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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戰國時期是漢字發展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這一時期漢字形體發生了劇烈的發展變化，許慎稱之爲“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也是在這一時期漢字的書寫材料達到了空前的豐富，使我們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發見漢字形體的全貌。這一時期，前期文字形體的各種現象都被繼承下來，同時有突破性的發展。此外，伴隨著列國地域的分立，漢字的地域性特色也逐漸凸顯出來。因此，對戰國文字的形體展開研究，從紛繁複雜的形體變化中總結其發展演變的歷史規律，是非常重要而有意義的工作。

一、關於形體的概念

關於漢字的“形體”，通常是指漢字的外形和體態。裘錫圭提出：“從形體上看，漢字主要經歷了由繁到簡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字體和字形兩個方面。字形的變化指一個個字的外形的變化。字體的變化則指文字在字形特點和書寫風格上的總的變化，而且通常是指較明顯的較巨大的變化而言的。當然，這兩方面的變化往往是交織在一起而難以截然劃分的。”⁽¹⁾我們所討論的戰國文字形體是一個廣義上的概念，即包括戰國文字的字形和字體兩個方面。

古文字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形體比較法，而這種方法運用的根本是基於對古文字形體的正確認識。于省吾在《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談到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就提出研究古文字應“以文字的構形爲基礎”的原則。⁽²⁾因此，對戰國文字形體的準確把握是戰國文字研究的一項最基礎的工作，然而這又是一個最困難和複雜的認識過程。透過戰國文字複雜的形體變化現象，分析其發展演變的若干規律，從而獲得對戰國文字若干形體的正確認識，幫助我們解决在戰國文字研究乃至古文字研究中的一些實際問題，這是十分必要而有意義的工作。

二、戰國文字形體研究的現狀

（一）戰國文字形體演變研究

較早對戰國文字形體演變進行研究的應推唐蘭，他在《古文字學導論》中建構了相當完善的古文字形體演變的理論體系，通過對古文字形體演變規律的分析，揭示了古文字形體變化的諸多重要現象，並把古文字形體的變化現象歸納爲删簡、增繁和改易。唐蘭雖然没有對戰國文字形體演變開展專門研究，但是他明確指出文字形體變化的規律是古文字研究中最重要的對象，⁽³⁾肯定了形體研究在古文字研究中的中心地位，這無疑是有著重大意義的。

在唐蘭的理論構建的基礎上，關於戰國文字形體演變規律的探討逐漸深入起來。湯餘惠系統地對戰國文字筆劃、偏旁的省略、形體分合、字形訛變、輔助性筆劃等方面進行了論述。⁽⁴⁾張桂光將古文字形體訛變分爲因簡省造成的訛變，因偏旁同化造成的訛變，因漢字表音化趨勢影響造成的訛變，因一個字内相鄰部件的筆畫相交形成與别的偏旁相似的形象造成的訛變，因裝飾性筆畫造成的訛變，以文字形體附會變化了的字義造成的訛變，因時代寫刻條件、習慣的影響造成的訛變八類，⁽⁵⁾對訛變現象進行了專門討論，對形體訛變的分析作了一些有益的嘗試。林澐對古文字的簡化現象作了詳細分析，把古文字形體簡化概括爲總體性簡化、截除性簡化、並畫性簡化、删簡偏旁和改换偏旁。⁽⁶⁾吴振武首次對古文字中的借筆現象進行了探討，並指出了貨幣文字中筆畫借用貨幣脊綫的現象。⁽⁷⁾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二篇）》揭示了戰國璽印文字形體借用璽印邊框作爲筆畫的一個重要現象。⁽⁸⁾劉釗《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筆、借字》一文，對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筆、借字現象進行了具體的歸納。⁽⁹⁾劉釗又提出了“古文字構形學”的概念，總結歸納古文字構形演變的具體條例，並運用於具體的文字考釋實踐。⁽¹⁰⁾蕭毅《竹簡文字中的借邊》指出竹簡文字借用竹簡邊緣作爲筆畫的現象。⁽¹¹⁾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對楚系文字形體訛變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¹²⁾孫偉龍對古文字中的羨符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分析。⁽¹³⁾何琳儀首次對戰國文字形體演變進行了全面總結，從簡化、繁化、異化、同化、特殊符號等幾個方面對戰國文字形體演變進行了深入闡述，並指出：“研究戰國文字的形體演變，一方面是爲了歸納總結古文字自身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面則是爲了運用這些規律，正確地釋讀戰國文字。”⁽¹⁴⁾蕭毅與何琳儀觀點一致，將戰國文字形體變化歸納爲簡化、繁化、異化、同化。⁽¹⁵⁾二者對戰國文字形體的討論，分類詳細，分析詳盡有據，令人稱道。不同的是二者所分析的具體小類有些不同。劉洪濤以筆畫變化方式作爲標準把戰國文字形體特點歸納爲省寫、增羨、變形和其他四類，⁽¹⁶⁾並提出形體特點與形體變化規律著重點是不同的，分類過程中不能使用同一種方法。黄德寬等將戰國文字形體演變規律歸納爲省簡、增繁、替换、訛變和特殊的構形方式五類。⁽¹⁷⁾

（二）戰國文字形體分域研究

首次系統地對戰國文字進行分域研究的是李學勤，他首先從字形風格上將戰國文字劃分爲五系：秦、三晉（周、衛附）、齊、燕、楚。⁽¹⁸⁾之後，依據戰國題銘的格式及文字特點，將戰國題銘分爲六類：齊國題銘、燕國題銘、三晉題銘、兩周題銘、楚國題銘和秦國題銘。⁽¹⁹⁾李學勤提出的分域研究系統合理，構建了戰國文字分域研究的基本框架。在簡明介紹各國主要文字資料的同時，指出其若干地域性點。⁽²⁰⁾湯餘惠對五系文字的特點進行了初步的分析描述，並指出“討論五系文字的地域性特點，離不開風格和結構兩個基本方面。”⁽²¹⁾何琳儀采用李學勤的五分法，將戰國文字分爲五系，即齊系文字、燕系文字、晉系文字、楚系文字、秦系文字。⁽²²⁾五系分域法不以國家分類，而是以“系”分類，即按照地區進行分類。這樣一系或是包括一個國家的文字，或是包括若干國家的文字。其中“燕系文字”、“秦系文字”包括一個國家，而“齊系文字”、“晉系文字”、“楚系文字”則包括若干個國家的文字。何琳儀對五系文字的特點進行了深入分析，是對戰國文字分域研究的全面概括和總結。此後，學界一直沿用此分域方法。黄德寬等對戰國文字的區域特點作了更加系統準確的分析和描述，⁽²³⁾指出“戰國文字各區系的地域特徵既有整體文字所共同具有的字體特徵，又有單系文字所獨有的字形特徵；既有書法風格方面的特徵，又有字形書寫層面上的特徵。”並提出各區系文字在具有不同於别系文字的獨特構形特徵的同時，“各區系文字並不是絶對封閉的，彼此之間的通用性和相互交流的影響，使得各區系文字有著一些共同的特徵”。這些論斷都是十分精確和允當的。近年來，李學勤提出吴越文字應當獨立爲一系的主張。⁽²⁴⁾這一主張是對戰國文字分域學説的新發展。⁽²⁵⁾

