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解放之日就是藏地扶贫开篇之时

时光回到1950年3月24日，解放军六十二军一八六师进入川藏重镇——西康省省会康定。

正值高原3月季，来自雅江县河口镇的青年李二喜同康定百姓一道，迎接解放军的到来。眼前的郭达山、九连山、跑马山铺满积雪，街道两旁的屋檐上倒垂着参差不齐的锥形冰柱，山风带着冰刀似的寒气刮得脸蛋通红，嘴唇干裂生疼，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迎接解放军进城的热情。

一旦进入康定这个被形容为雪域八瓣莲花的入口之地，解放军将经受体能和意志的极限考验，其艰险程度并不亚于一场战争。但是，为了把帝国主义的干预和渗透阻隔在喜马拉雅以南，让雪域的翻身农奴过上幸福日子，他们迎难而上。与此同时，西藏反动上层借助跳神驱魔的方式，意欲阻挡人民解放军西进的步伐。

一场解放与固守封建农奴制的尖峰较量在世界第三极拉开大幕。

缺氧带来的惊悸头晕、心动过速、呕吐、呼吸困难，考验着每一位指战员。然而这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军队，将再次刷新“撼山易撼解放军难”的新纪录，正如军歌唱道：“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弟子，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严重的高反给来自山西的战士陈大柱一记下马威，李二喜和另外三人用门板抬着他去教会医院。一路上大柱心里憋屈，骂道：“他娘的，没有倒在枪炮下，却倒在看不见对手的高海拔上，冤。”

好在参军前娘给他的包头布派上了用场，平日里怕卫生队那位被自己暗恋着的小护士笑话，不好意思戴，可今天包在头上格外地温暖，感觉像小时躺在娘怀里一样。途中隐约听见苗政委的叮嘱：“犟牛，高反就高反了，还要硬撑！”没过多久，大柱离开康定进军西藏，为了感谢李二喜的细心照顾，临走时将带着“娘味”的包头布送给了李二喜。

那段时日，师政委苗逢澍没有想到，立马横刀的军旅生涯将在康定画上句号——他奉命担任康定地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只能留在康定。

眼下，摆在他面前的是百废待兴的康巴大地。刘文辉宣布起义迎接解放军的这片区域当时叫西康省，是大西南连接西藏的战略要地，是出名的“苦、寒、少、穷”之地。历史上有“稳藏必先安康”的战略之策，作为一名党的中高级指挥官，他在西康省档案馆找来赵尔丰的《平康三策》、任乃强主办的《康导月刊》，以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第一个苏维埃博巴政府的历史资料，通过阅读和与藏族学者交流讨论，对康巴地区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转眼到了9月，苗逢澍收到一份重要的文件，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西康区党委：在军事上如果条件具备，创造一个由我党干部及先进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装，这个武装属于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待遇与解放军相同，简称“藏民团”。它既是军队，又是生产队，更是培养热爱党又热爱本民族的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

1951年5月康定军分区任命藏族老红军、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人民政府委员兼经济处处长沙纳为藏民团团长。同年8月1日举行了藏民团成立大会，由此，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支藏族部队，被称作“雪山雄鹰”的藏民团正式成立。

2019年6月11日，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甘孜日报》刊登长文，标题为《“藏民团”的光辉历史和不朽功勋》，以之纪念甘孜州民主改革胜利60周年。

文章回顾了藏民团在甘孜州民主改革和平叛斗争中的辉煌历史和不朽功勋，称藏民团是人民解放军的“传奇”。

那么回顾藏民团的历史跟当下的精准扶贫有何联系呢？

毫无疑问，280万扶贫大军深入到中国的贫困地区，虽跟当年深入藏地的人民军队处于不同时代，但有着相同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藏民团作为战斗队，它最辉煌的历史是民主改革中的平叛战争。它机动于全州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里匪患猖獗，哪里有大仗恶仗，哪里就有藏民团的身影，他们是全州各族人民的坚强后盾。1956年2月，康区匪徒叛乱，藏民团打了不少艰苦而漂亮的反击战和解围战。1958年开始，藏民团挥师康南摧毁了康南叛军的组织体系，平定康南叛乱。随即转战康北，在大小战斗中，藏民团屡立战功。1959年，藏民团挥师北上，转战巴颜喀拉山地区，配合其他兄弟部队和原兰州军区一起平定石渠、色达叛乱。由于藏民团英勇善战，是一支能将叛匪“追垮、拖垮、打垮”的铁血队伍，让叛匪闻风丧胆，因而被称作“雪山雄鹰”。

