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效率的五项改进

1.让市场更智能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可通过市场主体、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等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然而，现实中的市场不仅没有那么完美，还经常会失灵，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工厂会满负荷生产而不顾市场需求，19世纪的英国屡屡发生产能过剩性经济危机。在农业领域，由于农作物、畜牧养殖周期长、收割期短，加上信息不对称，经常导致产能过剩或不足。

针对市场失灵的情况，对市场以“有形的手”施加调控就成为一种选择。但是调控有时也会过度，甚至调控者也会对干预上瘾，这反而会阻碍市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那么，数字经济对市场机制有什么改善呢？通过数字化连接的方式，产业的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可以直接对接，甚至可以实时地在线互动，生产者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安排生产，这样就可以合理安排产能，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另外，消费者的浏览、收藏、购买等数字化行为轨迹也都会被记录下来，平台方或生产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进而预测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提前安排与需求相匹配的产能，既能高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能合理控制库存。这种以大数据和算法驱动的市场经济，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失灵之处。

比如，玛氏集团联合天猫推出新品创新中心，利用大数据建立新品研发的全局仿真系统，帮助品牌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市场上既有产品的特性、目标人群及价格区间，精准把握消费趋势，推出了一款辣味巧克力。其概念测试、产品诊断都在线上针对目标客群完成。玛氏集团拨出北京怀柔工厂的两条生产线与新品创新中心共建柔性生产链，以小规模、多频次的方式生产产品，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试销，测试产品表现，持续进行产品迭代最终从线上走到线下。辣味巧克力是智能系统创造需求、创造新市场经济的典型案例。

在“2016年世界浙商上海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发表演讲时提出：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过去的100年来我们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但现在我个人来看，未来30年这一观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越来越大。因为数据的获取，一个国家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

马云的演讲引发经济学家的集体怒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都对马云的说法提出了批评。针对经济学家们的批评，马云在2017年5月26日于贵阳举办的“数博会”上回应道：我指的计划经济不是过去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中国刚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市场经济有一只“无形的手”。如果这只“无形的手”你能够摸到，做计划还难吗？在大数据时代，特别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人类获得数据的能力、取得数据进行重新处理以及处理速度的能力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大数据不仅会让市场变得更加聪明，也会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

马云作为市场经济的极大获益者，其本意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想重点强调大数据的价值。那么，大数据到底能不能替代市场经济呢？

市场不仅是一种分配稀缺物质资源的方式，还是一种高效的合作方式。只要人类需要合作，时间就会成为稀缺资源，我们就需要市场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我们相互合作。

大数据时代的顶级预言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其新书《数据资本时代》中指出：大数据和算法时代，将迎来市场的复兴。数据本体的改进会帮助我们从大量的数据流中提取出有价值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多维度分类；匹配算法的进步使我们能够在市场中找到并选择最佳交易伙伴；机器学习系统通过观察我们，可以识别出我们的个人偏好，以及赋予不同偏好不同的权重，甚至当我们做出偏颇的决策时，机器学习系统还会发出提醒，并在我们做出选择时提出建议。这些技术如果结合起来，将会使我们成为强大的买家或卖家，不仅会使参与者受益，而且将会大大改善整个市场，使其成为协调人类活动的最有效场所。如何让数据匹配机制替代价格机制失灵之处？这需要建立在获取丰富且全面的数据，以及将数据转化为决策的能力之上。

2.让分工更深化

亚当·斯密及其后的众多经济学家充分证明了分工对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要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拓展分工的深度和广度是必然选择。当我们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时，这种分工效应还会继续存在吗？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著作《财富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产消合一”的概念，指的是消费者也可以成为生产者。托夫勒说道：只要我们既生产又消费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就是在进行 ‘产消合一’的活动。在隐性经济中所发生的大量活动基本上都没有痕迹、没有经过测量也没有产生报酬。这就是“产消合一”的经济。

很多创业者以此为理论依据展开了诸多尝试，最有影响力的案例莫过于小米手机。消费者不仅仅可以消费，还可以参与到生产活动中来。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很多人往往在实操过程中碰了一鼻子灰：消费者为什么会参与到生产活动中来？消费者在乎的是什么？生产者在乎的又是什么？

