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身世回首

啓功先生的身世，是外界談論甚多的一個話題，有種種傳說，而先生自己卻很少談及。所以在先生的《口述歷史》出版之後，仍有必要介紹一些我知道的情況。

大約是在1972年，先生在年滿花甲之時，曾寫下一首《沁園春•自敍》，詞云：

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閒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解超。笑左翻右找，東拼西湊，繁繁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從此後，定收攤歇業，再不胡抄。

詞中除先生特有的自謙、幽默外，也流露出對身世回顧的悲涼心緒。1979年秋，我第一次到西直門內小乘巷先生住所時，就看見門內東牆上掛着他手書的這首詞，末三句已改為：“收拾起，一孤堆拉雜，敬待摧燒。”啓先生告訴我，這是因為他的一位當時剛上小學的內侄孫女王悅看懂了末一句，朝他喊：“照樣胡抄！”於是有此一改。

正因為我看到“幼時孤露”的詞句，所以從不敢貿然問先生的身世，怕會引起他的傷感。當然，我很早就知道他本姓愛新覺羅，是清朝皇室後裔，而具體情況並不清楚。1991年元月，我應邀訪問香港中華書局，期間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陳萬雄先生送我一冊剛出版的《名家翰墨•臺靜農啓功專號》，刊有先生自己（署名“珠申”）寫的《啓功簡歷》，前兩段為：

一九一二年　啓功，字元伯，亦作元白，又曾號苑北，書齋曾名簡靖堂、堅淨居。滿洲族人。一九一二年七月生於北京。入家塾前，祖父授讀蒙書，五歲入家塾。

一九二四年　十二歲，入小學，後升入中學，由於算術英語不及格，未畢業。同時從賈羲民、吳鏡汀先生學畫。從戴綏之先生讀經史書，學作詩文。

1997年，中華書局要出版先生的《漢語現象論稿》，為此先生專門用鋼筆在一張稿紙上寫了一段簡歷，讓我交給該書的責任編輯陳抗兄，前面幾句是：

啓功，字元伯，滿族，滿姓愛新覺羅。1912年生於北京。曾讀小學，中學未卒業。從戴綏之先生（姜福）學詩、古文辭，又從賈羲民先生（爾魯）、吳鏡汀先生（熙曾）學畫。後受業於陳援庵先生（垣），獲聞學術流別和考證之學。

我曾問先生為何平時不願用“愛新覺羅”為姓，先生講得很直率：“姓名本是符號，叫阿貓阿狗、甲乙丙丁都無妨，可偏偏有人很在意它的某種含義或色彩，如愛新覺羅，成了望族貴裔的象徵，帶上政治色彩。更有人榮乃自炫身世，辱則隱姓埋名，甚至不承認他是滿族，這就更無聊了。我出生於民國元年，清朝已亡，連‘遺少’的資格都不配，幹嘛要往上湊呢？”“愛新”譯成漢語即“金”，但讓愛新覺羅氏全改姓金是袁世凱規定的，出於對竊國大盜的痛恨，啓功先生的祖父在臨終前囑咐他決不能姓金。先生在中華書局點校《清史稿》時，有人寄信來寫“金啓功收”，先生即在信封上寫了“查無此人”四字，讓傳達室退回。另外也有人寫成了“經啓功”，先生看了則哈哈一樂。

當然，啓功先生並不忌諱與友人談自己的家世，也曾在論著中鄭重而簡略地介紹過自己的祖上：“先祖諱毓隆，字紹岑，別署絸秋庵主。吾家系出和親王（諱弘晝，高宗胞弟）。先曾祖諱溥良，字玉岑。光緒庚辰翰林，官至禮部尚書，察哈爾都統。先祖為光緒甲午翰林，以侍讀學士放四川主考（光緒壬寅）。署國子監祭酒，授翰林院學士，放安徽學政（光緒甲辰）。停科舉，撤學政，補內閣學士兼侍郎銜。宣統辛亥改官制，轉典禮院學士。生於同治壬申，卒於民國壬戌。遺稿編為《絸秋庵遺集》六卷。”先生要說明曾祖、祖父均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官職，本質上還是文人學士。先生珍藏了曾祖與祖父畫的若干幅扇面，曾經取出來讓我鑒賞，從中也可看出先生書畫藝術的家學淵源。

