议，重申自己的权威，同时提出能让大家欢迎的妥协方案。国王同意了该计划，但趁内克不在的时候，王后及其党羽把他为会议准备的发言稿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在三个等级6月20日(周六)来到各自议事厅时，他们并未事先接到召开御前会议的正式通知，于是他们发现会议厅大门紧锁，并由卫兵把守。就在前一天，教士们勉强以多数通过了加入国民议会的决定，兴奋的代表们正准备在第二天给予他们热烈接待。紧锁的门和卫兵使他们目瞪口呆，而墙上召开御前会议的告示使代表们怀疑议会即将被解散。即便是那些反对6月17日决议的人，也被这次“专制行径”[10]激怒了。在他们看来，现在无视王室禁令，将会议进行到底，成了坚持原则的表现。大家征用了附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愤怒的人群挤在各个门口，代表们庄严宣誓，“在王国宪法和公众新生得到创立和巩固之前”，决不解散。在周一，御前会议被推迟了一天，国民议会决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他们终于得以欢迎大多数教士加入，并且向三位来自多菲内的贵族致敬。第一、二等级的团结和决心显然正急速崩塌。
御前会议也没能挽回这一切，内克整个周末都在煞费苦心地向公众担保，政府不会解散议会，他草拟的御前会议计划被修改，内克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受到牵连，于是有意高调地置身会议之外。当时，御前会议已经开始被人们称为“老古董”，而当国王以废除6月17日决定作为会议开场白的时候，贵族们露出了笑容，三个等级中的所有爱国者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事实上，国王提出的计划颇有建设性，当时和后来的观察者们都认为，如果这项计划能在5月被提出的话，会受到普遍欢迎。国王一共作出了35点声明，他承诺在未经三级会议同意的情况下，不再增税或举债，废除或修改几项不受欢迎的税种，取消随意囚禁、道路修筑劳役和农奴制，并宣布在各省建立三级会议。但他也宣布封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而且仅仅敦促——而非命令——贵族和教士放弃财税特权。而在说这一席话之前，国王首先宣布三个等级都是神圣的。他也确实劝告前两个等级在一些共同相关的问题上加入第三等级一起讨论。对于受自己选举人委托觉得必须分开议事的贵族，国王希望他们不要如此敏感，因为所有的约束性选举人委托都被宣布为无效。不过在所有和教士、贵族的特殊利益与特权相关的问题上，这两个等级被赋予了一票否决权，而鼓舞了第三等级的市民观察团也被排除在未来所有会议之外。当天，军队就围在会议厅外，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国王以公然的威胁作为会议结语。他宣布，未经他的同意，三级会议一切作为均为无效。如果他们拒绝合作，他将独自照料“我的人民的幸福”，将自己视为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接着他命令代表散会，并于第二天恢复分厅议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为一个转折点。就在贵族和教士们顺从地撤离会场时，第三等级和前几天加入其中的教士们岿然不动。在典礼官重复了国王的命令之后，米拉波称除了刺刀，没有什么东西能强迫他们离开。大家都表示赞同，国民议会也重申了网球场宣誓，并反复强调了自6月17日以来议会的作为，宣称代表们不可侵犯。与此同时，国王刚刚从御前会议腾出手处理内克请辞的问题，得知第三等级不愿离开之后，因为无暇顾及，国王表示他们可以待在那儿。就像1787年1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一样，国王一句话就把整套计划抛弃了。当天晚上内克被说服，收回了辞呈，但他缺席御前会议的消息传到了巴黎，这被视作他即将被解职的信号，罗亚尔宫沸腾了。
阿瑟·杨第二天记述道：“巴黎的骚动简直难以形容，有一万人一整天都待在罗亚尔宫……让我惊讶的是，国王的提议遭到了一致鄙弃……这里的人们气愤无比，他们似乎拒绝任何妥协的念头，坚持要求三个等级的结合……对于内克主动请辞的说法，他们也满腹狐疑，他们似乎更关心这种事情，而非很多更加本质的问题。”[11]
激动的群众也挤满了凡尔赛的街道，他们冲进了王宫，没有遇到任何军队拦截。而内克在现身之后，得到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他也放出豪言壮语，说绝不会舍弃人民。但另一方面，公开反对“爱国事业”的人遭到了围攻、推撞，其寓所的窗户也被砸坏。军队保护巴黎大主教逃过了绞刑，还吹嘘说他们保护主教没有开“不爱国的”枪。6月24日，巴黎两个连的法兰西近卫军——就是他们在两个月之前射杀了雷韦永风波中的闹事者——拒绝履行维持公共秩序的职责。尽管爱国，一位焦虑的巴黎人还是在25日写道：“谁能阻止混乱？警察既没这能力，而且也不能依赖他们。”[12]
