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回返“本质”的小说写作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另类”是一个极时尚的词汇。文坛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更是以“另类”的姿态招摇。她们及其作品中人物俨然成为“另类”生活的形象代表。但是在时隔不远的几年前，“另类”似乎是指朱文他们。把这两代“另类”比较是自然的事，只要我们对他们的作品有一个直感，就可以发现棉棉、卫慧的创作虽然风头强劲，表现了当时最前卫、最新潮一代的最新生活经验，但文学品格并不具有多少先锋性，他们写出的不过是每个时代都有而又随时代不同有所差别的青年人无所顾忌的青春状态。在这种为所欲为的青春状态的抒写背后，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品质作为支撑，不具备实质的精神内容，因此卫慧们是无所持守的，也无力把持自己，最终像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走向行为的失控。与卫慧、棉棉们想要引导时尚和媒体、又最终为其所制不同，朱文的写作却与时尚生活和现存的社会秩序自动离弃，不与已失去聚合能力的主流话语相认同，表现出独立意识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向度。在这个传统中心意义体系解体、大多数作家热衷于对生活经验直接描写且无所用心的年代，其意义也正在日渐地显山露水。

一、被延搁的“性”——一种被掩抑的现实

大学生一直被描述为天之骄子，文学作品中的他们，大多富有理想，单纯明朗，激情洋溢，充满朝气和活力，代表着一个时代最新的知识形式和最新思想观念。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里，大学生俨然是新的、正面的、向上的时代精神的代表。相对于加诸大学生及大学校园的美丽光环，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有重写校园史的意味。不过那绝对不是带着浪漫幻想对大学生活的歌咏或吟唱。正像陈晓明所言，这篇小说是以“性”为支点，用放纵而恶作剧似的戏谑笔法，撕破了“性”，毫不遮掩地写在大学生身体内蠢动不宁的青春情欲[51]。这篇小说朱文没有像郁达夫那样把笔触伸进人物的意识深处，袒露内心奔突的性心理。他放弃了紧张的内心独白，而让人物在力比多的驱使下作近乎怪诞的表演。这群工科大学的大学生为青春期发作的性欲望烧灼得焦躁不安，他们不像《沉沦》中的主人公耽溺于性幻想，并且在性苦闷中不能自拔。他们去行动，于是就有像野狗一样各自觅食的单独行动，也有组织游行、集体写诗、办诗刊以指望吸引女孩子的集体行为。性成为他们生活的轴心，他们的生活就围绕抵达这个中心而旋转，寻求性的释放成为他们生活的根本内容。这群被褪去理想色彩的大学生，既失去刘索拉的“大学才子”们那浪漫骑士般的狂傲和反叛，更没有张承志的“研究生”那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和气概。就像朱文在小说中再三咒骂的那样，那是一群“杂种”，从来就没有过精神上的高远追求，生理的需求完全占据了他们的意识，他们最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听从本能的役使，为本能的需求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作奸犯科。

叙述人“我”一个学期天天潜入女生宿舍过夜，老五则是一个强奸犯被送入监狱，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也为找到一个女孩子而东蹿西跳。大学生从来没有被表现得如此低级、劣质、下贱，大学生活也从来没有被表现得如此灰暗、压抑、没有色彩。在严肃文学的意义上、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否定朱文的这些人物是容易的。按照我们对大学生的惯常想象，我们会认为朱文这样讲述是经过了变形和夸张（陈晓明就认为朱文这里是用象征来表达对生活的看法[52]）。然而任何一个对当代大学生活有切身体验并保持基本诚实的人是不会认为这样写大学生、大学生活有多么荒诞，这样写一点也不奇怪，甚至更贴近生活事实。只不过公众习惯了对大学生的正面讲述，那样的讲述早已在公众心目中建立起了大学生正面的光彩的精英形象，形成了有关大学生的浪漫想象。大学生自己同样如此，他们也事先接受了这样的正面讲述，在心中形成了同样的有关大学生的浪漫想象，也沉迷于这种想象。他们凭借这种先在的想象去感受自己作为大学生的身份，体验自己的大学生活，符合其先入为主的想象的生活被他们“看”到，而不符合其想象的生活内容却自动略去，或者无意识地被他们拒绝认同。于是被正面讲述出来的已不能再简单地被视为亲身体验到的，它实际上是在先入为主的大学生精英形象基础上按照一定图式制造出来的，具有话语制作的性质。

