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蓝物语

引语

北魏的杨衒之有一部《洛阳伽蓝记》，详细记述了那个时期洛阳城内外45座颇有规模的佛寺。伽蓝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意为僧院，后来泛指佛寺的建筑。京都是日本佛教寺院最为集聚也是相对最为辉煌之地。虽然从历史的年轮上来说，南都的奈良年代更为悠久，法隆寺、东大寺、唐招提寺的地位应该都在京都的寺院之上，但总体来说，在整个日本，还是京都的佛光最为耀眼。

杨衒之写《洛阳伽蓝记》的时候，日本还没有佛教。佛教是在6世纪时，从中国大陆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去的。自然，佛教并不起源于中国，大约在东汉初年由印度尼泊尔一带传到中土，后来与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相交杂，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大乘思想为主的汉译经典体系，以后又向东传到了朝鲜半岛。日本的佛教，直接传自朝鲜半岛的百济，时间在6世纪的中期，有公传和私传两种情形，这里不作详论。而百济或者说朝鲜半岛上的佛教则是6世纪初的时候，当政的百济国王圣明王从梁武帝时代的中国南朝学来的。那时百济与大和朝廷的交往也比较密切，于是圣明王就派人将佛教的经书等传到了日本列岛。

佛教到了日本，同时遭遇了欢迎和排斥两种对待，大概经历了几十年的波折，在7世纪初圣德太子执政的时代，算是站稳脚跟了。圣德太子不仅讲经著书，还创建了四天王寺、法隆寺等7座寺院，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至公元624年，日本有寺院46座，僧人816人，尼姑569人，共1 385人，虽然与当时金陵城里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规模不能相比，但至少已经相当成气候了。

佛教在早期对日本的影响，主要不是那些深奥的佛教教义教理，说老实话，那时的日本人还不大能深刻理解。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佛寺的建造和佛像的塑造这些物质性的、技术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佛寺建筑、佛像、佛画、佛具等。在佛教传来之前，日本应该还没有宏大的建筑和真正的美术作品，除了铜铎之外，也很少有工艺复杂的金属制品。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佛寺是大陆文化的培养基，它在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等多个领域把大陆文化带到了日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2卷，岩波书店1962年，第323页）。同时在另一个意义上，它也成了日后日本文化得以孕育、成长和成熟的重要温床之一。还必须强调的是，日本人后来在这一温床中又培育创造出了岛国独特的文化。这些，当人们在巡游京都的寺院时，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触。

说起京都最古老的寺院，知晓它的人恐怕不多，就是位于京都西北部太秦这个地方的广隆寺。据说是在平安建都之前早就有了，还跟圣德太子有关。我在本书上篇的最初部分，就曾讲到，京都（那时叫山背国）这个地方是由直接从中国大陆或经由朝鲜半岛过来的“渡来人”开垦起来的，建立广隆寺的秦河胜的祖上，据说最初是跟着徐福他们东渡来到这里的，因而这一带的地名叫“太秦”，跟秦王朝有关，但没有具体文献。不过广隆寺大约建于622年左右，自818年开始，屡建屡毁，今天留存的建筑，已经是很后来的，已经难以捕捉当年的风貌，还好仍有弥勒菩萨半跏像、阿弥陀如来坐像等平安时代的文物得以幸存，被列为日本的国宝。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寺内讲堂的北面有一个太秦殿，里面祭祀着秦河胜和汉织女、吴织女，显然这又与中国有关了。遗憾的是，今天去那里朝拜的人已不多，知晓的中国人就更少了。

在这本书里无法详叙日本的佛教，在下面我个人的京都浮浪中会说及一二，只是我想指出一个令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日本人往往忽视或者有意忘却的事实，那就是在明治初年，政府当局曾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废佛毁释”运动，说得白一点，就是大规模的打压佛教、佛寺和僧人的运动。明治政府为何要这样做呢？说实话，抬举或者打压某一种宗教，大都与政治相关。中国在5—6世纪的时候，在北魏和北周就曾发生过由帝王发动的迫害佛教的行动，而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54年的毁佛运动，规模就更大了，程度也更惨烈。中国的佛教，经过会昌毁佛之后，元气大伤，以后除了禅宗等，在南宋时还有比较大的振兴之外，其他的诸派诸宗，大都慢慢衰败了。帝王之所以要打压佛教，是因为佛教势力太过强大，帝王们觉得威胁到了朝廷和政权，于是使用公权力予以摧毁。

推翻了幕府而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把天皇重新扶持到了国家权力的中心，但是天皇在此前已经被冷落了将近七百年，在一般黎民的心目中，好像他的权威也不再那么神圣了。因此明治政府就考虑通过什么方式重新建立天皇和皇室的权威，把民众的意志凝聚在新国家的旗下。于是，明治政府就炮制了一个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神道”。

可是，在明治政府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神道还不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那时候，外来的宗教—佛教拥有更大的势力、更大的地盘、更大的影响力。日本自奈良时代开始，倡导“神佛习合”和“本地垂迹”的思想，即经过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传来的印度佛教，以及具体体现的各种佛，都是神圣的，他们来到日本后，与日本原有的各种神祇合为一体，或者是佛体表现了日本原有的神祇，或者是神祇体现了佛的灵性。因此长期以来，或者是佛教的寺院与神社紧挨在一起，或者是寺院里建有神社，或者神社里建有佛寺，一般被称为神宫寺。相对而言，佛寺的地位比神社还要高一些，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幕府当局为了禁绝基督教，还把各地的佛教寺院当作管理民众户籍的派出所，因而寺院拥有了很大的权势。明治政府要把神道抬举起来，就必须要把佛教打压下去。

于是，新政府在1868年4月20日（旧历3月27日，那个时候年号还没有改为明治，天皇也还在京都）由太政官发布“神佛判然令”，也就是要把神道和佛教截然分开的命令，两者不可合在一起。1870年2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大教宣布之诏”，等于是宣布神道为日本的国教，恢复以前的神祇官制度，设立教导局、宣教使，以政府的力量竭力抬高神道、神社的地位。在官方的引导下，日本全国掀起了一阵狂热的“废佛毁释”运动，即废除佛教、毁坏释迦牟尼的运动，强迫大量的僧人尼姑还俗，寺院的建筑被毁坏，佛像被打碎，佛经被用来作为商品的包装纸，僧人们被赶出了寺院。京都的寺院也由此大受打击，有些被迫改弦易辙，有些规模被大幅度缩小。现在去京都的人大抵都知道祇园的东侧有一个规模甚大的八坂神社，可这里原本是一处名曰祇园感神院（其实祇园的地名以及位列京都三大祭之首的祇园祭，最初都与这家寺院有关）的佛寺所在地，后遭到政府打压，被迫关闭，这一片伽蓝，被鹊巢鸠占，扩张成了今天的八坂神社。而神社东侧的圆山公园，原来是常乐寺的土地，在废佛毁释运动的高潮中，常乐寺被彻底毁坏，如今已影迹全无了。在祇园的南边，有一座著名的禅寺建仁寺，今天虽然还在，地盘却是缩小了一半以上。明治政府的毁佛举措，当即就有许多人表示了反对，当局也意识到了如此粗暴的举措不妥，两年后就草草收场，但仍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寺院建筑和佛像等遭到了破坏。这就是今天说起来都令日本人觉得汗颜的“废佛毁释”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