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厨漫忆

人过中年以后，对幼年时代的往事常常会有更多的回忆，好像读过的一本小说，看过的一部电影，整个情节始末不见得记得清，但一些个别情节却十分真切，历历在目。这里提到的几位“家厨”，都可以算是我童年时代的“大朋友”“老朋友”，虽然时隔四十多年，他们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淡忘。

我的曾祖、伯曾祖一辈人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煊赫一时的人物，但我的祖父自中年以后就远离了政治的旋涡，沉浸于琴棋书画，过着寓公生活。虽然家道中落，尚能维持着一个比较安适、宁静的生活。祖父因患脑溢血病逝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但家中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也采取了一定的“精简”措施，用人的人数最多时仍有三四位，最少时也有两人，其中总有位掌灶的师傅。孟夫子说“君子远庖厨”，我小的时候已不再受这样的传统教育了。我是在祖母身边长大的，她有自己的活动，对我既不十分娇惯，也不十分管束，给了我不少“自由”。我既没有做“君子”的意识，又没了严格的监督，因此厨房就成了我玩耍的地方。我喜欢去厨房玩儿，绝对不是对烹饪有任何兴趣，更不想近水楼台地先尝为快，而是觉得那里是个快乐的空间，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还可以与大师傅聊天。我觉得当时家中只有我们是真正的“大男人”。在他们闲下来的时候，还可以和我舞刀弄杖。似这样男人的话题和男人的勾当，是何等的快乐。

从我出生直到十四五岁，家里先后有过四位大师傅。

第一个是偶像——许文涛

在我两三岁时，许文涛早已离开我家，可以说在我记忆中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在以后的许多年中，许文涛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家。每当谈到有关吃的话题，大人们都会提到许文涛的名字。来我家吃过饭的客人们，也会在餐桌上提起许文涛，称赞他超人的技艺。厨房里的不少炊具，像什么菜用什么碟子盛，哪道菜用什么作料以及做点心的木头模子、剥螃蟹的剔针和钳子都是许文涛置办的。厨房里一些规矩也是许文涛制定的。每换一位大师傅，祖母总会给他讲许文涛如何如何，这些继任的曹参虽然都没有见到过萧何，但不管自己能力的大小，都努力以萧何为榜样，或在口头上许诺一定照萧何的规矩办。事实上，没有一位能取得许文涛的成绩，尤其是许文涛离去后的盛誉和口碑。

许文涛是淮安人，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的，我已说不清，好像在我家掌了十来年的灶。他是位受过专门传授的淮扬菜大师傅，拿手菜有红烧狮子头、炒马鞍桥、荸荠炒青虾、涨蛋、炸虾饼、素烩。点心有绉纱荠菜馄饨、炒伊府面、枣糕、核桃酪、淮扬烧卖、炒三泥什么的。许文涛颇能接受新事物，西红柿这种东西在中国普及不过六七十年时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祖父是坚决不吃西红柿的，即使是西餐中的西红柿酱和红菜汤之类，也是敬而远之。许文涛改良了一道清炒虾仁，做成番茄虾仁，酸甜适口。那时不像现在到处都有番茄酱卖，许文涛的茄汁是他自己煸出来的，即用鲜西红柿去皮去籽，文火煸炒加入作料而成。炒时仅挂浆而无多余汤汁，有点像酱爆肉丁的做法，绝不浆糊糊的。我祖父自此也认可西红柿入菜了。

许文涛的核桃酪是一绝，这道点心是选用质优的大核桃先去硬皮剥出核桃仁，再细细剥掉桃仁外的嫩皮，捣碎如泥。再取大红枣煮后剥去皮、核，仅用枣肉捣成泥。将泡过的江米用小石磨磨成糊状汤汁，与核桃泥、枣泥放在一起用微火熬，熬到一定时间即成。吃到嘴里有核桃香、枣香，又糯滑细腻。这道点心经三代传至内子手中，至今风格不变。

许文涛的菜点第一继承人应该说是我的祖母，后来又经我祖母传授给许文涛的继任大师傅。这有点像京剧里的余派老生，今天在世的有哪一位真正得到过余叔岩的教诲？孟小冬、李少春也先后作古，斯人已去，雅韵不存，剩下的就是再传弟子或私淑弟子。许文涛的菜点到了继任手里，有多少是原汁原味，有多少是走了板的，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再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许文涛菜系的承传关系，至今也是个谜。哪些是我家的菜传给了许文涛，而又经许的改良与发挥；又有哪些是许文涛的本菜留给了我家？据我的祖母说，有些点心是她教给许文涛的，像在我家已断档三十多年的芝麻糕，祖母坚持说是她教给许文涛的。那是用重油（猪板油）、黑芝麻（炒后压碎）和白糖掺和，用小花模子磕出来的。我的祖母极喜重油和甜食，我曾亲眼看她做时肆无忌惮地放入大量板油和白糖，我也帮她用小模子磕，为的是好玩儿，一个模子有三四个花样，磕出后各不相同，糕下面放上一小张油纸，一层层码起来。招待家中的常客后，他们总是说：“太甜了、太腻了，你做的不如许文涛。”每次听到这种批评，祖母总会说：“许文涛也是我教的！”祖母是扬州人，与许文涛的家乡不算远，同属淮扬菜系，这种教学相长也是可能的。

许的继任们偶在做个得意菜时，也会对我家人说：“您尝尝，比许文涛的怎么样？”当然，得到否定的是大多数。多年以来，许文涛就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一尊偶像。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这个只听过余叔岩弟子戏的人，还会津津乐道地对内子谈“余派”呢！