朱文毫不理会把大学生讲述为精英的传统叙事规范，忠实于自己的亲身体验，用充满恶意和快感的语言撕破了蒙在大学生这一角色身上的浪漫面纱，击碎了被装置于大学生身上的美丽光环，恢复了当下大学生的本来面目，回返到他们生活的本真。把那些被传统正面叙事所遮盖、未被文字照亮、长期处于表达的黑暗中的生活内容驱赶到光天化日之下。因而《弟弟的演奏》远离了我们对大学生的浪漫想象和情感期待，令我们不习惯，令我们震惊，原本真实的东西也因为突然的曝光显得荒诞、异常。但那不是朱文的有意歪曲或变形，相反朱文在为我们摘去那架在我们鼻梁上的有色眼镜，让我们的视力恢复正常。

《弟弟的演奏》令人震惊之处还不仅在于此，朱文回返大学生生活本质的写作是在对我们关于大学生的浪漫想象实施着拆解，但他并无意丑化大学生，也无意去揭示大学的生活秘史，更不是写大学生的性放纵。从小说的叙事来看，朱文用一个长篇的篇幅始终在讲述一个“性”被无限期延搁，性的释放无比艰难、被阻挡的故事，这构成小说的主干，这也说明小说的叙事最终不是为拆解人们对大学生的精英想象，而是为揭示性始终被阻挡、被压抑、不得释放的可怕事实。《弟弟的演奏》中的性都是被延迟，以至被无限拉长、不可抵达终点的性。在小说里朱文让这些大学生为达到性释放的行为一个个归于失败。“我”只能是窜到女生宿舍神经紧张地苟且，后来还被处分，性的需要无处可寄；纽约的广东女孩被老板包下，连做情人的资格也没有；南方以北四处出击，最后无奈将就一个羞于让同学见面的“丑女”。朱文没有写这群大学生性受挫的全部心理秘史，但展示了他们的青春情欲、性渴求被延迟、被悬置、被打击以至委顿的全过程。在整个小说中，我们读到的始终是可怕的压抑、可怕的受挫、可怕的自我消耗、可怕的精神磨蚀。随年龄的增长而自然产生的生理欲求被压制、被搁置，永远得不到释放、解决，也得不到引导和超越，甚至找不到一个更崇高的理由将它按抑下去或忘却。于是性的解决真的成为一个大问题，成为一个占据了青年学子的整个身心的大问题，它一直蠢蠢欲动，学子们只能将这煎熬他们的欲望强自抑住，让它们在自己身体内部回流、消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消耗过程，它又怎能把个人生活导向健康？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们被欲望折磨得面目全非，在欲望的纠缠下作扭曲的狂舞。朱文正是用他戏谑的笔调揭示了这一压抑过程的荒唐和令人触目惊心的不合情理。

朱文更诚实的地方在于，他用小说让我们看到这种可怕的压抑不是大学生们基于传统道德观念的自我压制造成的。这不像世纪初的《沉沦》。郁达夫在那个中篇揭示了主人公性苦闷的心理根源：自闭、强烈的道德感引发的痛苦自责。那是一个传统观念仍处于强势的年代。《弟弟的演奏》“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的年代”早已是一个欲望化的年代：“性意识”全面觉醒，性也失去了在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色彩，反而性修辞铺天盖地，社会获得极大的自由。朱文让我们看到大学校园内的“性”仍被抑压，处于幽闭之中的基本状态。《沉沦》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出现有控诉传统道德对人的自然欲求野蛮压制的意义，甚至有民族压迫的隐喻意味。然而在性已不是禁区，道德早已不是“性”不可逾越的障碍，欲望横流的世纪末，“性压抑”“性苦闷”的故事又再一次那么怪模怪样地被讲述，这不能不让人惊奇。源于道德感的性压抑是因为不开化和无知，然而在一个性意识早已普遍觉醒并被视为当然的时代，仍然对它进行着习惯性的压抑，这就显得尤为可悲。《弟弟的演奏》在表层充满快感的戏谑性讲述下潜伏着的沉重正来源于此。它彻底地破坏了人们对大学校园的崇高想象，大学校园不再是象牙塔，更不是生产理想和浪漫的地方。所以《弟弟的演奏》有拆解，但更像是在暴露，它以令人震惊的生活事实的彻底曝光远离了后现代文学追求文本平面快感的游戏色彩，有重新讲述被传统社会性话语活生生宰割的“真实”的严肃意味。朱文的叙述语言固然是“一点正经没有”，带有嘲讽、挑战、蔑视、破坏和一点自以为是，但这并不对其写作的严肃带来太大的伤害，他这样来讲述校园史，实质上对传统的想象关系构成局部拆解。传统的想象关系使我们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附加想象性的理想和浪漫，我们也习惯了文学所营造的诗性生活形式，并把这种文学制作成的生活形式当作“本该如此”的生活真实。这种长期形成的共同思维定式实际上是把我们同自己真实的生存相隔绝的障壁，而朱文却在小说里直面现实的粗粝和卑微，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本质书写揭开生活的本真面目，对抗和拒绝既有的现实价值体系和精神规范，是对不屈从权威的独立意识和自由创造精神的高扬。

