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国富论》的思想形成
搞懂《国富论》里面各种政治、经济论述，领会亚当·斯密的精神，以及为什么这部巨作既能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又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为什么在18世纪70年代的西方被尊为经济学“圣经”，经过二百多年转变，亚当·斯密的思想仍被当成治国的经典。所以，我们建议想认真拜读《国富论》的人们，应当首先从外围搞清楚一些问题后，再仔细研读《国富论》，这样可能更有成效。
首先，搞清《国富论》的主题。
从总体上说，《国富论》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长方式和运行规律，从经济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这部著作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的三种收入理论为核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国富论》从结构及涉及的主要内容来说，并不仅仅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不仅包括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而且还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的内容。
《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是论述国家财富和个人财富这个主题的，通篇贯穿是这样一条主线：围绕着财富展开“劳动分工理论研究”“分工交换理论研究”“价值价格理论研究”“劳动分配理论研究”“劳动工资理论研究”“资本利润理论研究”“地租理论研究”“资产问题理论研究”、“财富增长理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研究”“描述资本市场中那‘看不见的手’的完全自由经济”和“赋税理论的研究”。从上述这些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研究，亚当·斯密就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是财富，财富是如何构成的，增加财富的途径有哪些，以及如何保障这些财富的问题。最终实现的目标是让社会经济生活依其天然秩序去有效地运行。
其次，搞清《国富论》的思想形成。
为了弄清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我们首先讨论了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只有通过分析《国富论》中的核心内容，我们才能够继续讨论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国富论》这部惊世巨著。
亚当·斯密是于1767年6月着手写作《国富论》的。作为亚当·斯密这样一位经济巨人，搭建这样一座非常宏大和浩瀚的经济意识方面的工程，他应当是在着手写作之前就有非常成熟的构思和成熟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思想的，不然，尽管经历了七年的创作时间，也不可能形成二百多年流芳百世的经典名著。
第一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雏形阶段。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形成于1748年至1751年，此时的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受聘于爱丁堡大学演讲和授课。据有关研究者考证，他“1749年编写过一份经济学讲义，在1750年至1751年的冬天，讲授过一学期经济学”。特别是到了1751年，他更为注意到“财富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并逐渐对这类课题着手开始进行资料收集和思想准备，在爱丁堡最初是针对修辞学和纯文学方面的授课，但后来他开始研究“财富的发展”。到了他年近30岁时，第一次阐述了经济哲学的“明确而简易的天赋自由制度”，他后来将这些理论写入被简称为《国富论》的书里。
第二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形成阶段。
使亚当·斯密在经济理论方面基本形成的阶段应当是1751年1月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之后。这期间他在担任一年的逻辑学教授后，转入讲授道德哲学，涉及伦理学、哲学、道德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特别是在1759年《道德情操论》出版之后，研究者说：“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最后四年的学术研究，向着两个重点方向发展。其一，继续深入研究伦理道德理论。……其二，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亚当·斯密在这个演讲中，论证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的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可以把斯密在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看做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第三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完善阶段。
根据《亚当·斯密概介之一——生平介绍》，我们能够看到斯密在1764年1月离开了格拉斯哥大学，前往伦敦主要是接受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德聘请的一份出国旅行的家庭教师工作，2月初带着巴克勒公爵离开伦敦前往法国“进行了为期近三年的欧洲大陆之行”，3月15日起斯密的第一站来到了法国的南方城市图卢兹。亚当·斯密在这里停留一年半时间。在这期间，他感到比较空闲，于是就在长期酝酿、构思的基础上，根据已积累的资料，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1764年7月5日，亚当·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他在这封信中所讲的已开始写的这本书，就是《国富论》。在1765年8月和9月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和蒙彼利埃又旅行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斯密认识了法国许多知识分子的精英，例如雅克·杜尔哥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
10月和11月在日内瓦逗留两个月，在日内瓦期间“他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了瑞士的共和制度，并多次到离日内瓦约七公里的费尔奈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并同他就政治制度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次欧洲大陆之行中，对亚当·斯密获益最大的是对巴黎的访问。他在巴黎逗留的十个月即1765年12月至1766年10月间，曾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百科全书派成员狄德罗、达朗贝、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形形色色的沙龙、定期或不定期的宴会等社交场合以及个人交往中，亚当·斯密经常同他们交谈经济学、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料。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斯密影响较大的是魁奈和杜尔哥，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意见。”