许的离去是一件遗憾的事。关于他的离去，据说仅仅是为了一次口角，起因也是为了一道菜的事。我的祖父是从不过问家务的，家中大权自然在祖母手中。许是个骄傲的人，尤其是在盛誉之下，更是接受不得批评。言语不和，许一时冲动，愤然离去。后来双方都有悔意，无奈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我的祖母是位任性而不愿承认错误的人，但每当谈起许文涛的离去，她总会说：“许文涛的脾气太大，说不得，其实我也是无心一说。”我想，这是她认错的最大极限了。

会做日本饭的冯奇

冯奇是我童年时的一个“大朋友”，我四岁时冯奇来我家，那时他不过三十岁，如果他在的话，今年也不过八十岁。

冯奇是京东顺义县（即今北京市顺义区）人，年轻时在日本人开的馆子里学过徒，会做一些日本菜。我家里人从感情上和口味上都不会吃日本饭，所以冯奇也无用武之地。好在平时都是些家常菜，他是可以应付的，但与前任许文涛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冯奇有一样改良了的日本饭，我家倒是常吃的，名叫“奥雅扣”，说来却也简单，实际上是一种盖浇饭，用日式的盖碗盛着，每人一大盖碗。下面是焖好的大米饭，上面浇上蛋花、蔬菜、洋葱的沙司，旁边配上一只很大的炸大虾。那只虾是用大对虾中间剖开、拍扁，裹上蛋清和面包屑炸的，每人一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虾很便宜，与猪肉的价钱也差不多，所以并不是什么奢华的饮食。大家都说冯奇会做日本饭，是日本饭菜大师傅，其实，我也只吃过他这一样手艺。“奥雅扣”的名字永远和冯奇联在一起，但我却不懂它是什么意思，直到前两年才从一位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那里弄清这个词的日文写法和含义。

冯奇擅做面食，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烙合子和大虾馅烫面饺。那合子是什么馅已经记不得了，但面皮极薄，只有茶碗口大小，我看他操作时，是用小饭碗一个个扣出来的。这种合子烙时不放油，只是在饼铛中干烙，烙熟时仅两面有些黄斑，不糊也不生。大虾烫面饺是我最喜欢的面食，是用大虾肉切成小丁，与鲜番茄一起拌馅儿，经充分搅拌，虾肉与番茄混为一体。皮子用烫面，比一般饺子略大些，蒸好后即食。一口咬下去，鲜红的茄汁和虾油会流在碟子中。由于鲜虾仅切成丁状，所以虾的口感十分明显。

冯奇在我家时，是家中佣工最多的时期，共有四人，饭是分开吃的，也就是说给我们开饭后，冯奇就开始做他们四个人的饭，中间大约相隔一个多小时。他们都是北方人，以吃面食为主，而冯奇又最会做面食，像包子、烙饼、面条一类，令我羡慕不已。冯奇给我们做的饭多以南边口味为主，且一年四季的米饭，令人倒胃口，而他们的饭却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每到夏天，冯奇总爱烙些家常饼，那饼烙得又酥又软，色泽金黄，不用说吃，就是闻闻，也让人流口水。再配上一大盆拍黄瓜，拌上三合油和大蒜泥，十分爽口。偶尔再去普云楼买上一荷叶包的猪头肉什么的，就着热腾腾的家常饼吃。这些是我平时吃不着的“粗饭”，可对我来说，是最让我顿生嫉意的美食了。再有就是冯奇的抻面，看来他是受过点“白案”训练的，那面抻得真叫快，面团儿在他手中出神入化，瞬间一块面就变成数十根面条下了锅。冯奇也偶尔做面条给我们吃，但那面是切出来的，是极细的细丝，吃起来既软且糟，哪里有他们的抻面筋道。夏天用芝麻酱拌，冬天是打卤，卤里不乏黄花、木耳和肥肉片，每人捧上一大碗，就着大蒜瓣吃，有一种说不出的豪气。

为了参加冯奇们的“集体伙食”，我就想出个办法，或是到了吃饭时推说不饿，或是点缀式的浅尝辄止，然后偷偷溜到厨房去吃他们的饭。当时厨房在外院，中间还隔了一层院子，家里人是不会发现的，因此这种惯技被我用了很久。直到有一次被来访的客人发现，去询问我的祖母“你们家孩子怎么在前院厨房里吃饭”时，大人才发现我这种“不规矩”的行为。当然，这种行为是被禁止了，采取了“治本”之法，就是嘱咐冯奇们不许接待我，更不许给我吃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只是去得少了，偶尔看见他们吃面食，我还是会光顾的，他们也无可奈何，总会说：“吃完了快走人，别净在这儿捣蛋，还得为你挨说。”