藏民团既是常胜团，也是生产建设的模范团。它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参加地方生产建设。一边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斗争，一边参加地方建设和地方工作，特别是掀起大生产运动，向亘古荒原要粮要菜。

藏民团在乾宁惠远寺，道孚铜佛山，炉霍城区的鲜水河两岸和虾拉沱、扎加山、朱俄阿多坝子、色达河西乡共开垦耕地4600亩，并在石渠、甘孜、德格三县交界处办了两个牧场，养牛6000余头、羊7000余只；粮食年产达八九十万斤；种植蔬菜年产200多万斤。1954年间，还抽调两个连编制转业到地方，组建了丹巴云母矿厂和新都桥农场。在生产中，藏民团还担任了普及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任务，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和农作物新品种，现场示范，并请群众参观，成为生产建设的好榜样。1962年以后，藏民团转入守点执勤并进行农副业生产，在甘孜、阿坝两州先后耕种了8000多亩土地，建立了牧场、军马场、园艺场各一个，除了饲养牲畜，还种粮食、蔬菜和水果，减轻了国家负担，支援了国家建设。

藏民团更是培养民族干部的“大学校”。一批批优秀分子成长为军事干部并被选送到军事学院深造，成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官，特别是为甘孜、阿坝两州人民武装部输送了大量骨干人才。藏民团官兵转业地方后，以优良的工作作风，成为各地各行业的骨干和精英，一部分还被提拔到州、县领导岗位。另外，藏民团还向州外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

藏民团更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它以其过硬的政治素养和优良的思想作风，谱写了一曲忠于党和人民、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军民鱼水情的“高原赞歌”，践行和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守纪律、特别讲团结、特别讲奉献”的“高原精神”。

尤为重要的是，藏民团的红色基因正在代际传递，他们的后代在扶贫路上扛起父辈的旗帜，继续为人民服务。

曾经给首任康定军分区司令员孔诚当过警卫员的小吉村，他的儿子肖东红，现在是乡城县扶贫开发局局长；藏民团干部泽仁多吉的儿子建康，现在是德格县分管扶贫开发工作的县委常委；原炉霍县委书记李二喜的儿子李强，现在是色达县政法委书记，协调扶贫开发的各项工作。他们延续着父辈的初心与使命。

近半个世纪的薪火传递，两代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正是这些点滴汇聚成势不可当的磅礴之力，证明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回到1950年下半年，年仅21岁的藏族共产党员钦绕^[2]与苗逢澍结识。当时钦绕带领一批巴塘籍的藏族青年来康定向组织报到。

如今70年过去了，我们在康藏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记者、四川省藏学研究会副主席郭昌平老师采访整理的《钦绕回忆录》中看到：解放军和平解放西康不费一枪一弹，归功于党的统战工作，归功于党的群众路线，归功于团结广大爱国的上层进步人士，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十八军领导的正确决策。

钦绕清楚地记得解放军进入康定城时，夹道欢迎的各族群众里有人被“道奇”卡车的喇叭声吓得拼命奔逃，原因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叫声比藏獒大十倍，认为它一定会咬人。面对此景苗政委笑了，但笑里夹杂着淡淡的自责和深深的同情。他给旁边的同志讲：“多么可爱又朴实的群众，老百姓造孽啊，见得太少了，国穷民弱造成的，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改变这一现状，让他们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

这番话让在场的钦绕牢记于心。从康定地委和军管会建立的那一天起，他耳濡目染了共产党员的忠诚和为人民服务的兢兢业业。苗逢澍的大局观和处理问题的每一个细节，也给钦绕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1952年，钦绕从理塘回到康定，走进当时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同志的办公室时，苗书记正在看地图。见钦绕进来，苗书记说：“你来得正好，过来看看这片色达地区。”钦绕上前去仔细一看，色达的地盘真不小，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没区镇乡村之分，只标注有冬春草场，没有地名标注，只标有两座寺庙，即中部的洞嘎寺、北边的孟龙寺。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对色达这片草原了解甚少。

