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祎玮
战胜恐慌和焦灼需要内心强大，美好自由的人生需要百般拼搏。逃避只是逃避本身，却始终不能解决问题。
一
我第一次见魏文彬，是在二中北门的网吧。
6月初的榆次有些闷热，网吧二楼只有拐角处放了一台立柜式空调，除了飘动的布条表明空调还在运转，人却感受不到丝毫凉意。
我像往常一样，占着风扇下的那台电脑打DOTA（一款游戏）。刚点开游戏，就听到侧后方传来一个清澈的男声：“请问这个位置有人吗？”
几个月来，我见的大多是穿紧身裤、豆豆鞋的社会青年，满脸写着“我是老大”，这样礼貌询问的相当少见。我赶忙拿走放在旁边位置的水杯和书包，说：“没人，没人。”
这人25岁左右，穿着几年前流行的格子衬衫和帆布鞋，头发像是几天没洗，但胜在长相清秀，像20世纪90年代苗条版的谢霆锋。
他熟练地开机，也是玩DOTA。我在一次三连跪之后，见他也刚好结束一局，邀他组队。他游戏昵称叫“月亮与六便士”。
“哥们儿，你是榆次大学城的学生吗？”我好奇地问道。
他神色有些不自然，回我：“早毕业了。”我见他似乎不大高兴，没再问下去。
到晚上7点，我回家吃饭，临走前加他微信，成为steam（一个数字游戏社交平台）好友，得知他叫魏文彬。
第二天是星期一，我照旧下午1点到网吧。学生都上学去了，这天人非常少。坐了一会儿，魏文彬提着两瓶矿泉水过来，递给我一瓶，我俩继续在电脑前开战。
经过两天的接触，我发现魏文彬平常沉默寡言、很有礼貌，但一打游戏就变得特别跳脱。
有次和队友配合不当，对方开语音骂了一句，他立马回怼。然后他继续像机关枪一样骂个不停，直到那人主动关闭麦克风。
和性情相投的人一起开黑，显然比我单排有意思得多。而且他操作相当厉害，我和他开玩笑，说：“你当个职业选手不是问题啊。”
“打过高校联赛，但成绩一般。”他摆摆手。
边玩边聊，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我有些恍惚，好像回到大学和室友一起开黑的日子：世界怎么变幻都和我们无关，只记得每晚10点要一起决战《遗迹》。
这天一起吃饭，魏文彬主动问起：“今天星期一，你不要上学吗？”
“去年就毕业了，在家待业。”我指一下旁边的书包和水杯说，“准备考公务员，和家里说去图书馆学习。”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看到他脸上突然泛起一片潮红。
二
魏文彬喝了些酒，开始讲起自己的故事。
他从小聪明，高考是班里的状元。2016年，他从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毕业。
那年高考成绩公布后，几个落榜的同学很发愁，魏文彬一直想成为职业电竞选手，他手一挥，说：“以后给我来提键盘就行。”
优异的成绩令魏家父母扬眉吐气，以为儿子摆脱四、五线小城市的禁锢，前途从此一片光明。但没想到，离开管束的魏文彬，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大学的“自由教育”中彻底失控。
大学四年，魏文彬每天都在宿舍看剧、打游戏，陆续挂了十几门课。大四实习时，他也找借口没去。2016年3月，魏文彬即将毕业，正赶上媒体口中的“史上最难毕业季”。
学校举办校招会。魏文彬午睡醒来，揉着眼睛，靸着拖鞋去会场。“那时有很多世界五百强来我们学校招人，公司介绍都能列好几页。我舍友听说有个国有银行的岗位，20万人报名，只招20个人。”
魏文彬遛了一圈，看见同学都排着长队，等待着交简历，人人面带微笑，自信满满地向人力资源介绍自己的实践经历，他突然感到强烈的自卑和恐惧。
他悄悄挪到拐角，找个人最少的棚子，填了一张表。几天后被通知复试，稀里糊涂地签下了一家新媒体公司。
公司处于初创阶段，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每个人都身兼数职。魏文彬懒散惯了，受不了晚上8点下班，还要挤一个多小时地铁回出租屋。他连试用期都没过就辞了职。“这公司朝不保夕，老板只会空谈。”
之后的工作一个不如一个。他曾在丰台一个小区里当网文编辑。公司在公寓18层。80平方米的房子里，密密麻麻摆了20多台电脑。大家挤在一起，只留下一个靠窗的单间，放置老板巨大的办公桌。
他每天的工作，是编辑以“震惊体”为开头的新闻。比如某个明星出轨，组长会让每个人写8篇关于这个明星的文章。内容真假、语句通顺与否都无所谓，甚至可以洗稿，只要软件检测原创度达到80%，就能交差。“大部分文章都没人看，公司只是发这些来养一个个账号罢了。”
毕业后在北京的一年，他换过3份工作，一共上了8个月的班。
第8个月，他辞职，用剩下的工资支撑生活，在出租房里玩了2个月游戏，终于向北漂的日子投降，逃回家乡。
三
小县城对落魄的归乡者魏文彬并不友好，似乎衣锦还乡才是标准姿态。
起初，魏文彬还会每周去运城面试，但总是碰壁。他不愿意干销售类的工作，嫌辛苦；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又嫌工资太低。