冯奇长得不错，人又年轻，在女佣中尤其有人缘儿，他自己也以此沾沾自喜，下了灶总是收拾得利利落落的。他与老夏同住一室，但关系却不怎么融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冯奇除做饭之外还有一样本事，那就是会唱单弦，而且水平不低。在他的床头总挂有一张三弦、一张中阮，还有一张康乐琴。康乐琴这种东西今天已经不为青年人所知，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很普及的一种简易乐器，大约有四根琴弦，上面有些音阶小键盘，可以一手按键盘，一手用一个小牛角片弹拨，琴身不过二尺长，很轻便，当时是厂矿、部队文娱活动室少不了的乐器，对今天来说，可算得文物了。冯奇弹康乐琴很熟练，每到晚饭后，在外院常常听到他的琴声。唱单弦可算是大动作了，平时很少弹唱，大概是缺少知音罢。他有位表兄弟，也在北京城里做工，偶尔来看他，每次表兄弟见面，最主要的活动是切磋弹唱技艺，可算得是一次“雅集”，冯奇弹唱俱佳，他的表兄弟似乎只能弹而不能唱，但对此瘾头却很大。冯奇的嗓子十分清亮，唱起来韵味十足，他总是唱些单弦套曲，多是景物的描写，我记不得是什么词，但好像总有什么花、草、风、雨之类的句子，我是听不大懂的。他也能成本大套唱一些曲目，例如十分诙谐的《穷大奶奶逛万寿寺》，边唱边说，倒也通俗得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冯奇也是个追星族”，他的崇拜偶像我仅知道一位，那就是单弦演员荣剑臣。冯奇也能唱几句鼓曲，但水平远不及他的单弦和岔曲。我听他唱过几句《风雨归舟》和《大西厢》，虽也算字正腔圆，但没有一个是能从头至尾唱完全的。

冯奇是我的“大朋友”，他能和我一起玩。那时有一种花脸儿，是用纸浆做的面具，画上京剧脸谱，再涂上桐油，后面有根松紧带儿，无论多大多小的脑袋都能戴得上。脸谱的眼部有两个窟窿，戴上也能看见路。我有好多这样的面具，于是和冯奇换着戴，再拿着木制刀枪剑戟对打，双方“开战”后，能追得满院子跑，一场鏖战下来，我就红头涨脸，顺脖子流汗了。

外院的厨房是冯奇的工作间，记得那是间很传统的旧式厨房，有一个很大的大灶，灶上有三四个灶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灶眼旁有个大汤罐，与灶是连为一体的。汤罐上有盖，里面永远有热水，只要火不熄，水就不会凉，那汤罐里的水好像永远也用不完。冯奇有掌管汤罐的权力，女佣们喜欢去那里舀热水，但必须事先征得冯奇的允许。汤罐里的水不是为饮用的，水温永远在60℃至70℃，刚好可以洗手洗脸用。女佣们取热水，总是对他和颜悦色。如果说汤罐是冯奇的“专利”，那么厨房外的枣树也好像是冯奇的“私产”。厨房外有棵大枣树，每到初秋，枣子由绿变红，挂满一树。我从没看见冯奇侍弄过枣树，但对果实却有绝对的占有权，不等熟了或不经他的同意，谁也不敢去打枣子。直到有一天，冯奇认为可以“一网打尽”了，才用两根长竹竿绑在一起，由他执竿一通扑打，老夏和女佣们在树下捡，落下的枣子劈劈啪啪地掉在人脑袋上，大家尖声喊叫，冯奇却露出满足的欢笑。当然，我也是捡枣儿队伍里的，有时想求冯奇让我也打几竿子，但好像冯奇从来没有交出过手中的权力，让我过过瘾。一树枣子打下来，可以有一大脸盆的收获，冯奇对吃枣儿没什么兴趣，但对分配权也从不旁落，我看他分配得很公平，而自己的一份儿却很少，就是这一份儿有时也散给了院外的孩子们。我和家里人是从没有吃过外院厨房边的枣儿的。

汤罐与枣树的事儿让我觉得冯奇是个很有“实权”的人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冯奇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他到一位首长家做炊事员，这位首长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冯奇一直都在他的家里工作。冯奇走后曾两三次来看望我们，穿着一身干部服，人还是那么干净利落。

老夏

我不知道老夏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除我叫他“夏大爷”之外，全家上上下下都叫他“老夏”。老夏孤身一人，没人清楚他的身世，直到他在我家病逝，才知道他有个远房侄女。自从我出生，家中就有老夏，他好像在我家干了十几年。

我看到的老夏，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他无冬立夏永远剃着光头，穿着对襟的中式褂子、布鞋。老夏的活动空间虽然多在厨房，但严格来说从没有当过真正的大师傅，或者说仅是帮厨而已。除此之外，就是在开饭时用一个大提盒将饭菜从外院厨房送到里院的饭厅中。那种提盒今天已经不多见了，是竹子编的漆器，上下有三层，饭菜和汤都可以分别放在提盒中，既可一次提三四样，又起到防尘和保温的作用。摆桌和上菜的事儿老夏干了十来年，年复一年没有任何变化。再有就是扫扫院子，也帮冯奇去买东西、采购食品。后来老夏越来越衰老，用提盒上菜的任务就换了人，剩下的事儿就是扫扫院子，浇浇花儿，所以他有许多时间可以和我一起玩儿。

老夏从来不苟言笑，循规蹈矩地过日子，没有人与他开玩笑，他也从不与人说笑话。冯奇与女佣们都不喜欢他，而他也看不上他们的“轻浮”与“张扬”。老夏爱干净，有个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与他有交情，隔个十天半月就来为他剃头刮脸，我常看见他下午坐在前院的一角，身上围块白布在剃头刮脸，一脸的严肃，或者闭着双眼，那架势好像不是在剃头，而是关老爷在刮骨疗毒。每当一切收拾停当了，老夏会拍打拍打身上，从身上掏出一毛钱交到剃头师傅手里，然后再作个揖说：“费心！费心！”那剃头师傅总会说：“这怎么话儿说的，甭给了。”说着将一毛钱和剃头工具一起收了起来。这套仪注我看了无数次，给的还是给了，要的也还是要了。老夏虽然满脸皱纹，但头总是剃得锃光瓦亮，下巴颏子刮得铁青。冬天是身藏青中式裤褂，夏天是月白的裤褂，无论多热，老夏也不会袒胸露背。

