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儒珍：棠荫岛上二十七年的坚守

“你的血吸虫肝硬化病史已经有30多年，想治愈已不可能，我们最多做到不让病情恶化。”这是曹儒珍最近一次身体检查时，医生对他说的话。

曹儒珍今年63岁，看上去却跟70多岁差不多，人也很瘦，这些都是长年的血吸虫病造成。2010年，他从江西鄱阳湖水文局副局长的职位上退休，喜欢上了钓鱼，没事就拿着渔竿到附近的洲滩上去坐坐。在鄱阳湖棠荫岛上待了27年，每天与湖水为伴，他早已习惯了安安静静的生活。

“苍蝇岛”初体验

棠荫岛其实叫苍蝇岛，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岛上苍蝇实在太多。后来，当地老俵觉得“苍蝇岛”不好听，就改成了“棠荫岛”。名字是好听了，环境却还是那么恶劣。到现在，岛上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棠荫血吸虫窝，蚊虫蛇又多；苍蝇握成把，人来无处躲。

1970年，曹儒珍高中毕业，同年9月通过了鄱阳湖水文局（当时名为鄱阳湖水文气象试验站）测量员的考试。10月1日一早，他背着行李从都昌县周溪镇的家里出发，要到因苍蝇和血吸虫而“扬名”的棠荫岛去上班。花了一个小时翻过一段五里长的山路后，鄱阳湖出现在他面前，眼前的景象与他想象中的波澜壮阔千差万别：没船没路，要想到达目的地，只有一段满是泥泞的洲滩。这段“路”在都昌县大名鼎鼎，叫做“八里江蚌湖”。

“十月份枯水期刚开始，鄱阳湖水位才退下去，洲滩上全是沼泽，深的地方到大腿这里。”曹儒珍回忆。看到这样的情景，他立马泄了气，磨蹭了半天才鼓起勇气走了出去，没几步，一只脚就陷在了泥泞里，因为行李太重，根本拔不出来。

到达棠荫岛上的时候，曹儒珍已经成了“泥人”，肩磨破了，脚上也起了水泡，原本干净的行李包变得脏兮兮的。他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然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一上岛，成群的苍蝇拥了过来，冲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以前只听说岛上‘苍蝇握成把’，上了岛之后发现真是这样，只要你挥一下手，总能逮到几只。”曹儒珍回忆道。老站长汪泽培接待了他，把他带到站房，他立马发现这里走路的声音都与别处不同。怎么不同？带着噼里啪啦的响声，跟放爆竹一样。这就是踩到苍蝇的声音。原来，因为岛上苍蝇太多，大大影响了站上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员工们就每天把农药拌在粥里，在站房里外各撒一圈。曹儒珍到站上已经是下午，药死的苍蝇积累到了最高峰，这就是他一走进来，耳边全是“噼里啪啦”响声的缘故。

“饭也吃不下。一碗白米饭端出来，没过多久上面就盖满了苍蝇。”曹儒珍说着，脸上尽是苦楚。

就这样，他在条件如此恶劣的棠荫岛上住了下来。后来站上员工给他传授了一些岛上的生存秘诀：晚上不要出门，外面都是毒蛇；吃饭不要讲究，没什么菜；学会自己找事做，没事干很无聊；别太想家，一个月才能出去一两次。

“前面三条都很容易做到，可想家这个事，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曹儒珍带着微笑说道。后来他了解到，除了一月一次的正常休假，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岛，就是每周到周溪镇上去采买生活用品。本来是个与家人见面的好机会，可一想到那条八里长的“路”，他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在狂风巨浪里战斗

十级台风、不到一个立方米的容身空间、一小时记录一次数据、连续24小时在茫茫湖面上，这是曹儒珍和同事熊道光一次工作的环境及内容。1975年8月，棠荫水文站开展了一个名为“风浪测验”的课题活动，目的是测量风速在水面上的梯度变化，与陆地上的风速变化进行对比，从而计算出两者之间相互转换的一个参数。因为要测量风速在水面上的变化，所以他们把测量时间选在刮台风的时候，整个过程，测量人员都必须待在水面上。

为了收集到更精确的数据，经过商量，测量地点选在了有“风窟”之称的褚溪河口。那片水域内有一个航标塔，课题组把塔中间一个距离水面五米的空格搭成一个棚子，五面都封上木板，只留一面背风口出入，空间不到一个立方米。

