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文化与东山文化

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都是室町时代京都酿造的灿烂的日本文化，对以后日本文化的展开，影响深远。

说起“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恐怕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若是去过京都的人，你对他说金阁寺和银阁寺，那一定就很熟悉了。其实，就建筑而言，或者就有形文化遗产来说，金阁寺和银阁寺就分别是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的代表了。今天，到日本去观光的中国人，行程若有一天，必定会去看金阁寺，若有一天半或两天，也必定会去看银阁寺。这两者在1994年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纵然不大懂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内涵的人，从金光灿灿的金阁寺和状若茅屋的银阁寺的外观，大概多少也能感受到这两者的些许差异吧。

简单地说，由室町幕府早期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中期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所奠定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真正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日本文化的几乎所有的内涵，它是在中国传来的大陆文化和列岛本土文化的基础上结出的丰硕果实，而在两百年以后的江户时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呈现了绚烂多姿的日本文化的全景图。

那镰仓幕府怎么就换成了室町幕府呢？这里稍微用一点篇幅来回顾一下14世纪以京都为舞台的跌宕起伏的政坛风云。

镰仓时代的朝廷，天皇虽然已经失去了实权，可宫廷内的争权夺利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在皇室内，形成了“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两大派系。后来成了后醍醐天皇的尊治，原来并不是太子，他是后宇多天皇的第二个王子，因缘际会，在31岁时即位做了天皇，在派系上，他是属于“大觉寺统”的。我在上文已经说到，从平安时代后期开始，日本的宫廷内出现了一种很莫名的形态，继承皇位的天皇做了没几年，就退位把皇位让给儿子，可自己又不肯放权，在另外一个别院里实际掌控皇权，当朝的天皇几乎是一个傀儡，这样的情形一代又一代延续了两百来年，从平安晚期一直到镰仓时代，这在日本政治史上称为“院政”，比起中国的垂帘听政，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后醍醐天皇即位时已经31岁了，他的父亲还要来操控他，这让他觉得很不爽。而实际主政的镰仓幕府，不喜欢“大觉寺统”的人，因此也不看好他。这时后醍醐天皇就在谋划什么时候推翻幕府，有朝一日重新恢复天皇的实际统治。

幸好，1321年，他的父亲停止了“院政”，他终于获得了朝廷的实权，力图恢复天皇亲政。这时他又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处处受到幕府的掣肘，由此他意识到，如果幕府还存在，他就无法真正施展自己的宏图大略。于是就与自己的儿子和几个亲信商议，准备抬出象征皇权的三种神器，即八尺镜、天丛云剑和八尺琼勾玉作为神力，纠集一些武装力量，推翻镰仓幕府。可是，后醍醐天皇的计划，被监视和干涉朝廷事务的六波罗探题知晓了，于是幕府就推举了“持明院统”的一个亲王来当下一任天皇，试图剥夺后醍醐天皇的皇位。1331年，六波罗探题的武装人员冲进朝廷，准备对后醍醐天皇采取行动，后醍醐天皇匆忙中带着三种神器仓皇出逃，来到了京都南郊的笠置山，纠集力量准备举兵去攻打幕府，结果败给了幕府的军队。而率领这支幕府军队的首领，就是后来创建了室町幕府的足利尊氏，他当时是镰仓幕府北条执权下的一名将军。

想想天皇也真是惨，堂堂一国的君主竟然成了阶下囚。1332年，后醍醐天皇被彻底废黜，流放到了遥远的隐岐岛上。而潜伏下来的他的儿子护良亲王和一个叫楠木正成的武人则再度纠集武力进攻幕府，流放中的后醍醐天皇趁机逃离了隐岐岛，发布诏书号召全国民众推翻幕府。幕府于是再次派遣足利尊氏率军去镇压，不料足利中途变卦，反戈一击，背叛幕府而倒向了天皇一边，结果把持日本实际统治权150年的镰仓幕府，在1333年轰然倒台，北条家族大大小小八百余人集体自杀。倒幕的势力拥戴着后醍醐天皇重新回到了京都，把亲幕府的“持明院统”的皇族势力清除出了宫廷。

