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鲁特今年53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护士。鲁特大半辈子都是急诊室护士，觉得这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了。两年前，也就是2006年，医疗救援服务紧缺的谢南多厄河谷组建新的医疗救援队时，他成了最后一个加入的成员。医疗队的直升机停驻在81号州际公路旁的维亚凯夫市，是整个河谷的中心地区。对鲁特而言，他的这项工作是使命，而不仅是职业。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能救人一命更美好的事了。鲁特曾接生过婴儿，也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孩子的出生。然而，事故后的快速反应、在危机中挽救生命、把伤者及时送到医院等等——很难用语言形容，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让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呢？
电话是急救调度中心打来的——“自行车和汽车相撞事故”。在蓝脊公路最开始的25英里长的路段上，只有两个地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直升机降落——鲑鱼岩的5.7里程碑处，以及芦苇谷13.7里程碑处。
鲁特所在的5号直升机救援队此前从未出动过，本次事故中，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响应者R.W.伍迪的呼叫，是直升机救援队首次接受任务。接到急救电话后第一个响应者到达现场所用的时间越短，直升机抵达现场所需的时间也就越短。事实也正是如此，5号直升机救援队在10点57分接到电话，而飞行员认为条件允许（山中的浓雾往往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作出起飞决定的时间是10点58分。直升机预热花了六分钟，航程约为25海里。11点19分，罗宾·鲁特他们降落在芦苇谷时，救护车在那里只等了几分钟。
飞行员留在直升机上，使直升机保持“待机”状态，让发动机转着，以便随时起飞。直升机上有两名专业医疗人员——飞行护士罗宾和一名急救医生。他们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在飞行途中就已经准备好了相关药物，调试好了设备。每个人都有具体分工。
罗宾和医生跑向救护车。罗宾首先注意到的是马特的脸。“他的脸看上去已经惨不忍睹。”他回忆说。他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马特呼吸异常困难。
与罗宾在一起的急救医生布伦特·凯尼恩先在马特身上放置了监测仪器——监测血压、脉搏，以及血氧浓度，然后马上向静脉输液器里推入药物。先是麻醉剂，然后是镇静剂，这些都是即刻见效的药物。麻醉剂的作用是使马特麻痹，让他动不了，甚至让他停止呼吸。不到一分钟，麻醉剂就起作用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马特，或者其他的病人，有可能会惊醒，或者保持清醒状态，这样的话，麻醉剂就没有起到麻痹感官的作用。这时病人将会充分意识到自己不能呼吸，也不能动弹。因此，如果在给病人麻醉时不同时使用镇静剂，不让他彻底失去意识，那对他就是不人道的，简直就是折磨。他们把马特的身体固定住，这既是为了他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了能让罗宾·鲁特按照他所接受的训练，完成关键动作：把呼吸管插入马特的喉咙，一直插到气管里，打通气道。麻醉剂的效果发挥得非常充分，马特已不能自主呼吸，所以现在就要靠罗宾·鲁特了，他下手必须要迅速、准确。
首先，罗宾拿出一个看上去像鞋拔的工具——当然，它有专业的医学上的名称和用途。他用它撬开马特的喉咙，清除所有漂浮的，堵塞气道的东西。“鞋拔”上带有灯，但其实看不看得到里面的情况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马特的气道里已经面目全非。罗宾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只能凭感觉。罗宾把管子完全插入气管，直接连接肺部，然后开始按压气囊——手动将氧气送入肺部。他得一直靠手动给他输送氧气，直到他和医生把马特的轮床从救护车推到直升机上。罗宾把直升机叫做“流动急诊室”。直升机上配有呼吸机，马特一被转移到直升机上，呼吸机就会开始代替马特呼吸了。
他们把马特·米勒绑在担架轮床上，上了那架欧洲直升机公司生产的EC-135型直升机。11点37分直升机起飞，距离事故发生整整一小时，一分不差。飞行了25海里后，直升机于11点52分降落在弗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罗宾·鲁特推着马特走向急诊室时，他知道自己已经为这个年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于马特是不是能活下来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他心想，“这得靠奇迹了。”
* * *
米勒一家正在距夏洛茨维尔机场大概一英里的地方，想尽快找个地方停下车，给迈克尔买点吃的。迈克尔和游泳队的朋友们玩了一夜，他向他的父母保证，在他们开车来接他前，他会吃早餐的——当然，他还是没有吃过。时间紧迫，就是吃麦当劳也行。马特觉得麦当劳不健康，永远不会主动吃，但迈克尔对食物来者不拒，还是个瘦高个子，什么都能吃。迈克尔接到艾米丽打来的电话时，正坐在这辆租来的车的副驾驶座上。正开车的麦克，以及坐在车后座上的南希都能透过迈克尔的电话，听到艾米丽的哭诉以及语无伦次的话语。虽然他们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但他们知道发生了不好的事。迈克尔的脸色变得一片苍白。实际上，艾米丽几乎说不出话了，她只是努力呜咽着，断断续续地吐出字词。迈克尔把电话内容归纳给父母：马特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他们正在用直升机把他送往弗吉尼亚大学医院。麦克·米勒离开公路，把车开进一家公路零售店的停车场。车里所有的空气仿佛都被抽空了，他们三个人，好一会儿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努力调整呼吸。这一刻，仿佛他们原本正常的生活突然脱离了轨道，突然之间，这个像梦一样，噩梦一样的消息，让他们原本熟知、热爱的生活，他们所理解的生活，忽然变了模样。麦克·米勒根本无法相信这一切。他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一名诉讼律师。他需要了解更多情况。他从迈克尔手里拿过电话，与艾米丽直接通话。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有多糟糕？艾米丽把电话交给了凯莉，但凯莉知道的也不比艾米丽更多。麦克·米勒让凯莉给鲁迪回电话，尽力联系上他，向他了解更详细的情况。米勒一家会直接回马特的公寓接艾米丽，然后一起去医院。