目前來看，在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圍繞戰國文字形體演變和地域特徵所開展的研究涉及面廣，個别問題研究較深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較之於戰國文字考釋成果來看，關於戰國文字形體的綜合研究還是相對薄弱的。尤其是近年來大量的戰國文字新材料面世，隨著戰國文字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形體、新的現象不斷出現，有必要對戰國文字形體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充分掌握戰國文字材料的基礎上，通過對具體形體的比較研究，分析其具體現象，揭示其演變規律，明晰其發展變化的軌迹，對於戰國文字乃至于整個古文字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戰國文字種類豐富，出土資料最多，研究隊伍異軍突起，目前是古文字研究領域中隊伍最龐大的一支，研究成果顯著。儘管研究成果數量多，成就大，但是目前綜合性地利用全面資料來分析戰國文字形體的研究著作基本没有，鑒於此，我們利用出土新材料，在全面梳理戰國文字材料的基礎上，考察戰國文字形體發展變化的若干現象，以期對古文字考釋特别是對戰國文字的考釋提供借鑒。

三、出土戰國文字資料概况

近代以來，隨著科學考古的發掘，戰國文字材料有了極大的發現。且出土戰國文字材料種類繁多，包括銅器銘文、貨幣文字、璽印文字、封泥文字、陶文、玉石文字、簡牘文字、帛書、漆器文字等。

（一）銅器銘文

出土戰國銅器銘文數量眾多。據統計，《殷周金文集成》收録商周青銅器銘文12113件，其中戰國銅器銘文1327件；《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收録商周青銅器銘文19932件，其中戰國銅器銘文2154件，此外還收録秦代銅器銘文119件；《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又增加了戰國銅器銘文177件，秦代銅器銘文2件。出土戰國銅器銘文重要的發現有：安徽壽縣朱家集銅器群、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隨縣曾侯乙墓銅器群、平山中山王墓銅器群、新鄭“鄭韓故城”兵器坑出土的大量韓國兵器、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地曾國銅器等。

安徽壽縣朱家集銅器群：20世紀30年代安徽壽縣朱家集（現歸長豐縣）李三孤堆楚王墓被盗掘出土的銅器群。朱家集銅器銘文是出土戰國楚文字資料的重要發現。這些刻有楚王名、時代明確的標準器的出土，爲戰國晚期楚文字確定了可靠的標尺。已知出土有銘銅器70餘件，刊布發表銘文拓本的銅器72件。銘文多爲刻銘，曾姬無卹壺、酓章劍2件爲鑄款。有關此銅器群銘文的研究至今已歷經70餘年，相關論著100多篇。程鵬萬對銘文内容進行了全面研究和總結，認爲此銅器群銘文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銘文内容已經基本可以通讀了，很多問題已經得到解决，但仍然還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和研究。⁽²⁶⁾

鄂君啟節：鄂君啓節是楚國懷王時期製作的一份免税文件，涉及到戰國文字、楚國制度和地理等十分重要的問題。鄂君啓節有車節、舟節兩種。按弧度推算，原先每種大概有5件，形成一個竹筒狀。1957年4月壽縣農民在縣城東郊丘家花園發現1件舟節和3件車節。1960年又發現1件舟節。⁽²⁷⁾郭沫若、殷滌非、羅長銘最先發表了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論文。⁽²⁸⁾陳偉對有關鄂君啟節的研究進行了回顧和總結。⁽²⁹⁾據統計鄂君啓節相關研究文獻已有近50篇。

曾侯乙墓銅器群：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青銅器，銘文3000多字。有銘文的銅器主要是樂器、禮器、用器和兵器。64枚編鐘均有關於樂律的銘文，總字數達2800個左右。⁽³⁰⁾銘文字形狹長屈曲，有較强的美術意味。器物及銘文拓片已刊發。⁽³¹⁾

中山王墓銅器群：1974年起，河北省文物管理局調查發掘平山縣三汲公社戰國城址及墓葬，得中山王墓（墓六），其銅盤銘有“廿七年”，推測是中山桓公之墓。又於中七汲村西发掘大墓（墓一），得遺物甚多，知爲中山王墓。銅器有銘文者50餘件，其中夔龍紋方壺銘450字，鐵足大鼎銘469字，皆王十四年所作，所記有司馬喜伐燕等事，爲史籍所未載。銘文尊崇周天子，奉行周禮，申明《詩》、《書》之教，可見其爲同姓之國。⁽³²⁾河北省文物管理處公布了出土文字資料的拓本。⁽³³⁾張守中在發掘報告的基礎上編著《中山王器文字編》，⁽³⁴⁾收録中山銅器90件，器物收録全面，書中附銘文拓本與文字摹本，摹本精良。199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刊發了詳細的資料及圖片。⁽³⁵⁾張政烺、趙誠、孫稚雛、李學勤及朱德熙、裘錫圭率先對銘文内容進行了精到的研究。⁽³⁶⁾

新鄭“鄭韓故城”兵器群：1971年11月河南省博物館在新鄭“鄭韓故城”發掘大批窖藏有銘文戰國銅戈、銅矛和銅劍等兵器，共出土銅兵器180多件，多殘損。兵器上銘文分鑄款、刻款和先鑄后刻款等，有一戈内爲書款，其字迹依銅色不同，隱約可辨。這些兵器大部分由官府督造。這批銅兵器不僅數量多，而且銘文内容較豐富，它爲研究戰國時韓國的地理、文字、冶鑄官職、兵器形制和鑄造工藝提供了較爲重要的實物資料。⁽³⁷⁾銘文資料目前没有全部發表。郝本性對銘文作了介紹研究並刊布了部分銘文拓片。⁽³⁸⁾黄茂琳在郝本性的基礎上對銘文作了一些討論，⁽³⁹⁾其後郝本性選取其中有争議或較重要的銘文進行了詳細研究討論。⁽⁴⁰⁾

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地曾國銅器：隨州文峰塔東周墓地位於隨州市東城區，共發現墓葬60餘座，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對勘探出的墓葬進行了發掘。發掘所出遺物有銅、陶、玉石等各類質地的文物千餘件套，其中銅器占半數以上，大部分銅器上有銘文，銘文有“曾”、“曾子”、“曾公子”及“曾孫”、“曾大司馬”、“曾大工尹”等。根據銘文可知，土坑墓葬大多爲東周曾國墓葬。首次新發現了隨國銅器。在M21中除出土了一批帶“曾”字銘文的銅器外，同時還發現了一件帶有“隨”字銘文的銅器，銘文爲“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隨”字在此無疑作國名，這是建國以來經科學發掘出土的第一件隨國銅器。隨國器出於曾孫邵的墓葬中，爲曾即隨説增添了又一重要的新證據。⁽⁴¹⁾銘文資料目前没有全部發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公布了部分銘文拓片和照片。⁽⁴²⁾《江漢考古》特稿刊發了M1、M2發掘報告及凡國棟、李學勤、曹錦炎、李天虹等對銘文的研究文章。⁽⁴³⁾此外，李學勤、徐在國、程鵬萬、王澤文、黄益飛等對相關銘文進行了討論研究。⁽⁴⁴⁾

有關戰國銅器銘文的著録多是與商代、西周、春秋金文合録一書，著録繁多，此不備舉。收録較全面的有《殷周金文集成》《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⁴⁵⁾值得一提的是，在戰國楚系銅器銘文研究中，劉彬徽頗有創獲，著有《楚系青銅器研究》和《楚系金文彙編》。⁽⁴⁶⁾

