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与生命有关

2000年11月，桂林的桂花如期盛放。我们宿舍窗外的桂树开得特别繁盛，一到夜晚，浓郁的桂花香熏得人无法安睡。有一天，师兄对我说：“我写论文写得都要哭了。”其实那时的我和师兄差不多，做毕业论文的紧张每天都实实在在地压在心头，让我焦虑不安，也暗暗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碰什么论文了。哪知道兜兜转转，自己还是回到了高校，并且在写论文、做课题、教学生的生涯里，一过二十年。这期间，我论文写得并不很多，也不见得有多出色，但其中每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子可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想出来的，这中间磨人的苦处，真的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到桂子山读中文，的确出于偶然，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否热爱这个专业。不过桂子山的校园还是给了我文学的洗礼。那个时候的自己，有很多的情绪纷扰和精神的困惑，所以在大学一二年级，自己喜欢读西方那些心理色彩比较重、精神性内容比较多的小说作品。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像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托尔斯泰、哈代、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作家的一些作品也看，但更喜欢读的是赫尔曼·黑塞、纪德、索尔·贝娄、卡夫卡、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罗曼·罗兰、欧文·肖、帕斯捷尔纳克、劳伦斯等，日本一些作家像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也读的比较多，他们的小说集都看过，觉得自己更多是在这类作品中寻找自己、确认自己。这样的阅读让我明白，精神事件和精神世界的曲折，与外在的现实事件一样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文学作品的精神浸润作用，也让我理解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理解一个看似病态的行为背后内在的合理性，把丰富的情感、更为人性的观念，和共情的能力放进了我的内心。所以在我的文学观念里，一个作家所作的自我精神探索和社会探索的深度、一个时代作家们“站出来生存”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作家个人或一个时代文学的基本品质，这样也就有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自己在文学主体性上的一些思考，有了我在文学主体性观念里对作家自我精神的亲证性、精神的充分个体化的强调。

我自己出身农家，对中国农民宿命式的艰难困苦有着切肤的领受，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对“目的都在工农”的左翼文学、书写贫民生活的底层文学乃至近些年兴起的“返乡书写”有更多的感同身受。这些有立场的文学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都非常重要。左翼文学缺乏经典，因为从事左翼文学写作的大都是一些初学写作的新人，更多是凭一股子热情在写。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左翼文学都没有取得什么了不得的文学成就。但在那个民众苦难成为普遍现实的年代，左翼文学在中国的出现又是极具社会和人文意义的。无论怎么否认它，它都成了中国文学无法绕开的存在。左翼文学作品，单篇去读，可能不觉得怎样，但它在那么短的一段时间内大规模地出现，还是使这一种文学产生了一股浩大的力量，而且在左翼文学中，包含着人类对公平和正义、正当的人生和理想的世界的永恒追求，这是无法被历史磨灭的。甚至连左翼文学的粗糙，我觉得都是可以被谅解的。马克思曾说过：“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优美谦虚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近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们忘记这种语言的。”左翼文学，包括并不高深的底层文学自有其言说中国的方式，它们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也是恰如其分的。

小时候我天天在田间地头奔跑，在稻田或旱地里亲手播种，然后侍弄作物并有所收获，与大地在一起、天高地阔的生活经验会在人的内心根植下对土地、对自然的纯朴情感，让人精神安稳，生出安放心灵的家园感。近些年，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越来越快的变化还在进行着，特别是现在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在加速。我不能确定这些变化最终会给农村带来怎样的结局。不过，我觉得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道路对原来富有活力和自我生发功能的乡村文化冲击很大。因而，珍视乡土文化保育的返乡书写也进入了我的视野，我在阅读和研究这类写作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了把自己和乡村连接在一起的精神方式。

在对左翼文学、底层文学、返乡书写的持续关注和研读中，我明白了文学研究不仅仅就是去评论几部文学作品，学术背后应该有更大的关怀，有思想作为根基，需要交付的不仅是智力，还应该有一个人的精神和生命经验居住在里头。本书的第二部分可以看作是我对有立场的中国文学的感激和致意。

这几年，因为参与广东文艺研究所的“广东文艺观察”项目，我对广东文学和正在酝酿中的“大湾区文学”有了接触，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就是研究广东文学和大湾区文学的结果。概览全貌、凸显亮点，是这部分工作的基本方式，而即时性、现场感则可以看作是本次“观察”值得肯定的“奉献”。

检视这本书的缘起，似乎也是在回望这几年留下的弯弯曲曲的足迹，要感谢我的亲人一路的陪伴，让我的生命可以平静下来；也要感谢文学，它给了我生命的丰盛和欣欣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