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孟子生活的时代

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始于周元王元年（前475）⁽¹⁾，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而统一中国，历时二百四十余年。以“战国”命名这段历史，缘自刘向整理编纂此间各国史事而成的《战国策》一书。不过“战国”二字确实精准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根本特征，即战争频仍，军国代兴⁽²⁾。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达到白热化，在强大诸侯的碾压下，战国版图已难觅弱小国家的影迹。春秋初年，尚有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国，虽历经相互攻伐、内部相残，至春秋末年，在秦、楚、齐、燕、韩、赵、魏、越等八大诸侯国之外，尚有周、宋、中山、郑、卫、曾、蔡、鲁、莒、邹、杞、郯、任、藤、蔡、薛、倪、费等小诸侯国，周边地区也存在着肃慎、东胡、林胡、楼烦、义渠、绵诸、豲、朐衍、乌氏、大荔、蜀、巴、滇、夜郎、百越等少数民族政权，然而进入战国，这些小的诸侯国大都消失无踪。有些弱小国家被灭，灭于何时，被谁所灭，历史还有确切记载，后人还能知其大概，如：

公元前461年，秦灭大荔国（陕西大荔）。

公元前447年，楚灭蔡国。

公元前445年，楚攻杞（山东安丘），杞国亡。

公元前431年，楚攻莒国，莒国亡。

公元前413年，越灭郯国（山东郯城）。

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乐羊为元帅，灭中山国。

公元前375年，魏伐楚，韩灭郑国⁽³⁾。

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灭中山。

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国。

公元前256年，楚灭鲁国。

而有些弱小国家被灭，却连灭亡的时间，后人都已无从知晓。如：邹之灭于楚，滕之灭于宋，倪之灭于楚，曾之灭于楚，就不知这些国家灭亡的具体时间；而薛、费等小国，不仅不知其灭亡的时间，甚至为谁所灭，也难知其详。在强国消灭中原小国之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逐渐被吞并。弱小国家和政权陆续被灭，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并立局面形成。

在战国兼并战争中，无数百姓葬身沙场，成为牺牲品。孟子曾经斥责“春秋无义战”，然而与春秋战争相比，战国战争则更为残酷，因为其使用的武器、战争的规模、时间、范围都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许多如机弩、云梯之类更为先进的武器。机弩，可以“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敌人却“不识其所道至”⁽⁴⁾，且可连射，“百发不暇止”。其他弓矢、戈矛等，经升级改造，更具杀伤力。每次战役作战投入的兵力，春秋至多也不过投入数万，春秋有名的大战，如晋楚城濮之战、齐晋鞍之战，投入兵力也就两万左右；而战国常是数十万人参战，魏齐马陵之战，参战一方魏国，由太子申与庞涓统领的部队就有十万之众。秦赵长平之战，仅被白起坑杀的降卒就有“四十五万”，其参战人数之多可想而知。春秋战争多在一天或数日结束，至多也就数月，而战国往往旷日持久，可能会持续数年不止，如“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⁵⁾。春秋作战的范围局限在狭小的区域，而战国的战场扩展至方圆数里、数十里，有的还是长途远距离跨国作战。战国战争之频繁也远超春秋，如以孟子生活的时期（前372年—前289年）统计，几乎每年都有大的战役发生⁽⁶⁾。在如此频繁、规模庞大、旷日持久、范围广阔的战争中，百姓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春秋兵士多由国都郊外的国人充当，战国则向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征兵，且服兵役的年龄老幼不限，十五六岁的少年都成为征兵的对象，所以战国战争的作战主力其实主要是底层平民百姓。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并非夸张之辞。试举例如下：