后醍醐天皇一下子觉得好不得意，好不快活，被幕府压制了一百多年的朝廷终于在自己的手里恢复了统治，而宫廷内的对立势力也被自己踩在脚下。他把年号改为“建武”，意欲重整旗鼓，壮大朝廷。他汇聚全国的财力，大兴土木，建造宫殿，重振天皇号令天下的权威。历史上把他的这些举动称为“建武中兴”。可是好景不长，一来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使得全国本来已经十分疲敝的财政更加困窘，二来推翻镰仓幕府，大半是靠了幕府下面一些倒戈的武士，而一旦皇权重新建立，这些出了力气的武士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奖赏，于是对天皇的不满就日益膨胀起来。最要命的是后醍醐天皇得罪了大功臣足利尊氏，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天皇的厚遇，心里也是憋着一肚子的不快，于是在1336年与他人联手，打倒了后醍醐天皇。这一年的11月，足利尊氏颁布了《建武式目》，在京都室町创立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个幕府政权。后醍醐天皇没想到又遭此重大打击，匆忙间再次出逃，先是去了京都东北部的比睿山，后来接受了足利提出的媾和条件，交出了象征皇权的三种神器。足利得到了神器后，就把后醍醐天皇撇在一边，拥戴新的光明天皇，而他自己创立的室町幕府，就像当年的镰仓幕府一样，实际掌控了全国的统治权。后醍醐天皇见自己被排除在了权力中心之外，不肯罢休，又向南逃到了现在奈良县南部的吉野，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不容易攻取。后醍醐天皇把那里的一座名叫实诚寺的寺院改造成皇宫，在那里另立朝廷，与北部京都的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形成了一片天空下的两个朝廷，两个天皇，哪一边都自认为是正统，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

其实，这两个朝廷，这两个天皇，都一样没有实权，权力掌握在足利尊氏开创的室町幕府手里。一心想恢复天皇亲政的后醍醐天皇，折腾了近二十年，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能在偏僻的吉野苟延残喘，既缺乏得力的左臂右膀，又没有实际的强大兵力，3年后的1339年，孤家寡人的他便带着满怀的遗憾和痛苦，郁郁死去了。他的后人，虽然也试图夺回权力，无奈回天乏术，最后都遭到了失败。1392年，南朝也终于难以为继，不得不向北朝低头，于是，一场有点像闹剧的南北对峙局面，终于画上了句号，日本从此正式进入了室町幕府的时代。

在日本的三个幕府中，室町幕府是唯一一个将幕府，也就是将军的统治中心设在京都的幕府，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京都城内，同时存在象征着最高皇权的朝廷，和掌握着实际统治权的幕府，这就使得京都在三个幕府时代中，地位最为重要，它再次恢复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它给后世留下的遗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要超过平安时代。现在的人们在追寻日本文化的源泉时，会发现室町时代的京都，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幕府的将军，跟皇室一样，也是世袭的。1392年以武力迫使南朝的后龟山天皇交出象征皇权的三种神器并实现了南北统一的，是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他也是京都北山文化的开创者。足利义满是室町幕府第二代将军侧室所生的儿子。他10岁时，父亲去世，幼年的他就继任了将军的位置，一开始由别人来辅佐他。21岁时，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就开始亲自主政，在平定了几次地方武装的叛乱后，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统治才能，并稳固了幕府的统治基础。他是一个有些政治野心的人，年少时曾经熟读《孟子》，比较服膺孟子的民本思想，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可以取代天皇建立新的朝廷。在南朝与北朝统一以后，他的威望也可说是如日中天，在朝廷中获得了极高的待遇，得到了相当于宰相的太政大臣这一最高的官职，这时的他，真是有点如日中天、目中无人的感觉了。