苗书记对钦绕说：“目前，西康21个县已有20个成立了人民政府，只有色达地区还是空白。地委决定由你去开辟色达地区的工作，为色达建政打基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里对你来说是陌生之地，人生地不熟，工作上的难度很大，又快到冬季了，生活环境也很艰苦，无论困难多大，一定要坚持下来。要注意做好当地上层人士的工作，他们同意的先办，不同意的缓办或少办，这是党的民族政策，是搞好统战工作的需要。根据你的工作实际和能力，相信你能完成任务。”苗书记接着说，“现在色达代表团正在康定，你要先与他们熟悉，了解情况，建立感情，以利下一步工作。”

康定师范毕业的钦绕，在当时的大环境里是知识分子，他知道色达地处川西北边缘，紧邻青海果洛、玉树地区，地广人稀，闭塞、贫穷、落后，被史家称为“化外之地”。据零星记载，当地藏族群众与外界的交往只限于畜产品换布匹、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政治上是几不管地区，历代王朝和民国政府均未在这里设治。统治这一区域的是被称为骨系三部落的修卡桑，以血缘为纽带的骨系部落是封建世袭制。因长期封闭，大大小小部落的头人、宗教上层人士无不认为色达是“独立国”。

色达头人的口头禅是：“我们色达既没有投降过汉人，也没有向西藏地方政府低过头。色达，上管草原有野驴野牛的地方，下管出产五谷之地。”千百年来，色达以封闭为经保守为纬，构筑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王国”。

西康省委决定开辟色达地区，派出以康定各界同色达上层有联系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组成工作团，去色达做统战工作。

康巴地区四大土司之一的明正土司就是其中一员，这个被清政府定为“内土司”的地方上层，历史上曾多次帮助清廷平定金川之乱，为清廷平定廓尔喀立下汗马功劳，且明正家族与色达大头人有姻亲关系。

工作团于1952年8月赴色达，几经周折与色达上层人士会晤，反复向他们讲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给他们讲周边县和平解放的现实状况。终于，色达大头人仁真顿珠、二头人贡扎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欢迎政府到色达开展工作。

之后大头人仁真顿珠派出以亚达上若撒部落头人为团长的十人代表团，到康定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三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有史以来色达同外界的首次接触，从此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封闭状况。

1952年夏末秋初的夜晚，钦绕在笔记上写下苗逢澍讲的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合上钢笔的笔帽，抬头仰望弯月挂在跑马山上空，钦绕心潮起伏。他跟着苗书记散步走到中桥的西岸，喧嚣的折多河让两人不得不放大嗓门说话。

“钦绕同志，地委决定你、你阿兄和李二喜组成工作组去色达开展筹建工作。这是组织对你的高度信任。要尽最大努力做好筹建。”苗逢澍的语气对他充满信任。

“我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前段时间色达代表团抵达康定后，我与他们接触较多，熟悉藏汉双语，为今后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赢得了便利的条件和机会。”钦绕说。

接受任务后，三人于1952年11月3日从康定出发。从暖和的雅砻江边来的李二喜听说色达比康定还冷，将陈大柱送给他的白色包头布扎在头上。异样的装束打扮，惹得沿途的藏族男女嘻哈大笑。

一路风餐露宿，半个月后三人抵达色达，色达草原已是白雪茫茫，寒风刺骨，冷得李二喜直哆嗦，双手罩在嘴边呵气暖手。

他们从上层人士那里买到两顶牛毛帐篷，在距洞嘎寺两三公里的一条小阴山沟安营扎寨。入冬的色达草原，白天阳光高照，并不冷，可一到傍晚气温骤降，遇刮寒风，帐篷都要掀翻的架势，早晨醒来被子上会结一层薄冰。

工作上他们采取慎重稳进团结依靠上层的方法，目的是先立稳脚跟。第一步是与宗教上层人士建立联系和感情。但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色达头人仁真顿珠以要闭关冥想，数月内不见任何人为借口，回避与他们见面。仁真顿珠的回避让其他部落的头人、宗教上层人士纷纷效仿，不与他们交往。

三人并没有因眼前的困难而退却，为了打破僵局，他们不厌其烦地与色达上层人士接触。终于，第二大头人贡扎同意接受邀请前来见面。钦绕按照民族习惯热情接待，耐心地讲解政策，消除顾虑，使他认清形势，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的真情让贡扎了悟，紧张局面逐渐缓解，部分上层人士也开始与工作组交往。

