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孔子众多的追随者中，只有孟子被后人与孔子并提，合称孔孟。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代名词。《孟子》一书，家喻户晓，家诵户读；孟子本人也被冠以亚圣的封号。考察历史，无论是对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塑造，还是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演变，孟子都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
孟子“人皆四心”的人性论培养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孟子倡导的“养吾浩然之气”，涵养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孟子推重的“大丈夫”人格，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尊独立、傲岸不屈的刚风傲骨；孟子提倡的“父子有亲”、爱亲敬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人伦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的形成；而孟子提出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的主张，所高扬的淡泊物欲、以义为归、自贵其德、舍生取义的价值观，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原则。孟子思想学说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儒学而言，孟子发展了儒学，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儒学思想体系。其思想体系以“王天下”为最终目标，以“行仁政”为“王天下”的根本路径，以伦理道德为“行仁政”的前提，以性善论为道德实现的人性依据，以天道观为人性和道德的最终根据。经过孟子的精心构建，儒学在保持孔子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成为了体系化、理论化的思想学说。孟子构建的儒学思想体系，既是对孔子思想的深化，也是对孔子思想的推进。孟子关于天道、人性、人心的讨论，回答了孔子未曾明示的道德何以可能以及道德自由问题，使儒学学说初步哲学化，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孟子的仁政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政治学说，虽然在当时不被统治者接受，却被后世儒者奉为理想政治，期望以此兴国福民。
由于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自汉代以来，人们对孟子的研究就从未停止，尤其是宋代孟子地位升格以后，孟子被尊为道统传人，孟子思想被视为孔子真意的表达，《孟子》其书被视作把握圣人之道、走向内圣的必由之途，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孟子》，进行研究和诠释。孟子研究队伍浩浩荡荡，《孟子》诠释著作大量涌现，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堪与孔学、老学、易学等相媲美的孟学，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孟学发展史。各代学人，尤其是宋、元、明、清诸儒以及现代新儒家，推本《孟子》，从孟子思想中汲取营养，孟子思想的基本命题：四心、四端、仁义礼智、性善、诚、良心良能、尽心、存心、知性知天、养心寡欲、知言养气、义利、王霸等，成为他们讨论的重要对象；他们以孟子思想为理论基石和理论胚胎，或兼取佛老，或调融中西，构筑起不同于以往的新思想体系，发挥出不同的思想主张。程朱从中发展出更为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陆九渊、王守仁从中阐发出陆王心学，黄宗羲、戴震等从中找到批判朱子之学、反击宋学的理论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中衍发出民主、自由、平等等改良救世之说，梁漱溟等从中寻找到与全盘西化文化思潮相抗衡的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永恒价值。即便是在清代乾嘉朴学的兴起和发展阶段，原本简明的《孟子》文本，也成为考据学家考据的对象，成果如雨后春笋。在谨细的考据背后，其实隐含的是经历了明清之际“天崩地裂”的突变，学人以知识求道、以实学成圣的学术取向和人生追求。
纵观孟子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升降沉浮，以及孟学研究由寂寞走向繁荣的变化轨迹，非常清楚地显现出中国历史变化的脉动，因为孟子地位及孟学研究在中国历史上的升降沉浮，往往与其时代密切相关，是时代的变化和需要决定了人们对孟子的热情与冷漠，决定了他们对孟子思想的取舍与评判，也影响了他们对孟子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因而构成了具有浓厚时代印迹的孟学史。孟学史的演变，浓缩了我们民族文化思想演变的基本特质。
先秦汉唐既是孟子学说形成时期，也是孟学研究的发轫期和发展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儒家文化研究的步步深入，孟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孟学研究繁荣兴盛，对先秦汉唐孟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1．先秦孟学研究