足利义满生前，对于京都的重建和发展，贡献甚大。他是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有胸襟，有目光，有识见，也有手段。1378年，他在今天的京都北小路室町，也就是今天京都御所的西侧修建了一座宅邸，称为“室町殿”，于是这座大宅邸就成了他日常生活和处理公务的所在，这也是后人把足利家族创建的幕府称为室町幕府的由来。这时足利义满完全成了一个叱咤风云的权势人物，原本在京都的王公贵族和地方上的豪门就向他敬献各种名贵的花草树木，遍植于宅邸内的庭院中，春夏秋日，竹木扶疏，花卉盛开，因而也被称为“花之御所”。1381年，室町殿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当时的后圆融天皇也光临了这所宅邸，各路高贵显要都一并出席，这标志着公家（朝廷贵族）与武家政权的联袂。1392年11月，足利义满在嵯峨的大觉寺恭迎来自南朝的最后一位天皇后龟山天皇，将其交出的象征皇权的三种神器奉呈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自此，南朝消失，皇权正式统一，结束了长达57年的南北朝时代。自足利义满开始的室町时代，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不再像镰仓时代那么对峙和紧张，双方相对比较友好缓和。

再说一下这一时期天皇家族的居所。上文曾说到皇室长期借住的闲院在镰仓时代中期的1259年遭到烧毁后，皇室就在几个地方辗转流离，后嵯峨上皇修建的龟山殿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住所。在分裂的南北朝时期，由足利尊氏扶植起来的北朝的皇室居住在土御门东洞院殿，这里是室町幕府时代的皇宫。1392年，南朝表示结束在吉野山的存在，交出的三种神器也被移放到了这里。1401年，这里被大火烧毁，第二年重新修建，面积扩大到此前的两倍以上，后来也是屡建屡毁，到江户时代末期的1854年再度被全部烧毁，我们今天看到的京都御所，是1855年复建的，地点也有变更，距今有160多年的历史。一般的观光客去游览京都的御所，也就是昔日的皇宫，也许会感慨日本皇室的悠久，其实这处建筑群的重建，距离明治大幕的开启，只有十几年而已，建筑本身并没有太深厚的历史积淀（比北京的故宫、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英国的白金汉宫，甚至重建后的圣彼得堡冬宫都要年轻得多），却与周边古木蓊郁的御苑一起，营造出了古老悠久的幻象。

话题再回到足利义满和由他创建的北山文化。1394年，年仅36岁的足利义满就把将军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儿子义持（当时年仅8岁），退位后的他担任了王政中最高的官职太政大臣，仿照皇室的做法，自己处于上皇的地位，依然在室町殿主理政务大事，半年后又皈依佛门，成了一个法皇式的存在，实际上依旧操控着政权。这时他从西园寺家族那里，接受了位于京都北侧衣笠山东北山麓（一般称为北山）的一处最早建于1224年的山庄，花费巨资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并于1297年落成，他将其命名为北山第，里面设有宸殿、会所（日文的汉字原文为“会所”）、舍利殿（这座金碧辉煌的楼阁就是后人所说的金阁寺）、护摩堂等诸多殿宇楼阁。足利义满自己也从室町殿迁居到了北山第（也称北山殿），一直到老死，北山殿内的北御所就一直是他的主要居所，而其妻子则居住在南御所。1404年，他因为主动开启了与明朝中国的贸易而获得了永乐帝朱棣册封的“日本国王”的称号，心里甚为得意，在北山殿内隆重欢迎了来自中国的使者。也在这一年，他邀请了当朝的后小松天皇到北山殿住了十个月左右，他的这一举动，目的或许是向天皇展示自己的权势，他此时的感觉就仿佛自己是一位上皇一样，他对天皇的姿态也如同父子一般，天皇对他也是恭敬有加，但足利义满最终还是没有敢篡夺皇位。

足利义满也算是一个具有文才武略的人物。北山殿建成后，不仅成了一处新的处理公务的场地，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场所。在足利的手下集聚了相当一批各路文艺人才，之后在15世纪初，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为北山文化的日本文化的新结晶。