大概從90年代初開始，就有人熱中於要寫先生的傳記，或希望先生自己寫自傳。對此，先生一概謝絕了。我問先生“為甚麼？”先生回答六個字：“何必溫習煩惱？”後來，勸寫者鍥而不捨，又說之以“為保存珍貴歷史資料”的理由，先生遂同意先用錄音機錄下他的談話再整理。他也曾叫我拿錄音機去，可去了若干次，均因他家裏訪客盈門而告吹。一直到2003年末，才由我的同學趙仁珪教授將此事辦成。因仁珪兄的住所離先生住的紅六樓只有百步之遙，得以於夜深人靜之時，在先生內侄章景懷兄的協助下記錄並整理先生的講述，這才有了2004年7月出版的《啓功口述歷史》。書中記述了先生對身世及相關史跡的回憶，彌足珍貴，讀者也可從中去體會先生的坎坷經歷與思想情感，本書就不再贅述了。

在我的記憶裏，他多次跟我講起過這樣幾件事，大概可以為《口述歷史》作些補正。

因為我有在新疆工作的經歷，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以自家情形為例，跟我講民族融合的問題。從他外祖家系的蒙古血緣，講到外高祖賽尚阿的子女與守護新疆邊防的關係。賽尚阿的二兒子擔任過駐伊犁的統領，死於勾結沙俄的阿古柏叛亂。曾經有一位歷史學教授要把邊疆分裂分子勾結阿古柏的叛亂歌頌為“反清回民起義”寫入書中，先生非常生氣，認為這是關係維護國家統一的大是大非問題，絕不能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來認識。記得有一次先生給學生上課，一開頭就說：“有人以為‘雜種’是很厲害的罵人的話，其實卻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事實。我祖父是滿族，外祖母、祖母都是蒙古族，我就是雜種。在座諸位仔細想想，不僅滿人，即便漢族人，可有純之又純的嗎？”同學們在笑聲中不但感受到了先生率真的感情，也領會到了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趨勢。2002年夏天，我帶兒子回新疆，第一次去伊犁，在參觀林則徐紀念館時，看到展板上寫着清代歷任駐守新疆邊防的大臣名單，其中就有先生外高祖的親屬。回來報告先生，先生十分高興。我幾次去法國訪問，都專門拜望了寓居巴黎的左宗棠的曾孫左景權教授，回來向先生談及左教授的景況，說左先生後悔1985年未能應邀到新疆去開會，失去了親臨邊陲憑弔先祖業績的機會。對此，先生也頗為感慨。先生說：“左氏經略西北，功過是非至今尚未論定，但‘左公柳’生長不息，當是對左公最好的紀念了。”

啓先生幾次從他曾祖父的辭職談及光緒帝的死因。曾祖溥良，光緒末年任禮部尚書，當時慈禧太后因患痢疾而病危，溥良是主管禮儀與祭祀的官員，必須守在慈禧下榻的儀鸞殿外，因而得以親見太監奉老佛爺之命將一碗酸奶（滿語“塌臘”）送往瀛台，命被軟禁在那裏的光緒服用，隨即先宣佈了光緒的死訊，接着宣告慈禧歸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誰也說不準，誰也不敢說清。為了避禍，溥良在主持哀禮之後，即馬上主動辭去禮部尚書的官職，外放為察哈爾都統了。啓先生說他曾祖居家養老時，曾對孫女恆季華（即先生姑母）講起光緒的死因，尚心有餘悸。姑母在家裏講起此事，在先生兒時的心裏引起極大的震撼。多年之後，先生寫了這樣一首《賀新郎•詠史》詞：

古史從頭看。幾千年，興亡成敗，眼花繚亂。多少王侯多少賊，早已全都完蛋。盡成了，灰塵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帳，電子機，難得從頭算。竟自有，若干卷。書中人物千千萬。細分來，壽終天命，少於一半。試問其餘哪裏去？脖子被人切斷。還使勁，齗齗爭辯。簷下飛蚊生自滅，不曾知，何故團團轉。誰參透，這公案。

詞中自然包含了對封建王朝殘酷的宮廷鬥爭的認識，已經從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啓功先生是1912年7月26日（農曆六月十三）出生的，其時已是民國元年。清廷滅亡之前，先生的曾祖、祖父都已經居家為民，大家庭已經式微。先生一歲時，父親恆同因病去世，小家庭更是陷入悲苦之境。四歲時，祖父第一回帶他去易縣看望居住在那裏的曾祖。先生回憶說：“我記得在離開北京時，我問祖父：‘今兒個我幾歲啦？’祖父說：‘壬哥啊，你四歲了。’這話我一直清楚地記得。因為我生在壬子年，所以小名就叫壬哥。”此後先生又去過易縣幾次，還學會了說當地的方言。先生十歲時，曾祖在大年三十去世，這也在先生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先生曾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1966年夏秋之交“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初，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令下，有人放出話來說北師大的前身輔仁大學原是教會學校，解放前國民黨員多，是“黑窩子”。“小將”們便挨家挨戶去“揪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自然也查到先生頭上。先生便對前來的“小將”說：“你們問我是不是國民黨員，問得好啊！那時國民黨嫌棄我的出身，認為我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賢孫，根本沒有資格加入，所以從不搭理我。倒是共產黨不嫌棄我，還讓我改造思想，為人民服務。就憑這一條，我也該感謝共產黨！”幾句話，說得那些鬥志昂揚的“小將”們無話可說，趕緊撤退了。

