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价值体系的进化与世界化

近5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扩张主导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价值观。从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之外的矩阵产生的价值观固然会继续存在，但它们在殖民时期被系统性地贬低、批评并最常被谴责其落后，殖民地的人们为这些价值观所争斗，以至于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本身以及传统和文化。中国的清朝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的崩溃以及阿拉伯国家在英国和法国殖民主义者面前的坍塌都证明，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传统社会和非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抵抗能力是微弱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代表着对传统价值观“全面的”抛弃，背后的思想基础是，接受西方价值观才能使中国成功应对西方帝国主义，这种想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较为接近。在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为新文化、新的教育理念的温床，它不再是培养中国官员的机构，而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当时的北大兼容并包，既有保守派的梁漱溟，也有自由派的胡适，还有激进派的陈独秀。不过自由派和激进派占主流，并力图将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在他们眼中，传统文化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他们把第一个目标瞄准中国衰落的象征——儒家思想。他们发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呐喊成为当时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呼声。此前在19世纪时，儒家思想就因奴役妇女和宣扬孝道受到批评，谭嗣同就是批评尤其激烈者之一。梁启超以及康有为、严复等人同样吸收了西方思想，但是梁启超宣扬的民族主义受到一些团体，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激烈批评。《凡尔赛和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而不是将德国占有的领土归还给中国，这一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由于中国民众和知识界对于巴黎和会决议的强烈反对，参加此次和会的中国代表团1919年6月28日拒绝和德国在和平协议上签字。讽刺意味十足的是，西方列强交给日本的这个省也是孔子和孟子诞生及教书育人的省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区。在运动中，陈独秀号召学生要警惕民族主义，呼吁要改变中国而非拯救中国。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差迟，几及千载”(1)。他通过不承认中国传统中任何适应“现代世界生存条件”的可能性来面对儒家保守派。这批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尽管对于未来发展方向意见不一，但他们在谴责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却是立场一致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儒家思想第二次受到冲击，这次的冲击旨在彻底用马列主义来取代儒家思想。1974年，当“文化大革命”露出疲态时，江青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利用这一运动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尤其是在1975年以后，把矛头对准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周恩来。这一运动妖魔化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是导致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源，并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解读为对于儒家秩序的反抗。由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和中国人民大众对于中国传统的重视，这一运动失败了。

在这两种情况下，诉诸激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以及对西方思想观念的推崇，遭遇了沉浸在几个世纪以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依附于其传统的中国人民的反抗。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再次强调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思想“具有长久的生命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