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五个关键因素

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各投入要素在各产出主体的分配所产生的效益。哪些因素影响着资源配置效率呢？宏观经济与微观组织都是在配置资源，其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这里列举几个相通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化、分工、产权、交易成本、定价机制这五项，我们逐个梳理一下。

1.市场化

市场与计划都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的说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说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表明，市场机制是一种非常高效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手段。

市场机制在庞大的市场中，通过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及灵敏的价格反应，自如地支配着经济运行，灵活、有效地决定资源的配置与再配置。

市场机制有着明确的市场主体。企业和企业家是市场行为的主体。由于要自负盈亏，其在投资时会非常谨慎。而且，企业家常年在市场一线从事经营，对客户需求与市场趋势的判断会更为准确。这些特征决定了企业家在微观市场的投资行为往往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因此更应当承担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

市场机制通过竞争规律进行资源配置。各企业要素生产率的不同，导致优胜劣汰，使资源向效益好的企业集中。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有竞争力的企业会生存壮大，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萎缩消亡，资源会得到优化配置。

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价格机制来自由完成供需匹配。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不是以习俗、习惯或行政命令为主来配置资源，而是使市场成为整个社会经济联系的纽带，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经济运行中社会各种资源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由市场供求形成价格，进而引导资源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与传统意义上追求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相比，优势已然十分明显。

当然，市场和计划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而已，在市场失调之处，计划性的调控也很有必要。但是，在市场化程度不够、政府越位严重、资源垄断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很难发挥其作用的，自然也就难以完成有效的资源配置。

2.分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论述道：“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他认为，一国国民财富积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分工的结果。

他列举了一个生产扣针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从抽铁线、拉直、切割到打磨等工序都干，那么一天每人平均只能生产20个扣针，如果加以分工，由18个专业操作工来完成，一天每人能平均生产4800个扣针。分工后，劳动熟练程度提高，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每个人只做一件事，容易改进技术，容易产生创造性。所以，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源泉。

亚当·斯密对分工提高生产率的经典解释是：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节省劳动时间；第三，机器的发明和采用。将其观点加以概括，我们可得出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有两点：其一，原来要求复杂劳动的工作通过分工以后只要求简单劳动即可。由于简单劳动只需要较少的生产技能学习时间，所以分工增加了人们可以用于生产的时间，从整体上降低了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成本。其二，分工使得单个生产过程简单化，有利于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机器的使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又进一步降低了对劳动技能复杂性的要求。

过去，中国经济产业分工不发达，社会化、专业化程度偏低，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最典型的商业运作模式是“大而全”“小而全”，所以叫粗放式经营，其结果必然是效率低、效益低。在中国很多产业集聚区，每个工厂都属于“全能型”的，有什么需求它都可以帮你生产。而在分工成熟度比较高的西方国家产业集聚区，每个工厂都是“专业化”的，只做自己擅长的部分，其他的需求你可以找别人完成。中国过去这种低效的产业分工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自然难有很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当然，分工的发展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源泉。另一方面，分工是提升交易成本的根源，分工越细，交易环节就会越多，交易成本就越高。如何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保障分工的专业度，将成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3.产权

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叫作“公地悲剧”。

1968年12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美国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一文。哈丁在文章中讨论了公共牧场的使用与管理问题。他说，假定有一个向所有牧人开放的牧场，那么，每个牧民都将在此牧场上放牧尽可能多的牲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天灾人祸使人和牲畜的数量不超过此公共牧场的承载能力，就可以继续保持。否则，这种公地共享的逻辑便会产生悲剧。因为，每个牧人都会通过增加牲畜头数以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利益。对增加牲畜者而言，他会得到增加牲畜的全部收益；如果增加牲畜属于过分放牧性质，其所造成的危害则由全体牧人分担，他自己只须承担全体牧民每人平均分担的那一小部分。这样一合计，他就会决定增加牲畜。然而别的牧人也会这样做。其结果是全体牧民落入一个在面积有限的公共牧场上无限增加牲畜的陷阱。换句话说，大家都在利用自己使用公共牧场的自由，奋勇地奔向毁灭之途，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剧”。

为什么会出现“公地悲剧”呢？因为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称其为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由此，我们来了解一下“产权”这个概念。产权不仅包括狭义的所有权，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任何产权都不是一项凭空存在的权利，产权作为一组法律承认的权利，是以相应的财产为载体的，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包括经济实体性、可分离性和独立性。