在交往中钦绕慢慢了解到，其实色达各部落头人、宗教上层人士也在等待，他们暗地希望等到工作人员被色达的隆冬、冰雪与寒风吓住，到受不了高寒缺氧的艰苦时而自动撤退，那时色达依旧是他们的天下。一天夜里，阿兄病了，二喜在帐篷外抽完烟，回到帐篷，看看阿兄，再看看钦绕，说：“要不，我们请求支援？”

钦绕心里在想，要是苗逢澍书记此刻在身边该有多好。沉默片刻后，他说：“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曾这样说：进军西藏所经受的艰苦是无与伦比的。可想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给解放军带来多大困难。相比之下，我们遇到的困难简直是小困难。”正因此，为了色达的农牧民早日过上幸福日子，他们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在人手不够，工作进展缓慢之时，90位第二批工作队员终于在1953年1月抵达色达，大大地补充了有生力量，同时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经中共康定地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色达工作委员会，任命钦绕为工委书记，同日，经批准建立县级过渡机构“色达办事处”，办事处负责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

当时办事处只有钦绕和陈国忠、官汉斌三人是共产党员，三人组成的党小组决定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动员会上要求加快联络民族、宗教上层的工作。

1953年春节期间工作组组织召开了座谈会，向参加会议的上层人士赠送藏茶，进一步宣讲政策，讲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指出共产党是来帮色达发展生产，为人民谋利益的，是来保护藏族同胞的生命财产、宗教信仰自由，帮助藏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要求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面对部落头人、宗教人士和群众，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具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一律按市价赔偿。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取得了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后，工作组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组织干部深入各边远部落和寺庙，一方面争取、团结、依靠上层人士，一方面访贫问苦，发放救济，开展医疗救助、维护社会治安。不少上层人士和群众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消除了疑虑和恐惧心理。办事处在色达的影响越来越大，终于在色达扎下根来，形势也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大头人仁真顿珠终于露面了。

钦绕清楚地记得1953年7月至9月，两次召开政治协商会时的情景。色达各部落的大小头人，寺庙活佛、堪布均参加了协商会。见面的下午他和仁真顿珠盘腿而坐，他拿出一支香烟递给仁真顿珠，仁真顿珠将信将疑地看着他，他先示范着给自己点上，仁真顿珠也示好地接过香烟，猛吸几口便咳嗽不止，烟雾熏出的泪珠挂在脸上，引来众人的笑声，气氛一下活跃起来。后来仁真顿珠看见递烟就摇手拒绝，拿起他手里的玉石鼻烟壶，示意他吸鼻烟。

融洽的气氛中，钦绕宣讲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共同商定召开有各部落和宗教上层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协商推举称登真为主任、扎西罗布为副主任、仁真顿珠为主任委员，办事处下设治安、财政、总务等科室，至此，色达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诞生。

在办事处的努力下，首届色达地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参会人员共113名。在“祝新中国第一届色达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召开”的横幅前，钦绕看见台下各族各界的目光全部聚焦在他脸上时，心里充满快乐——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开局面。作为党的代表，钦绕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同时也备感工作的压力——色达农牧民生存与发展的担子重重地压在肩上。

大约40年后的1992年，笔者当时是《甘孜日报》的一名记者，同《民族文学》的编辑吉米平阶受邀前往色达县和石渠县，采访甘孜州儿童福利院建院时的第一批藏族遗孤。信息是从甘孜州民政局社会事业科的科长向秋阿姨那里了解到的，她是吉米平阶的母亲。

这批遗孤中有一部分是民主改革时期叛匪或被裹挟者留下的，党和人民没有因为这些遗孤前辈的过失遗弃他们，而是建立儿童福利院，将他们抚养长大并培养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历史的画廊里，这些遗孤们的幸福成长史成为鲜活的佐证，让全世界看见在历史深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和胆识，同时也看见藏族人民生存与发展的缩影。笔者决定用笔拾回这些感人的故事，以之向为中国各族人民翻身解放而献身的英雄深深地致敬。

在采访中，时任福利院院长聂宽中告诉笔者，藏族老红军天宝^[3]来到色达烈士陵园，面对一百多位在剿匪中捐躯的忠骨，天宝脑海里同时浮现出两份名单，第一份是上百名儿童的名单，另一份是平定叛乱过程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名单。

张吉林，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原成都军区独立团一营二连班长，于1956年色尔坝战斗中牺牲；