麦克·米勒调转车头，重回夏洛茨维尔。他们都非常庆幸在起飞之前接到了这个电话。麦克·米勒这一生一直在努力工作，没有人比他更努力；他也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了舒适的生活。麦克娶了他的大学恋人，自己负担了在法学院的学费，当上了联邦上诉法官的文书，又成为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一个案件中，他曾冒着一切风险挽救了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经过三年的艰辛历程，终于获得胜诉。然后他来到了先锋公司，开始了另一段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他对公司非常忠诚，他自己也颇受爱戴。在生活中，他最不如意的，也就是弗吉尼亚大学队输了一场本该赢的足球比赛之类的事——直至这一刻。“麦克一直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会是美好的。”麦克的一个最亲近的朋友麦克·米萨尔这样说道。他是麦克以前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不是说他有护体神功，只是发生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的，似乎总是好事。但突然间，这一现实出现在面前——生活并不总是美好的。我们并非不可战胜。”在这一刻，对麦克·米勒来说，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他并没有完全做到。但他强忍着眼泪驾驶着汽车。
南希·米勒并没有哭。从一开始，她就克制住了自己。她既担心又难过，但她知道必须要保持冷静，这并不是出于理性，而是一种条件反射，是DNA驱使，或者是女性的伪装，或者是她性格里具有《乱世佳人》里的斯嘉丽[8]的特质，或者是因为她是医生的女儿——又或者是以上所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她知道自己一定能够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保存自己的能量。她的儿子需要她，如果让自己的情绪像脱缰的野马，只会削弱自己的意志。南希知道丈夫一定会心碎；而她没有麦克那样情绪化，至少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父亲曾是罗阿诺克的一名外科医生，时常接到类似的电话。她知道可怕的事情随时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看看在阿富汗或伊拉克的士兵的家人吧。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担心接到这种电话的恐惧之中，而且这样的电话往往不期而至。南希·米勒知道，自己现在突然之间被卷入了激流之中，她无法控制事情的发展，她所能做的，就是期待事情往最好的那一面发展。这正是她决心要做的：尽量往好处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她的马修·奎因·米勒发生什么事（奎因是她母亲的娘家姓），只有保持冷静，才能帮助儿子和家人。
泪水在迈克尔的眼里打转，他从父母的表现中得到暗示，因此他大多时候是静静地坐着，为他唯一的兄弟祈祷。迈克尔和马特小时候经常互相争斗，什么东西都要争，甚至连谁乒乓球打得好都要争得面红耳赤。乒乓球谁打得更好确实很重要，但他们却还是很亲密。后来两人上了同一所大学，就更加亲近了。迈克尔完全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深信祈祷的力量。同时祈祷也能给人安慰，或者仅仅是在返回市区的路上，静悄悄的车里，给他心里带来些许慰籍。
米勒一家绕道接上了艾米丽，而艾米丽也未能了解到更多情况。他们匆匆赶往医院。麦克·米勒把车停在室内停车场的第一个停车位上，全然不顾此处“禁止停车”的标志。他们看到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叶片还在转动。麦克能看到直升机里有人。他跑到直升机降落区边，拼命摇晃，猛击围栏，挥着手大声叫喊，希望引起那个人的注意。那个人正是机上急救医生，他走了过来。麦克问他是否刚把马特·米勒送到此地。急救医生问麦克是不是那男孩的父亲。
“他是我儿子，”麦克说。“他怎么样了？”
“不太妙，”急救医生回答。“命在旦夕。”
迈克尔·米勒后来描述道，当时他父亲就像是胸口被狠狠打了一拳。他的身体虽然并没有倒下，但精神却崩溃了。他父亲只是一直用难以置信的语气，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命在旦夕？”南希的反应却有点不同。“那么，这是个好消息。”她自言自语。“他还没有死，那就有希望。”
* * *
米勒夫妇进入急诊室，表明自己是马特·米勒的父母以后，一位牧师接待了他们。麦克·米勒心急如焚，不过语气还算客气。“我们不想见牧师。我们想见的是医生！”
一家人被带到了一间小等候室里，里面有两只沙发，一把椅子和一部电话。医院配备这样的场所是为了照顾病人家属，让他们能有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一般来说，这对他们来说将会是漫长而可怕的一天。