厌烦了奔波，魏文彬应聘到离家不远的一家修车厂。老板说缺一个车辆信息登记员，问他会不会用Excel。他想到学校登记处的老师，一边逛购物网站一边录入信息，觉得这个工作不错。
“我其实不大熟练，但还是和他说：‘我很擅长。’”
上班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主要工作，是第一时间迎上去问顾客要修什么，报价格，打开车盖记下车架号、里程数，最后还要推销车险。这样一套流程，一天要重复一二十遍。
魏文彬知道自己早没了挑剔的资格，还是坚持了几天。在修车厂，他遇到了小学同学，“他初中毕业去学汽修，跟这老板干了好几年，如今已经是厂里的大师傅，工资是我的两倍多。”
修车厂包吃住，每天中午工人们聚在大圆桌上吃饭，说说笑笑。他能听懂当地的方言，但不会说，加上生性内向，所以和大家格格不入。
“我有几天把饭端回自己工位吃，但一想总要融入，第二天就又回到圆桌上了。”
同事们好奇问他上学都学了些什么，他说就是看看书，什么也没学到。
“那你这大学上了个什么劲啊。”一个同事嘲笑道。而魏文彬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第二天，魏文彬一早去和老板辞职，免得被同事看见，前一天的事情他还心有余悸。老板说多算一星期工资，他没要。
辞职手续办完，魏文彬到厨房取回自己吃饭的碗，撞上小学同学。同学得知他要走，埋怨他：“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他沉默以对。
后来魏文彬回忆起这件事，自嘲说：“小学时，我和他关系很好，可现在我不仅没用，连做人的礼数也不会了。”
从汽修厂辞职后，魏文彬开始赖在家里不出门。“父母每天上班走了，我就开始洗碗、拖地，跟个家庭妇女一样。”他的话对“家庭妇女”不甚友好，但在家务这件事上，他可能还比不上别人。
唯一和外界联系的时刻，是傍晚出门透口气，但必须等到晚上7点半以后。出门早会碰到刚下班的邻居，“特别是四楼那个讨厌的阿姨，不停地问我找到工作没有，顺带提一下自己没考上大学但现在能挣不少钱的儿子”。
很快就到了春节，魏文彬的遮羞布被亲戚们扯了下来，言语之间透露出“读那么多书也没什么用”的鄙视。
终于忍受不了，魏文彬向父母提出要回北京工作。
四
实际上他没有再次北漂，而是逃到我的家乡榆次蛰居。
毕竟北京光房租一个月就得2000元钱，而半年多不上班，甚至不见人的生活，让魏文彬已经对面试、找工作产生恐惧。
其间，魏家父母打电话问起冷暖，他立刻上网查询北京当日的天气来应付。
“为了演得真实一点，我还会在朋友圈转发一些和工作相关的文章。”他说。
“怎么我从来就没看到过？”我问。
他有些不好意思，回答：“之前把你屏蔽了。”
我们喝了些酒，魏文彬把过往都告诉我，我也分享了自己的失败经历。
待业在家的这半年，我虽不像魏文彬那么惨，但也十分苦闷。我高中的历史老师很有人格魅力，高考填志愿时，我没有多想，选了喜欢的城市武汉，去读历史。大二一堂课上，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人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追求自由。”原本昏昏欲睡的我，在最后一排猛地点头。
大学毕业回到榆次后，一次次求职考试失败，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和父母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和魏文彬一起打游戏、吃饭，成了我一天里最高兴的时光。
有时候，我真的会去图书馆学习，他则去大学城找一些兼职赚钱。但每个星期总有三四天时间，我们会到那个网吧相聚。
魏文彬抽烟，有钱时抽14块一包的利群，没钱了就换成5块一包的红河。我试着抽过一次红河，被呛得直咳嗽。
我问他：“你抽这烟，不怕得肺癌吗？”
“好过没有。”
魏文彬来榆次的时候，带着一些钱，估摸几个月过去，也花得差不多了，我时常想要接济他。父母埋怨我不争气，可只要开口，他们总会给我钱。不过他从来不占我便宜。
家里没人抽烟，但我爸搞装修，常会有房主送上好烟。我偷偷从爸爸藏烟的冰箱里，拿了一包软中华给魏文彬。
我们在锦纶东街的市场里吃烧烤，他深吸一口，嘴吧唧一下，说：“怎么有股腥味？”
我压低声音，说：“加了料的。”
魏文彬谨慎地看了眼四周，问我：“大麻？”
看着他惊慌的样子，我足足笑了几分钟，周边的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俩。
等我平静下来，魏文彬突然感慨地说：“要是能在大城市挣工资，在这样的小城市生活该有多好啊。”
“物价低的小城市那么多，你怎么单单选了榆次？”我问。
他支支吾吾地不肯说。我一再追问，终于得知，原来他高中喜欢的一个女同学，曾在榆次读大学。
离家之前，魏文彬摊开山西的地图，本想着闭眼随手指个地方，指到哪里就去哪里。到了火车站，他鬼使神差地买票来了榆次，没有去原定的地方。
“她现在还在榆次吗？”我问。
“在西安读研。”
“你怎么不去西安找她？”