（二）貨幣文字

先秦貨幣銘文的年代上限一般定爲春秋晚期，從古文字學角度劃分應屬戰國文字研究範疇，其年代下限，是公元前221年，因此先秦貨幣銘文是戰國文字原始資料之一。先秦時期的金屬貨幣種類複雜、形制多樣、文字歧異，一直是古錢學、古文字學研究的重要内容。⁽⁴⁷⁾戰國文字號稱奇詭難識，在貨幣文字中表現得尤爲突出。先秦貨幣銘文研究的領域十分廣闊。從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錢幣學、民俗學、金屬學、文字學、訓詁學、書法學等多角度探討，必將使先秦貨幣研究呈現十分繁榮的局面。⁽⁴⁸⁾清代以來貨幣著録較多，如《古泉彙》《續泉彙》《古錢大辭典》《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等。⁽⁴⁹⁾貨幣文字研究重要工具書有《先秦貨幣文編》《古幣文編》《先秦貨幣文字編》等。⁽⁵⁰⁾相關研究論著有《先秦貨幣通論》《先秦貨幣研究》《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古幣叢考》《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⁵¹⁾此外，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戰國文字中的“市”》、李家浩《戰國布考》《戰國貨幣文字中的“”與“比”》《戰國貨幣考（七篇）》、曹錦炎《關於先秦貨幣銘文的若干問題》、吴振武《戰國貨幣銘文中的刀》《戰國貨幣銘文中的“曲”字》等對戰國貨幣文字進行了精彩的考證。⁽⁵²⁾

（三）璽印文字

璽印是人們抑印不同所需文字的實用之物，以文字爲其根本。《周禮》對古璽印有較詳細的介紹。《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玄注：“璽節者，今之印章也。”《周禮·秋官·職金》：“辨其物媺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鄭玄注：“璽者，印也。即揭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璽印的使用比較早，已發現有商代璽印。⁽⁵³⁾璽印的大量使用則在戰國時期。目前傳世的先秦時期的官私璽印大都是戰國時期的遺物。它是當時政治關係的憑證和經濟交往的信物，對研究當時歷史和漢字發展有一定的價值。⁽⁵⁴⁾羅福頤將古璽分爲官璽、私璽、成語璽和單字璽四類。⁽⁵⁵⁾古璽印著録及研究論著較多，據統計，目前相關著作有600餘部，單篇研究論文1300多篇。⁽⁵⁶⁾清代至民國初年的著録中，集大成者是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書中首次分出三代印，將戰國印與秦漢印區分開來，此前凡古印皆籠統稱之爲秦漢印。陳氏根據自己多方面考古實踐和研究，提出了三代印的概念，斷代更爲科學合理了。這也是其印學思想的體現，他指出：“宋以來只知有秦印，不復知有三代，今以鐘鼎通之乃定，已於印舉中首舉之。茲以印舉中自存並借入之三代古官印五十鈕，拓請教正。”⁽⁵⁷⁾之後綜合性的傳世古璽文字資料有《古璽彙編》《新出歷代璽印集録》《新出歷代璽印集釋》《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印典》《中國璽印篆刻全集》《珍秦齋藏印·秦印篇》《方寸乾坤》《大風堂古印舉》《鐵齋藏古璽印》《古璽彙考》《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丹篆寄心聲——澳日兩地書法篆刻聯展·陶鉨室藏印》《戎壹軒藏戰國璽選粹》等。⁽⁵⁸⁾璽印資料的傳世也促生了璽印文字工具書的産生。1883年吴大澂《説文古籀補》始録有古璽文字，之後一些文字工具書中都録有古璽印文字。較重要的是《古璽文字徵》《古璽文編》。⁽⁵⁹⁾重要的研究論著有《〈古璽文編〉校訂》《古璽探研》《戰國璽印分域研究》《古璽文分域研究》等。⁽⁶⁰⁾

（四）封泥文字

封泥，又稱泥封。⁽⁶¹⁾概括地説，封泥是抑印於膠質粘土，用以封緘，作爲目驗璽印施用，以防奸宄私揭竊拆的遺迹。⁽⁶²⁾在中國古代傳遞文書時，在其囊笥外加繩捆扎，在繩結處以膠泥加封，上蓋鈐印，以防泄密或者失竊；也有將簡牘盛於囊内，在囊外繫繩并封泥者。其遺留的文字泥塊，按文獻稱謂，以“泥封”爲宜，但在考古界、文物界稱“封泥”已成習慣。⁽⁶³⁾封泥是研究戰國文字尤其是秦系文字的重要材料。歷代抑印在封泥上的用印，都是當時實用璽印的遺痕。其印面中所刻文字是古文字學、書法學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封泥中的大量公印遺痕更是研究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和政治制度史的重要資料。目前所發現的封泥所屬時代最早的可能是西周晚期，《山東泗水尹家城出土封泥考略》披露了1枚西周晚期魯國封泥。⁽⁶⁴⁾封泥早期重要著録有吴式芬、陳介祺《封泥考略》（1898年）、劉鶚《鐵雲藏陶·鐵雲藏封泥》（1904年）、羅振玉《齊魯封泥集存》（1913年）、郭聞庭《齊魯封泥考存》（1917年）、陳寶琛《澄秋館藏古封泥》（1926年）、周明泰《續封泥考略》（1928年）、《再續封泥考略》（1928年）、吴幼潜《封泥彙編》（1931年）、王獻唐《臨淄封泥文字》（1936年）、佚名《封泥拓本》（民國間）。近年重要著録有《古封泥集成》《秦官印封泥聚》《秦封泥集》《新出相家巷秦封泥》《新出封泥彙編》《青泥遺珍：新出戰國秦漢封泥特展圖録》《鑒印山房藏古封泥菁華》。⁽⁶⁵⁾相關研究論著有《新見秦官印封泥考略》《秦代封泥的重大發現——夢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新發現秦封泥叢考》《試論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與意義》《新出秦封泥選釋（二十則）》《秦文字集證·秦印通論》《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續》《秦封泥考釋（五十則）》《西安出土秦封泥補讀》《秦西漢誤釋未釋官印考》《秦西漢官印論要》《秦封泥與齊陶文中的“巷”字》《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中國古代封泥》《封泥發現與研究》《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秦封泥彙考》《西泠印社：戰國秦漢封泥文字研究專輯》。⁽⁶⁶⁾目前收集資料最全面、研究最爲系統的秦璽印封泥專著是《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⁶⁷⁾

（五）陶文

陶文是指刻劃、書寫或打印在陶器上的文字。作爲古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陶文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是時代早，二是延續時間長，三是陶文的鼎盛時期是戰國，因此陶文在古文字學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⁶⁸⁾陶文在中國各類古文字材料中，存在的時間跨度最長。甲骨文、金文盛行於商代後期，前期只能找到個别的例子。再往上追溯文字的始源，就只能求之於陶文。史前仰韶、龍山時代多有陶器符號，或刻劃，或描繪，與文字是否關聯，學者間尚有不同意見。大多數學者傾向同意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原始文字。這種陶文，多見於山東泰安、莒縣、諸城，是探討文字起源的重要依據。⁽⁶⁹⁾戰國時期陶器上的文字，大多爲製陶者用的印文，一般只有幾個字，内容爲姓名、職官、地名、吉語和日期等。目前見到的陶文，大多出土於齊、燕、韓、秦故地。最早鑒定和收藏陶文的是陳介祺，其傳拓有《簠齋藏陶》。早期著録有劉鶚《鐵雲藏陶》（1904年）、（日）太田孝太郎《夢庵藏陶》（1912年）、王獻唐《鄒滕古陶文字》（1934年）、周進《季木藏陶》（1943年）等。後有《古陶文彙編》《陶文圖録》。⁽⁷⁰⁾