前些年，世風又為之一變，有些人又開始到處炫耀自己的“高貴血統”了，先生對此頗不以為然。大概是1989年前後，某些熱心人要籌劃舉辦一個“愛新覺羅氏書畫展”，頗有宣揚皇裔貴胄文化修養的意思，當然就來向先生徵集作品。其實，先生早已申明，他出生於民國元年（1912），清朝已經滅亡，他既非遺老遺少，也決不以皇族自居，所以謝絕參與此展，並且寫了兩首詩表明自己的態度，詩題為“族人作書畫，猶以姓氏相矜，徵書同展，拈此辭之”，詩云：

聞道烏衣燕，新雛話舊家。誰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殘袍袖，何堪共作場。不須呼鮑老，久已自郎當。

前者，先生巧妙地運用了唐人劉禹錫《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典故，表明自己乃“尋常百姓”的身分；而且以“書聖”王羲之並不以“琅琊王氏”自署來勸勉“愛新覺羅氏”族人。後者則化用宋人楊億嘲諷演員舞袖郎當的《傀儡》詩詩意（楊詩云：“鮑老當筳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筳舞，轉教郎當舞袖長。”），自嘲“半臂殘袖”“久已郎當”，毫無忝列作場的興趣。無論是身處逆境還是順境，先生都不以姓氏出身相隱諱或標榜，正說明了他自尊自立的人格精神。

還有另一種因素讓啓先生對一些以愛新覺羅氏自居者不以為然。先生幾次提起，1957年他被“派入右”後，有些“愛新覺羅本家”，都離他遠遠的，惟恐沾邊受牽連，有的乾脆不承認與先生有甚麼關係，甚至不承認自己是滿族人。可是80年代之後，政治氣候變了，隨着啓先生在書畫界、學術界名聲大振，認親攀戚者也與日俱增，有的跑來套近乎，有的還到處以先生親屬的名義散佈消息，使先生十分不安。先生說：“我一歲失去父親，靠祖父、母親、姑姑撫育成人，也有一些朋友伸出援助之手。我自幸有幾位恩師，而對我影響最大的恩師就是陳老校長。被打成右派後，我和夫人章寶琛相依為命，內弟一家一直對我不錯，使我在章家有棲身立命之處。除此以外，我哪來那麼多的親戚啊？”

其實，啓先生對滿族與中國其他民族的交流與融合十分讚許，對滿族為祖國進步做出的貢獻也充滿了自豪感。1983年5月，啓先生曾隨九三學社中央組織的智力支邊團到西北幾省訪問，所到之處，都熱情頌揚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巨大貢獻，宣傳民族大團結的重要意義。6月4日，他應邀在烏魯木齊市的自治區政府禮堂作演講，以豐富的事例生動地說明了各民族文化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做出的貢獻，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當時，在烏魯木齊工作的中文系校友，也特地和先生聚會座談。2001年底，我陪南開大學化工學院的院長關乃佳教授去拜望啓先生，當我介紹關乃佳也是滿族人，屬瓜爾佳氏，現在已經是南開大學年輕有為的女教授時，啓先生格外高興，連連對關乃佳說：“我真為您成為科學家做出貢獻而高興！您為咱們‘品種’也爭了氣啊！”先生和關教授合影留念，眉宇間都溢出真心的歡愉之情。這才是真正的民族自豪感的流露，和那些狹隘的民族情緒及家族觀念是涇渭分明的。

啓先生在北京畫院被打成右派的根本原因，基本上已經在《口述歷史》中講清楚；而畫院那位“左派”領導當時給先生加的罪名，除了對先生評徐燕蓀畫引用“一枝紅杏出牆來”詩句的曲解外，還抓住先生為葉恭綽先生起草的講話稿中對簡化漢字提出的意見，便下結論說：“簡化字是國務院公佈的，反對簡化字就是反對國務院，就是右派！”90年代中有一陣子“國家語委”下令，限時將北京一些飯店賓館的繁體字匾牌（除國家領導人題寫的外），都要改成簡體字，啓先生所題也在被改之列。我感到十分不解，先生遂告訴我1957年時他被扣上的“反對簡化字”這條罪名。啓先生被打成右派後，也被迫寫過檢查。前些年，有人打電話給啓先生：“你57年的檢查在我手中，你拿字來換！”先生很平靜地回答：“用這個辦法來強要我的字，我不會答應。若你想用此做甚麼文章，悉聽尊便。”先生逝世後，又有人在網上拍賣“啓功1957年10月17日檢查”，實在也是錢迷心竅，毫無道德可言了。