公元前364年，秦魏石门之战，斩首六万。

公元前354年，秦魏元里之战，杀魏军七千余人。

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魏军十万被歼。

公元前330年，秦魏雕阴及河东之战，魏军伤亡四万五千余人。⁽⁷⁾

公元前317年，合纵攻秦修鱼之战，联军伤亡八万二千余人。

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蓝田之战，秦斩楚军八万余人。

公元前308年，秦破韩宜阳，斩首六万余人。

公元前293年，秦败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在这些惊心动魄、血淋淋的数字背后，堆砌的是百姓的累累白骨。当然，结束战争，天下归于一统的号角也就由此吹响。

战国，除了战争频仍，经济、政治、文化等也在发生巨大变革。王夫之说：“战国，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战国的思想不同于夏、商、周，孟子学《尚书》、尊孔子，然其思想学说却又与孔子、《尚书》有很大不同，其社会动因就在于战国这一特殊变革的时代。王夫之说：

《夏书》之有《禹贡》，实也，而系之以禹，则夏后一代之法，固不行于商、周；《周书》之有《周官》，实也，而系之以周，则成周一代之规，初不上因于商、夏。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岂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即启不足之阶；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

孟子之言异是，何也？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侯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恣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与《尚书》、孔子之言，背道而驰。勿暇论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即趋入于死亡。三王之遗泽，存十一于千百，而可以稍苏，则抑不能预谋汉、唐已后之天下，势异局迁，而通变以使民不倦者奚若。盖救焚拯溺，一时之所迫，于是有“徒善不足为政”之说，而未成乎郡县之天下，犹有可遵先王之理势，所由与《尚书》、孔子之言异也。⁽⁸⁾

在王夫之看来，一代有一代之法，故夏、商、周三代各有其制；思想随时代而变，故《尚书》、孔子各有其说，战国思想更与此前大不同，王夫之此说确为至论。战国时代的巨大变革，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变革都很少可与之相比。

这场变革，经济变革是基础，引起经济变革的则是生产力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铁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考古证明，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已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目前考古出土的战国铁制农具有上千件之多，大大超过春秋时期，“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有很大的发展，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庄村的战国遗址里，发现的铁农具占全部农业生产工具的65%，在许多战国墓里也发现一定数量的铁农具”⁽⁹⁾。铁农具有铧、锄、镰、五齿钯、等。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改变了农业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收成，促使农业生产方式由集体生产向个体小农经济转变，相关土地制度也变为国家授田制。由于铁器为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比石头等更加坚固和锐利的工具，农业发展又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和劳动力，所以手工业得到长足发展。考古发现，在战国都城宫殿附近以及城郭内都存在一些大小不一的手工作坊遗址，这些手工作坊有些属各国王室和地方政府，有些属私人作坊。私人经营的手工业作坊的出现，是战国时期新生事物，标志着“一些具有独立身份的手工业者从旧氏族结构中脱离出来，成为一支新的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大军”⁽¹⁰⁾。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繁荣。商业繁荣，造就了战国以宋国陶邑、齐国临淄、秦国咸阳、楚国郢都、魏国大梁、卫国濮阳等为代表的一批商业大都市，也造就了以吕不韦、白圭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富商大贾，由于商人人数众多，所以管子将他们列为“四民”（士、农、工、商）之一。

经济变革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春秋时期，血缘宗族组织是社会基本构成，人们非常重视血缘姓氏，以“别婚姻”、“别贵贱”，维系血缘社会的纯粹与贵贱有等。在政治领域中，世家大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右着各国政治格局；而进入战国时期，已很难见到世家大族的身影，因为血缘宗族组织已经解体。造成血缘宗族组织解体的原因，一是各国内部宗族兼并，导致一批宗族覆灭；二是获胜的世族不再进行新的分封，杜绝了新的氏族出现。在民间，宗族组织的解体表现为众多家长制家族的消亡，家长制家族是宗族下的一个层级血缘组织。家长制家族消亡的原因主要是小农经济的发展，因为小农经济的发展，使得“数口之家”的个体小家庭，不仅是一个生育单位，而且是一个独立的小型经济生产单位，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为了加强对民众以及个体小家庭的控制，也为了征派赋税有保障，出现了编户与户籍制度。编户制的实施，实质是将编户民捆绑在国家机器之上，使他们的人身紧紧依附于国家，不能自由迁徙。