黛安·霍夫曼是当天值班的社工，她为了给孩子积攒大学学费，周末在医院做兼职。她来到等候室看他们，想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霍夫曼平常的工作日也会在各家医院门诊工作，见多了病人家属，但见到马特的父母，霍夫曼还是被他们的和蔼亲切打动了，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旧表现出彼此之间的互相扶持。他们向她讲述了马特出事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以及在此之前，这个周末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全家团聚的时刻。艾米丽在哭，麦克在来回踱着步子，迈克尔和南希只是在沙发上呆呆地坐着。霍夫曼回忆说，南希看起来“整个人都被抽空了”，“但她身上仍有一种定力：我要坚持住，只要他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霍夫曼告诉米勒一家，医生会尽快和他们见面，但现在他们正忙着检查马特的情况，并竭尽全力挽救他的生命。麦克·米勒说想看看自己的儿子。但她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等医生来，医生要在了解到更多情况以后才能来见他们。因此，米勒一家和艾米丽只能忧心如焚地坐等，在这个枯燥乏味的小小等候室里枯等的滋味令人备受煎熬，但此时此刻，除了等待，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五号直升机救援队一从芦苇峡起飞，罗宾·鲁特就开启无线电，通知弗吉尼亚大学医院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医院立即拉响了全面外伤急救警报。有十几个人接到通知：15分钟内会有一个危重病人抵达。最初的急诊报告及后来无数的病历报告，都将把这个事故定性为“自行车与汽车相撞事故”。
上午11点55分，距相撞发生最多80分钟以后，马特·米勒已经躺在了急诊科创伤初期抢救室61号房间的检查床上。这是全美顶尖的几所创伤治疗中心之一。
一支专业的抢救医疗队已经站在检查床周围等着他。墙上有一张图，明确表明了每个人所站的位置——创伤初期抢救住院医师，急诊室主治医师，麻醉科住院医师，护士，呼吸科专科医生等。这些人所接受的训练，都是为了这一刻——他们也都为了这样的时刻而生。
每个人的工作服里面都穿了一件铅质背心，因为X光扫描会直接在检查床上完成。医疗队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剪开马特的衣服，于是他就赤身裸体地躺在明亮又温暖的灯光下；然后他们一丝不苟地从他的头顶一直检查到脚尖。自颈部以下，马特看上去情况相对好些，只有一些擦伤和瘀伤。然后，他们就按照伤情评估检查项目清单，逐步进行检查。检查项目是根据致命程度排序的，气道、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功能评估，身体检查。呼吸管从直升机的呼吸机上断开以后，现在已经重新连接到了急救室的机械人工呼吸机上，医务人员首先要确保马特的呼吸道安全通畅。他们用听诊器仔细诊断呼吸的气流声，以确保两肺声音均衡，胸腔没有积血。他们检查了脉搏，测量了血压，在他身上接了更多静脉输液器，并抽了血。他们检查了他的瞳孔反应（受镇静剂和其他药物作用，瞳孔反应微弱，但足以说明他没有脑死亡），测试了四肢的活动能力，在他的喉咙里插进一根管子，吸出所有积血，以防呕吐。他们把一根导管通过阴茎插入他的膀胱，来检查尿液中是否带血，对直肠进行了指检，确保直肠没有因骨盆骨折而穿孔。他们窥视耳道，寻找是否有颅骨骨折的迹象，并在里面发现了血迹——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他们遵循的原则是，“用眼睛观察一切，用手指或管子探测任何孔洞”。他们对胸部和骨盆作了X光扫描，检查是否有骨折。当然，他们还用手快速直接地检查了他的面部，来评估伤情。
按照规定，创伤抢救室的主治医生应该是首席创伤住院医师。今天早上当班的是住院医师丹尼尔·克莱纳，他站在检查床的一端，马特的脚边，像是交响乐的指挥一样，领导着这个世界顶级的创伤急救团队的工作。克莱纳和其他忙碌的人一样，对这起事故只知大概——受伤的是一名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自行车撞上了汽车。当然，克莱纳没有料到自己会认识这个年轻人——马特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他满脸是血，嘴里插着供氧管和吸痰管，甚至连固定供氧管的胶带也被鲜血浸透成了红色。马特的头仍然固定在颈椎套里，头发凌乱不堪。克莱纳从来不曾料想到，他曾和这个小伙子打过好几次照面。
检查过程中，好几次提到病人的名字，马特·米勒，马特·米勒，这个名字克莱纳听上去很熟悉，但他忙于救人，并没有细想。大约十分钟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是汉克斯博士带的学生，这突然的领悟像一块铁砧一样砸下来。汉克斯是普外科主任，他的工作往往会和克莱纳有交集——而马特时常跟在汉克斯身边。想到这里，克莱纳的第一反应是，“他死定了”。克莱纳并不缺乏同情心，但作为普通外科住院医师，几年来他见惯了最危重的病人，他这么判断，只是对马特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客观判断。
14分钟后，初步检查完成。弗吉尼亚大学完成此类检查的标准时间是13分钟，所以检查已经完成得非常迅速了。马特包裹在温暖的毛毯中，转了一个弯，被推到的放射科，接受CT扫描，包括他的大脑、脊柱、胸腔和腹腔，几乎每一个部位——而这只是日后无数次扫描的开始。
看到马特大脑的初次扫描结果之后，克莱纳博士的心情异常沉重，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人没法再继续学医了”。他需要找到马特的家人，把情况告诉他们。下午1点钟左右，克莱纳博士在小等候室见到了他们，说医生们还在给马特做CT扫描，以评估他伤势的严重程度，并研究检查结果。他还说，马特的脑部可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但现在还无法确定损伤的严重程度。他说，他认识马特，曾和他见过几次面，他还打算给约翰·汉克斯打个电话。他告诉米勒一家和艾米丽，头部损伤的情况无法预料——只能等待和观察。米勒一家觉得，医生确实不想给他们下任何结论，所以才含糊其辞——他们猜对了。克莱纳博士不想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悲观的判断告诉病人家属。麦克·米勒是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那一刻他并不是在法庭上，可是他就像在法庭上一样，张口向证人提出一个简单又直接的问题，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儿子会死吗？”
“有可能。”
* * *
离开米勒一家，克莱纳拿起电话，拨通了约翰·汉克斯的电话。尽管是星期天中午，汉克斯博士还在医院办公室加班。克莱纳告诉他，“我这儿有个病人，这人你认识。他是一名本科生。”汉克斯在心里嘀咕：“本科生有那么多，我实在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克莱纳告诉他是马特·米勒。
许多年前，汉克斯参加过大学主办的一个项目，本科生可以申请跟随医生见习。但几年前，他当上普外科主任后，就没再带过本科生了。他实在太忙了，事务工作太多，实在抽不出精力再带学生。过往的经验告诉他，大多数前来实习的本科生没几天就厌烦了，来过一两次之后就没了踪影。医生的工作大多呆板、单调，每天都是在门诊看病人，做例行检查。汉克斯发现，有的学生来这里，明摆着就是为了推荐信；遇到这种情况，他会客气地告诉他们：想要一封推荐信没那么容易，还要通过很多考验。听闻此言，很多人就干脆放弃了。