不过这些事件却给国民议会带来了胜利。对于他们的挑战，国王回应不力。而群众运动带来的支持也非常管用，除了少数继续独立议事的教士之外，对于绝大多数教士，这些事件都构成了足够有力的理由，6月24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国民议会。而自从6月17日开始，奥尔良公爵和其他少数贵族就在劝说其等级同意与第三等级一起审查资格，24日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第二天共有28名贵族出现在了所谓的“国民议会厅”中，另外还有四五十人即将追随他们的脚步。显然，国王不能再指望前两个等级服从他了，而摇摆不定的法兰西近卫军也在暗示军队可能会失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王最终屈服了。6月27日他致信教士和贵族等级的主席，命令他们加入国民议会。一些人感觉遭到了背叛，并试图抗议，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在这个消息公开之后，巴黎和凡尔赛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和烟火表演。当国王和王后噙着眼泪出现在王宫露台上时，他们得到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阿瑟·杨写道：“所有事情似乎已经了结，革命结束了。”[13]
不论是哪派议员，肯定都希望事情就此告终，现在大家把处理各项事务和制定宪法提上了日程。所有人包括第三等级代表，都被前两周群众骚动所展现出的规模和力量吓到了。富有责任感的代表们期待一个更加严肃、镇静的时期的到来，使事态回归正常，重现社会和睦。但随着7月临近，这样的时期并未到来。6月30日，4000名群众袭击了塞纳河左岸的一座监狱，10名反叛近卫军正在那里等待被送往更加严密的关押地点。群众释放了这些士兵，带着他们胜利回归罗亚尔宫，并为其举办了大型公众庆典。这样的事件表明群众骚动远未结束。尽管6月27日是一片欢声笑语，但人们对宫廷居心叵测的怀疑仍广为流传，并且挥之不去。更可怕的是，这种怀疑得到了验证。6月26日，四个军团从边境被召回到巴黎地区，同时国王给予经验丰富的老兵布罗伊元帅最高指挥权。7月1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更多的军队被调回巴黎，人数大概增长了5倍，达到2万人之多。没人会忽视军事调动，或者无视外籍军团的加入，尽管他们被认为比法国本土军队更可靠。7月8日米拉波在国民议会提议向国王请愿，要求撤回这些士兵，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国王则冷冷地回答，军队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共秩序。但军队的真实目的似乎很明显，正像大家怀疑的那样，即威胁巴黎，扭转王室自6月中旬以来作出的让步。在宫廷中，王后和阿图瓦伯爵仍然一门心思要扳倒内克。在他们看来，6月23日劝说后者留下不过是一时之需，内克仍被排除在所有重大决策之外，同时他们在寻找更听话的代替者。到7月11日，他们觉得找到了合适人选。当天下午，内克收到了一封王室的信函，信中将他解职，并命令他立刻离开法国。尽管倍感震惊，内克还是立刻照办了。第二天，另外三位大臣被解职。布罗伊成了陆军大臣，卡隆的老对手布勒特伊和另一位尽人皆知的独裁主义者当上了御前会议的领导。新的国王内阁想做什么尚不可知，因为，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一经公开，他们也顾不上做其他的事情了。
这次官员换血的时机挑得真是太糟糕了。每个人都被两周以来的军队活动搞得心惊胆战。而7月12日是周日，没有人上班。而最关键的是，自去年夏天就可以预见到的食物短缺和高价正走向高峰。现在正是危险的夏季中期，原有的粮食库存耗尽，新一轮粮食的收割时间未到。当然，内克是坚持谷物控制和面包价格补贴的。整个春天，他都在努力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即保持巴黎的低廉粮价，但这样做吸干了其他市场的供应，5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佛兰德斯、阿图瓦、皮卡第和诺曼底都出现了粮食骚乱。这些消息大大刺激了有良心的、自责的教士们，使其在6月离开自己等级加入第三等级，希望能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然而就是在各等级融合的时候，骚乱发生的地点逐渐向首都逼近，7月上旬人们听闻里昂抗议高粮价的骚乱极为严重，最后当地人摧毁了该市周边所有的税卡。7月4—7日，国民议会就谷物贸易问题进行了辩论，但未能达成一致结论，因为很多代表相信该贸易应该自由化，但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同时，巴黎的面包价格正逐渐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点。
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在7月12日下午传到罗亚尔宫。每个人都意识到，对人民力量的决定性考验开始了。人们立刻涌向剧院，强迫剧院关门以示悲哀。当天晚些时候，在杜伊勒里花园聚集的群众遭到了德意志骑兵的袭击，后者接到命令清理这个花园。人们一直害怕的军事行动似乎已经开始，不过在几次小冲突(甚至都不能确定发生过)之后，军队在傍晚时分撤离了，而整座城市则开始疯狂地武装自己。一旦武装起来，民众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当天晚上，人们效仿里昂的先例，也攻击了城市周边的收费关卡，烧毁了几个税卡，火光照亮了夜空。第二天早上，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被认为藏有武器的地方，首要的是圣拉扎尔修道院。人们在那里发现囤积着大量谷物，这证实了大家最糟糕的怀疑。人们做了不少渎神和反教士主义的事情，在这样不妙的情景中，修道院被洗劫一空。有产者们极为惊慌。自从代表们5月离开巴黎之后，当地的选举人就一直保持非正式的集会，在接下来的周六，由于军队已不可靠，他们决定组织民兵部队维持秩序。他们开始迅速执行该决定，当晚就派出13支巡逻队。他们之中的一人写道：“不过，我们的出场颇为尴尬。我们压不住人们的怒气，如果做得太过分，他们会杀了我们。现在不是和他们讲道理的时候。”[14]