1766年11月初，亚当·斯密从巴黎回到了伦敦。在伦敦停留的半年时间内，他曾利用当时刚刚建立的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丰富资料，继续进行《国富论》中所要论述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殖民地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等。
自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近三年的经历，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完善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此期间他不仅仅是与各国专家、学者进行各方面的探讨来充实自己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亲身考察这一时期的各国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实际状况，通过实际考察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和论述的正确性。
第四阶段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成熟阶段。
亚当·斯密在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近三年中曾经已经动手开始《国富论》的创作，但是，这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斯密的经济思想还是没有十分成熟，所以他需要与各国的专家和学者积极探讨和分析，参与各种相关的研讨会，并通过实践与考察不断验证自己的观点。当他完成这一切之后，他于1767年6月毅然放弃一切，回到了老家专心从事他的《国富论》写作。这充分说明，此时他的头脑已经搭建完了《国富论》的全部构思和重要观念及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继续看亚当·斯密这段时间的经历：
1767年6月至1773年4月与母亲住在寇克卡迪。1773年在伦敦正式写作《国富论》。
1773年春，亚当·斯密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原来打算稍加修订和润饰便交给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1774年以后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被称为“稀世珍本”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特别是1773年以后不断加剧的北美殖民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和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引起了他对殖民地问题的极大关注。为此，他决心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而不急于发表此书，他又用了三年时间阅读资料，继续研究有关问题，对初稿进行了广泛的修改和补充。
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创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这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基本了解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思想形成的过程。尽管我们这样将他的思想按照时间和经历过程划分了四个阶段，但我们谁到知道，人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形成一定观点和理念，不可能去用一种时间划分方法，明确在那个时间内是什么思想。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巨人，而且已经离现在二百多年的时间空间，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钻进亚当·斯密心中探求到真实想法。我们在这里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采取一些简单的方式，去理解比较深奥的问题。可以说，这不枉是一种研究经济理论的手段。
深入领会《国富论》的思想精髓
凯恩斯认为，最重要的是思想。无疑，一个经济学家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财富就是他的经济思想。《国富论》中的最大理论财富，不是分工理论，不是分配理论，不是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也不是其中的财政思想，而是其不懈推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换句话说，《国富论》的贡献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理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信念、一种思想，或者说是一种信仰。这个信念就是“经济自由”。
如果单单以某个具体的经济思想而论，《国富论》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死掉了。但是，如果以贯穿于《国富论》全书，亚当·斯密所全力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论，《国富论》的意义至少在20世纪初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是彻底支配性的。而其价值，在今天也还依然巨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是自利的。尽管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得到他人的协助，但仅靠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他只能利用他人的利己心。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也就是说，自利并不可怕。作为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
这样，“看不见的手”就成了也许是经济学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词汇。实际上，这个词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原文中分别出现过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在谈到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万人为自己劳动时说：“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在《国富论》中，他说在评价资本家投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时说，“但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经济自由的理念，不仅被树立了起来。而且其运行也找到了最恰当的机制，那就是：利用人们的交易倾向，让人们通过市场机制来“自由竞争”。