台风到来的下午，曹儒珍、熊道光乘船抵达航标塔。进了棚子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各自的腰上系一根指头粗细的麻绳，另一头在塔上绑成死结——这就是他们的“安全带”。做好了安全措施，两人发现一个重大情况：由于下船匆忙，带的两斤饼干落了一斤在船上，也就是说直到测量工作结束，两人的食物只有这一斤饼干和一小瓶水。

曹儒珍介绍，一般情况下台风会持续一天左右，两人怕赶上特殊情况，为节约粮食，头一天晚饭，每人只吃了五个硬币大小的饼干，到了第二天，这个数字更是减少到三个。然而相比于身体上的疲乏，这根本不算什么。

“地方只有那么大，高不到一米，在里面只能弯着腰勾着腿弓着背，没过多久就浑身发酸。”曹儒珍说，台风在外面呼啸，出去十分危险，可是在棚子里待得越久，身上的疲乏就越严重。最后实在熬不住，他一咬牙，冒险从棚子里慢慢挪了出来，两只手紧紧握住航标塔两边，人才敢慢慢站起来。站直了，在狂风中结结实实地伸一个懒腰。这个平常生活中再简单不过的举动，这时却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做到。

坚持到第二天，两人身体上的疲乏都已经到了极限，好在这天下午风势小了些，大船过来接人，当时鄱阳湖水文试验站站长胡景会也在船上。看见二人平安无恙，胡站长没说什么，只是让他们赶紧到船舱里去吃两口热饭。

在曹儒珍的记忆中，但凡工作遇到危险，基本上都和风浪有关，1985年8月的一次测量让他印象深刻。鄱阳湖素有“无风三尺浪”的说法，那一次遇上暴雨，风浪大得吓人。曹儒珍和队员曹达利本来是在临近棠荫岛的蛇山主航道上测量，大风狂浪硬是把船只给推到了西北边的马鞍山。“当时我们死命划船才登上了岸，要不然再往西北边漂，就要到五六公里外的泗山，回来就难了。”曹儒珍介绍道。

马鞍山是一座孤岛，岛上荒无人烟，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两人只好站在岸边淋雨，等雨停了才划船返航，回到棠荫岛已是凌晨。

这样的情况在水文站发生的次数实在太多了：遇上大雾天气迷路；涉过洲滩时陷在沼泽里；冬天湖水成冰，穿着下水裤一边破冰一边前进；夏天发大水，20多天轮流守在湖水里，一个小时报一次数据……曹儒珍说：“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再苦再难，都要做好，而且要做到最好。”

缠了他半辈子的血吸虫病

1972年，也就是曹儒珍参加工作两年后，有一天他突然发起了高烧。站上员工没当回事，让他在站房里休息。谁知过了几天，高烧还没退下来，老站长汪泽培觉察出不对，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查：急性血吸虫病。

当时治疗血吸虫病治疗的方法是注射一种叫做“酒石酸锑钾”的药物。这种药对人体肝脏损伤极大，有1‰的死亡率，现已禁用于急性血吸虫病患者。1972年，曹儒珍因为急性血吸虫病在医院接受治疗，连续20天打这种针，每天一针。“得病不是最折磨的，治疗才是。打这种针，即使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也扛不住，每一针下去都生不如死，而我又是那种身体挺差的人。”说这话时，曹儒珍的动作大了些，显然是对当初的痛苦记忆犹新。

治疗到了中期，药效发作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那时候躺在病床上，人恍恍惚惚的，意识已经有点不清楚了。吃不下去，但一直都在吐。”按医生的说法，这是最难过的一关，好在曹儒珍挺了过来，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

20天的治疗期结束后，他出院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他的病得到根治。打这以后，血吸虫病导致的肝硬化一直都让他饱受折磨，同时受到折磨的还有站上的其他员工。

1982年，曹儒珍就任棠荫站站长，最关心的事就是站员们的病情。那时候，站上员工都有血吸虫病，需要定期到医院去医治，当时鄱阳湖水文局条件有限，大家看病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次数多了，大家就抱怨这病是参加工作才得的，不应该自己花钱。曹儒珍非常理解大家的感受，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给解决掉。

