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分布式商业的内涵及认识误区

数字经济孕育新型组织形态

1.平台型组织

平台型组织虽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组织形态，但是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各个行业的价值环节与生产要素得以网络化连接的时候，平台型组织就成了这个时代最主流的组织形态。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了滴滴出行这样的公司。滴滴出行平台上有3000万注册车辆和司机，滴滴出行平台没有买一辆车，也没有跟任何一个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并没有任何雇佣关系。平台没有买任何一辆车，但拥有3000万注册车辆，这就是一种新型的平台化的组织形态。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都是公认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平台经济体。随着制造经济的全球化、工业的服务化，以及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正在重塑整个产业链。

平台型组织是企业为了应对高度复杂的市场需求、不稳定的竞争和知识型员工日益增长的自主管理需要，充分利用高度透明的数据化治理技术，将大公司专业资源集聚的规模优势和小公司敏捷应变的灵活优势进行集成的开放型组织模式。平台型组织一般分为“外部经营平台”与“内部管理平台”。

外部经营平台，是企业利用已有资源优势，打开组织边界，通过搭建平台，赋能内外部经营前端，扩大网络效应，使客户可以享受更多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其他参与方企业也可以利用外部经营平台的资源和网络效应在平台上创业创新，形成“大平台+富生态”的价值体系。外部经营平台的价值主要在吸引、促进和匹配，通过吸引生态参与方，扩大核心交互，加强网络效应，实现生态价值最大化。其典型代表如阿里巴巴、美团、滴滴出行等。

内部管理平台以“后台—中台—前端”为基本运行方式，通过功能性平台的打造，赋能市场前端。后台主要为职能管理平台，负责整合资源，打造开放管理体系，构建内部生态。中台主要为业务赋能平台，负责匹配、赋能，分析市场前端的需求和特征，快速有效地满足业务、资源、技术、数据等方面的需求。前端则围绕客户，挖掘并及时响应客户需求，实现商业目标。华为、韩都衣舍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内部平台化的组织改造。

在平台组织内部，通过数据和技术的支持，将业务场景的共性需求提炼，打造为组件化的资源包，以接口形式提供给前端使用。这种内部资源集约化的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产品的快速试错，更新迭代，还有利于增强组织的快速复制能力，拓展新业务领域，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并产生资源聚集的规模效应。

2.比特币网络与DA O组织

（1）比特币网络

根据《比特币白皮书》所述，比特币是一种完全通过点对点技术实现的电子现金系统，它使得在线支付能够直接由一方发起并支付给另外一方，中间不需要通过任何的金融机构。比特币系统的核心目的，是在不需要第三方支持的情况下实现点对点的支付。

由于数据资产的可复制性，系统内很可能存在同一笔数字资产因不当操作被重复使用的情况，由此会产生双重支付的问题。而数字签名技术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其仍需要第三方机构的支持。

为了解决双重支付的问题，比特币进行了以下设计：

①通过哈希函数对全部交易加上时间戳。

②将加上时间戳的交易合并到一个不断延伸的链条上。这个链条是基于工作量证明机制产生的，除非有能力重新完成所有的工作量证明，否则记录在链上的交易将不可更改。

③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分叉的存在可能会出现多个链条，但是最长的链条会被作为被观察到的交易事件序列的证明，也被认为是算力最大的。只要攻击者的算力不超过51%，由于交易的不可逆及不可篡改的特性，发生真实交易的记录最终会保留在最长链上，从而解决双重支付的问题。

从逻辑上看，为了避免出现双重支付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关注此后的交易是否会有双重支付，但是需要获悉并检查当前交易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交易。由于没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参与，所以交易信息的确认需要公开宣布，获得绝大多数参与者的认同，才能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系统内的所有参与者都有唯一公认的历史交易序列，有了时间证明，才能判断当前交易是否为首次出现。这就是“时间戳服务器”解决方案，时间戳信息存储于区块头中，从区块生成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于区块中，用于记录区块产生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区块的生成离不开时间戳的加入，而每一个时间戳都会与其他交易信息共同通过哈希运算得到一个区块头哈希值，保存在下一个区块的区块头上，根据区块形成的先后顺序连接到链条上。