新見陶文資料有《臨淄後李齊國陶文》《新泰出土戰國印迹陶文初考》《山東新泰出土戰國印迹陶文初考》《吉林大學文物室藏古陶文》《山東新泰發現大批陶文》《新泰出土“平陽廩”、“平陽”陶考》《新泰出土陶文及相關問題研究》《新泰齊國官量陶文的發現與初步探索》《新泰出土陶文十品》《步黟堂藏戰國陶文遺珍》《夕惕藏陶》《夕惕藏陶續編》《新泰出土田齐陶文》《新出齊陶文圖録》《新出古陶文图録》《齊陶文集成》。⁽⁷¹⁾陶文重要工具书有《古陶文孴録》《陶文編》《古陶文字徵》《陶文字典》。⁽⁷²⁾

目前陶文資料彙集較全，反映陶文研究新成果的是《陶文圖録》。其所收陶文以戰國和秦代爲主，酌收戰國以前和漢代及其以後。按照斷代與分國相結合的體例編排，全書分爲10卷，第二至六卷爲戰國與秦代，作爲全書主體部分的戰國部分，按國别編排，其中第二卷爲齊、第三卷爲鄒（附滕、薛、魯）、第四卷爲燕（附中山）、第五卷爲三晉與兩周（附楚）、第六卷爲秦國與秦代。《步黟堂藏戰國陶文遺珍》著録共陶文180方。其中齊陶文147方，有14方是沂水陶文，材料重要。李家浩指出《夕惕藏陶》有三個方面值得稱道，一是在陶文資料新，多是首次公布；二是圖版編排方面頗有特色，引進了考古學編寫器物的方法，對人們了解陶器或陶文的有關信息十分有益；三是在文字釋寫方面，古陶文釋文大多正確可信。⁽⁷³⁾

在古陶文研究方面，陳介祺是古陶文研究的發現者、收藏者，也是頗有貢獻的研究者，曾撰有《陶文釋存》與《陶器造象化布雜器考釋》等書稿，惜未刊行。他不僅識出印有陳某的陶文爲戰國齊器；並指出陶文内容，不外地名、官名和器名，作者用者姓名與其事其數。這些見解都很正確，爲後人研究奠定了基礎。⁽⁷⁴⁾與陳介祺同時代的吴大澂撰有《簠齋古陶文考釋》《讀古陶文記》《説文古籀補》。其後有丁佛言、强運開《説文古籀補補》《説文古籀三補》、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等。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對齊國、燕國陶文分别進行了考證和研究。⁽⁷⁵⁾朱德熙釋出陶文中的“者”字，⁽⁷⁶⁾裘錫圭釋出陶文中的“市”字，⁽⁷⁷⁾都是十分精彩的考釋。李家浩指出，“自清末古陶文發現以來，以山東臨淄地區出土的最爲豐富，所以收藏研究古陶文以山東人最早、最多。例如清末的陳介祺、近代的王獻唐、現在的王恩田、徐在國等人。”⁽⁷⁸⁾徐在國在古陶文研究方面多有創獲，如《古陶文字釋叢》《説“喜”兼論古陶文著録中的倒置》《歷博藏戰國陶文補釋》《河南出土成語類陶文考釋（三則）》《略論王襄先生的古陶文研究》《〈戰國古文字典〉所録陶文研究》《論方濬益先生的古陶文研究》《〈古籀篇〉所録古陶文研究》《〈讀古陶文記〉箋證》《〈陶文字典〉中的序號錯誤》《〈陶文字典〉中的釋字問題》《談新出土的齊國陶文》，⁽⁷⁹⁾論作多收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徐在國卷》。⁽⁸⁰⁾

（六）玉石文字

玉石文字是指刻或寫在玉、石上的文字。玉石文字也是戰國文字研究非常重要的一支。

石鼓文：唐初發現於天興縣（今陝西鳳翔縣），共10石，每石刻有六七十字或七八十字的四言詩一首，共700多字。因石形如鼓，故一般稱之爲“石鼓文”。又因内容爲敘述田獵之事，亦稱“獵碣”。石鼓現藏故宫博物院，字多已殘泐不清，僅存272字。馬衡、郭沫若主張刻於春秋，唐蘭主張刻於戰國，裘錫圭認爲“據學者較新的研究，通過與秦公簋和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秦公大墓殘石磬的字體的仔細比較，石鼓文的時代最可能屬於春秋晚期早段。”⁽⁸¹⁾傳世拓本以明人安國舊藏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三種北宋拓本爲最佳。郭沫若《石鼓文研究》附有影印先鋒本，并依另兩種拓本補充奪字，學者稱便。⁽⁸²⁾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進行了系統整理，包括石鼓發現及發現後的遭遇、石鼓的質地、材料來源及其形制、石鼓及十篇詩的命名、石鼓文的次序、石鼓文的拓本、摹刻本、影印本、摹寫本、石鼓文的字數、石鼓文的年代、石鼓文的漁獵内容、石鼓文的學術及藝術價值、石鼓文字考釋、歷代有關石鼓文研究資料、論著目録及引書目録、每字在各鼓中出現次數統計表、石鼓文偏旁排譜等。⁽⁸³⁾

曾侯乙墓石磬：1978年湖北省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編磬一架，計磬架1副，磬塊32件，掛鈎32副，磬槌2件。32件磬塊，石質，出土時仍保持者當時的懸掛方式和排列關係。在完整和殘破的磬塊中，除一塊素面無字外，多在鼓的西面（就懸掛狀而言）近鼓上邊處和首、尾、上、下四個端面，有刻文和墨書，文字共708字（其中墨書12字）。所有刻文都是在磬塊磨製完成之後刻上去的。就其内容而言，可分爲三類：編號、標音與樂律關係。⁽⁸⁴⁾裘錫圭對石磬作有介紹，⁽⁸⁵⁾全部石磬拓片已公布。⁽⁸⁶⁾裘錫圭指出，曾侯乙墓編鐘和編磬上關於樂律的成套銘文，全面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紀我國在樂律學上所達到的高度水平，解决了古代音樂史上的很多重要問題。⁽⁸⁷⁾

上蔡商父之徵石磬：1955年河南上蔡縣肖里王東窑場古墓出土。墓葬東距蔡國故城約7千米，墓葬所在地可能爲楚人所有。根據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判斷，時代爲戰國。石磬通體磨光，青灰色，質地爲石灰岩。股側刻有四字銘文：“商父之徵。”石磬保存完整，現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⁸⁸⁾石磬照片和銘文拓片已刊布。⁽⁸⁹⁾

温縣盟書：1979年，河南省温縣武德鎮公社西張計大隊在村西北東周盟誓遺址掘出一坑有墨書文字的圭形石片。1980年至1982年發掘出土圭片萬餘片。此處在1930年、1935年、1942年亦曾多次出土寫有盟辭的圭形石片，出土后多已流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藏11片，稱“沁陽盟書”。盟書文字字體風格迥異，毛筆墨書，石圭、石簡的正面未寫完的，在背面續寫。行文方式除個别由左至右外，一般爲由右及左，自上而下。目前刊布了少量盟書圖版，主要見於《河南温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新出簡帛研究》《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古文字卷》。⁽⁹⁰⁾大宗圖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整理之中。魏克彬專門從事盟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有相關論文討論盟書内容。