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理解“产消合一”呢？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模糊并不代表双方没有分工，更不代表消费者一定会参与到生产活动中来，只是因为数字化时代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连接效率提高，更容易促使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而已。但消费者能否被有效转化，关键取决于我们对于分工效应的理解。

其实在数字经济时代，并不是没有了分工，分工反而是更深化了。只不过这种分工不是工业时代的那么粗的颗粒度，数字经济时代的最小分工单位，不再是企业，也不再是个体，而是个体的一段时间，甚至是个体的一个行为。比如，共享出行平台上的私家车司机，会利用自己的周末时间赚取外快收入，他们虽不是全时段专职的出租车司机，但是其在周末时段又是专职的出租车司机。再比如，某些社交电商平台上的消费者，会将平台商品转发给自己的朋友并促成交易，以此得到这笔交易对应的佣金，那么这个人是属于消费者还是推广者呢？

我们必须从更细的颗粒度来看待分工，才更容易把握数字经济深化分工的意义所在。当一个个体，可以利用不同的时间分别完成消费、推广、提案、生产等不同行为，并得到对应的回报，对其来讲，其劳动生产率是比之前要更高的，因为这些个体充分利用了碎片化时间，并且降低了劳动冗余。提高劳动生产率既是分工的目的，也是分工能够产生的根本原因。

也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才能设计出更为合理的激励方案。一个个体，当其所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必然会站在这个角色的立场来考虑事物。比如当其作为消费者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产品好不好、价格实不实惠、物流快不快等问题；当其作为推广者的时候，他会更关心产品好不好卖、佣金高不高、厂商扶持力度大不大等问题；当其作为投资者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投资风险高不高、标的价格够不够低、项目方是否可信等问题。不要幻想着作为股东的消费者就一定会消费，也不要指望着愿意消费的人就一定愿意推广。当我们站在颗粒化分工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答案就很清晰了。

那么，这种颗粒化的分工状态将会带来哪些改变呢？最为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企业组织边界的打破，企业组织可以高效组织颗粒化的产业资源为我所用，而不必在意其是否在传统的组织边界之内。

3.让产权更灵活

产权，并不单指所有权，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产权关系一般会通过契约安排来实现。每一个不同的契约，就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产权交换关系。

产权很重要的一点特征就是可以分割，可以由不同的主体来行使。人们通过产权分割，可以灵活处置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让资产的价值得以充分释放，大大丰富了经济活动的内容。

比如一套房子的所有权属于我，但我可以通过出租的方式把使用权让渡给别人，承租人虽不享有所有权，但他拥有使用权。虽然所有权的主体是一个，但它的产权可以形成多个。产权分解给多个主体来行使，通过产权交易形成了多个产权主体，这些产权主体也就成为了资源配置者。产权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构成各类市场主体。

比如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改革，土地由集体所有，通过大包干进行产权改革，农民成为土地的使用者和经营者，但是土地的所有权没发生变化。正是这样的改革，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更大大提升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不能拘泥于所有权的完整性，必须放弃不合时宜的绝对所有权。对于大量国有生产要素，若不能通过所有权分解、产权交易，就不能得到有效配置，那实际就是对国有资源、国有资产的损害，限制其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使其贬值。国有资产只有流动起来，通过产权化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所有权可以不变，只要做好产权激励，经济同样有活力，发展同样有动力。所以，产权能否灵活拆分，对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的影响意义重大。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对产权进行更为灵活的拆分。比如前文中提到的打车软件的例子，在共享出行平台，汽车的所有权没有变化，但是汽车的使用权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个使用权不是转让给了一个人，而是转让给了许多人。这就是产权灵活拆分的典型案例。

随着各行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产权被数字化，被更为灵活地拆分，这势必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的效率。

4.让交易更高效

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为了达成交易，必然要承担寻找交易伙伴、与交易伙伴议价以及交易伙伴违约带来的损失等相关成本。当投资机构想要投资一个企业的时候，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做尽职调查，反复确认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不信任，尽职调查所投入的成本都可以视为交易成本。