毛振清，藏族，四川省丹巴县人，原成都军区藏民团二营六连战士，1956年10月在曲苍打隆沟遭敌人伏击时牺牲；

阿木桑更，藏族，四川省丹巴县人，原成都军区藏民团二营六连战士，1956年10月在曲苍打隆沟遭敌人伏击时牺牲；

刘递方，汉族，贵州省毕节二区人，内卫六十七团五连战士，1956年2月在色达县城平叛战斗中牺牲；

谭光爱、孙忠秋、肖天才、四郎彭措、白玛泽朗、李仕贤、阿昂、更忠多吉、阿加次朗……

面对一百多位烈士的墓碑，天宝心情格外沉重，为了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藏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年轻生命，历史将牢记他们的英名。

然而孩子们是无辜的，看着手里的这些遗孤的名单，天宝念头一闪，萌生建立一所藏族儿童福利院的想法，将这些娃娃们收养起来。这是共产党宽容仁爱、不计前嫌的最好例证。于是他同跟他一样是老红军的沙纳商量建院之事。

沙纳当即表态，要让人看见共产党的爱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而且这种温暖和爱是可以化解仇恨的。

这两位曾与毛主席、朱总司令留下合影，在青藏高原大名鼎鼎的老红军，参加红军时却只有十几岁。在革命战争中经受锻炼的两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带着革命的经验回到藏地，领导开展了百万农奴的翻身大革命，在焚烧农奴主压榨农奴的地契中，揭开了伟大的扶贫史的序幕，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儿童福利院诞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两位老红军亲自筹划，组织人力、物力，在气候温和、交通便利的道孚县各卡乡确定了院址。1961年10月，这个备受国家关爱的“家”接收了第一批来自藏北牧区石渠、色达的孩子。

杨桂兰老师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35个穿着光板羊皮袄、光着脚丫的孩子站在她面前。过早的生活磨难使他们神情冷漠，脾气倔强，眼神流露出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孩子只听得懂牧区话，语言无法交流，最小的女孩子益呷只有四岁。杨桂兰和其他老师们为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热水洗澡，清除头发里的虱子和身上的污垢，穿上干净衣服。

当时福利院借住在甲波喇嘛寺里，房子很大，也很冷。老师们为了不让孩子们冻着，就自己睡在门口。每天晚上要起来几次，替孩子们盖被子。岁数小的孩子还经常尿床，为了掌握每一个孩子起夜的次数和时间，年轻的老师们彻夜轮流值班。已是石渠县教育局局长的曲杰，就是老师们曾经特意关照的一个。

“这些娃娃身体都不错，调皮起来，天上都有他们的脚板印。但你可要细心，假如你看哪一个不太活泼了，可能就有问题，就得去查查，等到他自己说不舒服，那就晚了。”这一席话，可以让人感受到周院长的强烈责任感，这不正是普天下父母们的情怀！在过去的藏地，孤儿意味着乞讨，意味着流浪，意味着死亡。而在今天的福利院，如果外界有人说谁谁是孤儿，孩子们就会反驳，我们不是孤儿，党就是我们的父母，老师就是我们的亲人。

从福利院走出来的色达孩子嘎瓦，在政府的关怀和自己的努力下，来到北京工作。尽管毕业已有二十多年，但一旦提起曾经成长的福利院，他的神往之情还是溢于言表。他告诉我们，刚毕业那会儿，每天晚上都做福利院的梦，梦见自己在教室里上课，梦见自己还睡在那个暖和的宿舍里。时间久了，他都能够在梦里告诉自己，别醒来，别醒来，多在梦里待一会儿。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出自孤儿们对老师深深的感激之情，这思念是他们从心底涌出来的：

洛日，这个当初追着老师要光板皮袄的小姑娘，现在已成了石渠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

秋尼，会计班的毕业生，现在是色达广播局的局长；

西洛，非常帅气的小伙，在四川省运输公司康定十七队工作，由于技术过硬，成为省劳动模范，后来当上了康定运输公司的总经理；

……

这些昔日的孤儿如今已成长为祖国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笔者至今都记得刘子寿^[4]书记的一句话：“这些娃娃是党和政府养大的，他们不靠我们靠谁？”他的话一语中的，像一粒种子扩散到整个雪域高原。这一粒种子种下了共产党的坚定信念：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