老夏很少说话，总是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老夏有一肚子的话，有一脑袋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他既不能像《红楼梦》里的焦大那样去教训主人，又绝对不愿去向他的“同僚”们倾诉。老夏有些文化，读过几年私塾，他的“经史之学”大约来自于私塾的冬烘先生，而做人的道德标准与礼仪的诠释，主要来自于旧小说。老夏爱看书，却没有多少书，准确地说，只有一部翻烂了的石印线装本的《三国演义》，爱之如护头目。老夏是不读《水浒传》的，而且猛烈抨击过《水浒传》。我小时候有一套小人书，是卜孝怀绘的《水浒传》连环画，编得好，画得也好，留到今天也是收藏品了。那套书共有二十一本，我可以翻来覆去地看。有次老夏看到了，对我说：“这书谁给买的？去告诉你爸爸，这是坏书，不能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只好告诉爸爸，爸爸只是笑了笑说：“《水浒传》是好书，别听他的！”我于是又将这话告诉了老夏，老夏光火了，长叹了一口气说：“你爸爸是新脑子，少不看《水浒传》，这个道理你爸爸都不懂。”为什么“少不看《水浒传》”？我困惑了，也弄不懂，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大概老夏怕我去做强盗。老夏不是没有看过《水浒传》，而是熟读后才去“批判”它的。他对我说过：“历史上哪有这样的事？啸聚山林的强盗打家劫舍，到后来却又去为朝廷出力，征四寇，得个封妻荫子，都是些个不长进的无赖编出来哄人的！”等我长大了才明白，这并不是老夏的发明，作《荡寇志》的俞万春早就说过了，我想老夏一定读过《荡寇志》，对他来说一定解恨得很呢！

平日里我与老夏接触并不多，但一到了我生病的时候，老夏就是我离不了的人。五六岁时我常得些个不大不小的病，如扁桃体发炎、消化不良、伤风感冒什么的。每到这时，我总叫老夏来陪我，主要内容就是给我讲小人书。我有一大箱子小人书，什么题材的都有，老夏会挑拣着为我讲，同时也了解到我箱子里有哪些书。经过《水浒传》小人书的事，老夏突然重视起对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来，他说以后再买小人书要和他一起去。

老夏说话是算数的，病好后真的常带我去买书。我家胡同对面有一间私营的书店，叫作“曹记书局”，店主是父女两人，山西人，那店不大，几乎一半是连环画，亦卖亦租。由于常去买书，与这父女俩很熟。那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三国演义》刚刚开始出版，全套六十本仅出了十几种，我是每出一种就买一本，老夏和我常去问问有没有什么新到的。有一种《猎虎记》，是卜孝怀绘的《水浒传》连环画之外的，写解珍、解宝打虎受冤，后来帮助梁山劫牢的故事，我非常想要，但老夏坚持不给买，后来我只得求别人为我买来，还藏起来不敢让老夏看到。我还记得老夏为我选的书有《围魏救赵》《重耳复国》《血染长平》《再接再厉》《除三害》《王佐断臂》《朱仙镇》等等。再有两类书是老夏所不选的，一是神话故事，大概是“子不语怪异乱神”的缘故罢！还有一类是有关爱情故事的，大概老夏也认为是“儿童不宜”，也无法为我讲，同属不选之列。但有本《孟姜女》倒是选了，因为里面并无孟姜女与范杞梁卿卿我我的内容。我小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游记》与《封神榜》，大概与老夏不无关系。

老夏讲书重在教育，他讲《王佐断臂》时，高度赞扬王佐舍臂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讲《血染长平》，让我从赵括纸上谈兵酿成大败中汲取教训，这些大道理我是听不大懂的，但逐渐也悟出些味道来。

后来有一件事引起了老夏的重视，决心为我系统地讲“三国”，而且还是讲“夏批三国”。

不知是谁送给我一本小人书，叫《关羽之死》，这本书的出版远早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六十本连环画。这本小人书很厚，是我所有小人书中最厚的一本。那时我喜欢厚书，厚书讲的时间长，薄的讲不了一会儿就完了。这本《关羽之死》从诸葛瑾过江为关羽之女提亲起，经过水淹七军，刮骨疗毒到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为止。在连环画中关羽的形象是不接受意见，不近人情，暴戾残忍和刚愎自用的典型。最后身首异处，误国误己。不知怎的这本书被老夏看见了，我先以为是“三国”的书，老夏会很高兴地为我讲，不想老夏粗粗翻看一遍之后，勃然大怒，脸都变了颜色，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可怕。他气得半天才说出话来：“这本小人书是哪个混账编的？把关老爷写成这样，这得遭报应。先说这书名，叫什么《关羽之死》，关老爷死了吗？没死！那是归天了，成神了，关老爷归了天还在玉泉山显圣呢！咱们中国就两位圣人，文圣人是孔夫子，武圣人就是关夫子，谁敢说关老爷死了？”老夏这段话吓坏了我，时隔四十多年，我今天还能一字不差地记起来，可见印象有多深刻。这本书的命运是被老夏没收了，后来我在外院的垃圾筐中发现，捡了回来，再也不敢让老夏看到，像“禁书”一样藏了起来。