在兼并战争中，财力、物力、人力是打赢战争的根本，而这些都依赖于国家的富强。为了富国强兵，各国陆续进行了变法，变法涉及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率先进行变法和改革，其后，吴起在楚国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公仲连在赵国改革，申不害在韩国改革。各国变法与改革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特权、奖励耕战等则是共同选择。由于变法与改革的成功，实行改革的国家都从中获益，国力大大增强，秦国就是因为变法，才从被各国鄙视的蕞尔小国一跃成为最为强盛的大国，为后来统一天下铺平道路。与变法改革相应，国家政体也在发生变化，最为明显者是由于贵族世袭特权逐渐被取缔，“一套新的高效能的由国君直接控制的官僚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朝廷进行垂直管理的行政系统由此建立”⁽¹¹⁾。国君完全掌握了官员任免的权力，可以通过“举贤”“任能”延揽人才，为官僚队伍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从而保证政令能够有效实施。

战国变革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录先秦诸子共“百八十九家”，缕其统属，班固将其分为九流十家。九流，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外加“小说家”，成“十家”。这十家的代表人物有许多都生活于战国。如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庄子，阴阳家邹衍，法家韩非子，名家公孙龙、惠施，纵横家张仪、苏秦，杂家吕不韦，农家许行，这些大名鼎鼎的思想巨子都在这个时代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印迹。针对战国时弊，诸子百家各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正如《尸子》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¹²⁾《吕氏春秋》也有相同之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¹³⁾毫无疑问，诸子大都怀抱着淑世救人的热情，匡救时弊，为生民请命，然而又往往未能摆脱各自立场、阶层的局限，“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¹⁴⁾，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并且认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正道，于是诸子各执一端，互争雄长。诸子相争与相互诘难，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文化现象，这就是百家争鸣。百家争鸣中，以儒家与各家相争最为激烈。春秋末至战国初，儒墨相争；战国中期，儒与墨、道（杨朱）相争；战国晚期，儒法相争。战国稷下学宫，黄老为主，但也有各家的席位，稷下学宫成为各家当面相争的场所。百家争鸣，一方面促使各家更加深入地思考争议的问题，促进了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促使各家思考自身被诟病的原因，找到不足，取对方之长弥补自身认识的罅漏，促进了思想的大融合。百家争鸣，一方面成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与灿烂，昭示出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意识领域的混乱和无序。《庄子》对此有评：“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¹⁵⁾

孟子敏锐地认识到了战国时的大变革，对变革当中的一些成果，他也张开双臂，积极拥抱，并将其作为构建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孟子批驳农家学派代表许行，曾问许行的拥护者陈相：

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¹⁶⁾

向梁惠王宣扬仁政时，孟子说：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¹⁷⁾

在回答北宫锜关于周室爵禄制时，孟子说：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¹⁸⁾

在劝说齐宣王推行王道时，孟子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¹⁹⁾

在《公孙丑上》，孟子说：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从上可见，孟子将铁耕与日用炊具釜甑并提，将“深耕易耨”作为仁政经济的得力措施，说明孟子非常清楚，铁农具的使用，已如日常炊具釜甑一般普遍，并且推动农业由粗放的耒耜农业向战国精细农业转变。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等，证明他非常了解，在农业生力提高之后，农业收成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八口之家”的个体小农经济才成为可能。孟子还对梁惠王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²⁰⁾这里提到“数口之家”，就是“八口之家”的模糊语。其实，无论是孟子所说的“八口之家”，还是“数口之家”，都反映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宗法结构解体以后，孟子不仅认同个体小农经济成为社会的主体，而且也认同个体劳动的小家庭取代“公作”性质劳动的大家族，正因如此，他才屡屡以“八口之家”作为其王政实施的基本单位。而贵族世袭特权废除的变法改革，也为孟子力倡“尊贤使能，俊杰在位”提供了社会现实土壤。