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应如何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呢？

第一，借助数字化技术打破信息不对称。以打车软件为例，在没有打车软件时，乘客和司机没有办法掌握彼此的信息，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快速地完成匹配，为此各自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成本。有了打车软件之后，乘客和司机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信誉度和车型偏好快速找到对方，让信息更为对称，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第二，借助数字化技术提供更好的信用度，提高违约成本，降低信用成本。互联网公司对此常用的做法就是采用客户评价机制，比如淘宝平台买家对卖家的评价机制，对卖家来说就是一种制约机制，倒逼卖家为了促进更多成交量必须要维护其更好的信用度。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分布式账本得以广泛应用，交易双方或多方共用一个不可篡改的共享账本，交易过程的各种数据都记录在这个账本当中，没人能够造假。如果未来智能合约得以普遍应用，交易结果的确定性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这些技术和机制都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

第三，从所有权到使用权的变化。还是以打车行业为例，对于很多用户来讲，买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出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车辆往往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反而出现资源闲置的情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共享出行平台的发展，当人们在任何一个角落可以便捷地以较低成本打到车的时候，人们就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必须要拥有一辆汽车了。人们买车，本质上购买的是车的使用权，而不是车的所有权。共享经济催生出使用权经济，使汽车的使用权可以分解为单次行为，乘客单次使用只需要支付单次成本，这样彼此的交易意愿度就会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数字经济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时常有人质疑滴滴出行、Uber这些出行平台是“伪共享经济”，其实如果基于“共享经济”的字面含义来看，其“共享”程度确实不够，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互联网化的“租赁经济”。但针对这些概念的界定与讨论并不影响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事实。这些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专业运营者，让消费者“以租代买”，能够帮助消费者降低交易成本，其就有存在的价值，或者说，这些平台的主要业务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本身，而不是具体的产品和服务。

5.让要素更流动

在经济学中，市场分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主要是针对消费者，要素市场主要是针对生产者。企业要完成生产活动，自然需要投入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那么这些生产要素的交易和流动，就会形成一个要素市场。要素流动的效率，自然也就会影响企业生产活动的效率，经济学里讲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多数场景指的都是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

目前，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在生产要素领域仍然存在，要素价格不但不能灵活地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的程度，而且出现普遍上涨的趋势，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寻租活动猖獗，抑制了生产要素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及重点改革任务，并就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做出了部署。

如何提高要素流动的效率？除了政府推动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之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生产要素的流动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数字经济时代，人才得以高效流动。我们暂时不把物理空间（如交通网络）和制度因素考虑在内，单纯看数字化带来的人才流动范式。数字经济将重塑产业结构与个体就业模式，大量超级个体将会涌现。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之下，云端办公的分布式协作模式也将日益普及，个体的时间自由度提高，个体的碎片化时间和碎片化智慧得以自由流动，进而带动附着在个体身上的其他要素资源（如资金、技术）自由流动。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中每获得一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实现同等幅度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第二，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得以高效流动。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介入产业体系，并基于其高流动性，与其他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可以带来极强的“乘数效应”，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在传统商业中，由于中介的层层嵌套，生产端与消费端之间存在割裂，生产者往往无法即时获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由此，传统的价值创造由生产端主导，但往往会造成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出现不必要的损失。在数字经济时代，得益于即时高效的信息网络，生产端与需求端能够实现无缝衔接，将人的需求、预期以及人的价值深度改造为实体经济的每一个细分市场，驱动数据的价值创造。

第三，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可得到更为高效的定价。数字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地助力各类传统资产数字化登记、确权和流转。一旦资产能够高效地完成确权和流转，自然就完成了定价过程，合理价格的快速形成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数字经济将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颗粒度更为细化的计量和定价，并会形成多层次的资产流通市场，这将大大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

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除了政府推动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之外，数字经济将在技术角度进一步助力生产要素高效流动，实现更为优化的资源配置。这也是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根本原因。对于企业来讲，宏观经济的命题在于资源配置，微观组织的命题本质上也是资源配置，如何借力数字技术搭建一个能够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企业组织，将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家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