“夏批三国”讲得很慢，批注之细，远非毛宗岗、金圣叹辈所及。他从桃园三结义讲起，不用照本宣科，所有故事都在他脑中。老夏的观点和爱憎实在是太鲜明了，一事一批，一人一批，但凡讲到关云长，总是肃然起敬。要是坐着讲，讲到此处必然起立。一讲到关云长读《春秋》，必做出一种姿态，一手作执卷样，一手捋髯。后来长大了，我才在关帝庙中找到这种姿态的出处。老夏讲三国必奉西蜀为正朔，曹操是奸雄，孙权是枭雄。典韦、许褚是无能鼠辈；周瑜、鲁肃不过是跳梁小丑。对张辽虽有微词，但因他与关羽有交谊，老夏不太骂他。关平、周仓、王甫、赵累诸人，都没什么大本事，只是因为他们与关羽同生死、共患难，老夏也不惜唇舌褒扬一番。老夏并不喜欢刘备，谁叫关云长扶保了他，老夏也得认头。张飞、赵云是关云长的兄弟行，老夏自然以英雄论，但分寸掌握得很好，即本事再大也大不过关老爷。我有一次感冒发烧，正赶上老夏讲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是老夏的兴奋点，从中午讲到下午四五点，我也随着他的情绪而躁动，等晚上一试表，快40℃了。

这部“夏批三国”枝蔓太多，或者说是老夏自己发挥的东西太多，后来我也明白了，终归一部三国是围绕着关云长转的，讲到走麦城之后，老夏没了劲头，我也听得实在不耐烦了。那时收音机里正播连阔如的《三国演义》，人家是实实在在讲三国，哪里像老夏那样歪批呢！

老夏做了一辈子杂役，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不良习气，没听他嘴里有过脏字儿，他待人和气，但又不多说话，是个本分人。他也有崇拜的人，关云长是神，可望而不可即，离他太遥远了，倒是戏文里的人物距他稍近些，我听他讲过《一捧雪》里的莫成，《九更天》里的马义，他说过如果有那样的机遇，他也会像莫成、马义一样去做的。老夏自认为有教导我的责任，他不许我出大门去和街上的孩子们玩儿，看见我斗蛐蛐会说那是玩物丧志，要是知道了我去看戏看电影，他总会说：“那种游乐场少去，有工夫去看看书、写写字。”我对老夏多少还有点儿敬畏。那时我家有间小库房，里面总堆些多年不用的杂物。有一次我进去翻出来一副唱戏的道具，就是《四郎探母》回令时杨延辉戴的手铐和锁链，那链子是白铜的，两头有桃叶，有四尺长。正巧刚看过《四郎探母》，马连良的回令四郎，我回来后就自己戴上手铐，把铜链子左右手倒来倒去，或是抛向空中再用手接着，朝天一柱”，我自以为很像马连良的做派。这事儿又惊动了老夏，他当成大事儿去找我祖母说：“这您可得管管，我说他不听，哪儿有自己把‘王法’戴在身上的，玩什么不好，这孩子玩的都新鲜！”祖母说：“小孩子玩就玩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这种“士风日下”，老夏只好摇头叹气。

老夏不接受新事物，也不懂得现代文明，但历史知识却很丰富，他能从夏商周起把朝代更迭说得清清楚楚，而且对历代兴废原因都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把我当作唯一可以对话的人，讲过许多，无奈我才六七岁，记不住他说的话。老夏出生在北京，据说除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跟着旧主人家去过一次天津之外，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但他对北京的四九城却非常熟悉，且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爱说老年间的事，动不动就是清朝如何如何。他说过的人和事我也记不清了，但唯一记得的是他经常说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关于张勋复辟的始末。

张勋复辟是在丁巳年夏历五月，即1917年公历6月，老夏那年不过二十多岁，据他自己说那时他正在旧主人家里当差，他的旧主人是谁？与张勋复辟事件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从老夏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是他一生中经历的一件大事。老夏很敬重张勋，提到张勋时总称“张大帅”或“大帅”，从不直呼其名。而对黎元洪则态度大不一样，从来是黎元洪长、黎元洪短，不讳其名。尤其对黎元洪在事变时躲进日本使馆大不以为然，他曾说过：“黎元洪没出息，有本事的别往小鬼子那儿躲。”可对复辟失败后张勋遁入荷兰使馆，老夏从不指责，而且会详细叙述“张大帅”是怎么绕道往荷兰使馆跑的。关于张勋如何从徐州到北京，下了火车带着他的辫子兵从东华门入宫这点事，老夏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个多小时，就像他讲《三国演义》一样精彩。老夏否认在张勋复辟的十二天中全城都挂了龙旗的说法，他说那是没有的事，只有东华门外东安门大街和鼓楼至地安门一带出现了不少龙旗，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变化，我想老夏是不会胡说的，或许有点儿史料价值。

老夏的这些话题以及关于“忠、孝、节、义”一类的宣传在用人中是没有市场的，他也从不注意些婆婆妈妈的琐事，大家认为他是个孤僻的人。老夏本本分分地做自己的事，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他有自己的见解，只不过这些见解是不自觉地流露罢了。今天，再也看不到老夏这样的人了。1957年的腊月，老夏患了肺炎，我家把他送进了医院，那时我正在出麻疹，我非常想念老夏，希望他能和我聊天，讲三国、讲岳飞、讲张勋是怎么进东华门的……五天之后，老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与福建祥

冯奇走后，接替他的就是福建祥。

福建祥的太太是我母亲的乳母，福建祥是以奶公身份到我家的。因为冯奇的离去一时找不到人，我母亲的这位乳母就推荐了自己的丈夫。福建祥来了，一待就是七八年，成了与我少年时代关系最为密切的人。