第二学年的秋天，马特·米勒告诉父母，他要上医学院。马特喜欢与人接触，喜欢科学，觉得这样的生活会充满挑战，更有价值。他已经19岁了，因此这想法倒并不全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的外祖父，曾外祖父，曾曾外祖父都是医生。他的曾外祖父是乔治·华盛顿·理查兹，被尊称为G.W.，是南军在葛底斯堡的一名外科医生。他的医疗装备，一只木箱——用弗吉尼亚胡桃木做的——里面仍然放着他当时用的手术器械，包括两把锯。而马特竟然都不知道，好些年来，南希·米勒的妹妹一直拿这只箱子来装饰她在佛罗里达的家中的壁炉架。也正是南希·米勒，在听说儿子对医学感兴趣后，建议他可以跟随弗吉尼亚大学的某位医生实习。南希很清楚，虽然医生这个职业很值得骄傲，但绝不是电视上演的那样。当马特报名参加实习项目时，他发现已经错过了当年的截止日期。于是他给老爸打电话求助。
麦克·米勒是费城圣殿大学医学院的董事会成员。几年前，圣殿医学院差点被吊销办学执照，他们聘任了一位新院长来扭转大局。新院长想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来协助他的工作。因为这个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筹集资金，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财务背景的人。米勒在韦恩少年棒球时认识了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现在是圣殿的医生，正是他向新任院长，约翰·达利先生，推荐麦克·米勒加入了顾问委员会。听到马特遇到的问题以后，老爸就给圣殿医学院院长约翰打了电话，现在他们已经是熟人了，问他是否可以帮忙。达利先生恰好与汉克斯博士相熟，便打电话给他，问他能不能和这个小伙子见个面。汉克斯博士自己也有过错过最后期限的经历，便答应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某天来见习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诊室里，并且最终，如汉克斯博士所言，“跟大家都混熟了。即使是医学院的学生都很喜欢他。我们已经把他视为团队的一员，是我们的福星。”
不用说，约翰·汉克斯越来越喜欢马特。就在几星期前，马特的父母进城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汉克斯博士第一次见到了他们。那天，马特和父母在餐厅一起吃早餐，刚好汉克斯也在那家餐厅就餐，马特给他们相互作了介绍。现在他又要见到他们了，却是在这样一个最糟糕的时刻。他来到急诊室，在等候区和他们见了面。看到汉克斯博士，米勒一家深感欣慰——至少是个熟人，一个认识自己儿子的人。麦克已经不顾一切地想见到马特了。汉克斯同意把他们四个带到外伤抢救室，但一次只能进两个人。
如果不知道病床上的人就是他儿子，麦克怎么都认不出他来。“他的脸居然扭曲变形成那样。”麦克·米勒说。
南希·米勒的反应还是稍有不同。要知道，马特是一个那么英俊的小伙子，有着甜美的微笑和典型的美国式下巴，跟男模一样帅气。她看着躺在轮床上的儿子，只能把所有痛苦深藏在心里最隐蔽的角落。必须要等待。现在不是心痛的时候，这里也不是心痛的地方。他看上去很糟糕，但他还活着。南希告诉自己，她必须保持专注。大脑和脊柱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在那一刻，艾米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用理性思考了——当然，她毫不忌讳承认这一点。她的第一反应是，马特看起来还是那样，他只是睡着了。他的皮肤没有撕裂，脸部也没有开始肿胀，头骨看上去很好——她看不出任何大脑受损的迹象。她说服自己，马特看起来没那么糟糕。汉克斯博士陪他们回到原来的等候室。“我们必须让医生完成他们的工作。”汉克斯对他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祈祷。”
* * *
接到消息的时候，神经外科医生贾森·希恩正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耍。医院启动了创伤病人预警，他是紧急情况待命人员之一，所以值班的住院医师给他打了电话；希恩即刻赶往医院。当希恩赶到时，医生们已经完成了对马特大脑的第一次扫描。
早期的CT扫描结果显示出几个严重问题。首先，马特颅内有十几处挫伤，在CT图像中呈黑色和蓝色痕迹，伴随的脑出血遍布整个大脑——额叶、颞叶，以及被称为“脑内囊”的深层结构。医生首先担心的问题是这会导致血肿。血肿本身可能就是致命的，因为大脑位于封闭的颅骨内，容积有限。如果不能迅速控制血肿，医生不得不锯开颅骨上端——头盖骨的顶部——为脑部血肿提供膨胀的空间。（这种情况后来就发生在了亚利桑那州的国会议员盖比·吉福兹身上。）这种方法可能引起种种可怕的风险和并发症，医生并不愿意采用。从一开始，他们就很担心马特出现这种情况——这会是一个非常不详的预兆。除此之外，还有脑挫伤本身的问题。在开始出现脑血肿之前，这些挫伤可能就已经损伤了马特的大脑，造成永久性伤害。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判断马特是否还有认知功能，也无从知晓他的伤势有多严重。
如此广泛的脑挫伤还表明，马特的大脑可能遭受了另一大重大损伤——弥漫性轴索损伤。遍布脑组织的细小神经和神经轴突都处在一层外壳的保护下，就像裹在塑料或橡胶套里的电线一样。与车辆猛烈撞击所造成的闭合性挫伤，可能使这些神经轴突受到拉伸和撕扯。医学术语叫剪切性损伤。现在的问题是，神经本身所受的拉伸或剪切，是否到了永久损伤的地步，或者只是外部的保护壳受到损坏，而内部的神经安然无恙？希恩医生打了个比方，弥漫性轴索损伤就好像是把神经或轴突“放进一个搅拌器里，然后使劲地摇晃，然后还想让他们继续正常发送信号——这不太现实”。
创伤外科医生J·福雷斯特·卡兰德全面负责马特的治疗，并负责管理不同专业的所有医生。他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来解释马特脑损伤的情况。他说，要理解弥漫性轴索损伤和被拉伸的神经，你可以试着想像一下把橘子从橘子皮里剥出来的样子。至于马特的大脑在遭受这种程度的挫伤和血肿以后，其功能会受到什么影响，卡兰德说，那就像是“把你的笔记本电脑从二楼的窗口扔出去”的后果一样。
显然，依据希恩的判断，想要尝试拯救马特的生命，控制血肿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从这里也就看出把马特迅速送进一家世界级创伤中心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因为在这里，希恩可以立即使马特进入人为的药物诱导性昏迷状态，以减少大脑活动，消除颅内压力。