工作量证明机制，是指使用哈希算法不断计算包含随机数的区块头的哈希值，直到找到一个随机数，使得计算结果小于预设值，这个过程要耗费一定的算力，即工作量。根据难度目标，计算得到难题有效解所需的工作量是可以估计的。除非重新完成同等的工作量，否则区块的信息就不可更改。如果一定要更改某个信息，更改的就不仅仅是信息所在的区块，由于之后产生的区块都是链接在该特定区块以后，因此，如果想要更改特定区块中的信息，还需要重新完成之后所有区块的全部工作量。

从事这种“工作量证明”的节点被称为矿工。系统会向矿工奖励比特币作为工作量的“证明”，从而也为这样的“算力投资”设定了“激励机制”。对于矿工来说，只要提供足够的算力，就可以获得奖励。

比特币系统具体的激励机制如下：

①总量固定：比特币总量不超过2100万个。

②挖矿补贴：每当有矿工挖出一个区块，就会发行出新的比特币。挖出一个区块产生的比特币数量都会按几何级数递减，每挖出21万个区块（大约需要4年时间），产生的比特币数量就会减少50%。

③交易费：用户会在交易中支付交易费，作为处理交易的服务费支付给矿工。交易费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如果区块中的交易数量较多，则交易费就会较高；如果区块中的交易数量较少，则交易费就会较低。

比特币这样的运作规则以及激励机制的设计，使得比特币系统经过十年时间的洗礼，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虽然比特币系统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但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已经足具价值。一个没有全职员工参与的组织，竟然能够持续运转十年时间，且从没出现过一笔转账失误，甚至市值最高峰达到了几千亿美元，这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数字时代的“组织”到底该长成什么样。

（2）DAO组织

自主运行的比特币网络与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开启了人们对DAO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兴趣。DAO组织是一个完全受参与者控制的，不受任何一个集权主体影响的组织，使用公开透明的代码写成的程序进行决策，其财务交易记录和程序保存在区块链上。

对于DAO这种分布式自治组织的探索，The DAO算是第一个。The DAO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风险投资基金，以智能合约的形式运行在以太坊区块链上。从2016年4月30日开始，仅仅28天的时间，就有11000名投资者参与，众筹金额超过1.5亿美元。在The DAO创建期间，任何人都可以向它的众筹合约发送以太币，获得DAO代币。通过以太坊筹集到的资金会锁定在智能合约中，没有哪个人能够单独动用这笔钱。更重要的是，该组织只存在于虚拟的数字世界中，不受任何政府监管约束，没有国界，资金是加密数字货币的以太币形式，其行为由智能合约中的代码来主导。

每个参与众筹的人按照出资数额，获得相应的DAO代币，并具有审查项目和投票表决的权利。从这点上来看，DAO代币有点像股票，众筹参与者是股东。代币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持有人有权提出投资项目的议案，供The DAO审核。投资议案由全体代币持有人投票表决，每个代币一票。如果议案得到需要的票数支持，相应的款项会划给该投资项目。投资项目的收益会按照一定规则回馈众筹参与人（股东）。当然，并不是每个项目都有收益，或者能够盈利，而且一般来说能够盈利的项目会是风险较高的项目，可以靠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

然而，在2016年6月17日，The DAO项目还未正式运行，就遭到了黑客攻击，造成了价值多达600多万美元的以太币损失。这就是区块链历史上著名的DAO攻击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攻击，对原以太坊伤害巨大，最后在百般无奈之下，为了挽救The DAO投资者的损失，以太坊开发者最后决定实行硬分叉。硬分叉上的以太坊将执行一个新的智能合约，将The DAO以众筹时的100∶1的兑换比例兑换回以太币，从而从The DAO项目中取出资金，这其中也包含了被黑客盗走的以太币。The DAO项目也就此停歇。