福建祥早年的身世没人清楚，只知道他是旗人，至于是哪一旗，祖上做没做过官。就不得而知了。他年轻时学的是裁缝，中年以后因过度饮酒，手抖得厉害，于是裁缝做不成了，生活也很潦倒，只能去电灯公司做了茶房，又在那儿学了些厨师的手艺。到我家时，他已六十岁左右。矮胖的身材，头特别大，肚子也大，腿却很短。福建祥口齿不利落，有些结巴，一段儿话要说半天才能表达清楚，再加上手抖个不停，乍看上去，像位中风病人。他来后不久，大家都认为他干不长，亲友们也劝我祖母赶紧物色个正经厨师，用福建祥瞎凑合不是办法。况且福建祥十分邋遢，不讲卫生，身上穿的褂子永远是脏的，不爱剪手指甲。自从福建祥来了，厨房里永远是杂乱无章，开始有一位女佣帮着收拾，后来发现福建祥脾气很大，不愿别人“干涉内政”，也就听之任之了。更主要的是福建祥的手艺实在不敢恭维，都是“二荤铺”的传授，没有一个能上台盘儿的菜。虽然仍维持着每顿四菜一汤一饭一粥的格局，但内容实质却与许文涛、冯奇时代大相径庭了。就是家中请客或每到年节的菜肴，自福建祥来后也打了许多折扣。那些年中，每觉吃腻了家中的饭，或者为解解馋，总去我另一位老祖母家改善一下生活。那位老祖母极爱干净，讲究整洁，自从福建祥当了大师傅，她再也没有在这里吃过饭，总说福建祥不卫生，指甲也不剪之类的话。一到吃饭时，她定要回自己家去吃。

天下的事就是这样奇怪，往往一件看着似乎维持不下去的事，或者一个明明不称职的人，凑凑合合地反而延续下去很长时间，我的祖母正是一个能将就、爱凑合的人，福建祥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一直干了下去。

福建祥接替冯奇不久，老夏便去世了。我家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父母不久又离开了这所院落，搬到西郊机关大院的宿舍中去住，院子里只剩下我和祖母两个人。那时祖母在区政协活动很多，每周有两次学习、讨论，还有些文娱活动和社会交往，经常不在家，我得到了极大的“自由”。偌大的院落，就剩下我和福建祥，我们成天混在一起，成为莫逆之交”。

现在闭上眼睛，总能马上回到那个小小的庭院：石子和方砖铺成的甬路，爬满窗棂的一架凌霄花，绿荫匝地的海棠树，挂满晶莹紫珠的葡萄架，还有一棵不结果实的梨树。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院中的老杏树，每年初夏结满了又大又甜的大白杏。冯奇走了，我长大了，上树摘杏是每年最大的快乐。远端的够不着，就用竹竿打，下面的人用床单子拉开接着，不至于掉在地上摔烂了。福建祥与另一个人一起拉个床单在下面接，他笨手笨脚，问题总出在他那里，不是接不着，就是中间松了手，连刚才接着的也滚到地上摔烂了。每年的大白杏可以收获五六草筐之多，淡黄色的皮，一口咬下去香甜的汁水立刻直入口中，沁人心脾。我会将杏子分给院外邻居的小朋友们，享受着当年冯奇分配外院枣子的权力。福建祥很小气，总是把摘下的杏子藏起一两筐，留着给我慢慢吃。那时还没有电冰箱，家中只有一个土冰箱，每天有送冰的来换冰，那么多杏子也放不进去，两天后杏子就开始烂了，为了挽救这些果实，福建祥就把开始腐烂的杏儿洗干净熬杏酱，那杏酱的香甜，超过今天大商厦卖的进口黄梅酱。

福建祥会说许多歇后语，比如我背着书包下学回家，会直奔厨房对福建祥说：“我饿了！”福建祥会立即看我一眼说：“瞧你就不善！”“饿”与“恶”同音，所以他说我“不善”。有时我会明知故问地对他说些什么，他就会说：“你这是怀里揣马勺。”马勺是用来盛饭盛粥的器物，揣在怀里，就是“盛心”，与“成心”同音，意即说我是故意捣乱。还有许多类似的歇后语，后来我还没有听别人说过。

我给福建祥捣蛋的时候很多，也爱气他。常常把他即将下锅的东西偷偷拿跑，他专心一意地看着油热，等油冒烟了，回头一看，下锅的菜却不翼而飞。那时没有煤气，不能立即关火，他只得把热油锅撂在地上，一手攥着炒勺满院子追我，好容易把我擒获，夺回了下锅的菜，油却凉了，还得重热。如此两三次，福建祥气疯了，赌咒发誓说这饭他不做了！那时祖母常不在家，害得他“状”都没地方告。

有一程子我特别喜欢上房玩，堆煤的小院中有一把梯子，但不够高，我就将梯子竖在煤堆上，顺着梯子上了房，能从北房爬到西厢房顶上。后来更有甚者，发展到在房顶上玩儿火。这下福建祥急了，我的人身安全、房屋的安全和邻居的安宁等责任都系于他一身，他既急又气，其结果是一次用木板子揍了我的屁股；一次是干脆等我上房后撤了梯子，害得我在房顶上蹲了两个钟头。

我与福建祥经常打架，有时候打得不可开交，他告我的状，我也告他的状，甚至一两天谁也不理谁。可是两个人又好得不得了，谁也离不开谁；一个六十开外，一个十一二岁，一种特殊的环境把我们拴到一起，像在一个孤岛上，有时候我是鲁宾孙，他是礼拜五；也有时候他是鲁宾孙，我是礼拜五，那就要看是什么事情上了。