实际上，他们能够关闭大脑功能，让它停止思考，甚至停止对肺部发出呼吸指令。因为进行思考，哪怕只是潜意识层面的思考，都会加重大脑的负担，阻碍其康复，并加剧肿胀。这样做的目标是减少马特大脑的新陈代谢，给它放个假，这样它就可以完全进入休息和自愈状态。人体自身的反应机制会使身体自动调动血液和荷尔蒙到达受损区域，帮助其自愈。希恩说：“因此在开始的几天，血肿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好转。我们知道，如果想要保留大脑功能，并防止任何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必须要阻止肿胀加剧。”
最后，医生们还要担心的是马特的颅内压。脑血肿越严重，颅内压力就越高。这种由血肿引起的颅压增高可能最终会要了他的命。
人体内所有器官中，大脑所受到的控制和协调最为精细。健康的大脑内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以保证大脑血流量和压力保持在很小的变动范围。如果做不到这些——保险和控制系统一旦失灵——比如说，脸撞上一块以时速45英里的速度行进的钢挡风玻璃，大脑很快就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然后一切就如脱缰的野马，导致致命的失衡状态。大脑会试图增加血液的供应量，这将导致更严重的血肿和更高的颅压；或者相反，大脑减少其血液供应量，但这也同样致命。而在这种昏迷状态下，医生会试着仔细调节血流量，使马特大脑内的压力保持在安全水平。
正常的健康大脑的颅压约为五到十毫米汞柱。马特刚到医院时，颅压已经超过了15毫米汞柱。如果压力达到或超过20，不管持续多久，要么马特死亡，要么其大脑遭受严重的永久性脑损伤——如果之前大脑还没有出现永久性损伤的话。这就是医生们所面临的挑战。希恩很清楚，在经受此类创伤之后，大脑的血肿会在三天内继续增加。接下来的72小时将至关重要。这会是第一个考验。马特能撑过三天吗？医生能控制住血肿胀，阻止颅压升到致命范围吗？下午一、两点钟，希恩在马特的头骨上钻了一个孔，穿透头骨到达脑组织，并安装了一个压力监测器——就是所谓的Licox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可以测量氧分压、温度和颅内压。有了这些测量结果，医生便可以对马特大脑的三个参数进行监测和调节。
希恩低头看着躺在急诊室里的马特，在他血淋淋的面孔后面，就是他受损的大脑；当希恩准备在他的头骨上钻孔并插入探头时，他认出来，这是那个跟着汉克斯博士实习的大学生，弗吉尼亚大学那个一心想去读医学院的本科生。希恩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希恩也曾是弗吉尼亚大学本科生，心怀同样的梦想进入了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而现在他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可以说是梦想成真。希恩也要为这个年轻人尽其所能，但在那一刻，他觉得马特可能没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了。经受了如此严重的创伤，马特几乎再也无法恢复足够的认知能力，不能成为医生了。他当然会尽全力，但在那个瞬间，他为这个孩子刚刚失去的未来而痛心不已。
* * *
希恩走出抢救室，向米勒一家说明了情况。马特的脑震荡和血肿可能是致命的，接下来的72小时将性命攸关。大脑的血肿胀会加剧，如果肿胀能得到控制，如果马特能撑过这72小时，那他就可能会活下来。房间里所有人都清楚，死亡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此刻，麦克·米勒决定要打几个电话。他不知道该和父母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一直没有通知他们。他担心的是他的母亲。她母亲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对她来说家人就是一切。不过，在给两个先锋公司同事打过电话之后，他还是拨通了父母的电话。他的父母多年来一直住在罗阿诺克，巧合的是，那个地方离南希长大的地方并没有多远。他们都已年过八旬，而麦克的父亲已经成功与白血病和淋巴瘤对抗了十年。麦克迟迟没有通知父母，是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心。他深知他们听说了一定想马上到夏洛茨维尔来——这里距罗阿诺克北部有两个小时车程。然而，很坦白地说，麦克非常不希望他们过来。他自己已经有太多问题要处理了。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他的母亲，旺达，正坐在一个养老社区的一套两居室公寓的餐桌旁。她共同生活了60年的丈夫，西德尼，正在圣马可·路德教堂，他常在那里打发时间。麦克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言不讳地告诉妈妈——旺达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马特出了车祸，有生命危险。”麦克尽力稳定自己的情绪，尽可能不让母亲太担心。麦克·米勒喜欢讲故事，平时和母亲打电话时，从来不会很简短，但是这一次，电话两端的人都出奇地简明扼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麦克说得很清楚，他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现在就来；他很快就会再打电话的。一挂断电话后，旺达·米勒就拿起电话给教堂打，试着找到自己的丈夫，然而却无人接听。他可能出去耙树叶了，或者在花园里忙活。他在农场出生和长大，始终对泥土和植物怀有感情和激情，同时他也有这样的天赋。她又试着给另一个儿子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她又打电话给自己在罗阿诺克最好的朋友，依然无人接听。
于是，她就只能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坐在墙上诺曼·洛克威尔的画作下面，对着手边的《圣经》和日常祈祷文祷告。“上帝，你知道，此刻就只有你和我。”她十指紧扣，闭上眼睛，强忍着眼泪，祈求上帝救救她的孙子。她前天刚和孙子见过面，依然清晰地记得他的青春活力和灿烂笑容。旺达感到恐惧。马特不能死。没有了马特，我们怎么活下去？一旦你认识了一个人，爱着一个人，你便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