二、“替补”成为本体——一种被略去的现实

当代大多数作家热衷于直接书写当下最富有生气和吸引力的那部分生活。那也是社会转型期一批新贵们的生活。他们或者拥有经济实力，或者掌握着现实权力，或者充当着时尚文化的代言人。总之他们的富余足以使他们充分享受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文明成果，放纵自己的欲望，他们的生活成为时下人们的生活梦想。文坛充斥的大量书写这类生活的作品给人一种大众的生活不再艰难，富足到可以任意消费和充分享乐的地步的幻象。

在这样一种时代和文学气氛里，朱文专注地凝望在时间中流动的大众庸碌平常的日常生活，他仅仅是凝望，不试图进入，亦不感同身受并做出价值判断。从《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五毛钱的旅程》《到大厂到底有多远》等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朱文想把庸常的日常生活放在明亮的光线下让它自然流动的努力。《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把小说舞台定点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烟酒店，作者就像一架全息的摄影机把傍晚这段时间在这个舞台上进进出出的众多人物的动作、说话记录下来：小丁给烟酒店起了个“傍晚”的名字，店主李忠德与魏长顺闲聊，有两个人来约老板娘搓麻将，一群东北小伙到小店喝雪碧，李忠德为狗的事与仇老头争吵，店主的女儿小娟带回两个小混混吃饭……录下的几个场景不构成故事，它们仅是随傍晚流逝的没有中心的生活片段。朱文的叙述力求客观，仅作外在观照，不把视角探入人物的意识之中，让人物在傍晚的光线下自我表演。人物不是事先设定有某种性格或命运或心态的人物，也没有特定身份，他们只是因为在这个特定时段进出这个小店才进入叙事，他们走进镜头又走出镜头却一点也不影响镜头一动不动的观照。在这里朱文把由人物接触构成的流动中的日常生活本身当成是一种奇怪生物群落在特定时空中的物理存在和关系状态进行逼视和观察，片段的日常生活在傍晚的阳光下接近无限透明，以它自己的方式随时间一起流动，呈露着它真实的“物性”存在。或者说朱文就是要以接近无限透明的讲述来竭力恢复生活本身的“物性”存在状态。不追问意义，也不作价值评判。那绝对是一群最平凡的大众在时间中的存在状态。他们生存着，似乎仅为尽各自的生命之理而生存，对生命的流逝浑然无觉。那一个短暂的傍晚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会让他们窃喜，一些可能会让他们烦心。一些事情只是发生了，对他们什么也不意味。然而所有的这些事发生了，又平息下去，像时间的河流上泛起的一丝波纹又会无声地消失一样。只是这样而已。几个因发生地点相同、前后相续而被拼装在一起的场景组成这样一个傍晚，这个傍晚并非一个特殊的傍晚，它会随夜色的来临而隐没，而它又会在另一个傍晚重现，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向前流动。大众的日子以至整个生命也大抵如此，它们的流逝总是那么无声无息，他们的悲欢、细小的心理折叠只属于他们，时间会把一切都带走，干干净净，不留下他们生存过的痕迹。朱文在这里逼视的是大众生活的“零状态”——不附加思辨意义和对其赋值的至朴状态。这种状态让人悲哀吗？无意义吗？无论怎么样，他们仍然过得浑然无觉、心安理得。而那就是大众真实的生存状态，也是我们注定要正视和回返其间的状态。