福建祥不像老夏那样会讲《三国演义》，也不像老夏那样崇拜关云长，但他却很懂戏。年轻时也看过不少名角的演出。他赶上了看杨小楼、看余叔岩、看陈德霖、看龚云甫、看程继先，他常常向我讲他看过的好戏。那时我家有一部留声机，是手摇的钢针唱机，斯时还不算落伍。戏曲唱片有两百来张，高亭公司、百代公司、蓓开公司、物克多公司的都有。福建祥喜欢老生唱段，特别珍视余叔岩、王又宸、王凤卿、时慧宝的唱片，他不大喜欢高庆奎和言菊朋。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留声机就成了当时一个最好的玩意儿。每到这种时候，福建祥就是鲁宾孙，我就成了礼拜五。摇把上弦、换钢针、翻唱片都是我的事儿，他坐在那儿闭着眼、晃着脑袋听，手还在大腿上打着板。有一套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共四张八面，是稍后的长城公司出版的，音质也要比高亭、百代的好，且取消了前面的报幕人。高亭、百代的片子大多有人报幕，如“高亭公司特请余叔岩老板唱《桑园寄子》”“百代公司特请马连良老板唱《审头刺汤》”等等，翻过来就一句接唱二段”。这种报幕人多是请琴师或文场报，也有干脆是演员自报的，声音则是“烟嗓儿”，十分不雅。后期的长城公司就取消了这种做法，净化了唱片艺术。那套长城公司的梅、杨合作的《霸王别姬》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精品，福建祥还替我在隆福寺定做了一个套子。

我这大半生与戏曲结下的缘分，真可以说与福建祥不无关系。我的祖母虽也极好戏，小时候带我去剧场看戏，但大多是以青衣、花衫戏为主，引不起一个孩子的兴趣。我的幼年曾看过四大名旦中的梅、尚、荀，四大须生中的马、谭、奚，但家里却没有人给我讲过戏。而真正使我对京剧发生浓厚兴趣的人，则是福建祥。记不得开始与福建祥一起去看戏的情景了，那时主要是去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看戏，以看马连良的戏最多，这一时期马连良常演的戏有《十老安刘》《胭脂宝褶》《四进士》《火牛阵》《群英会·借东风》等等。谭富英演出较少，但也看过他的《定军山》《战太平》《失空斩》等。这些戏或是有头有尾，或是剧情为我熟悉，因此兴趣就大多了。让我最感兴趣的，是看叶盛章的戏，他的《徐良出世》《酒丐》《三盗九龙杯》使我如醉如痴。小时候就是不喜欢以旦角为主的戏，但是也有些例外，像尚小云的《双阳公主》、荀慧生的《荀灌娘》等，还是饶有兴趣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暑假，祖母参加了政协组织的去农村参观和劳动，福建祥居然大胆带我去护国寺的人民剧场连看了好几天戏，好像有李盛藻的《打督邮》、娄振奎的《敬德装疯》以及李少春和叶盛兰等人的戏，这些戏是平时在吉祥很少看到的。

除了寒、暑假外，平时是不允许晚间去看戏的，即便是寒暑假，福建祥要做晚饭，也难得有几次能在晚上带我出去。有一年暑假机会来了，那是李万春与徐东明、徐东来姊妹组织了新华京剧团要去西藏之前，也许是后来到内蒙古之后，他们常在朝阳门外的一个剧场演出，而且多是日场，即下午一点半开戏，四点半散戏，这段时间是福建祥最闲的时间。我们那时几乎天天步行到朝外去看戏。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华京剧团戏码儿不翻头，二是票价很便宜，好像每张票只卖两毛钱。彼时李万春在团里什么戏都演，甚至武戏中上下手的活儿也干。李庆春、李小春倒是担纲主演，加徐氏姊妹和关韵华等人，角色也还算整齐。李万春也主演一些戏，只是无论戏报或门口的水牌子上都不写他姓名。遇上这种时候，福建祥就会高兴地告诉我“今儿个来着了，万春的大轴儿，真棒！”有次赶上李万春的《火烧草料场》，还带五色电光。那次李万春格外卖力，把一个英雄气短的林冲演得惟妙惟肖，至今留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李元春、李韵秋兄妹那个团也来演过，我还记得有次李韵秋的《无底洞》，打出手时碰破了鼻子，流血不止。我最喜欢的戏是李小春、李庆春的《五鼠闹东京》，小春的白玉堂、庆春的蒋平，使我脑子里的《三侠五义》变得形象化了。

看戏看得入了迷，平日里也爱和福建祥逗，有次在厨房的门板上用粉笔写上一行大字：今日准演全本《龙潭鲍骆》。然后下面又一行小字：嘉兴府、刺巴杰、酸枣岭、巴骆和。接下去又一行字：福建祥饰骆宏勋。招得家中客人都驻足观看，气得福建祥揪着我的耳朵让我用水擦干净。偶然一次叶盛兰来家里吃饭，福建祥竟然兴奋了一天，那天的菜做得出奇的好，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他出出入入几趟去饭桌旁转悠，人家走后他伸着大拇指对我说：“你看看，人家那才是角儿呢!”