侯馬盟書：爲山西省晉國遺址出土的載有盟誓辭文的玉石片。這批盟書，連同斷、殘、碎片以及模糊不清或無字迹者在内，共有5000餘件。盟誓辭文用毛筆書寫，字迹一般爲朱紅色，少數黑墨色。玉石片的質料有石有玉。石質大部分爲泥質板岩，呈黑灰色、墨緑色和赭色；數量約占全部盟書的三分之二；形體尚規整，以圭形爲主，最大的長達32釐米、寬3.8釐米、厚0.9釐米，小型的一般長約18釐米、寬不到2釐米、厚僅0.2釐米，還有些薄如紙片。玉質有透閃岩、矽咔岩等；形狀亦有圭形和璜形，圭形尺寸與石質小型圭基本相同；其餘大都像是製作玉器的剩餘材料，呈不規則的塊狀和片狀，大小一般不超過拳掌；盟書比較集中地出土于某幾個竪坑内。由於盟辭内容不同，按其類别，篇幅長短不一，最少僅10餘字，最多達220餘字，一般在三五十字到100餘字之間。字體變化多樣，形態複雜。按其内容，盟書大體上可以分爲6類：宗盟類、委質類、納室類、詛咒類、卜筮類、其它（少數殘碎的盟書，内容特殊，但由於辭句支離，無從瞭解各篇的全貌）。宗盟類、委質類、納室類盟書均用朱紅顔色書寫。詛咒類、卜筮類盟書用黑墨書寫。盟書時代一般認爲當在春秋末期，也有人認定爲戰國初期。張頷、陶正剛、張守中《侯馬盟書》載有盟書照片、摹本、釋例、考證、文編，便於學者利用。⁽⁹¹⁾後在原書的基礎上加以增訂再版。⁽⁹²⁾近年又重新出版，公布了清晰圖片和摹本，並附有字表。⁽⁹³⁾

中山國守丘石刻：20世紀30年代於河北省平山縣南七汲村西南發現。刻石長90釐米、寬50釐米、厚40釐米，刻石一面刻有文字，共2行19字。照片和拓本發掘簡報已公布。⁽⁹⁴⁾

中山國玉石：河北省文物管理局調查發掘平山縣三汲公社戰國城址及墓葬出土，發掘報告公布了器物資料。⁽⁹⁵⁾張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編》收玉器26件，摹本精良。⁽⁹⁶⁾

行氣玉銘：天津市博物館藏戰國玉器，雕玉12面，呈棱柱形，孔壁厚0.5釐米。表面磨製光滑温潤，每面刻3字銘文，共有銘文36字（重文8字），因其銘文内容是關於行氣要領的歌訣，學界稱其爲“行氣玉銘”，或稱玉刀珌、劍珌。郭沫若稱其爲行氣玉佩銘，⁽⁹⁷⁾陳邦懷稱其爲行氣玉銘。⁽⁹⁸⁾

詛楚文：相傳爲北宋中葉出土的三塊秦刻石。三石字數相當，僅所告祀神名不同。内容大體相同，爲秦王祈求天神制克楚兵、復其邊城，因而稱之爲詛楚文。相傳嘉佑年間在鳳翔開元寺得告巫咸文，326字。治平中“渭之耕者”在朝那湫旁得告大沈厥湫文，318字。又於洛陽劉忱家得告亞駝文，325字。多數研究者認爲詛楚文是戰國時期秦惠文王聲討楚懷王熊相（《史記》作槐），並祈求神靈保佑秦國戰勝楚師的刻石文字。今原石和原拓均亡，其摹刻本分别見於《絳帖》和《汝帖》，由容庚編入《古石刻零拾》。

秦駰玉版：秦駰玉版傳系陝西華山下農村出土，被私人所藏，現藏上海博物館。秦駰玉版是20世紀末發現的重要的戰國時期秦國文物。玉版共2件，形制相同，皆爲長方形，用墨玉製成，1件完整（稱甲版），1件折斷（稱乙版）。2件玉版銘文相同，每版正背兩面都有文字，甲版正面文字爲鐫刻，其餘皆爲朱書，字數近300字。甲版背面的文字嚴重殘缺，乙版背面的文字保存比較完好。玉版文字有刻有寫，對瞭解戰國晚期秦文字的特點很有幫助。玉版内容很重要，記載了秦曾孫駰因病而祭祀華山之事。玉版的形制和版式爲研究古代的簡牘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該玉版是研究古代禱病禮俗和山川祭祀的早期實物，對重新理解現已出土的封禪玉册和投龍簡有重要參考價值。銘文中多處用韻，句式以四言爲主，駢散結合，琅琅上口，是研究先秦語言的極好材料。玉版面世以來，先後有李零、李學勤、周鳳五、連劭名、曾憲通、李家浩、王輝、劉昭瑞、侯乃峰等學者對其進行了研究。⁽⁹⁹⁾

秦刻石：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巡行天下，在嶧山、泰山、琅邪山、芝罘、碣石、會稽等地刻石銘功，事載《史記·秦始皇本紀》。原銘已損毁無存，僅琅邪刻石尚存留二世詔部分的殘塊，嶧山刻石的文字有摹本傳世。泰山刻石殘拓摹刻本見絳帖，存146字，容庚收入《古石刻零拾》。容庚《秦始皇刻石考》附各刻石著録表及圖版18幅，是研究秦刻石的重要參考書。石刻文字彙編有商承祚《石刻篆文編》。⁽¹⁰⁰⁾

（七）簡牘

簡牘是對我國古代遺存下來的寫有文字的竹簡與木牘的概稱。用竹片寫的書稱“簡策”，用木版（也作“板”）寫的叫“版牘”。簡牘文字取材於竹木，既經濟又方便，遠勝於金石。因此，簡牘文字應是戰國時代最主要的書寫形式。然而竹木易朽，難於保存，建國以來只在南方發現楚國和秦國的簡牘。戰國簡牘所記載的内容相當豐富，既有大量的古代典籍資料，也有與典籍性質相同的編年、地圖等資料，還有不見於典籍的遣策、占驗、日書等資料。

1．楚簡

五里牌406號墓竹簡：1951年長沙市東郊五里牌406號戰國楚墓出土，共有竹簡38支，這是楚簡的首次發現。竹簡内容爲遣策。墓葬曾被盗，爲二槨二棺。在清理過程中發現竹簡附近有竹笥殘片，竹簡隨葬時有可能是放在竹笥中的。《長沙發掘報告》發表了21支簡的照片、38支簡的摹本及部分考釋。⁽¹⁰¹⁾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彙編》刊發了經拼復的18支竹簡的照片、摹本與考釋。⁽¹⁰²⁾五里牌楚簡無一完整，殘存最長的13.2釐米，最短的4.9釐米，寬0.7釐米左右。⁽¹⁰³⁾簡文書寫於竹黄面，每簡均頂格書寫，有的字迹漫漶不清。據現存文字，所記均爲器物，有鼎、匜、勺、壺、杯、車、戈、弩、弓等等。似乎大都是一簡記録一種器物，文字大都簡短，每種器物記録完畢，换簡提行書寫。這批資料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往往每簡先記器物的名稱和數目，然後留白一段簡，再接抄器物所在位置。⁽¹⁰⁴⁾

仰天湖25號墓竹簡：1953年7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物清理工作隊在發掘長沙仰天湖25號戰國楚墓（《長沙楚墓》編號改爲M167）時出土了43支竹簡。内容爲遣策。墓葬曾被盗，爲一槨三棺。竹簡出土於北邊箱。從墓葬規模和出土器物看，墓主應是楚國大夫一級的貴族。《文物參考資料》《考古學報》先後發表竹簡的照片，後者計40個竹簡號。⁽¹⁰⁵⁾史樹青《長沙仰天湖出土楚簡研究》、商承祚《戰國竹簡彙編》均刊發有仰天湖簡的照片、摹本與考釋，均計43個竹簡號。⁽¹⁰⁶⁾《長沙楚墓》發表了仰天湖楚簡的39支簡照及全部釋文。⁽¹⁰⁷⁾仰天湖楚簡較完整的有19支，簡長20.6—23.1釐米，寬0.9—1.1釐米。竹簡編繩二道。⁽¹⁰⁸⁾