《五毛钱的旅程》《到大厂到底有多远》中作家同样像一架全息摄影机，随意拍摄下短暂旅途中汽车内的情景片段。前者的整个旅程都在售票员要多收五毛钱而诸多乘客拒付的争吵中进行。后者不厌其烦地展开对邻座的一个女孩和同车一家三口的观察，短暂的旅程被朱文敲打成极富张力的时空容器，盛装下真切的生存世相和市民心态。微妙的心理碰撞、情节的起伏折叠、简单的事情被写得洋洋洒洒。这些小说所呈现的生活细节都是被人们所忽略的日常细节。朱文自己扮演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的角色，用自己的感官去直击现场，用鲜明的画面造成极有震撼力的现场感，日常细节被充分暴露，逼真得让人惊奇。让生活细节进入叙事并不是朱文的开创，它是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朱文的细节与此不同。因为现实主义作品中的细节是极具功能性的，常与人物塑造和故事的推进相关，或者是要“以小见大”，以一个尽在叙述者掌握中的细节安排承载意义和目的传达的重要功能。像鲁迅用日常生活细节来揭示国民的愚昧麻木及那个死气沉沉的时代气氛。有些作家装置这些生活材料以折射时代的变革或小人物闪光的品质，或者做某种民族心理、某种不良心态的批判。对于朱文的这类小说，细节就是小说的全部，他没有把细节置于强硬的理性框架中。新写实小说关注的同样是大众的日常生活，聚合了大量普通大众的生活小事，并通过作者本人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把这些事件组织起来。虽然评论家们用“情感的零度”“原生态”去描述这些小说，但文本背后作家们的同情、悲悯、理解或者批判是不难让人感受到的，许多这类作品甚至可以直接划入“人道主义”的宏大叙事范畴，所高扬的是“人道”“理想”“崇高”之类的旗帜，琐屑的生活小事成为人被磨蚀被消耗的证明，而由此带来的生活的粗鄙和庸碌被认为是“本不该如此”的，有一些批判现实意味，这说明在新写实作家的心目中总存在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理想，有一个“本该如此”的生活形态存在于他们的想象里。也正因为新写实小说的这种价值取向，因而它成为一个历史时段文学的主流。

朱文走得更远。《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到大厂到底有多远》等小说甚至不去写一个完整的生活小事。如果说新写实小说显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内在关联的小事，那么朱文呈现的细节则属于这些小事间的“过程”，那是一些未被作家所注意、也往往被忽略不计的“过程”。在新写实作家的讲述里，这些被认为是琐碎、庸常、灰暗的小事仅只是理想生活情态“不在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暂时“替补”，作者相信它们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消失。朱文的这些小说实际上消解了人们基于意义对生活的想象，那被理解为庸常、灰色的日常生活不再是“替补”，而就是生活的全部或本质。替补是因为存在的虚空而起，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而朱文已事先否定了有一个更完善的存在状态，那只是一种想象、虚构的神话，它不会来临，因而大众的生存只能如此，本来就是如此，从来如此。被认为是生活替补的部分最终被讲述为生活的取代者，成为生活的本来部分。可以看到朱文拒绝用既定的情感程式和观念去组织日常细节，他把它们从既定的意义规范中剥离出来，使之失去了意义的覆盖而充分地裸露，回复到原始的粗糙状态。朱文平视这种状态的生活，因为更多的大众包括我们自己就在日复一日地重复这种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把它一天天地过下去，因此那些小人物意志的舒张与受阻、快意与欲望、心理的碰撞、“没有戏”的细节折叠都被他叙述得那样有声有色，令人不可拒绝。你可以一厢情愿地把它解读为无聊、无意义、无价值，把它看作是对生命的消磨，然而无论你如何解读它，它就是生活自己的流动方式。你无法抗拒或完全超越它。它不是那么光明、多姿多彩，也不那么让人绝望、令人窒息。朱文就是要以自己现场直击式不可动摇的“真实”呈现，消解以往人们对生活的定义，恢复生活的原生原发、未经意义规范的“物性”情态。