就先秦孟学而言，目前学界绝大部分的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孟子》文本、孟子本人及其伦理、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美学等思想的阐发以及文学语言现象的考察，问世的成果汗牛充栋。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曹尧德《孟子传》、翟廷晋《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杨国荣《孟子评传》、杨泽波《孟子评传》和《孟子性善论研究》、刘鹗培《孟子大传》、张奇伟《亚圣精蕴》、王其俊《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张觉《孟子句式的转换释例》，等等。
对于孟子学说的形成，研究者们从孟子与“五经”、子思学说、郭店楚简、道家、墨家、齐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关于孟子学说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孙以楷撰文指出：“孟子游学稷下，深受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使他深化和发展了孔子学说。……孟子的四端说、‘诚者天之道’说、人性自然说、本心说、不动心、存心、养心说，均得益于道家的道论、心性论以及心气论。”（《孟子与道家》，《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他还认为“孟子是一位严厉排墨的思想家”，但是“孟子在其反墨的喧嚷声中也悄悄地进行着对墨子理论的改造与吸收。这并不是思想家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孟子对墨子思想的吸收与改造》，《齐鲁学刊》1985年第2期）。通过研究，研究者认为正因为孟子吸收了其他各家丰富的思想资源，所以他的思想才呈现出与孔子的种种不同而自成一格。
孟子一派在先秦时期是显学，但比较尴尬的是，社会对其学说的接受极其有限，相反质疑的声音却非常强烈，孟子与诸侯、告子、陈相的辩驳，孟子与学生万章、公孙丑等的辩疑，荀子对孟子的批判，就是很好的证明。对这一现象，学者们虽进行了研究，但关注最多的仍然是告子辩孟与荀子非孟，尤其是荀子非孟以及由此引出的思孟学派等问题，讨论更是热闹非凡。近年来学者们借助郭店楚简这一新材料又对思孟关系、思孟五行说、荀子批判孟子的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不过分歧仍然存在。而从孟子与诸侯、告子、陈相甚至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辩争中探讨先秦孟学的发展则十分有限。
总观目前先秦孟学研究状况，虽然研究者对孟子思想学说及其性质、思孟学派、荀子非孟等有深入研究，但由于随时代变化而采用不同方法切入研究，其见解往往附着强烈的时代印迹，至今对这一领域诸多命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而从孟子与诸侯、告子、陈相以及与学生万章、公孙丑、充虞等人的辩争中探讨先秦孟学的发展则是需要加强的领域。
2．汉唐孟学研究
汉唐孟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显而隐、再由隐而显的过程，其原因非常复杂。目前汉唐孟学研究虽不及先秦孟学研究热烈，但其成果却不可小视，其研究成果既有专题性的个案研究，也有断代史研究。
汉唐孟学的个案研究主要围绕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赵岐《孟子章句》、孟子对汉代思想家的影响、孟子与汉代经学、孟子与汉代《诗经》学、韩愈与孟子、林慎思与孟子等论域展开。代表成果有：李华《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陈桐生《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汕头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肖永明《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杨逊《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湘潭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李峻岫《试论韩愈的道统说及其孟学思想》（《孔子研究》2004年第6期）等。
汉代孟学的断代研究成果主要有丁原明《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文史哲》2000年第2期）、赵麦茹《汉唐孟子学研究》（硕士论文）（2004）、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张绪峰《两汉孟子学简史》、兰翠《唐代孟学探赜》等，这些研究成果在整合学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大多从思想史、学术史、文献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赵麦茹《汉唐〈孟子〉学研究》侧重从思想史、诠释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从诠释学的角度展开研究是该文的亮点。文章认为从思想演进来看，“《孟子》对汉唐诸子的影响多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方式使得这种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在诠释功能方面，“汉唐《孟子》诠释学有浓厚的致用色彩，这种色彩均匀地分布于汉唐诸子诠释《孟子》时的三个面向——个人心路历程、政治学、护教学——之中，但这种色彩在不同的时期有浓有淡、略有区别”。拙作《两宋孟学研究》（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从思想史、学术史、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孟子在汉唐时期的升降沉浮及其历史影响，认为由汉至唐，孟子虽然只在汉初居有官方地位，后来随着传记博士的即立即废，孟学一直处于民间，但是孟子思想始终是汉唐文人士子的重要文化资源，且以潜隐的方式活跃于人们的思想世界，正因如此，才出现汉代盐铁会议孟子思想的崛起和唐代为其确立道统。李峻岫《汉唐〈孟子〉学述论》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孟子》在汉唐间的地位变化、思想影响以及流传情况，比较清晰地梳理了汉唐《孟子》学发展的脉络。张绪峰《两汉孟子学简史》从孟子学说与两汉诸子学说的关系和儒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这两条线索描述了孟子学说在两汉的发展及其接受、传播、研究的轨迹。兰翠《唐代孟学探赜》从唐代学人对《孟子》的征引、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韩愈等人对孟子的推举等方面探讨了唐代孟学的演进特点，内容丰富。