楊家灣6號墓竹簡：1954年長沙市北郊楊家灣6號（《長沙楚墓》編號改爲M569）戰國楚墓出土，共有竹簡72支。商承祚《戰國竹簡彙編》刊發了楊家灣楚簡的照片、摹本及考釋，計37個竹簡號。⁽¹⁰⁹⁾《長沙楚墓》發表了楊家灣楚簡的照片和部分釋文。⁽¹¹⁰⁾楊家灣楚簡長13.5—13.7釐米左右，寬0.6釐米，在距簡上端4釐米、下端3.5釐米處刻有契口兩道。竹簡保存狀况不佳，72支簡中能看出文字的有50支，不少文字模糊不清，難以辨識。除4枚簡有2個字外，餘簡都只有1個字。⁽¹¹¹⁾

長臺關1號墓竹簡：1957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發掘信陽長臺關1號墓時出土。竹簡共二組，分别出自前室和左後室。前室一組竹簡，殘損嚴重，共109支，約500字，屬典籍。左後室所出竹簡，保存較完整，共28支，約1030字，屬遣策。發掘簡報發布了竹簡照片。⁽¹¹²⁾《信陽楚墓》發布了全部照片和劉雨所作竹簡釋文與考釋。⁽¹¹³⁾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彙編》刊發了全部竹簡照片及其摹本、考釋和字表。⁽¹¹⁴⁾《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關楚墓竹簡》在文本復原和内涵揭示上都有新的進展。⁽¹¹⁵⁾

望山1、2號墓竹簡：望山墓地位於荆州市荆州區裁縫鄉境内，地處八嶺山東北麓的崗地上，東南至紀南城遺址約7千米。1—4號墓於1965年冬由漳河水利工程總部文物考古工作隊發掘。1號墓在荆川公路旁、漳河水庫二幹渠管道綫上，是一座中型墓，時代在戰國中期。墓葬保存比較好，槨室分頭箱、邊箱、棺室，出土有700多件器物。墓主是楚公族悼固。竹簡是卜筮禱祠記録，出於邊箱東部，嚴重殘斷。其中最長39.5釐米，短的只有1釐米，寬約1釐米。整理者拼復，得207枚，最長的52.1釐米。完整簡長度，淺原達郎復原爲60—70釐米。⁽¹¹⁶⁾由契口推測的編繩道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爲三道，⁽¹¹⁷⁾淺原達郎則以爲兩道。2號墓位於1號墓東北約500米處，屬中型墓，年代在戰國中期晚段。槨室分頭箱、邊箱和棺室。曾被盗。出土器物六百多件。竹簡爲遣策，出於邊箱東部，全部斷裂，經整理拼接共計66支。其中基本完整的有5支，長63.7—64.1釐米。整簡有兩道契口，上契口距簡首端約17.5—18釐米，下契口距簡末端約14.1—15.2釐米。1號簡前半部分以大事紀年，表明當是遣策首簡。後半部分記“車與器之典”，林清源以爲篇題。⁽¹¹⁸⁾《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發表了部分竹簡照片的摹本。⁽¹¹⁹⁾《望山楚簡》發表有全部竹簡照片、摹本和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所作的釋文與考釋。⁽¹²⁰⁾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彙編》也包括照片、摹本和考釋。⁽¹²¹⁾《江陵望山沙塚楚墓》刊載有竹簡照片和朱德熙等的釋文、考釋，照片較爲清楚，釋文也有個别改動。⁽¹²²⁾《望山楚簡校録附文字編》⁽¹²³⁾、《望山楚簡文字編》⁽¹²⁴⁾字形均源自《望山楚簡》的摹本。《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四）：望山楚簡　曹家崗楚墓竹簡》圖版絶大部分采自由紅外綫照相機拍攝的紅外綫影像，圖版更加清晰，少量采用《江陵望山沙塚楚墓》中的圖版。⁽¹²⁵⁾

曾侯乙墓竹簡：曾侯乙墓位於湖北隨縣（今隨州市）城關鎮西北郊擂鼓墩附近，原編號爲隨縣擂鼓墩1號墓。墓主人曾侯乙是曾國國君，下葬於公元前433年或稍晚。槨室分爲東、中、西、北四部分，竹簡均出自北室，與兵器、皮甲等放在一起，主要是關於喪葬時所用車馬的記載。出土時已散亂。絶大部分在西北部成兩堆上下叠壓著，小部分散落在偏西處。有字簡共240支，整理時經拼接，編爲215個號。曾侯乙墓竹簡是經考古發掘的時代最早的竹簡，也是喪葬類簡中數量最多的一批。裘錫圭對竹簡作有介紹和初步研究。⁽¹²⁶⁾《曾侯乙墓》公布了全部竹簡照片和裘錫圭、李家浩所作的釋文與考釋。⁽¹²⁷⁾《曾侯乙墓竹簡文字編》附有竹簡摹本和釋文。⁽¹²⁸⁾蕭聖中對竹簡文本進行了綜合整理。⁽¹²⁹⁾《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三）：曾侯乙墓竹簡》參考簡文擬定各部分的標題，圖版以紅外綫圖像爲主，必要時附加常規照片中的單字字形，並標注所在簡號及其在該簡中的順序號。⁽¹³⁰⁾

天星觀1號墓竹簡：1978年湖北天星觀1號戰國中期楚墓出土，整簡70餘支，其餘殘斷，共約4500多字。其中記録卜筮的竹簡2700多字，餘爲遣策。竹簡内容未正式公布。發掘報告發布了遣策、卜筮簡照片各1支。⁽¹³¹⁾《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刊布了少量照片。⁽¹³²⁾文字摹本見於《楚系簡帛文字編》。⁽¹³³⁾在未正式刊布楚簡中，有關天星觀簡的研究比較多見。許道勝、羅小華對簡文釋文進行校正。⁽¹³⁴⁾蕭聖中據《楚系簡帛文字編》勾稽天星觀簡所見車名。⁽¹³⁵⁾晏昌貴對《楚系簡帛文字編》所引天星觀卜筮類簡文例作窮盡式檢索，共輯録220餘條，並進行考釋。⁽¹³⁶⁾利用卜筮類簡對墓葬年代的考訂，是目前爲止取得的最大成果，李學勤、晏昌貴有精彩論述。⁽¹³⁷⁾

臨澧九里1號墓竹簡：1980年湖南臨澧九里1號墓出土。據稱墓中發現竹簡有100餘片，只因殘斷很厲害，基本上無法拼合，但從殘存的文字來判斷，其内容應爲遣策和占卜文書。雖然無法了解具體内容，但殘存的個别官名引起了學者的關注。⁽¹³⁸⁾

包山2號墓竹簡牘：1986年湖北荆沙鐵路考古隊發掘荆門包山2號墓時出土。墓葬位於湖北省荆門市十里鋪鎮王場村的包山崗地上，南至江陵楚紀南故城約16千米。2號墓爲戰國中期偏晚楚墓，槨分五室。發掘報告推斷其下葬年代爲公元前316年。墓葬上有盗洞，但未至槨室。出土各類器物約2000件。另有竹簡448支，其中有字簡278支，包括文書、卜筮禱祠記録和喪葬記録。其中東室8支，爲喪葬記録；南室13支，爲喪葬記録；西室分兩處，位於南端的129支除1支簡背有字外，其他均未書寫，位於北端底部的6支，爲喪葬記録；北室亦分二束，54支爲卜筮禱祠記録，196支爲司法文書。南室馬甲中有1枚竹牘，也是喪葬記録。此外，還發現繫於竹簡、竹笥、陶罐、衣物上的30枚簽牌。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對竹簡作有初步介紹。⁽¹³⁹⁾1991年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發表全部竹簡的照片和劉彬徽、彭浩等所作的釋文與考釋。⁽¹⁴⁰⁾包山楚簡的研究成果異常豐富，僅文字編就有五部專書：彭浩《包山楚簡字表》、白於藍《包山楚簡文字編》、張守中《包山楚簡文字編》、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¹⁴¹⁾相關研究可參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¹⁴²⁾