在《国富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至少推论出三个与此相关的命题，即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对特权和垄断的蔑视，对“自由贸易”的推崇。
既然社会的福利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达成，那么相应的，政府也就不应自以为是地干预民众的活动，它们也“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因为，“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
当然，市场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它要的是一个知道自己的界限的“小政府”。我们已经在第五编的解析中提到，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只需要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就够了。他甚至认为，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能时，政府的设计也应考虑到引入竞争。比如，他说“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归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同样，公共工程也应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特权和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大敌。尽管亚当·斯密没有能像后来的学者库诺那样给出垄断的纯理论，但亚当·斯密对垄断问题还是给予高度的重视。亚当·斯密主张废除鼓励某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直接反对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和独占经营。例如，在《国富论》原著第三编中，亚当·斯密对欧洲历史上限制谷物，以及限制各种农作物的国内贸易的法令、施行垄断的种种做法，如集市市场行业协会特权等，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指出，只有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才能合理地经营和发展各种经济事业。
亚当·斯密还直接指出，独占乃是一切良好经营的大敌，良好的经营只有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得到确立。因为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出于自卫采用良好的经营办法，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才会被迫提高。“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
亚当·斯密呼吁废除贸易限制，实现自由贸易。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自然延伸，也是国内分工向国际分工的自然延伸。原来许多国家政府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扰乱了“看不见的手”的正确引导，从而破坏了市场的自动平衡机制和自然秩序，因而也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他反对对一些出口货物发放津贴的做法，认为这会破坏生产的自然平衡。
亚当·斯密指出，如果外国能够供应比本国生产的商品更便宜的商品，本国就应该使用自己生产的更有利的产品，去进行交换。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购买市场所能提供的最廉价的产品。自由贸易，就是这样鼓励各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所擅长的产品，然后再以便宜价格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贸易双方都可从中获益。
亚当·斯密为了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已经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的主张。这一关于国际分工的第一重要理论，后来经由李嘉图进一步发展成为“比较优势论”，并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取得了长久的支配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之后，这一领域才算是真正出现了突破。
《国富论》的确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进行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自然社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作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能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亚当·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由“自利”引导的“分工”行为。
分工、竞争和自由，这就是亚当·斯密贡献给人类的伟大财富。这些观念造就了自由市场制度——人类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亚当·斯密对“自由竞争”的看法，似乎显得过分乐观。他也没能亲眼目睹经济危机、失业、污染以及放纵的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严重而深刻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后继学者们应该探讨的。《国富论》包含的智慧，无论如何都依然有着难以忽略的巨大价值。
怎样理解《国富论》“看不见的手”原理
《国富论》从思想上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这一思想精髓使得《国富论》名声大噪。
《国富论》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只有在完全自由的市场中才能出现，在五大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看不见的手”当做受自我利益驱动的，有时还是自私的竞争经济活动的“附带产品”。它是一个解释性术语，用来解释经济交换为何能够在不经意间造就经济的增长，并且为那些并未直接参与交换的人创造福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判断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却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尽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仅有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这个观点却成为无数人评论、解释和推论的主题。
在《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被解释成从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个别经济活动者的完全竞争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的作用像一个独立的、公正的裁判，是经济的稳定力量。