虽然The DAO项目没有成功运行下去，但是DAO这种组织理念与组织形态带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

与平台型组织相比，比特币网络和DAO组织的实践显得更为激进。在比特币网络与DAO组织中，甚至都没有“全职员工”这个概念，组织边界自然就不会存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DAO组织，都可以根据自身为DAO组织所做的贡献得到相应的回报。虽然比特币网络与DAO组织的发展还不能称为成功，但其确实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使我们可以从人性和经济理论的视角来辩证地进行取舍。比如，比特币系统的“完全理性人”假设，可能与真实的人性并不完全相符，“有限理性”是大多数人的实际状态，一个经济系统的激励机制，仅仅考虑物质激励可能还不足够。再比如，DAO组织强调的“去中心化”，也与现实的世界存在差距，绝对的“去中心化”很可能导致出现“公地悲剧”或者“多数人暴政”，也不见得是最理想的选择。

当然，除了部分局限之外，比特币网络与DAO组织探索出来的分布式账本、数字化激励、智能合约、算法治理等技术和机制，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将会深刻地改变传统的组织形态和社会形态。

3.新型“中间性组织”

从平台型组织到比特币网络和DAO组织，数字技术对组织形态的冲击愈发深刻。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组织，将会走向哪里呢？

我认为，数字经济将催生新型的“中间性组织”，现如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但这并不代表谁会取代谁，而是会催生一种处于“中间态”的组织，兼具市场与企业各自的优势。我们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1）数字技术进一步打破市场与企业的边界

当产业链各个环节以及组织中的各个单元都得以在线化协作的时候，组织结构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革，组织边界的打破已成定局。

首先，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

内部交易成本，即管理成本，包括要素投入的固定成本、信息交互与协调成本、信任成本、决策成本等。数字化的办公协作软件，如钉钉、企业微信等，打破了企业的科层架构，使组织成员可以充分共享信息，上下层之间的信息也可以穿透式传达，减少了组织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传统组织当中存在的“横向部门墙”和“纵向隔热层”都将被打破，企业决策层可以高效获取市场端的实时信息，并做出更为科学的决策；企业各个环节数字化之后，将形成丰富的数据资源，再辅以科学的算法，企业决策者的决策精准度也会大为提高。

其次，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了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

外部交易成本，是指交易双方为了达成交易，在信息搜寻、建立信任、谈判溢价、实施监督与违约处理等方面付出的成本。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变革逐步完成之后，各类供给方与需求方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交易，并且基于海量数据所衍生出来的智能算法，可以大幅提高使供需双方精准匹配的效率，革命性地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讨价还价的成本，这一点已应用在诸多领域；另外，互联网口碑机制的建立与区块链可信账本的应用，还可以提高交易双方的互信程度，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信任成本；如果未来大部分的交易契约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技术来实现，那么将大幅度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过程中的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除此之外，数字经济还催生了更为广泛的“租赁经济”，打破“资产专用性”对企业边界的束缚，比如原来必须要购买的商务用车可以通过滴滴出行、神州租车平台来解决；原来必须要独立部署服务器解决管理软件系统的模式也可以被云计算和SaaS服务的模式所取代，企业不必非要拥有这些要素资源，而完全可以在市场上高效率地按需即时获取。

按照科斯的理论，决定企业组织与市场边界的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双双得到了革命性地降低，这将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第一，企业市场化。

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降低，意味着很多要素资源不必再放在企业组织内部进行控制与管理，而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组织外部的市场当中进行采购。企业组织将向市场打开边界，越来越多的要素资源会放到市场当中，破除了长期生产要素对于企业的依附。近两年兴起的零工经济，意味着很多企业不必全职雇佣这些人才加入企业内部进行工作，而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需要的时候向市场采购。