麦克的第四个电话打给了他的行政助理，南希·鲁菲尼。自从麦克在1996年加入先锋公司以来，南希就一直是他的助手，多年来麦克在家里曾无数次打电话给她。但是那个星期天下午，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南希，我是麦克。”这句话的时候，南希一时没有听出来是谁。她听不出他的声音，因为这声音是那么沙哑，那么激动。他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她知道，这样的消息可以摧毁任何人，任何一位父亲，她坦言自己无法想像麦克·米勒是不是还能恢复过来。她立刻下意识地知道，如果那个孩子死了，尽管麦克·米勒热爱先锋，他也再不可能回来工作了。他永远无法走出阴影。她知道麦克与两个儿子有多么亲近。当麦克在工作，由南希替他接电话时，她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他的孩子们打来的电话。她知道，他多么为这两个儿子感到骄傲，她知道他是多么爱他们，她知道他是如何在先锋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挤出时间来——他手下有850名员工——这样他就可以早点下班，去指导一支小小的少年棒球队，或者在下午溜出去看一场高中的游泳比赛。麦克·米勒一直处于巅峰状态，一直控制全局，他是律师中的佼佼者，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然而，就在这一天，在这一刻，他迷失了方向。南希·鲁菲尼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想象着麦克和他的儿子的情形。最后，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发一封邮件给公司的高管。邮件是在下午6点49分发出的。南希写道，“麦克今天下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的儿子马特在骑自行车时出了车祸。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医院的创伤抢救中心。他说，马特的头部与一辆行驶中的汽车相撞，脸上所有的骨头都碎了。他们正担心他大脑的情况，接下来的72小时将生死攸关。马特毫无疑问挣扎在生死线上。麦克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到办公室上班。请为马特和他的家人祷告。我一旦得到更多消息，会立即向诸位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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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明白了自己的兄弟到底是什么状况，以及他所面临的命运后，迈克尔·米勒拨通了自己的女朋友琳达·刘的电话。琳达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两人从迈克尔大二那年开始约会。“他努力想让自己变得勇敢，但他的声音在颤抖。”琳达说。然后迈克尔给几个还在夏洛茨维尔逗留的游泳队的朋友打了电话。其中一人立即给他们的教练，马克·贝纳迪诺，打了电话，并给他留了语音信息。贝纳迪诺整个下午都在陪儿子参加少年足球提高班的比赛，讽刺的是，比赛地点就在纳尔逊县的乡村，离马特的出事地点只有几英里的路。他手机一直关机，直到夏洛茨维尔自己家附近时才开机。听到语音留言消息以后，贝纳迪诺立刻告诉了他的妻子，特里，问她应该做什么。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前，特里当了很多年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她也是约翰·汉克斯的好朋友，汉克斯还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她告诉丈夫应该去买吃的，要买很多吃的。他们肯定都没有吃过东西，肯定都饿坏了，但他们肯定都忘记自己饿不饿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想不起来吃东西；一定要给他们送些吃的，他们需要维持体力。马上去，现在就去。于是，他就去便利店买了几个大三明治，一路赶往医院。他和他们一起坐在小小的等候室里。他和这一家人很熟，因为他是迈克尔的教练，教了他四年，接着又教了马特一年。而那一天，在他们游泳队接受冠军花环以前，他还和迈克尔一起站在足球场上。贝纳迪诺就像是家人一样。他一走进房间，他的出现和支持就给了米勒一家很大的鼓舞。贝纳迪诺能看得出来麦克被打垮了，他从来没有见过麦克这样子，但他完全理解。麦克告诉马克·贝纳迪诺：“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儿子。马特可能撑不过去了。”贝纳迪诺问是否能看看马特；麦克说不行，他说贝纳迪诺不会想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不应该去看他。他肯定认不出马特。贝纳迪诺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跟大家说，马特是这个星球上身体最棒的人之一。如果真有人能扛得过这样的意外，那一定是马特。
医生带来了新消息。几个CT扫描结果显示，马特的脊柱没有受损。医生说，这只能归因于一个事实——他的体格超强。此后，又有了更多好消息。他的心、肺、肝、肾似乎都非常正常，已经得到实验室证实。贝纳迪诺说道，“这太棒了！”最后结果是，马特的右手确有骨折，需要手术治疗。南希整个下午都在等脊椎情况的消息。她仔细听了医生讲的每一个事实，每一个细节，在心里作好了准备，接受最糟糕的结果。但到目前为止，她并没有听到任何明确和绝对的无法痊愈的说法。马特不会瘫痪。这就是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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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护林员那里做完口供以后，马克和玛丽安·哈里斯仍然心有余悸，但他们还是回到车上，发动汽车驶上了回家的路。他们在5英里里程碑所在的驼背岩游客中心停下来，因为玛丽安不得不去洗手间。她的衬衫上都是血，她很紧张，怕有人看到她以后会胡思乱想。所幸蓝脊公路游人不多，周围并没有什么人。马克·哈里斯甚至都没去冒那个险，他全身都是血，索性就留在了车里。他们继续朝家里驶去，沿着250号公路缓缓地开回了夏洛茨维尔——这也是几个自行车手本来要走的路线。玛丽安原本是个佩花嬉皮士[9]，现在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整个下午和晚上，她都不由得想到医院里那个可怜男孩的母亲——她可能正独自面对这一切。玛丽安非常想去医院找那位母亲，告诉她，出事后自己一直在山上，在她儿子身边陪伴他，希望自己能在这可怕的时刻给她安慰。玛丽安仿佛看到，这个可怜的母亲在一个无菌房间里眼睁睁看着自己可爱的孩子死去。但玛丽安决定不去医院了。男孩的母亲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需要一个陌生人的安慰。那天晚上，马克·哈里斯倒确实打了个电话给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医院里的前同事，请他查看马特的情况，并随后通知自己。