有的评论家就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解释成“最终的统治者，它控制着个人的自爱……个人利益最终的自然和谐”。但是，“看不见的手”只不过是自由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的结果。虽说“看不见的手”一直被解释成市场，其作用是公正地监管经济行为，但它所谓的公正性，其实质却是经济活动者之间竞争的结果，如果这种竞争是不受管制的、公平的，它就会创造出更低的价格、更多的物品、工作和经济增长，这种结果通常并非经济活动者蓄意为之。
由于“看不见的手”本身并不是一个行动者，它如何工作，以及如何顺畅地工作要依靠很多因素。这些创造并推动“看不见的手”的因素包括以下五种：
第一个因素同时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因素是，自由市场有赖于自然自由的条件，对于市场活动不能有限制。关于自然自由，亚当·斯密如此写道：“每一个人，在他不违背公正的法律时，都应听任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第二个因素是，自然自由应该仅仅在法律的框架内运作，这种法律会保护公民免受伤害，保证公平游戏。在亚当·斯密的分析中，使人感兴趣的是，人们之所以接受一种司法制度的框架，并非仅仅由于法律的权威确保其利益，而是乐于使公正、公平的法律应用到每个人身上，限制了一些不公正的管制行为。
第三个因素是，完全的自由必须伴有自我限制以及内心的谨慎感。虽说经济活动可以是极其自由的，但是自私的或贪婪的经济活动却可能损害竞争，危及自由的市场。亚当·斯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批判交易商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竞争，批判赞成贸易限制的商人和制造商，认为垄断通常就是这类贪婪行为的产物，而“独占给唯一阶级带来的唯一利益，在许多不同方面妨害国家的一般利益”。
第四个因素是，亚当·斯密认为，只有当竞争是在平等的各方进行，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另一方无法得到的、不应有的优势的情况下进行时，自由的市场才能运作得最有效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再赞美，竞争的美德在于为生产者、劳动者和消费者带来好处。
第五个因素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离开合作和协作，市场就无法运作。亚当·斯密指出，不诚实的契约、不公平的银行操作、操纵价格的阴谋会破坏市场的协作，因此，和谐与合作的程度会影响市场能否运作以及如何良好地运作。
通过“看不见的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被尊奉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上帝的注视下，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依循自己选择的方式，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而不必担忧这样做会遭到天谴。这样，经济就被确立为一个完全听任个人受自私心驱使而活动的领域，立法者和政治家在这个领域中只是守夜人：“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
亚当·斯密为立法者规定了三项任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样一来，亚当·斯密实际上否定了他曾接受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家和立法家的科学这一传统定义，而代之以新定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该“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这种“性质与原因”即在于按雇佣劳动方式组织生产，让个人受自私心驱策自由地运用其资本。在《富国论》中，斯密甚至把自由运用资本与劳动称做“最神圣的人权”。
可是，亚当·斯密并未沉溺于对经济自由的盲目信从，他又清醒地看到了个人利己主义的局限。譬如他说：“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不会想到。”他曾针对私人银行发行钞票一例指出：“也许有人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意，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从某种观点看，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这里证实了马克思的评论，即以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完全可能得出与“看不见的手”原理相反的结论，这些与个人相互妨碍、相互冲突。亚当·斯密甚至这样说：“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这段话前后两句是相矛盾的。后半句重复了“看不见的手”原理，即自由竞争是促进社会利益的必要条件。但在前半句话中，一种事业于社会有益，是广其竞争的必要条件。这样，亚当·斯密就把“看不见的手”原理完全颠倒了过来，重新为自私心套上了一条伦理的锁链。
“看不见的手”只有在完全自由、法律公正、平等条件竞争、公平游戏的环境、合作或经济和谐的完全市场的五大条件均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鉴于上述五个条件，亚当·斯密得出以下结论：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在无意中促进经济福利和经济发展。简而言之，竞争创造了低价、高需求、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从而最终创造了高工资和充分就业。但是，这些结果是竞争的市场无意识的结果，并非其理性意图的结果，这正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意义所在。
然而，自从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之后，事实上有很多对“看不见的手”认识不清楚、心存疑虑的人，常常攻击市场经济。他们说，市场经济是如此明目张胆地推崇自私自利，必将使人们贪婪冷酷，使社会变成人与人的丛林。而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人也说，自利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当然，自利并非坏事，这点可以大胆承认。它只是一个事实。市场经济承认人是自利的，计划经济则不承认人是自利的，但不管它是否承认，人就是自利的。市场经济对自利的理解范围要广一些。对于慈善，市场经济也把它看做自利行为。
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的真正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利他经济，而不是像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利己经济。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在承认人是自利的之后，进一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循自愿交易原则，这相当于规定，人的行为必须利他。因为如果一项交易对对方不利，就不能成交。