九店56號墓竹簡：1981—1989年湖北省博物館江陵工作站對九店墓地進行發掘，共發掘東周墓597座，其中56、411、621號三座墓出土竹簡。《江陵九店東周墓》發表了56、621號兩座墓竹簡的照片以及李家浩所撰《江陵九店五十六號墓竹簡釋文》和彭浩所撰《江陵九店六二一號墓竹簡釋文》。⁽¹⁴³⁾《九店楚簡》刊發了56號與621號墓竹簡照片和李家浩撰寫的兩墓竹簡《釋文與考釋》，同時還發表了兩墓的發掘報告。⁽¹⁴⁴⁾411號墓竹簡資料未見公布。56號墓爲小型長方形土坑竪穴墓，年代屬戰國晚期，墓主身份推測爲“庶人”。竹簡205支，出於壁龕内，保存情况較差，係成卷入葬。經整理，有字簡145支，其中完整和較完整的35支，餘均殘斷。整簡長46.6—48.2釐米，有編綫痕迹三道。簡文書寫不留天頭，總字數約2700多個（包括殘朽不清的字），可辨字2300多個。

九店621號墓竹簡：九店621號墓葬爲一槨一棺，年代屬戰國中期晚段，墓主身份推測爲士。竹簡出於棺槨之間，共127支，保存狀况較差。竹簡全部殘斷，最長者22.2釐米。經整理，有字殘簡88支，其中字迹比較清晰的37支，不清晰的51支，無字簡39支。竹簡有編連綫痕。由於殘斷過甚，已不能綴聯成文。《江陵九店東周墓》發表621號墓32支竹簡的照片和彭浩所撰釋文。⁽¹⁴⁵⁾《九店楚簡》刊發了全部88支竹簡的照片和李家浩撰寫的《釋文與考釋》。⁽¹⁴⁶⁾

夕陽坡2號墓竹簡：1983年冬，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夕陽坡2號楚墓出土，竹簡2支。墓葬保存較完整，槨分棺室、頭箱、邊箱三室，下葬年代大致在戰國中晚期。2支内容大概前後連接，是與楚王有關的記載。簡文提到“悼哲王”一名，似是記楚悼王之子楚肅王（公元前380—前370年在位）之事。楊啟乾首次披露竹簡釋文和墓葬資料。⁽¹⁴⁷⁾劉彬徽發表了簡文摹本。⁽¹⁴⁸⁾《湖南出土簡牘選編》收有竹簡清晰照片。⁽¹⁴⁹⁾

曹家崗5號墓竹簡：1992—1993年湖北黄岡曹家崗5號墓出土。5號墓一槨三棺，槨分三室，墓主爲女性，身份相當於下大夫，墓葬年代屬戰國晚期前段。竹簡出土於邊箱的一件竹笥内，屬遣策。《考古學報》2000年公布了曹家崗楚簡全部照片並發表了竹簡釋文。⁽¹⁵⁰⁾竹簡共計7支，保存完整。字迹不大清晰，字數約32字。1號簡開頭書有“葬器”二字，可能是篇題或總括語。《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四）：望山楚簡　曹家崗楚墓竹簡》圖版采用《考古學報》發表的照片，並攝取紅外影像。⁽¹⁵¹⁾

郭店1號墓竹簡：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門市郭店1號墓出土。槨室分作頭箱、邊箱和棺室，隨葬有銅、陶、漆木、竹等各類器物，竹簡出於頭箱。從墓葬結構和隨葬器物看，是一座小型楚墓。關於墓葬年代，荆門市博物館根據墓葬形制與器物特徵，認爲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公元前3世紀初。⁽¹⁵²⁾李學勤進一步指出，墓的年代約爲公元前4世紀末，不晚於公元前300年；墓中竹書的書寫時間應早於墓的下葬，其著作年代自然還要早些，均在《孟子》成書之前。⁽¹⁵³⁾彭浩也指出，“下葬年代約在公元前300年，距公元前316年的包山2號墓相去不久，並不會遲至戰國晚期”。⁽¹⁵⁴⁾墓中出土一件帶有刻銘的漆耳杯，發掘者釋爲“東宫之不（杯）”。李學勤改釋爲“東宫之帀（師）”，⁽¹⁵⁵⁾由此引發對墓主身份的討論。從文字學的角度看，將杯銘第四字釋作“帀（師）”似更爲合適。但同意這種釋讀的學者，對墓主人身份的認識也不一致。從墓葬規格、隨葬品可以瞭解到：墓主人應該是低級貴族，大概與“士”相當，生前喜愛典籍的收藏、研讀。郭店楚墓出土的竹書文獻，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共18篇。其中道家著作有《老子（甲本）》《老子（乙本）》《老子（丙本）》《太一生水》；《語叢四》講游説之術，李零認爲屬於道家陰謀派。⁽¹⁵⁶⁾儒家著作則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等。其中大多失傳已久。迄今爲止，在科學發掘出土的文字資料中，郭店竹書是唯一一批保存比較好的先秦典籍，學術價值極高，在文字學、古文獻學、先秦思想史、尤其是先秦學術史的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7年荆門市博物館公布了墓葬資料和竹簡的一些情况。⁽¹⁵⁷⁾1998年荆門市博物館發表了730支竹簡的照片和彭浩、劉祖信所作的釋文、注釋以及裘錫圭所作按語。⁽¹⁵⁸⁾同年10月，崔仁義發表了《老子》《太一生水》的照片和釋文、注釋，其照片與《郭店楚墓竹簡》有别。⁽¹⁵⁹⁾龍永芳披露了在竹簡養護過程中發現的一枚先前未曾公布的新簡。⁽¹⁶⁰⁾“簡帛書法選”《郭店楚墓竹簡》系列所用照片大部分由金陵拍攝，少數由鄭華等人拍攝。⁽¹⁶¹⁾郭店竹簡公布以來，引起了楚簡研究的熱潮，相關研究論著達500多篇。工具書有張守中、張小滄、郝建文《郭店楚簡文字編》。⁽¹⁶²⁾《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以普遍得到改善的竹簡圖像、尤其是紅外影像爲基礎，彙集多方研究成果，在文本復原和内涵揭示等方面，都有大量進展。⁽¹⁶³⁾