在这个共同的精神空间已经破裂，原有的意义体系已经解体、无中心的年代，我们个人的灵魂和生活在失去了原有“意义”的庇护后，充分地暴露出来，人的生活浮出水面，露出未经意义沾染的本相。失去了共同意义的规范，文学写作变得更为自由，但也失去了方向，更为依赖作家个人的感受和经验，失去了意义整合而变得零散化。生活等待着作家去给它们“赋意”，重新把它们聚合起来。朱文的小说证明他在重新发现生活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说：“我们总是处在一个不真实的环境里，人们已经从血液里接受了一种十分怪诞的生活，不再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上，人们建立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明天，很多切肤之痛在一种虚幻不真实的氛围下被淡化，或者完全染上一层保护色，你甚至没有机会感觉到你自己的真实存在，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年深日久的隔绝使你的感觉器官变得迟钝……”[53]朱文的陈述表明他对原有的生活秩序、先在的认识机制对生活真相的蒙蔽深怀警惕。

我们一出生便无可选择地生活在前人的认识图式里，教育使我们习得了这种图式，我们也逐渐习惯用建立在这种图式之上的观念、意义、理念去“看”生活，我们似乎发现了生活的某种“本质”，但那实在不能简单地称为“亲身体验”，因为它实际上已是在事先接受的意义规范内的想象和创造，可看作是在这种意义规范里的引申。习得的种种规范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的意识深处，阻隔着我们与生活的真正接触，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能理解的生活并非就是浑然天成、原生原发的生活，而是经过了习得的通行的意义体系过滤后的生活，这也许是认识难以克服的障碍。而一直承担意识形态制造、意义生产功能的文学更是以意义去规范事实，或要以“意义”去凸显事实，于是意义敞亮了某些东西，又遮蔽了更多的东西，本真也成为不可企及的梦想。中国文学的叙事长期处于巨型神话、巨型寓言之下，叙事者乐于把对生活的讲述建立在崇高、伟大或中心意义模式基础上。文学讲述的生活不再是“自在之物”，而是“为它之物”，叙事最终要指向那个高高在上的意义。朱文首先以对抗的姿态自觉远离既定意义模式的规范，向生活敞开自己的敏锐感觉，以亲身体验去把生活现实从对意义的依附上剥落下来，消解人们加诸其上的沉重意义负荷，还归其“自在状态”。他也事实上开始了对生活真实的重新书写和重新讲述，为文学更进一步向日常生活开放而展开了新的意义空间。

到此我们也许能逐渐理解朱文所追求的“本质的写作”，那就是要回到生活的本原和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彻底消除传统价值信念对人及其生活的贬值，拆解加诸人生之上的沉重意义负载，让生活真相以其粗粝和顽冥的方式裸露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拒绝式的写作姿态：一方面是对现有的文学秩序及维系这种秩序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拒绝，他敞亮了传统文学规范之外“无价值”、被遮蔽的生活现实，不对它们作直接简单的价值判断，也在试图消除有关生活表象与本质的等级规定，走向平面化；另一方面他的写作是在构织着一幅幅生动的欲望流淌、躁动沸腾的全景图，捕捉着拜金主义、消费至上的浮靡面影。虽然大多数作家在作品里表达了对人性迷失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仍是以现代性的价值准则为出发点，无法表达锐利的、拒绝性的思想，因为这些准则本身已失去了撼动或约束当代人的力量。当现在支撑文学共同体的思想体系、意义体系已解体或已显得虚弱并失去了再生能力，已无法被用来规范、条理生活现实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独断论式的本质主义必将遭到怀疑。而且，在这种价值信念已无力指导人们的行为、失去感召力时，仍勉强地固守也就显得可笑。朱文那桀骜不驯、拼命撕破的写作态度已表明了他对这些意义体系的全面抛弃。虽然他那种“本质的写作”在销蚀世间原有的意义体系时，并不对这个世界重新赋义（因为他本人并没有一个全新的稳定的认识图式），但他的写作毕竟给文学走向更为开放的意义空间、显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可能提供了一个范例，呈现出自觉的创生意向。因为愈强调回到本原，就愈能超越当下的意识形态现象，就愈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朱文的确不像其他许多作家抓住一些既有的又明显无力的思想观念去理解处在转型之中、一切尚未明朗的当代生活，他竭力把生活事实同现有的、无力规范当代现实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中剥离，努力恢复自发的个人感受和思考能力，这种拒绝性的写作姿态不仅是认真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要建立自己对当代生活的理解的努力。他拒绝了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因而这种努力也是在做“没有资源”的原创性努力。他那不给生活赋值的“零状态”写作也表达了转型期从“零”开始，重建价值和意义的期盼和吁求，显示出“本体性否定”的创生征兆。可以说朱文已站在一种新价值形态的起点，凝望着生活，虽然一切尚还暧昧，然而这未必不是一种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