在切入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的主题之前，我想稍微说一下自己对日本文化基本内涵的认识。我认为，后人理解的日本传统文化，大致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是公家文化，上文已经说到，这里的公家，主要指的是平安时代的王公贵族，他们大抵都具有遣唐使们带来的大陆文化的素养，精通汉诗汉文。他们优游岁月，沉醉在吟诗作歌、笙歌宴饮的岁月中，或是礼仪作法的讲究中，对于四季的景物变化，具有纤细的感受力和敏感的体悟力，这就逐渐养成了他们很高的对于美好事物的品鉴能力和审美能力，或许可以用优雅一词来加以概括。但同时，他们对于外界的世事纷扰、民间疾苦知之甚少，他们也很少做健全的运动，因而造成了他们羸弱的身体和有些病态的心理，他们一般都不具有阔大的心胸和豪迈的气概，在优雅的同时，柔弱也是它重要的一面。结果朝廷在最后丧失了实权，成了被搁置在一旁的傀儡。这一种文化被称为公家文化。第二是武家文化。11世纪左右逐渐在庄园制基础上形成了武士阶级，又以若干个豪族为核心形成了若干个武士集团，他们依靠自己的武力最后掌握了实权，建立了以幕府为形式的政权。武家文化的特点，就是勇猛、果敢、忠诚、朴素，具有责任心，重视名誉，因此也一定会有凶狠、顽强、粗犷、讲究实际利益的一面。后来的武士道，以及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日本军人表现出来的凶猛坚韧的行为，都可以追溯到武家文化。镰仓时代是日本武家文化发达的时代。第三是以禅宗为主轴的佛教文化。禅宗是在镰仓时代，即中国的南宋时期由僧人荣西和道元带过去的，在镰仓时代中后期开始在地方和中层社会广泛传播，后来又在京都等文化中心站住了脚，因而它的影响力遍及中央和地方的社会各阶层，以后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日本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意识，以至于在后来成了日本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其重要性可以说超过了中国本土。

而这三者，在室町幕府时代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因为执政者本身是武士阶级，武家文化是它的基本属性，而室町幕府又地处京都，京都是朝廷和王公贵族的地盘，是公家文化最繁盛的现场，恰好在此时，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高潮，在这三种元素的滋养下，诞生了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简单来说，15世纪初成形的北山文化，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公家文化和武家文化的完整融合，同时融入了诸多禅宗的元素；而15世纪中期完成的东山文化中，武家文化的色彩已经比较弱，更多的是公家文化和禅宗文化，甚至禅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所谓北山文化，实际上是在当时既有的日本文化的基础上，以京都的北山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综合形态，包括建筑、造园、佛教、文学、美术、戏剧、陶器和漆器工艺、染织等诸多领域。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金阁寺，就是当年舍利殿的遗风。在建筑和造园上，受到了14世纪中期的禅僧梦窗疏石的绝大影响，具有比较浓郁的禅风禅意。梦窗疏石主要生活在14世纪的上半叶，早年出家，20岁的时候来到京都，在荣西创建的建仁寺皈依禅宗。1299年中国高僧一山一宁受元王朝的派遣来到镰仓（当时镰仓幕府还存在），希望日本能和平归顺元朝（此前元朝已经两次出兵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梦窗疏石闻悉一山一宁来到了镰仓，就离开京都前往镰仓，希望跟从他研习佛禅。不料镰仓幕府怀疑一山一宁是元朝的间谍，曾短期将他囚禁在伊豆的修禅寺，不久就放他出来，请他做了镰仓的建长寺和圆觉寺（被列为镰仓五山的第一和第二，有关五山，下文再说）的住持。梦窗以其在偈颂（一种参悟佛理的词语）的创作和体悟上的颖慧，而得以拜在一山一宁的门下，先后跟随他学禅三年，可谓是深得一山一宁亲炙的高僧。后来梦窗疏石就在日本各地游历，结庵修行，声名日隆。1325年，当时的后醍醐天皇就下敕招他到南禅寺做住持。顺便说及，上文提到的中国禅僧一山一宁1313年受后宇多法皇的敕命来到京都的南禅寺当住持，他不仅在佛学上造诣深湛，而且书画皆佳，又通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对诗文小说也有研究。法皇本人对一山一宁极为崇敬，亲自跟随他学做参禅功夫。1317年一山一宁在南禅寺病重时，法皇自己到寺院里来看望他，因此一山一宁是一位在日本受到普遍敬重的高僧，去世以后被授予国师的称号。梦窗疏石日后来到南禅寺时，一山一宁已经圆寂。这时恰好发生了后醍醐天皇与镰仓幕府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足利尊氏获得了实际的政权，开创了新的幕府，并在佛门上皈依梦窗疏石。以后一直到室町幕府的末代将军为止，足利家族都是梦窗一派的门徒。梦窗在日本历史上，除了是一位高僧之外，更为人所记得的，是他作为一位造园设计的顶级大师（详见枡野俊明《夢窓疎石：日本庭園を極めた禅僧》，日本放送协会2005年）。足利义满建造北山殿时，梦窗疏石虽早已去世，但他门下弟子众多。在整个室町时代，在造园上梦窗疏石已经成了一座高峰，其特点，就是善于将禅思禅想中“无”的思想融入庭园和建筑的设计上，营造出一种空灵、清寂的意境，会有许多巧妙的留白，使人生发出无限的联想和遐思，在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悠远空寂的氛围。室町时代是日本造园艺术的一个高潮期，梦窗疏石以及这一派构思建造的不少庭园，成了日本造园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梦窗疏石的造园思想在北山殿的营造上得到了部分的实践，北山文化中，就包含了造园艺术这一重要部分。今天的金阁寺，主要的建筑已非当年的原貌，被称为金阁寺主殿的舍利殿在1950年被一个有点疯癫的僧人烧毁前，也曾经修葺了许多次。现在人们见到的，更是1955年重建的新构。当年北山殿的大部分建筑，后来都已损毁。参观的人们在随着密集的人流匆匆前行的步履中，恐怕也很难细细品味梦窗一派富有禅意的构思，但在游人稀少的晨昏，多少还是能够感受到些许梦窗派的禅味。顺便说及，这里的正式名称并不叫金阁寺，而是鹿苑寺。