那么，明确产权的意义何在呢？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认为：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甲想吸烟而乙讨厌香烟的气味，谈判总能使双方都满意。如果房间属甲所有，那么乙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请甲放弃吸烟，费用的大小视甲吸烟欲望的强烈程度、乙讨厌香烟的程度及双方的谈判能力而定，最终使双方效用最大化。如果房间属乙所有，甲也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而获得吸烟的权利。可见，只要法律允许产权交易，不论其初始状态如何，市场行为总能实现各方效用最大化，初始产权只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然而，如果产权不明确，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

其实，市场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商品交换，而是这些资源或产品的产权的交换，即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对资源或商品的不同的权利的交换，要使市场交换得以进行，资源或商品的产权界定就必须非常明确。人们既不能用产权不属于自己的资源或商品去同产权属于别人的东西相交换，也不会用产权属于自己的资源或商品，去交换产权不知属于谁可能得到后随时都会失去的东西。这说明交换如果不是产权的交换，那么，这种交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明晰的产权界定是产权交易的前提条件，也是整个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基础，更是资源进行配置或重新配置的根本。或者说，产权的明晰度达到最优也是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根本。产权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资源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或稀缺的，正因为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在任何社会都必然会发生争夺资源的竞争和分享现有资源所引起的利益冲突。如果这种竞争没有合理的产权制度加以约束或规范，那么就难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和经济的增长，反而会由于竞争秩序的混乱而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甚至导致资源的消散。由此可见，产权制度对一个经济社会的资源配置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产权的产生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引起的。即使到了互联网时代，数据资源可以无限开采，但是人们的注意力资源（时间资源）也依然是有限的，产权理论对其依然具有解释力。

4.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包括传播信息、广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以及谈判、协商、签约、合约执行的监督等活动所花费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提出的。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到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

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以下几项：

①搜寻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

②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以及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

③议价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

④决策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

⑤监督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比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

⑥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

假设你是房东，希望出租空置房间。面对意向租客，双方首先会进行识别、验证和商谈：一是见面，确定双方身份是否属实；二是看房，确定房东没有吹嘘编造房屋的相关情况；三是谈各项租赁条件，包括租期租金等。信任也是先决条件，双方不可能彻底了解对方，也不可能在契约里顾及所有变故、涵盖所有权利义务。未及之处，需要信任来覆盖。最后，如何支付租金及交付房间，也要耗费精力。每笔交易都包含交易成本，区别只在数目高低。

2008年，98岁高龄的科斯专门在芝加哥大学组织并主持了纪念中国改革30年学术研讨会。他用自己的奖金邀请了中国大概50多位学者、企业家、官员，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践行了科斯降低交易成本的思想。

交易成本可分为外生与内生两种，地理条件阻隔和信息交流限制是外生交易成本的两个主要因素，中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通信网络的建设大大降低了外生交易成本。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或不平等竞争构成的体制性交易成本，逐渐成为阻碍中国财富积累的内生性因素，所以这部分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是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中国的基本经验不是别的，而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这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真实的中国经验是以降低体制成本为纲领，靠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在全球市场的比较优势。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依然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有效解决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在合理推进转变政府职能与简政放权并行共进的同时，进一步清理和规范中介部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释放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交易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

5.定价机制

如何理解定价机制？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资本市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简单来说，资本市场就是用钱来给资产定价，让聪明的钱找到优质的资产，资源就算是得到了优化配置。资金和资产对接的效率，自然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

股票市场是一种资本市场，用来给公司股权资产进行定价。那么，其他类型的资产呢？比如，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类型的资产该怎么定价，由谁来定价呢？其实，都应该有相应的资本市场来进行定价。实际上，也存在相应的交易市场，比如土地流转市场、人才市场、知识产权转让市场等，但这些市场运作得普遍不够理想。

其运作不够理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定价机制。

比如土地，中国土地的市场化程度有限，房地产开发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等不同用途对应着不同的价格。社会上经常会出现招商引资中低价出让土地，房地产开发时又竞相抬高地价的现象。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其价格已被严重扭曲。

再比如自然资源，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资源使用者需要从国家手中获得初始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原来并不是通过公开竞价获得的，而是由政府授权分配使用，事实上没有形成市场价格。而对自然资源的垄断经营和国家定价，使其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

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流动。政府对不同户籍的居民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物品是不平等的。有些城市通过出台歧视外来务工人员的规定，加强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同样的劳动力付出，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有着不同的价格。这些制度的制定都降低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效率。

没有高效的定价机制，就没有合理的价格；没有合理的价格，就难以促成高效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