肯·格里高利等了几个小时，和公园护林员做好了口供。一位护林员跟他说了很多，他认为这不是肯的责任，然而肯要对可能发生的一切结果做好心理准备。“这是在美国，”护林员跟他说。“只要有律师介入。你永远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肯后来自己是怎么开车回的家，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他整个人都已经麻木了。所幸保时捷还能开，他把车停在了车库里。肯很幸运，在事故中安然无恙。不过，这仍是他这辈子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
国家公园管理处护林员封闭了道路，有几辆汽车在事故现场停了下来。几位司机下车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中一辆向南行驶的车刚好带着拉自行车的拖车。这位司机本来是要去和自己的妻子与女儿汇合——她们俩一大早就出发，骑自行车去水獭峰酒店。丈夫、妻子和女儿轮流开车和骑车，每次有两个人骑自行车，一人负责开车拉着拖车，今天是他负责拖车。同为一个自行车手，他对鲁迪和克里斯有一种亲近感和责任感，主动提出用自己的拖车带上他们的自行车，让他们搭车回弗吉尼亚大学。他自己则在当天晚上去追赶家人。
鲁迪一回家，就立即把所有带血的衣服扔进洗衣机。然后他走到凯莉的宿舍。他觉得自己迫切地需要与她和她的室友倾诉，跟她们说说发生的一切。凯莉记得鲁迪敲她的宿舍门，然后他站在她宿舍的门口，手里拿着马特的头盔，上面还满是鲜血。她说，他看上去就像一具僵尸，像是从莎士比亚戏剧里走出来的幽灵。她跟他说，把头盔扔掉算了，但他坚持说不，他要帮马特把头盔洗干净，替他保管。然后他坐在她的宿舍的客厅里，午后的阳光依旧洒进房间，灿烂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说着说着，他控制不住地抽泣起来。他觉得马特会死的。他觉得，现在马特可能已经死了。离开凯莉的宿舍后，鲁迪想，自己必须把这件事沉淀下来，于是那天晚上他去计算机实验室继续完成自己的小组项目。他再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这件事。
那天晚上，克里斯回到家以后，决定再也不骑公路自行车了。他把自己的自行车挂在互联网上出售，不到一星期就卖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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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安慰之外，约翰·汉克斯当天下午还帮了米勒一家另一个忙。他给自己的同事斯蒂芬·帕克打了个电话，他是面部整形外科医生，汉克斯相信，在弗吉尼亚大学，帕克是再造马特面部的最佳人选。不巧的是，帕克第二天早上要启程前往中东，参加为期一星期的讲座和教学工作。汉克斯请他来给马特做手术。
帕克医生出生于纽约市，在韩国生活了六年以后才搬回美国，住在底特律郊区。后来又上了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读了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他在波士顿的塔夫茨做了五年实习住院医师，专攻耳鼻喉科手术。他决定要成为这个专业领域的一名面部整形外科医生，因为这符合他的个性——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追求完美，不愿退而求其次。对于重创后的面部再造这样的手术，要让一切看起来完美无缺，功能回复正常——皮肤、肌肉、神经和骨骼——一丝不苟的态度和完美主义都至关重要。正是这一点最适合他。
帕克完成了所有训练和学业以后，到哪里去工作是一个问题。他有三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回到波士顿。但他觉得波士顿是年轻人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好去处，但不一定是执业医师的好去处。何况他对回到波士顿也没有什么热情。另一个选择是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梅奥疗养院[10]。他去面试的那天，寒风刺骨，气温只有摄氏零下1度。招待他的主人在晚饭时说，“我想这样的天气可能意味着你不会再到这里来了。”饭后，帕克坚持这顿饭AA制，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妻子肯定受不了这种气候，他也不想占这个人一顿饭的便宜。最后的选择是夏洛茨维尔。他到机场时，部门的头儿来接他，他们本来晚上要去正规的餐厅吃晚饭的。但这位东道主在机场就开门见山地跟他说：“把领带摘了，我们没时间正而八经的吃饭了。我们得去麦当劳抓个汉堡马上走人。因为我搞到了两张篮球比赛的前排票，弗吉尼亚大学对阵佛罗里达州篮球队。”第二天一整天已经排满了与各位大佬的会面，而一大早，这个部门领导就来接他，并对他说，他们先要到当地的乡村俱乐部去一趟，去看那儿举行的高尔夫职业联赛。“他非常明白如何调动我的每一根神经。”十九年来，一直如此。
帕克医生到了医院，检查了马特的情况，又看了一堆面部CT的扫描片。简单来说，马特脸上的每一块骨头都骨折了。病历里描述马特各种创伤的满眼都是让人看不懂的医学术语，但也有一些术语简单直白，无需翻译：“中枢面部粉碎性骨折”，“星状骨折”和“左眼眶爆裂性骨折”。马特的下巴、下颚、脸颊和眼框都碎了。32颗牙齿中，至少有27颗受损或者完全碎了。