当然，北山殿也并不是梦窗一派造园理念的完美体现，从现存的金阁寺那金光灿灿的外观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武家文化在审美上喜好靓丽的一面。相对于宫廷风的公家而言，在足利义满身上，还残留着武家好大喜功、讲究排场、推崇装饰的诸多痕迹。

在北山时代形成或成熟起来的其他艺术样式，还有能乐、日本风格的水墨画、五山文学等。能乐又可分为“能”和“狂言”两大类，是一种戏剧表演形式，由足利义满所宠幸的世阿弥和观阿弥父子两代人将民间有些低俗的猿乐改造而成，既保留了民间谐谑、幽默的成分，又加入了宫廷的舞蹈和民间的歌谣吟唱的元素，从而形成了可在舞台上表演的戏剧形式“能”和幕间插入表演的“狂言”。这两种表演形式在江户时代走向了进一步的成熟。

至于水墨画，故乡自然是在中国，宋代开始传入日本，元四家的影响更为广泛。一开始日本人只是欣赏和模仿，后来慢慢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水墨画，其画作不仅仅是画在纸上，更多的是画在具有装饰意义的屏风和隔扇（日语称为“襖”或“障壁”）上。15世纪初期的名叫如拙的画家，就可谓是日本水墨画的开拓者，他受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之命创作的屏风画《瓢鲇图》，画面是一个半僧半俗的乡野之人用一个葫芦按住一条活泼跳跃的鲶鱼，实际上蕴含了禅宗里的一个公案，让人自己去生发联想。这幅画现在是日本的国宝，珍藏于妙心寺的退藏院。水墨画在镰仓时代传入日本，于室町时代在禅林中发展起来，其中心的舞台便是京都，而北山殿是它的一个温床。

而五山文学，更是北山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这里稍微花一点笔墨先讲一下五山，再说说五山文学。

