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即风险社会

瘟疫和病毒古已有之，但病毒和对它的恐惧的全球性蔓延，却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风险社会。“风险”并不是一个现代性的发明，任何一个出发去发现新大陆的人，比如哥伦布，当然已经认识到了“风险”。但这些是个人的风险，不像那些随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问题，会构成对整个人类的威胁。^[1]

在古代，瘟疫固然可怕，有时甚至导致一城人“团灭”，但由于过去地理空间较为隔绝，人员流动缓慢，瘟疫不太可能成为全国或者全球性的大危机。但随着铁路、公路和航线把全世界编织在一起，任何地域性的公共卫生危机都有可能转变为全球性的危机。正如约翰·多恩那首著名的诗里所写的：“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风险社会的特点是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在古代社会，分工相对简单，社会的结构也相对简单。这种社会的优点是好理解，因为本来社会就没有那么多分工，所以谁该干什么以及相互之间要怎么配合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知识就能掌握社会的分工体系，进而调动社会资源应对紧急情况。所以，在古代，一个读圣贤书出来的士人，往往也能承担大任、经世济民。

而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是分工高度复杂和细化，每个人都凭借其专业知识，承担着自己领域内的一个细小分工，但这个领域整体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少有人能够把握。上升到全社会层面，问题就更复杂了。现代社会运转机理之复杂，超出了单个个体的理解能力，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只是知道它在运转。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某件事情，就会导致一个整体的系统性崩溃；在极为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风险传导的后果可能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由“黑天鹅”引发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连锁反应，能做的只剩下不断地哀叹“见证历史”。

尽管风险的出现和传导过程令人难以捉摸，但应对风险还是要依靠专业化的知识和高效的行动力。在风险社会中，虽然我们没法确定危机什么时候到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危机一定不会爽约。正如贝克所说：“你可以拥有财富，但必定会受风险的折磨；可以说，风险是文明所强加的。”解铃还须系铃人，现代社会带来的风险也要用现代社会的工具来解决。应对突发风险的正确姿势，是让专业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懂的人有权去做对的事。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疫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state capacity, social trust, and leadership），也就是能胜任的国家机构、受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以及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导人。

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要成功应对类似疫情这样的危机，需要公民和政府之间有着基础共识和相互信任，而共识和信任来自两点：一、对危机的应对能力，这需要技术官僚的专业能力来保障；二、危机时期的领导力，这需要政治领导人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对专业能力的充分尊重。

然而，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如此重要的社会基础共识，却正在遭遇严重侵蚀。不仅仅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共识，民众内部的共识也在严重撕裂。按说今天这样一种繁荣的世界，在社会共识上不应遭遇如此的撕裂，但为何现实却是如此？

我们要理解今天的秩序，必须首先理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