啓功先生經常跟我們談起“派入右”後的“帽子三部曲”：戴帽——摘帽——改正。1959年11月，因為“態度好”，北師大黨組織便宣佈摘掉啓先生頭上的“右派帽子”。其實，本來這“右派言論”的罪名是在北京畫院被加上的，當時連師大中文系的黨組織和許多老師都感到有些奇怪，因為先生一貫和氣、謹慎，從沒有聽說他有甚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據侯剛老師最近查北京師大有關檔案核實：啓先生1957年在畫院被打成右派，回校後“正式定性”，於“1958年初，被劃為右派分子。按第五類處理，取消中國畫刊編委，九三學社北京市分社委員職務。由四級副教授降為五級副教授。”）啓先生回系裏後，仍和大家和睦相處。所以很快便為他摘了“帽子”。但是，先生對此並未沾沾自喜，而是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摘了“帽子”後的身分是“摘帽右派”（一個偏正結構的詞組），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仍然是控制使用的對象。

文革結束之後，1977年先生結束了在中華書局點校《清史稿》的工作回到師大。不久，在胡耀邦的極力推動下，全國掀起落實政策的高潮。1979年元月下旬，在師大黨委為啓先生“改正”之事給北京市委打報告後，中文系黨組織找啓功先生談了一次話，告訴他：“經全面覆查，你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行，因此予以改正。”當時又有了一個新名詞：“改正右派”（仍然是偏正詞組，主要成分還是“右派”）。因為文革時期曾流傳着一句名言——“帽子拿在羣眾手裏”，潛台詞是“如果你不老實，隨時再可以給你扣上”（師大的“改正報告”中即還有“發動本單位羣眾討論”的字句）。帽子的三部曲仍可以循環往復，照常進行。所以，先生對此還是心有餘悸的。在這之前，早啓先生一步“改正右派”的傅璇琮先生給先生寫了兩封信，告訴先生自己的問題已解決，並轉去山東大學王仲犖教授的一封信，對啓先生是否落實政策表示關切。先生過若干天後回函，披露了自己“轉以喜極而無言”的心境，信中有這樣兩段話：

春節前，弟系領導來，告以弟事亦解決，“沒有右派言論”，予以改正。校黨委已批准，由弟簽字後呈報市委，批下即算生效。待遇由五級恢復為四級。地厚天高，雷霆雨露，轉覺綿薄無可報稱耳。憑空忽添三十元，書店、畫店、碑帖店均無物可售。血壓過高，已不敢飲酒，身老體衰，更無復溫柔鄉可住。如所補過多，則只有捐獻以供現代化之需矣。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曹子桓之語，最為坦率，亦真理也。尚望時賜策勵，以為四化添磚添瓦，添螺絲釘也。

從1957年到1979年，從四十五歲的盛年到接近古稀，一生中最有精力、最能出成果的二十多年被“雷霆”震碎，現在雖喜沐“雨露”陽光，卻不但已身老體衰，而且最關心自己的母親、姑姑、妻子，恩重如山的陳垣老校長都已撒手塵寰，再也見不到今天的撥亂反正，啓先生心裏的酸楚實在是難以傾訴的。儘管如此，啓先生仍在信中通過引用曹丕《典論•論文》的句子，表達了要抓緊時間從事學術著述，為祖國四化建設多做貢獻的願望。

許多人即便是知道一點啓功先生的經歷，對他樂觀、達觀精神的理解也往往是很表面的，以為多半是天生的性格使然。這二十多年來，我與先生相處久了，幾乎無話不談，才逐漸認識到這種精神既來自生活的磨礪，更源於對自身、對人生、對周圍事物乃至整個世界的正確認識。正如前面所述先生對我說：“我內心的痛苦，又有誰知曉呢？”我在受到極大的震撼之餘，逐漸地認識到：一位達觀的智者，他的內心世界是最豐富的，在喜怒哀樂的衝擊下，在是非情感激盪的浪潮裏，百感交集，千折不回，方能創造出通達明澈的心境。啓先生有一首《踏莎行》詞，是他自題於照片背面的：

昔日孩提，如今老大。年年攝影牆頭掛。看來究竟我為誰，千差萬別堪驚詫。貌自多般，像惟一霎。故吾從此全拋下。開門撒手逐風飛，由人頂禮由人罵。

這笑罵由人的灑脫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細細體味，先生在強調人生“千差萬別”的“多般”變化之後，表達了正確、客觀、辯證地評價人生的深刻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