什么是五山？五山这个词语，准确地说，“五山十刹”，是宋代中国人依据印度“五精舍”的说法创造出来的。大家知道，最初从印度那里传来了“禅”，然后由中国人在唐代时开创出了禅宗，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的一种新形态。宋代时，禅寺就已经很兴盛了。南宋时，13世纪初的嘉定年间，礼部侍郎史弥远向朝廷奏请设立禅林的五山十刹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把当时林林总总的大小禅寺分个级别定个高低，以五山为最高，底下还有十刹。当时定的五山是：杭州及周边的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以及宁波郊外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在南宋及以后的时期，这五座禅寺就被定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禅寺。日本在9世纪停止派遣遣唐使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差不多就中断了。北宋的时候，官方和民间的往来也比较少，但是到了南宋，日本的平安时代已经结束，开始了武士当权的镰仓时代，有一些道德学问都很高的僧人坐了商船到中国来，比如荣西、道元等，把南宋时期的禅宗传到了日本。当时掌权的北条家族，也想借助中国文化的力量与京都那边的传统势力相抗衡，于是模仿南宋的五山制度，在镰仓也设立了五山，分别是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和净妙寺。1335年在镰仓幕府倒台之后，京都方面就另外建立了京都五山，觉得自己在权威上要高于偏远的镰仓，因而停止了镰仓的五山，直到1386年才认可了镰仓的五山，因此日本就有了两套五山制度。京都的五山，从顺序上来说，分别是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和万寿寺，另外把最初曾列为五山最高格的南禅寺，定为别格，也就是特别的位置。顺便说一下，属于禅宗寺院的五山，在日本基本上都是属于中国传过去的临济宗。换句话说，日本的五山，是禅宗内临济宗的寺院，在如今日本的佛教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两地的五山，都成了从镰仓时代晚期到室町时代中期的日本文化高地，由此诞生了五山文学，并带动了日本禅学、庭园、建筑、茶文化的发展，成了京都北山文化的核心之一。当年的万寿寺今天已成了东福寺的一部分，它的名字差不多也被湮没了，而其他几座寺院，在今天的京都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镰仓的五山，我曾去看过建长寺和圆觉寺，面貌与初建时的格局相比，有了一些改变，但依旧古色苍然。

再说说什么是五山文学。五山文学就是诞生在禅寺里的日本汉文学。

我在上文中已经述及，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都是武家将军掌权的幕府时代。以朝廷的王公贵族为中心的公家势力已经大为衰败，日本的文化和艺术的精华差不多转到寺院里去了。僧人成了整个社会最有学问、最有文化的人，寺院和僧人的地位很高，朝廷和幕府都非常看重他们。在禅林中形成的文学，在日本就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平安时代的中后期，遣唐使的派遣早已停止，融入了更多日本本土元素的国风文化兴盛起来，汉诗汉文就渐渐淡出了日本的主流文坛。差不多一直到了中国的南宋时期，由于民间贸易的展开，两国的僧人就坐着商船互有往来，禅宗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入日本的。1246年，临济宗高僧兰溪道隆受镰仓幕府第五代将军（当时叫执权）北条时赖的邀请来到镰仓，开创了后来被列为镰仓五山之首的建长寺。1279年，已经是天童山景德寺首座的无学祖元，受镰仓幕府第八代将军北条时宗的邀请，来到了日本，成了镰仓五山之一的圆觉寺的开山祖，最后在日本终老。还有一个叫一山一宁的，也是一位高僧，在梦窗疏石的部分已经提及，后来做了普陀山观音寺的住持。元王朝建立后，曾经两次攻打日本，都没有成功，于是就派了一山一宁作为和平谈判的使者去敦劝日本服从元朝。结果一山一宁被当作间谍关了起来，但最后他的道德和学问折服了日本朝野，先后做了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的住持，受到了日本皇室的高度尊敬。这些高僧到了日本，把中国宋代禅僧中流行的一些偈颂、诗文以及宋代的木版印刷技术也一并带到了日本。那个时代，日本人看中国，还有较多仰视的姿态，于是五山的禅僧，也开始模仿宋元的禅僧，吟诗作文。尤其是室町时代中期（13—15世纪），在京都五山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造诣很深的僧人，留下了许多汉诗文集。在日本朝野的眼中，这些人都是很崇高的存在，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硕果，木版印刷也被称为“五山版”。上文提到的梦窗疏石就是一位杰出的五山文学的创造者，而被后人称为五山文学双璧的义堂周兴和绝海中津，都出自梦窗疏石的门下。本书主要是讲京都，对于他们的文学成就，具体就不展开了。这里也可看出，北山文化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跟禅寺和汉文学有关，由此也可看出北山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足利义满死后，继任者对北山文化依然有所继承和发扬，但也发生了一定的演变和衰败。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即位以后，又滋生出了另一种文化，即东山文化。在京都的东面，是一长溜逶迤绵延的山峦，称为东山。1483年，喜好艺术又痴迷于禅宗的足利义政在东山山麓建造了自己的别庄东山殿。他死后，按照他的遗嘱改建为一个寺院，称为慈照寺，如今留下的建筑只剩下银阁和东求堂，一般俗称为银阁寺。相比较北山文化，东山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弱化了武家的色彩，而更多地融入了禅宗文化，因而无论是建筑还是庭园以及艺术品，都洗去了北山的华丽和灿烂，而呈现出简素、枯淡、寂远的面目。简单地说，它在建筑上诞生了以后日本民居中最主要的样式“书院造”，银阁旁边的东求堂是它最早的体现。在造园上，出现了最具日本特色的枯山水，这些我会在下篇详细展开。在绘画上，形成了“大和绘”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流派：土佐派和狩野派，前者沿承了平安时代以来的宫廷风格，优美典雅，后者则较多地显示了武家的文化，色彩较为浓艳而富有装饰效果。作为大和绘，这些画作主要以日本的风景、四季的变化甚至每个月的景色变化为题材，其形式更多地体现为屏风画，一年十二个月的风景变化就用十二面屏风来一一展现，已经显出了与中国画较大的不同。在茶道领域，倡导茶禅一味的村田珠光已初步开创了侘茶，为以后茶道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在花道领域，池坊专庆创建了富有禅意的池坊流花道，直至今天，仍然是全日本影响力最大的花道流派。可以说，绝大部分体现了日本传统的文化样式，在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中已经酿成了成熟的形态。更重要的是，由于15世纪后期日本又出现了政治动荡甚至是战乱，很多上层人士和大批受他们庇护的艺术家，纷纷离开动乱中心的京都而流向地方，带动了这些文化向地方的传播，并渗透到了民众层面，上下互动，进一步塑造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因此可以说，在由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于京都创建的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中，我们所知晓的日本传统文化才真正定了型，因此也可以说，京都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大本营。比较遗憾的是，就有形的遗产而言，由于日后的战乱、大火、洪灾和地震，大半已从今天的视线中消失了，即便金阁寺和银阁寺如今已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但真正还留存了当年模样的，大概也就是银阁寺（正式的名称是慈照寺）内一般被人称为银阁的楼阁和东求堂了。银阁当初叫观音殿，东南面是一水池。楼阁为两层建筑，据说是仿照西方寺的琉璃殿建造的，屋顶是木板铺设的，将禅宗的佛殿与私人住宅结合在一起，上一层是禅寺风格的潮音阁，底下一层是住宅样式，被称为心空殿，1389年竣工。这两座建筑，算是东山文化在建筑和庭园领域内仅存的硕果了。我的感觉是，它更多地融入了禅的内蕴。