亚当·斯密说：“任何人要和别人进行一项什么交易，他都会提议：你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每一次这种交易的意义……”既然每一方都是自利的，那就需要一项交易对双方都有利才能进行。因此，市场经济、自愿交易同时满足利己、利他两个方面。每一次有意义的交易累积的结果，就是繁荣。承认自利，同时强行规定利他，这是“看不见的手”的秘密。如果仅仅承认人的利己心，并不足以推动繁荣。只有利己并利他，才能推动繁荣。自愿交易不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规则，而是奇妙的人类演化的结果。
相反，其他经济形式虽然号称利他，但其实却不能利他。其他经济形式可以统称为非自愿交易经济，不管怎么分类，其共同点是权力干预选择。但是，在人们承认权力干预选择的合法性之后，很多明明利己损他的行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了。因为抛开一方的自愿，人们根本无从判断一项行为是否真的利于非自愿的那一方，因此也就只好听凭权力者瞎说了。
诚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仍然会存在抢劫、诈骗等行为，但是，这些行为无法获得合法地位，因为市场经济有清晰的规定：必须利于对方（为对方自愿接受）。但是，在权力干预选择的经济形式中，利己损他的行为却能够获得合法的地位。如此看来，哪种经济形式是利他经济，不是很明显吗？
抢劫、诈骗等行为，并不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而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存在的。很多人不理解市场经济指的是一种规则，于是他们认为政府也是市场的一部分。的确，尽管它此前的税收来自强制，但当政府遵循自愿交易的原则进行采购的时候，它是市场的一部分。但是，当政府干预选择时，它就不是市场的一部分，虽然它仍然和市场经济在同一个空间内展开。市场经济以规则来辨识行为，而不是以地域来划分。
有时候，权力者也许的确是热心为了他人，但由于他所认为的“利他”，仅仅得到他个人的认可，却没得到对方的认可，那么，当他强加给对方时，也就并不是利他的。而市场经济则要求，每一项利他的交易，都是对方所认可的利他，不是单方强加的，这才是真正的利他。
《国富论》中处处以利己、利他同时成立，这才是和谐秩序。市场经济的辩护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宣布：市场经济就是利他经济，而其他古典经济不是！其他古典经济学要么名为利他、实则利己，要么自以为是地“利他”。承认自利，并不是市场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关键区别，因为不管是否承认，人都是利己的。市场经济清晰地规定了利他的行为准则，使各种打着利他旗号的骗子、野心家、糊涂虫无所依凭，才是它最牛、最招人恨的地方。
“看不见的手”原理事实上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即把资本主义的成熟因素从封建主义母胎中彻底解放出来而提出来的面向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口号，只是当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以后，这一原理才日渐成为片面服务于资产阶级一己利益的保守的教条。
《国富论》蕴涵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及人文精神
深入理解《国富论》中蕴涵的人文思想，如收入分配理论、劳动工资理论、平等思想，等等，是全面掌握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重要课题。同时，这对当前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国富论》中的收入分配理论。
从原著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亚当·斯密对劳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构成了他的三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理论。在第八章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工资基金说和最低生活费用说，他说：“一个人总是需要靠他的劳动来生活，因而他的工资至少必须要能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的场合，他们还应该稍多一点。否则他将不可能养家，而工人这个种族就将灭绝。”劳动经济学中的最低工资制的思想应该源于此。
与此同时，亚当·斯密又精辟地指出：“丰厚的酬劳宛如一种必然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贫穷劳动者的生活艰难是国家停滞的自然象征，而劳动者的饥饿则是国家迅速落后的自然象征。”他的这一思想对今天国家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是经济发展一定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随着经济的发展，要重视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促进内需，从而可持续地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为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经济危机，保持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在原著第九章里，亚当·斯密从许多方面讨论了决定利润率的各种因素。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利润的增减取决于劳动工资增减的同样原因，即社会财富的增减。”所以，“利润是一个非常波动的东西。一个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并不能经常说出他每年的平均利润是多少。因为利润不仅要受到他所经营的商品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他的同行以及消费者的运气好坏和商品在海陆运输中，甚至存放在仓库里时可能发生的千万种意外事件的影响”。
亚当·斯密认为，利润是从劳动者对原料增加的价值中抠出来的那一部分，它为雇主或资本家所得。但同时他又把利润视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它来源于资本家的服务和资本的职能，是他的“生活资料的正当资源”。由于每一笔投资都面临损失的危险，所以“普通的最低利润率除了应足以补偿每种投资所易遭到的意外损失外，还必须多少有些盈余”。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引起投资增加，那么相互的竞争将会降低利润。此外，资本增加，工资提高，也倾向于降低利润。他主张：“在迅速富裕起来的国家，许多商品价格中的低利润可以补偿劳动者的高工资。这样，他们的商品就能与繁荣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可能也较低的邻国的商品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从上述分析可看出，亚当·斯密主张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提高商品的竞争力。这为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一些企业仅通过压低劳动力工资，降低劳动力成本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唯一途径，提供了理论思路。因此当前企业应转变观念，不能仅依靠低劳动成本战略，而要依靠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行产业升级，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国富论》中的劳动工资理论。