“总不能让她看见我现在这副样子。”魏文彬看了我一眼，“你一定觉得我非常可笑吧？”
五
我们相识的一个多月里，像多数无所事事的大学生一样，在落日余晖里走出网吧，在饭桌上喝酒、吹牛，甚至互相打趣对方是“废物”。
很难说清楚，那段时间是不是真正的快乐。但就像兵临城下还在寻欢作乐的皇帝一样，我们还在假装不问世事。
有次魏文彬问我：“你说，人这辈子有没有机会不工作？”我带着他去最近的福彩站，请他买了五注彩票、两张刮刮乐。我们一边猜着数字，一边幻想：如果中大奖，就真的不用担忧以后了。可我俩连一块钱都没中。
傍晚从福彩站出来，我一转头，看到刚刚放学的二中学生，背着和我一样的书包。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脱离这个压力重重的真实世界。
魏文彬突然开口说：“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我们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经济大恐慌，我们的战争是心灵的战争，我们的恐慌就是自己的生活。”这是他最喜欢的电影《搏击俱乐部》里的台词。
而后，他沉默了。我猜想这沉默背后，同样藏着分裂的自我。我们都害怕无聊的生活，厌恶复杂的人际，在精神上高呼独立与自由，但在行动上，始终缺乏自制，习惯性地半路后退。
6月下旬，我照常去找他打游戏。到了网吧看到网吧大门紧闭，魏文彬一个人抱头坐在台阶上。
据隔壁饭店老板说，一个10岁的孩子先在这里上网，然后去河里游泳，溺死了。家长闹事，文化局把网吧封掉了。
魏文彬眼神空洞，低头看着自己的帆布鞋，像回到了我们刚认识那天，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才抬头，有些不甘心地说：“我卡里还充了50块钱呢。”
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喝酒去。”
他先是答应，然后毫无预兆地哭了，说：“我不能再喝酒了。烟、酒、游戏这些东西，会给生活带来一种幻象。就像打赢游戏一样，常常给人成功的错觉，让我们忘记现实的困境。”
那个不幸去世的孩子和被封掉的网吧，让我俩再次意识到，我们依旧生活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中，一切都没有改变，甚至比一个月前更糟了。
魏文彬把自己包裹在一个连环的谎言之中，每日疲劳地应对家人和朋友的询问。他看不到希望，甚至不知道钱花光之后，要去哪里吃饭。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帮助他，就像我不知道怎么改变自己失败的生活。
我骑车送他回到出租屋，然后独自去高中学校前的广场上，发了一整天呆。
六
6月25日下午，我去玉湖公园旁边的出租房找他。他说要走了，去西安。
那天我俩没有去网吧，而是坐公交车去传媒学院转了一圈。在学校食堂吃过晚饭之后，我俩坐在一片荒地上聊天。
我问他怎么突然要走，他说：“去找她。”我舍不得他走，怕陷入孤单之中，但也没有劝他留下的理由。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是学历史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时候吗？”
我想了想，说：“算是吧。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阶段：人对人的依附；人对物的依附；人的独立与全面发展。我们现在算处在第二个。”
“人对物的依附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了，理论上你是自由的，但为了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必须去劳动。”
他想了很久，问：“那是不是说，我每多拥有一块钱，就离自由更近了一步？”
我点头，说：“可以这么理解。”
“回吧。”他像是找到了答案，掐灭手中的烟。
坐公交车回去的时候，经过之前去的彩票站，他扭头和我说：“逃避是没有用的，一起加油吧。”
第二天临别之际，我执意给他买了火车票，说：“我是真心把你当兄弟。”他没再推辞。
7月，我事业单位考试又一次失败，懒得再复习，随意找了份工作。刚入职的不适，让我很难有心情再打游戏。
初秋时节的一个周日，我打开游戏登录器，发现他的账号和我一样，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在线。
但在几天前，我在朋友圈刷到，他和一个姑娘在大雁塔前合影。他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我知道，这个姑娘不可能是别人。
我在下面评论：你左拥右抱的时候，还记得那个带你躺赢的电竞陈信宏吗？
魏文彬很快回复：过年回去了请你吃好的，孙子才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