即使造成创伤的力量如此猛烈，面部撞上了时速40英里的汽车，他脸上的软组织——皮肤——并没有破损、撕裂，或割伤。受伤的只是皮肤下面的骨骼。因此，如果医生能够找到办法来修复骨骼，重建面部骨架，麦克的脸还有机会——至少看起来正常。目前没有医生可以保证还能把一只摔碎的存钱罐重新粘回去，也不知道他的面部神经是否还能恢复功能，他是不是还能微笑，或者还能不能控制住不流口水。不过，虽然马特的脸已经肿得面目全非，但他的皮肤仅仅是被肿胀撑起来，并没有留下疤痕。顺便说一下，帕克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就像事故发生时有个天使坐在他肩头护佑他一样。帕克医生还从来没见过在类似的钝挫伤情况下，皮肤能够保持没有破损、撕裂或割伤。现在这发生在了马特身上。这是个很好的起点。
通常情况下，面部重建并不是最紧迫的事。脸部的血液充足，不像小腿或脚，立即感染的风险不大。像马特这种情况——不管你信不信，与马特类似的情况很多——面部手术通常可以等几天再做。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要是病人一两天内就因脑部损伤而死亡，那为什么还要做面部再造手术呢？通常医生会等等看，看脑损伤的问题是不是能够解决。其次，按照希波克拉底誓词[11]的原则——“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如果病人已经有生命危险，为什么还要带给他更多的伤害和痛苦呢？为什么要让他痛上加痛呢？因此，最谨慎的办法，最标准的程序就是等待。但帕克是最好的医生，而且他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美国了。医生们进行了协商。虽然马特仍在危险期，但状况稳定。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和观察脑损伤的情况。最后，负责协调所有参与医生的创伤外科医生卡兰德同意当晚就为马特进行面部再造手术。
帕克觉得，像马特这么复杂和危重的病人，不管是在马特刚到医院时为他诊治的当班首席住院医师贾里德·克里斯托费尔，还是首席创伤住院医师克莱纳，都非常可能会在当天下午或者晚上打电话给自己，请自己来做这个手术。无论病人背景如何，这都是可能发生的。医生经常会召集其他医生一起来给病人会诊。如果事故晚发生一天，如果帕克已经出发去了中东，另一位外科医生也会临危受命。这就是医疗系统运作的方式。帕克医生并没有把这当作是对马特的特殊优待，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虽然太过漫长了一些，即使是这台手术可能会让他飞往中东的时候睡眼惺忪，但这就是他选择的生活。
当天傍晚，马特从急诊抢救室被转移到了五楼的外科创伤重症监护室。米勒一家和艾米丽也在那旁边找了一间小候诊室过夜。医院通知他们，马特要做一个时间长又复杂的面部再造手术。他们就仅仅知道这些，但仍在寻找任何积极的迹象。他们还相信这个手术一定是好事。他们自己琢磨着，医生决定做手术，一定是因为他们觉得马特可以活下去。事实其实并非真的如此。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只能算是一次赌博。
帕克召集了他的团队，主要由他所在部门的首席住院医师贾里德·克里斯托费尔担任他的助手。
要进行面部再造，外科医生需要遵循一些简单的原则和基本概念。首先，要从固定的、未松动的、还比较完整的部分入手，然后把松动的部分与这些固定的部分连接起来。如果只是先把松动的部分连接起来，就很难保证最后这些部分能够与原本固定的部分愈合在一起，也很难保证整体效果。这些外科医生的电脑文件里储存了无数病人脸部的照片——当然，他们没有马特的伤势严重——这些病人的脸有的看起来像是凹下去了，有的坑坑洼洼，有的双眼相隔太远，或者鼻子扁平得跟熨斗一样。骨骼外的皮肤和软组织包裹得是否自然，脸部轮廓是否正常，都取决于下面骨架再造的情况。第二个原则是要试着从牙齿开始，如果牙齿还未完全破损，就将它们按顺序排列起来，因为如果能排列到位，面部其他部分的骨骼就有可能以此为基础归位。当然，马特当时能起到“线路图”作用的牙齿只有几颗而已。
外科医生使用钛板假体和自攻螺丝来再造骨架。想象一下小时候的“建造模型”玩具。他们使用手工工具，高科技的钳子，把钛合金片假体弯折成自己想要的形状。从根本上来说，帕克和他的团队是集木匠、建筑师和工程师于一身的。有的地方只有骨头碎片，没有螺丝的立足点，外科医生们就希望这些碎骨能在钛板假体周围愈合。他们工作了好几个小时，手术最终在午夜之后完成，总共用到了7块钛板假体和32个螺丝。他们把他的下巴缝合起来，保证马特全新的“钛合金脸”不会在骨头愈合过程中移位或脱落。
凌晨1点钟左右，帕克去五楼重症监控室附近的一间小候诊室找病人家属。麦克、迈克尔和艾米丽都在椅子上打瞌睡。南希躺在地板上睡着了，头枕着她的大衣。帕克开门时，不小心撞到了她的头。他对他们坦言，这是他见过的情况最糟糕的病例。“你儿子的脸，就像是一件从20英尺高的地方摔到地上的精美瓷器。”他对自己的同事感到非常自豪，同时认为团队的水平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他一步步地跟他们解释了手术的细节。至于那些粉碎性骨折后的碎骨，因为过于细小所以无法固定。他说，“这些骨头无法固定。你只能把他们聚拢在一起，希望他们自己痊愈。”
一家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展露笑颜的理由。帕克说，手术过程中有好几次，马特的脉搏变得非常慢，触发了报警器。心脏监护器设定的警报心率是50次。“可是你马上就能发现，他没事。”帕克说，“他真是个运动员。”
帕克还告诉马特的家属，有两样东西救了马特的命：“他的头盔和他的脸。”
“你说他的脸救了他的命？”麦克·米勒问道。
“人的脸部有一些气腔”，帕克解释说，“没有人真正清楚这些气腔是派什么用的。可能是为了减轻颅骨的重量，可能是帮助声音产生共鸣，或者可以是充当安全气囊的。当你的脸受到外力撞击时，撞击的力量被传导到气腔，而不是直接作用在于气腔后面的大脑上。”
“也许正是严重的面部骨折救了他的命。”帕克说。
原来马特的脸成了撞击的缓冲区，半夜里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太惊人了。
凌晨2点左右，米勒一家终于离开了医院。他们先开车把艾米丽送回了宿舍，才回到下榻的万怡酒店——酒店就在医院对面。在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艾米莉抱着泰迪熊睡着了——那是马特送给她的第一个情人节礼物，那时两人都还是高三学生。爬到床上时，艾米丽按了小熊身上的一个按钮，随后一段录音响了起来，那是马特的声音：“我属于艾米丽，艾米丽也属于我。”
凌晨3点到4点之间，米勒一家刚刚进入梦乡，南希·米勒的手机响了。三个人都从床上弹了起来，肾上腺素猛烈上升。医院把南希的手机号码登记为紧急联系电话，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呢？一定是医院来的。一定是出了什么事。麦克虽然有时情绪化，但依旧勇于面对生活，他接起了电话。电话确实是医院打来的，开账单的人需要马特详细的保险信息。麦克平静地回答说，会在早上电话告知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