14日早晨，轮到了巴黎荣军院。这里是退役老兵的医院，群众找到了大炮和轻型武器。人们拖着这些武器通过了大半个巴黎城，把它们摆在格雷勿方场上，正对着市政厅。距离此处仅数百码的地方，是最令人生畏的军械库、高耸屹立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这显然是下一个搜寻目标，但要攻击这样一个要塞似乎不太可能，虽然人们后来才知道这里人手极少，防守极为松懈。一开始选举人试图进行谈判，让群众把武器转交给他们。但是当不耐烦的群众强行进入监狱内庭的时候，守卫部队惊慌失措并开了枪，打死近百人。职业军人介入了。自从6月最后一周的兵变和叛逃以来，法兰西近卫军的纪律就再也没有恢复过，伴随着罗亚尔宫里的酗酒狂欢，每天都有新的部队哗变，但是战斗经验并没有和军事纪律一起消失，法国近卫军士兵出现在了巴士底狱门前，带着群众从荣军院拖来的大炮。在如此之近的射程中，监狱的吊桥和大门很快就会被拿下，监狱的要塞司令很清楚这一点。巴士底狱投降了。
与此同时，国民议会正在凡尔赛召开会议，当首都方面的消息传来时，代表们正无望地向国王提出呼吁，希望他撤回军队。国王一开始驳回了议会要求，理由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军队。但之后的7月15日下午，他亲自来到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正在解散驻扎在巴黎外围的部队。喜出望外的代表们为国王欢呼不已，把帽子抛到空中，并全体护送国王回宫，6月27日涕泪横流的场景似乎又重演了。人们常常说起国王的善良天性和对人民幸福的挂念，但这并非造成国王政策180度转变的原因。从13日到14日，军队确实已经部署完毕，准备开始恢复巴黎的秩序，即使要进行恐怖的屠杀，军队人数也足够多。但法兰西近卫军的事例让人觉得不妥，其他的兵团会和他们一样吗？面对强行军的指令，面对穷人的街区和焦虑不安的平民不断地请愿，让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爱国者开枪，他们的道德良知一定受到极大的压力。指挥官们越来越不愿意考验部下的军事纪律，而布罗伊对这种情况下的冒险有着丰富经验。他劝告国王，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路易十六接受劝告标志着王室权威扫地。王权承认，它已无权强制执行自己的意志。于是，最终他只能接受6月中旬以来发生的一切。全国三级会议已经不存在了，它被单一的国民议会所取代，后者不分等级，挟国民之名以主权者自居，并声称有赋予法国一部宪法的任务。在这紧张的局势中，王后、阿图瓦伯爵和他们的心腹用尽手段密谋策划，想要颠覆这些成果，但最终失败了，败在群众运动浪潮下。此浪潮支持第三等级的立场，支持同情第三等级的教士、贵族们的立场。他们还败在一种政治气氛下，这种气氛是如此使人兴奋，即便是宫廷召集来遏制它的势力，也被它感染了。攻占巴士底狱象征这一系列运动达到高潮。在受到巴士底狱事件的挑战时，路易十六选择了退缩，使巴黎人民相信仅凭他们就能拯救国民议会于将倾之时。因此，他们以7月14日取胜的自由卫士自居。就像拉罗什富科-利安库尔公爵对路易十六说的：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叛乱。也许这句话是后人的杜撰，但不论是否属实，它都是正确的——这是一场革命。
[1]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140.
[2]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p. 334.
[3]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sur Louis XVI, Marie Antoinette, la cour et la ville de 1777 à 1792, ed. A. de Lescure Volume 2, Paris, 1866, p. 305.
[4] 高等法院在1788年9月25日宣布按照1614年模式召开三级会议。——译者注
[5] M. Gresset, Gens de justice à Besançon (1674-1789), Volume 2, Paris, 1978, ii, p. 756.
[6] 纳瓦尔的国王亨利三世于1589年继承了法国王位，成为法王亨利四世，纳瓦尔和法兰西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但纳瓦尔严格来说仍是一个独立王国，它在1790年才变成法国的一个省。——译者注
[7]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p. 161, 19 Feb. 1789.
[8] Travels, p. 134.
[9]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P. 217.
[10] J. A. Creuzé-Latouche, Journal des États Généraux et du début de l’ Assemblée Nationale (1789), Paris, 1946, p. 130.
[11] Travels, p. 154.
[12] Nicolas Ruault, Gazette d’ un Parisien sou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76, p. 142.
[13] Travels, p. 159.
[14] Ruault, Gazette, p.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