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在初期野蛮社会，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但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以后，这些生产物则需要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进行分割。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劳动者的普通工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在具体的分析中，他非常重视前者的影响，并以之作为深入研究工资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还论述了引起劳动工资差距的原因，他提出了在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中引起相当大的不平衡的五种情况：工资因业务有易难、污洁、尊卑而不同；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同，即随职业本身的易学性和廉价性，或学习它们的困难以及费用的不同而不同；工资因业务安定不安定而不同，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随职业的固定性或不固定性而不同；工资因劳动者所担负的责任的大小而不同；工资因取得资格可能性的大小而不同，不同职业的劳动工资与各行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不同而不同。他对工资差距原因的论述对当今社会及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工资制度，适度拉开工资差距的实践有重要启示。
亚当·斯密还认为劳动工资差距受社会不公平的政策和不正常的竞争的影响，对今天主张建立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等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亚当·斯密批评当时欧洲在劳动政策上有三种问题。一是限制一些职业的竞争人数。如有些行会排外，不准本行会圈子以外的人进入某些职业，即垄断了某些职业。二是增加了某些职业的竞争程度，使这个竞争超过了自然限度，造成该职业工资过低。斯密举例，神职人员太多，于是普遍低薪。今天，农民工打工者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从事低技术工作，且人数太多，造成农民工收入微薄。三是不能自由迁徙和自由转换职业。
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微观层面企业在选拔人才时应该实行公开竞聘，根据劳动者的能力大小和品格高低进行选拔。在宏观层面上要建立统一的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又不能过度竞争。
第三，《国富论》中的劳动价值论。
《国富论》的第一编第五章，讲的是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说，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因为金和银像其他商品一样，价值是变动的。任何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数量，取决于已知金银矿藏的丰富程度或稀缺程度，自身价值不断变化的商品，绝不能成为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而同等数量的劳动，在所有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和劳动者具有同等价值。按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和技能熟练程度，他必然总是牺牲相同份额的安逸、自由和幸福。无论他得到回报物品的数量如何，他所支付的价格必然是相同的。诚然，这种劳动所买到的物品的数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而，变动的是这些物品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们的劳动价值。在任何地方，稀缺或是耗费许多劳动的物品价格就昂贵，反之则低廉。因此，只有本身价值绝对不变的劳动，才是最终而真实的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劳动来衡量和比较。
总之，亚当·斯密主张的实行最低工资，提高劳动者工资，改善劳动者工作条件；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要尊重劳动者；按生产要素分配；建立统一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思想，成为劳动经济学重要的古典经济学思想源泉，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第四，《国富论》中“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目标。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富国裕民”视为政治经济学目标，他指出：“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出的目标，比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单纯追求GDP、追求“速度与效益”，追求“为发展而发展”的目标要正确和高瞻远瞩。这些国家单纯强调了“富国”而忽视了“裕民”。他的“裕民”思想为我国当前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幸运的是中国已逐渐有了“裕民”理念，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劳动者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鼓励劳动者拥有财产性收入”“关注民生”，以及党中央提出的“十二五”规划，正是亚当·斯密“裕民”思想的体现和实践。
第五，《国富论》中的平等思想。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才能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这个观点可能是源于人与人天然平等的思想。他说：“就天赋资质来说，哲学家与搬运夫的差异，比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畜牧家犬的差异，要少得多。”亚当·斯密的平等思想，对当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第六，《国富论》中尊重劳动者的思想。
亚当·斯密是一个很重视社会伦理建设的人，对劳动者富有同情心，在《国富论》这本巨著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在叙述社会上三大主要阶级（地主、资本家、劳动者）各自的优劣时说道：地主阶级是社会繁荣的获利者，但他们不劳而获，是个无所作为、没有前途的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最受尊重，但个人利润与社会公益相比，即使最公正的资本家也要从私利出发而不顾公益。劳动者在社会繁荣时受益不多，在社会衰退时受害最重，所以只有劳动者与社会公益联系最紧，但他们又在社会上难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第七，《国富论》中的剩余价值论。