但是对战国巨变当中的一些现象，孟子持批判与否定态度。如对战国诸侯的兼并战争，孟子就大力鞭挞。他认为只有归于一统，天下才能安定，但是统一天下者只能是仁王，而非靠嗜杀立威的虎狼之君。他非常坚定地对梁襄王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²¹⁾周游列国，孟子所见诸侯有邹穆公、梁惠王、梁襄王、滕文公、齐宣王，本欲见而未见到的诸侯有齐威王、宋王偃、鲁平公。这些诸侯有些是大国之王，有些是小国之君。无论是见到，还是未见到；无论是大国之王，还是小之君；也不管诸侯本想与孟子谈论的话题，是为政之道，还是鸿雁麋鹿、今乐古乐、雪宫之美、园囿游猎，孟子无一例外都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些诸侯宣传仁政王道，力斥兼并征伐。能够见到的诸侯，孟子一定当面直陈仁政王道，即便如齐宣王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好货”为借口，拒绝接受，孟子也能晓以大义，使其明白仁政王道方是王天下的正途。未见到的诸侯，如宋王偃，孟子也设法通过其大臣戴不胜、戴盈之向其转告王道仁政。路遇宋，闻知秦楚构兵，孟子也欲借宋向秦楚之王宣扬其仁义之说。《孟子》全书中，孟子对这些君王的游说可谓苦口婆心，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行仁政，“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仁者无敌’，王请勿疑”；“是心（仁心）足以王矣”，等等。孟子全力以仁政王道抗衡战国诸侯兼并，因为他看到了兼并战争之下百姓的苦难。

而对于诸子百家争鸣，孟子对其中一部分人的言说争辩视之为“处士横议”，给予了严厉批判。所谓横议，焦循注：“从则顺，横则逆，故政之不顺者为横政，行之不顺者为横行，则议之不顺者为横议。”⁽²²⁾孟子说过：“尧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大水不循河道、冲出河道而泛滥即为横流。“横议”就是如同河流冲出河道，不循正道，无所顾忌，恣意议论。孟子认为战国诸子士人这些“横议”之说多为诐辞、淫辞、遁辞、邪辞，此类错误言论“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任由肆意泛滥，必将荼毒人间，故必须遏止。因此他周游列国，既大力宣扬王道，还批判各类横议之说。《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是历史上较早对先秦诸子进行总体分析与评判的文章，其实在此之前，孟子也在不同场合也或明或暗地发表了对诸子的评价，而这些评价都批判了诸子之说的偏颇、偏狭之处。他直接批判了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代表的道家、许行代表的农家，痛骂了公孙衍、张仪代表的纵横家以及杀人盈城、盈野的兵家，也暗批了小说家、法家。孟子对诸子百家争鸣持批判态度，既是为了维护儒家地位，也是为了结束思想纷争，为天下统一在思想领域铺平道路。在孟子看来，天下统一，思想统一至为重要。在当时，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思想统一也是大势所趋。诸子多有思想统一的观念，墨子说：

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²³⁾

《庄子·天下》言：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²⁴⁾

庄子为“道术为天下裂”的思想纷争悲叹。法家更为激烈地追求思想统一，他们“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甚至还要“一风俗”。春秋战国诸子，周游四方，讲学天下，各持其说，其实无不是想以己说一统天下。孟子认为只有儒家才是天下思想正道，故而批诸子之论，而伸张儒家之说。

总之，在战国，诸侯兼并、硝烟弥漫是常态，在诸侯兼并的战火硝烟之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在发生惊心动魄的巨大变革：宗法血缘组织变革为行政地缘组织，贵族政体变革为官僚体制，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井田制瓦解而按亩征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普遍推行，思想文化领域则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等等，不一而足。孟子的思想观念就深深植根于这一特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