1989年，原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前来视察鄱阳湖，询问站上有什么困难。曹儒珍意识到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立刻反映了此情况。他适时提议，要把血吸虫病当做一种职业疾病来对待，由水文局统一组织员工进行医治。这话得到了吴官正省长的高度关注，意见立即下达。一个多月后，鄱阳湖水文局就收到了省水文局拨下来的血吸虫病治疗专项经费，站上员工及时进行了检查和治疗，多年看病难的问题得到解决。

这些年，因为上级领导的重视，曹儒珍的故事在水文系统里流传开来，很多人问他：“血吸虫病缠了你这么多年，那你后悔当初去棠荫岛吗？”曹儒珍都是这样回答：“没什么后悔不后悔，得这个病是在意料之中，只不过当时为了这份工作，也就没想太多。”

曹儒珍之所以说意料之中，是因为在都昌县，大家都知道棠荫是血吸虫重疫区，水文站职工和岛上居民染上血吸虫病的概率是100%。血吸虫寄生在钉螺里面，想不染病，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与水接触，这对搞水文的人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选择到棠荫工作，也就等于选择了与血吸虫病作斗争。

与家人有关的老故事

占任生、何超、肖凯文

曹儒珍有三个孩子，而三个孩子的出生，他一次都没有赶上过。老二、老三是过了月余才见到，老大虽然只隔了一个礼拜，却最让曹儒珍觉得自责，也最让他感到心酸。

那是1974年，妻子杨大妹怀了第一胎，全家瞩目，曹儒珍也牵肠挂肚。老站长汪泽培知道了这个事，一如曹儒珍新婚时一样，常派他去采买，于是他每个月都能回家与妻子见上两三面。“她生的那天我刚好在家，吃中饭的时候，她跟我说肚子有点痛，可能晚上就要生了，让我不要走。”曹儒珍回忆道。然而当天，老站长的指派里并没有“你明天再回来”一项。他看着妻子，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站上。当天晚上，杨大妹果然生产，因为第一胎的缘故，生产有些困难，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孩子才成功降生。

曹儒珍是在第三天才知道妻子生产了的。当时通讯不便，家人托了棠荫岛上的村民捎信，口信过了两天才到。初为人父，本来是件大喜事，可听到这一消息后，曹儒珍却只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说起当年的事，杨大妹仍旧有些耿耿于怀：“当时生完孩子，我躺在床上，眼泪就不停地流出来。”委屈是有，不过想到丈夫工作辛苦，她也没有过多地指责，反而百般迁就。有好几次过年，轮到曹儒珍在站上守岗，她就带着三个孩子跟着去，一家人在站上过新年。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1982年，这年春节轮到曹儒珍守站。腊月二十六，是他到站上接班的日子，这天的事他至今每次想起还万分愧疚。

这天清早，曹儒珍起床，发现一夜大雪把整个世界都裹上了银装，他的心就沉了下来。大雪还在下着，三个孩子在外面玩得欢，曹儒珍却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心里想着：这样的天，可怎么走？他到门外去踩了一脚，雪没到了小腿，他知道在洲滩上绝对不会只是这个深度。

吃了午饭，一家人就要出发，孩子们就耍赖了。“他们当然不愿意去了，家里有人陪他们玩。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不去，你爸爸一个人在那里，多可怜啊。”杨大妹回忆道。

就这样，一家五口还是按原计划出发了。曹儒珍担着年货和小女儿，杨大妹牵着两个儿子，一家人冒雪上了路。八里江蚌湖上的积雪果然深厚，崎岖的路藏在雪下，一脚下去浅浅的，下一脚就可能踩进了深沟。一家人不知道摔了多少跤，三个孩子更是哭了一路，到达站上已经是晚上。本来是寒冷的冬天，可是进到屋里，夫妻二人发现贴身的袄子已经被汗湿透了。

在棠荫站27年来，曹儒珍记不清亏欠了家人多少。每逢双抢时节，站上的员工都能回家帮忙，可作为站长的他不能，他要把这些机会让给站员，家里的事就全部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抱怨，家人劝诫，曹儒珍却始终没有想过离开棠荫。其实在鄱阳湖水文局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在棠荫工作有了一定年限，申请离开，上级基本上都会成全。然而曹儒珍始终没有提出过这一要求，直到1996年局机关因工作需要将他调离，他的棠荫岁月才算结束。

◇本文发表于2013年12月《江西水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