还有一次闹得出了圈儿。那是看了《刺王僚》后，觉得福建祥的职务和相貌都像专褚，就想着为他安排一次“恰如其分”的行动。正好赶上家中请客，福建祥做了一道干烧鱼，那鱼很大，是整条放入盘中的，我趁他不注意，将一把水果刀捅进了鱼肚子里，从外表上是一点儿看不出来。这下给福建祥惹了麻烦，菜上桌吃了一半儿，大家才发现鱼肚子里的刀，那次又恰巧我并没在家吃饭，祖母质问福建祥，他竟没有想到是我干的，糊里糊涂承认了自己的疏忽，可又纳闷儿那刀是怎么进了鱼肚子的。我真奇怪他这个老戏包袱怎么就忘了《鱼藏剑》的典故呢？事后我虽然向祖母和福建祥都认了错儿，可也气得福建祥两三天没理我。

除了做饭之外，福建祥还兼任采购，每天清早去东单菜市或朝阳菜市，总是八点多钟出发，十点多钟回来，有时也去东单的华记食品店（即今天的春明食品店）。他在买菜时结识了一个好朋友，是龙云家的厨师，两个人好得不得了。这位龙云家的厨师曾帮了福建祥不少忙。龙云那时虽已不得意，但仍然享受着高干待遇，他家的厨师能去“特供”购买食品，因此福建祥沾了不少光。许多外面见不到的东西，福建祥居然都能拎回家来。那时气锅鸡这种云南菜在北京尚不十分流行，福建祥也弄来一只气锅，竟做起气锅鸡来。福建祥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多年来从未戒过酒，除了每饭必酒之外，每天清晨外出采购，必在外面的酒铺里喝上二两。他在酒铺喝酒从不就座，也不要菜，就打上二两最便宜的白酒，站在那里两三口喝光，只是几分钟的工夫。福建祥虽爱杯中之物，但却从来没喝醉过。除了喝酒，他每天还要抽一包烟，最有意思的是，每天晚上都用这包烟的包装纸背面写账，这是他做得最认真的一件事，那烟纸是横用竖写的，别看他手那样抖，字却写得十分工整，完全看不出是颤抖的手写出的字。项目、数量或分量、金额等写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做得是那样认真。写好后总要亲自送到我祖母手中，其实我祖母从不看，接过来就放在一边了。他也知道我祖母不看，但写还是照常写，数年中无一日间断，绝不潦草。往往隔一程子收拾旧报纸时，总能发现一大堆香烟包装纸，翻过来看看，全是福建祥写的账单子。我想，如果能完整地保存至今，应该是一份很珍贵的当时物价佐证和社会生活史料了。

岁月荏苒，转眼间我上了中学，似幼年时那种捣乱的事儿少多了。那些与福建祥一起在院子里使用刀枪剑戟打把子的勾当也成为童年的往事。小时候那些挎在身上的宝剑、腰刀，别在背上的鞭和锤，手中提着的枪和刀，曾被福建祥讥为是《甘露寺》中的贾化，现在都扔在厨房的角落里，落上了厚厚的灰尘。寒暑假里，我们也一同去戏园子里看戏，但却很少找到前几年去朝阳门外花两毛钱看李万春的感觉。

上中学以后，父母对我的教育开始关心起来，尤其对我与祖母、福建祥住在城里的“自由”很不放心。那时福建祥每星期去一趟西郊，为母亲送些食品，而我也是周末出城，与父母相聚，周日下午又回到城里。父母却极少进城来。那时我在课余时间开始看些小说，也看翻译小说，记得有段时间连续看了傅雷译的巴尔扎克著作《欧也妮·葛朗台》《夏倍上校》《高老头》等。有次去西郊，母亲突然问我：“《高老头》好看吗？能看懂吗？”我奇怪极了，母亲怎么会知道我在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还有一次母亲问我是不是上星期二晚上去看电影了？看的什么片子？我发现母亲对我在城里每日的生活了如指掌，类似每天什么时间睡觉，下学后有没有出去过，有没有同学来找，看什么课外书等等。我恍然大悟，这都是福建祥汇报的结果，而且侦察之细微，出乎我的意料。事隔多年之后，母亲对我说出真相，那时福建祥确实肩负“监视”我的使命，为此母亲还给他一份小小的“特殊津贴”呢！

福建祥的“特务”行为引起我的反感和警觉，但并没有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

在我的幼年时代，福建祥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照顾，也为我背了不少黑锅，如果我们一起做了些出格的事，受过的多是他。但是我也为他做过一件很“仗义”的事。母亲有一把珍爱的茶壶，是她的老师、原辅仁大学西语系教授杨善荃先生送给她的礼物，那是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瓷器，颜色和造型都十分漂亮。不知怎的被福建祥碰破了壶嘴，嘴口上少了一厘米。那次他很懊丧，也很紧张。我主动承担了这个过失，向母亲说了谎，告诉她壶嘴是我不小心打破的。那次母亲确实很不高兴，骂了我好半天。看到福建祥如释重负，我心里是快乐的。后来我们将这把残破的茶壶在当时人民市场后面的“老虎摊”上镶了一个白铜镀金的嘴，与壶盖儿和壶身上的描金竟浑然一体，整旧如新。不久前整理杂物，突然发现了这把旧壶，那嘴上的镀金已经发黑、变色，重新又勾起了童年那些已经变得暗淡了的记忆。

上高中后，我彻底搬到了西郊，永远地离开了那座铺满绿荫的院落。偶尔去看祖母，见到福建祥。那间厨房变得昏暗了，被油烟熏黑了的墙壁上挂满了蛛网，堆在墙角上的刀、枪、剑、戟和“岳云的双锤”都不见了。福建祥老了，人变得龙钟和迟钝，手也抖得更加厉害。那年腊月，我用攒了半年的零用钱为福建祥买了一瓶茅台酒，我想他一定会开心的。当我兴冲冲地把酒给他送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不喝曲酒，你放在那儿吧！”我的心一下子冷了，说不出话来。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福建祥对我唯一的一次伤害……

时光流逝，四十年间多少沧桑巨变，而童年的往事，却总是无法在记忆中抹去或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