汉唐孟学是孟学的发展阶段，学界对这一阶段孟学的研究无疑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仍有一些重要领域的研究有待加强，主要有四：其一，对这一时期的重要解孟之作的研究尚有不足，赵岐《孟子章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孟子》注本，后合于《十三经注疏》中，但学界主要关注其训诂学成就，而赵岐本人明言他作《孟子章句》是要寄志翰墨、发明用心，所以对孟子思想阐释是其着力和得意之处，然而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用力不深；王充《刺孟》是历史上第一篇专门非孟的文献，在后世引起很大影响，但学界多着眼于王充非孟的角度与批判精神，却较少关注王充非孟是否得孟子思想之实。其二，司马迁《孟子传》是历史上第一篇孟子传记，但司马迁写传主孟子的字数却少于附于《孟子传》中的邹衍、淳于髡等人，写法奇特，其原因和用意是什么？学界尚未就此作出全面回答。其三，魏晋南北朝是孟学潜隐期，但《孟子》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资源，此间学人不仅博征《孟子》以言事，且对孟子其人其说也有论说，在评说中对孟子思想也在改造和吸收，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观念的演进，但目前研究对此尚未有深度挖掘。其四，中唐以后，孟学崛起，学人对孟子思想不仅有继承，也有反思和质疑，他们的反思和质疑的原因何在？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鉴于目前先秦汉唐孟学研究还存在有待加强之处，我们将先秦汉唐孟学作为研究对象，希望在学界前辈、时贤拓荒性的研究已揭示了概貌，完成了体系的构建之后，整合现有孟学研究成果，清理和梳理先秦汉唐《孟子》诠释文献、征引文献，以现存的先秦汉唐《孟子》诠释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个案分析，力求进行穷尽式、原创性研究，对先秦汉唐孟学的发展以及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进行提要钩玄与综合归纳，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揭示出先秦汉唐孟学历史的和逻辑的发展进程。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思想的发展依附于经典的诠释。这与中华民族尊崇文化传统、推重历史经验、信奉经典著作有很大关系。人们尊崇经典，是为了经世致用，利用经典为自己所在的时代服务。然而时代悬隔，时移势易，呈现在后人面前的经典，除了语言文字方面的疏隔之外，还存在思想观念与当时社会脱节的问题。于是根据时代需要重新诠释经典，就成为文化传承者的当务之急。在重新诠释经典的过程中，他们阐发自己的思想见解，构筑新的思想体系，以配合时代的发展。可是由于诠释者个人所在的时代、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生活阅历、知识视野、人生感悟、思维方式不同，因此面对相同的经典，其理解、把握经典的角度、重点往往不同，因而作出的解释不仅与经典原意存在理论变异，而且互相之间也歧说迭出。这些理论变异和歧说不可小视，因为诠释者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贡献往往就从这些理论变异和歧说中体现出来，人们由此可以触摸到中国思想发展和变化的一些脉络和轨迹。所以在中国，不同时代的诠释文献就是后人研究诠释者个人及其所在时代思想发展演变的至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祖国思想文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途径。同样，先秦汉唐《孟子》诠释文献的价值就在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先秦汉唐孟学诠释文献，从其形式来分，有三类：一是先秦汉唐诠释《孟子》的专著，二是先秦汉唐评论孟子其人其书的专论，三是散见于先秦汉唐学人论著中有关孟子思想观点的阐释。从其立场和态度来看，可分为非孟文献和尊孟文献。
研究历代《孟子》诠释文献，一般而言，可有两种方式，一是文献学整理模式，即从训诂、校勘、版本等方面对《孟子》诠释文献的正误及其所用方法、所用版本等加以分析和评说；二是思想史研究模式，即抛开诠释文献在字句正误与所用方法的得失，而着眼于诠释者在诠释文献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本文研究的主旨在于先秦汉唐学者在《孟子》诠释文献中表现出的孟子观与思想理论体系，同时也关注其文字训诂的成就。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把思想学术史研究与社会史相结合，注意先秦汉唐时期特殊文化背景对《孟子》诠释者的影响，以把握诠释者在对《孟子》的诠释中反映出的与其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思想特点，彰显先秦汉唐时期孟学自身特质；以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从中汲取在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囿于学力，文中谬误难免，恳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在书稿修改过程中，本书编辑葛洪春老师提出了富贵的修改意见；博士生殷陆陆、高俊，硕士生彭琳、毕若玉、黄玉莹、郭丽茗、臧雪亮、李兴、孙东煜参与了文字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