另外再补充一点，就是在南北统一到1367年应仁之乱爆发之前的一个较长的时期，京都的城市规模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京都的武家人口大约有3—4万人，其中包括幕府本身的近卫队约有骑兵2—3千人，其他管理各藩国的守护大名也有大半集聚在京都，他们自己随身的骑兵部队约有6—7千人，再加上各类步兵侍从，以及家眷等，共有数万人。有学者推算，这一时期京都的常住人口在20万左右（高桥昌明《千年古都京都》中译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第138页）。有这样规模的居民数，就一定会带动城市的商业发展。上文说到，平安时代的居住单位—坊，到了后期四周的土墙都已圮坏。早年官营的东市和西市两个市场也已涣散凋敝，一些居民就沿着道路自己开设了各种固定或移动的商业点，商业比以前兴盛了。同时出现了多种以行业为单位的行会，诸如棉业、丝织业、铸造业、木材业等。值得一提的是土仓和酒业。土仓就是仓库式的建筑，是仓储业的重要存在。有些经营仓储业的人财力渐渐雄大，也兼营起了借贷、抵押的金融业。而酿酒业，日本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早期多是宫廷、官府和势力较大的神社寺院垄断这一行业；到了镰仓时代，民间的酿造、销售渐渐活跃起来，但依然必须有官府和神社寺院的背景；进入室町时代，酿酒业进一步发展，在15世纪初，京都城内和郊外的酿酒作坊达到了347家（朝尾直弘等著《京都府の歴史》，山川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有需才有供，由此也可见这一时期的京都，人们的生活已经比较滋润，也有了相当的商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