剩余价值论似乎是马克思提出的，但却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第八，关注劳动者命运，主张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工资的提高是由于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又源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增进和资本的增加。因此，工资水平与一国国民财富的发展状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此出发，他对于“高工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把工资水平的提高视为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并提出了适当提高劳动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适度缩短工作时间的主张。
在亚当·斯密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工资的提高将使得人们减少工作时间并导致懒惰和游散。亚当·斯密一方面以上述理论分析为工具，批驳了流行观点的成见；另一方面，他从国民财富增进的长远利益出发，认为过度的劳动将妨碍国民财富增进的长远利益。
从《国富论》蕴涵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及人文精神可以看出，亚当·斯密不愧为经济学鼻祖！
怎样才能读懂《国富论》
任何学科都一样，读一两本经典著作要入门还是比较难的。先广后专都有必要。打开一道门，需要东看看，西看看。全部知道一些之后，再精读一些书籍或钻研一个方向会更有心得。
《国富论》作者围绕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系统地阐述了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商品价值与价格理论、工资与利润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国家理论，系统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我们认为，《国富论》是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经典之作，在经济学的很多领域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但如果不读上述基本的经济学的书籍，可能在理解上会有限制。而且，《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很值得一读。不过它的专业性比较强，适合专业人士阅读，而且在《国富论》之后，经济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18世纪的一些理论读起来会难懂。如果只是想了解经济学常识的话，这本书可能不太适合，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读起来会非常吃力，主要是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经验。如果是初学者，可以先读一些经济学入门级的书籍，然后再来读，会更容易懂一些。
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很通俗的经济学经典作品，入门必读；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这个可以算是很生活化的书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国外比较好的经济学著作，语言易懂。如果你英语还可以的话，《国富论》最好是看原版，经济类的书一般都不会翻译得很好，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在翻译时多少会有些走形。
迄今为止，中国人最熟悉、使用最多的译本是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初版译名为《国富论》，1972年再版时改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一译本在中国传播得最广，影响也最大，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但是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的译本只是为翻译《资本论》、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而译的，所用的语言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语言，也不太适合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再者，这一译本是译给专家学者看的，不适合初学者。这两位先生的译本，最新的是200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国富论》（上下册）。
还有一个参照点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写了一个“本书计划”的声明来帮助读者。但这篇文章有好几页长，整体来说可以缩简为以下的篇幅：
本书在探讨国家财富的资源时说，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要考虑到薪资的给付，资本利润的回收，积欠地主的租金等关系，这些就是物品价格的基本因素；本书讨论到如何更多元化地有效运用资本，并从金钱的起源与使用，谈到累积资本及使用资本；本书借着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状况下的富裕发展，比较了不同的政经系统，讨论了自由贸易的好处。
如果读者朋友能用这样的方法掌握《国富论》的重点，并对照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同样的观察，就很容易看出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关联了。
关于《国富论》的阅读，在这里，我们这本《国富论》编者将自己最初读它时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首先，要静下心来慢慢读。《国富论》毕竟不是小说，而且有时候它写得比较啰唆，而有时候又过于笼统，应该站在作者当时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看待他写作的感受。
其次，阅读《国富论》要有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举的习惯。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描述了很多经济现象，而其总结的结论多半是思想性的，所以要从现象中提炼出结论；但他描述的很多现象与今天的实际生活又有很大差别，还需要联想到今天的实际生活例子去体会他的理论。
最后，要从亚当·斯密的理论当中看到其思想，这恐怕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亚当·斯密的这部著作不是现代经济学，没有什么模型、公式等等，很多结论也未必符合今天的实际，但关键是要从他的理论中体会他的自由经济思想。
《国富论》里有一些关于西欧经济史的内容是不可不读的，诸如长男继承法的过时、大地主不利于土地改良、分佃耕作制度的优点、长租期的确立、市民社会如何诞生发展、工商业发达有利于秩序的稳定，等等。读这些章节，你不用去区分什么是政治制度、什么是经济制度。事实上不用区分，产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领主常常向国王叫板，让国王刻意扶持农民个体获得权利。奴隶制度的崩溃不是奴隶们反抗争取的，而是低效率的奴隶制让奴隶主们亏本，最终主动放弃。继承法、税法的改革非常重要，产权的长期保障非常重要，这些明显或者不明显的倾向，很可能启发我们。比如了解西欧兴起时期的税制演变，再来观察当前我国的税制改革，你可能会有更清醒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