第二，市场企业化。

早在1937年撰写《企业的性质》一书时，科斯就注意到了信息技术发展对企业组织形态的影响。他指出：“倾向于降低空间组织成本的电话和电报的技术变革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一切有助于提高管理技术的变革都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数字化技术推动了企业管理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优化了企业的管理结构，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管理边界，只要能被企业的数字化系统连接的要素资源，原则上都可以被企业有效管理起来。跟企业有关联的市场资源，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被企业接入自身的数字化系统当中，这种趋势可以理解为市场的企业化。

（2）数字技术重塑传统组织决策机制

市场与企业代表着两种决策机制。市场中的信息流动方式，是从每一个人到任何人的，通过分权模式，由所有参与者做出决策，是一种分布式决策。而企业的信息流动模式，则是将信息全部汇总到某中心，由领导者做出关键决策，是一种集中式决策。

市场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散决策，信息的流动也是分散的。每个个体都会评估自己所获得的信息，并据此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分散决策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减轻错误决策的影响。如果是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为每个人做出决策，则当权者决策的正确性就至关重要。而在市场上，一个糟糕的决定所带来的影响相对来讲范围也是比较小的。即使一个人做出了错误选择，整个市场也不会因此崩塌，这就使得市场相当富有弹性。市场规模越大，参与者越多样化，市场就越有弹性。

参与者做出合理决策的前提是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只有在理想的市场上，每个参与者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在现实的市场环境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只能依靠价格机制来减少需要沟通和处理的信息量，但是信息的浓缩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并不总是能全面地分享他们的个人偏好。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可以用全面、海量的信息流去补充价格机制所缺失的那部分信息。数据是市场车轮的新型润滑剂，可以帮助参与者找到更好的匹配选项。数据标签技术可以帮助我们从大量的数据流中提取有价值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多维度分类。匹配算法使我们能够在市场中找到并选择最佳交易伙伴。机器学习系统通过观察人类行为，可以识别人们不同的个人偏好。这些技术结合起来，不但会使每个市场参与者受益，还会大大地改善市场机制，使其变得更为“智能”，成为协调人类活动的最有效场所。

企业只要能比市场更高效地组织人类活动，就能够存在。企业的运营效率只要高于它的竞争对手，它就可以经营下去。在拥有综合偏好数据的海量数据市场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训练决策辅助系统。但是企业内的数据流有限，无法与市场上的数据洪流相媲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方面可以向市场中相关供应商采购相关数据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将企业改造成市场。二者并不相互排斥，很多企业会采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

当企业被改造成为一种“内部市场系统”时，企业的决策机制将会发生变化。一方面，内部市场系统的决策依赖于强大的、多维度的海量数据，以及配套的机器学习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要做的决策可能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内部市场系统也将决策权分散到了不同的市场主体身上，在降低集中决策风险的同时，还可以激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让经济体更具生命力。

如前文所述，中间性组织作为融合企业与市场特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用较低的组织成本，获取了较高的生产一体化程度；用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取了较高的交易市场化程度。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企业市场化和市场企业化，其实就是一种新型的中间性组织，这种中间性组织，扩展了企业的管理边界和业务边界，将会带来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提出“无边界组织”这一概念，并在企业内部力推。他将公司内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障碍全部消除，使工程、生产、营销以及其他部门之间自由流通，完全透明，虽模糊掉传统组织的刚性边界，但又能将各成员区分，使信息、资源、构想及能量快捷便利地在各成员之间流动，从而使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远远超过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这些举措推动了通用电气的成功转型。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无边界组织”已经不再是个别企业的转型之选，而是大多数企业不得不面临的一次战略升级。产业边界、组织边界正在不断地溶解，组织越来越“液态”化，如果企业不能在液态组织到来的时候学会游泳，就只能被淹死。基于原有的社会和组织、人和组织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旧有的制度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未来的需要。传统组织形态的重构已经迫在眉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对于大多数传统企业而言，打破原有组织边界，构建并经营价值网络，将成为企业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构建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组织，将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的必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