葛陵1號墓竹簡：1994年葛陵1號墓出土。竹簡位於墓葬南室東南部的車傘蓋上，分爲甲、乙層（區），並依此編列出土號。甲層（區）竹簡多與車馬器、鎧甲混放，編號有三組，即甲一至甲三；乙層（區）竹簡數量較多，堆積較單純，編號有四組，即乙一至乙四。竹簡全部殘斷，保存狀况不好，較多丟失。發掘者認爲，墓葬年代相當於戰國中期前後，墓主人是楚國封君平夜君成。葛陵楚簡有9條以事紀年。劉信芳⁽¹⁶⁴⁾、李學勤⁽¹⁶⁵⁾等皆認爲竹簡所記的“王徙於鄩郢之歲”是楚肅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該墓墓主平夜君成於這年去世。宋華强⁽¹⁶⁶⁾認爲墓葬年代下限是楚悼王元年（公元前401年）至悼王七年（公元前395年）。宋國定、賈連敏對13支竹簡作了簡要的考釋。⁽¹⁶⁷⁾《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介紹出土竹簡的概况，並公布了10支竹簡的照片。⁽¹⁶⁸⁾《新蔡葛陵楚墓》公布全部竹簡圖版和賈連敏撰寫的竹簡釋文。該書對竹簡進行了初步的拼接，圖版和釋文皆按出土號編排。簡文未見題記，依内容分爲卜筮祭禱和簿書兩類。⁽¹⁶⁹⁾據整理者統計，竹簡現存1571支。經陳偉等核對，《新蔡葛陵楚墓》竹簡有3支重出，實有1568支。竹簡現存約8000字。⁽¹⁷⁰⁾工具書有《新蔡葛陵楚簡文字編》。⁽¹⁷¹⁾邴尚白《葛陵楚簡研究》和宋華强《新蔡葛陵楚簡初探》對葛陵楚簡進行了綜合研究。⁽¹⁷²⁾相關研究篇目衆多，見袁金平《新蔡葛陵楚簡研究綜述》。⁽¹⁷³⁾《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關楚墓竹簡》在文本復原和内涵揭示上都有新的進展。⁽¹⁷⁴⁾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場陸陸續續地出現了一些竹簡，5月起便陸續運到上海博物館。經科學測定與文字識讀，斷代定域爲戰國時代的楚國竹簡，因而定名爲楚竹書，學界簡稱上博簡。1999年1月5日，上海《文匯報》以《戰國竹簡露真容》爲題發表了上博簡的消息。1999年1月8日，《澳洲新報》也報導了這一消息，題爲《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罕見戰國竹簡初露真容》。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馬承源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以後陸續出版，至2012年底已出版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竹書内容有80餘種，包括原存書題20餘篇，涉及歷史、哲學、宗教、文學、音樂、文字、軍事等内容。各册具體篇目内容如下：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衣》《性情論》；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昔者君老》《容成氏》；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仲弓》《亙先》《彭祖》；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采風曲目》《逸詩（交交鳴烏、多薪）》《昭王毀室　昭王與龔之》《柬大王泊旱》《内禮》《相邦之道》《曹沫之陳》；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競建内之）》《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爲禮》《三德》《鬼神之明　融師有成氏》；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競公瘧》《孔子見季桓子》《莊王既成　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　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天子建洲（甲本）》《天子建洲（乙本）》；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武王踐阼》《鄭子家喪（甲本）》《鄭子家喪（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君人者何必安哉（乙本）》《凡物流形（甲本）》《凡物流形（乙本）》《吴命》；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子道餓》《顔淵問於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書乃言》《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鶹鷅》；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成王爲城濮之行（甲本）》《成王爲城濮之行（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治王天下》《邦人不稱》《史蒥問於夫子》《卜書》。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的發現和研究，在學術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專題論著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讀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讀本》《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上博簡所見楚國故事類文獻校釋與研究》《楚簡與先秦〈詩〉學研究》《上博简〈诗论〉研究》《上博簡〈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校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¹⁷⁵⁾重要的工具書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彙》《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¹⁷⁶⁾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2008年7月15日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流散境外的戰國竹簡，學界簡稱清華簡。清華簡經過整理統計，總數爲2388支（包括殘片）。文字大多書寫工整，多數非常清晰。在少數簡上有紅色的格綫，即所謂朱絲欄。一部分簡有篇題，寫在簡的反面。特别是某些簡有編次號數，或在正面，或在反面，這在戰國簡中屬首次發現，給簡册編排提供了極大便利。⁽¹⁷⁷⁾關於竹簡内容，李學勤指出有三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這批簡的性質是書籍。清華簡初步觀察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書籍，没有找出文書以及遣策。第二，這批簡中的書籍大多與歷史有關。如果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有的屬於經部，但其内涵仍是富於歷史價值的。這與過去發現的戰國竹簡書籍，如著名的郭店簡、上博簡以儒、道著作占多數不同。第三，這批簡裏有《尚書》。清華簡發現有多篇《尚書》，有些篇有傳世本。更多的是前所未見的佚篇，在傳世本裏没有，或雖見於傳世本，但後者是僞古文。清華簡還有一項重要内容，是一種編年體的史書，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史書體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書紀年》。”⁽¹⁷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作爲清華簡首批整理研究成果於2010年中西書局出版，以後每年出版一册，至2019年底已陸續出版九册。《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分輯收録清華簡的全部圖版，包括竹簡正反面原大原色照片、有文字面的放大照片，附以釋文、注釋、字形表及有關信息。各册具體篇目内容如下：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尹至》《尹誥》《程寤》《保訓》《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皇門》《祭公之顧命（祭公）》《楚居》；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説命上》《説命中》《説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辭》《赤之集湯之屋》；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筮法》《别卦》《算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命訓》《厚父》《封許之命》《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殷高宗問于三壽》；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甲）》《鄭文公問太伯（乙）》《子産》《管仲》《子儀》；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子犯子餘》《晉文公入於晉》《趙簡子》《越公其事》；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攝命》《邦家之政》《邦家處位》《治邦之道》《心是謂中》《天下之道》《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虞夏殷周之治》；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治政之道》《成人》《廼命一》《廼命二》《禱辭》。

值得一提的是清華簡的整理水平是一流的。劉國忠指出，清華簡的拍照采用了對飽水竹簡進行彩色拍照的方法，由於科研人員事先反復實驗，已經掌握了相關的拍照技術，所得到的竹簡照片效果十分出色，應該説是迄今爲止最好的竹簡照片。⁽¹⁷⁹⁾

清華簡的公布，繼上博簡公布後進一步推動了戰國文字研究的熱潮。相關單篇論文衆多。相關著作有《走近清華簡》《清華簡研究（第一輯）》《清華簡研究（第二輯）》《初識清華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讀本》《清華二〈繫年〉集解》《清華簡〈繫年〉輯證》《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爲中心》《清華簡〈繫年〉集釋》《〈繫年〉〈春秋〉〈竹書紀年〉的歷史敘事》《清華簡〈繫年〉與〈左傳〉敘事比較研究》《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清華簡〈繫年〉與〈竹書紀年〉比較研究》《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楚官制與世族探研：以幾批出土文獻爲中心》《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清華簡〈保訓〉集釋》《清華簡與古史探賾》等。⁽¹⁸⁰⁾工具書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陸）文字編》。⁽¹⁸¹⁾

2．秦簡牘

睡虎地秦墓竹簡：1975年12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又稱睡虎地秦簡、雲夢秦簡。竹簡内文爲墨書秦篆，寫于戰國晚期及秦始皇時期，反映了篆書向隸書轉變階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時的法律制度、行政文書、醫學著作以及關於吉凶時日的占書，爲研究中國書法、秦帝國的政治、法律、經濟、文化、醫學等方面的發展歷史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竹簡共1155支，殘片80支，分類整理爲十部分内容，包括：《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編年記》《語書》《爲吏之道》《日書（甲）》《日書（乙）》。其中《語書》《效律》《封診式》《日書》爲原書標題，其他均爲後人整理擬定。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有《睡虎地秦墓竹簡》。⁽¹⁸²⁾相關論著有《雲夢秦簡初探》《雲夢秦簡日書研究》《睡虎地秦簡刑律研究》《睡虎地秦簡論考》《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法研究》。⁽¹⁸³⁾工具書有陳振裕、劉信芳《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¹⁸⁴⁾

青川木牘：1979—1980年四川省青川縣郝家坪雙墳梁第50號戰國墓出土。木牘2件，出于邊箱之内，1件字迹殘損，1件字迹清晰。其正面和背面皆爲墨書文字。木牘正面記載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爲與該法律有關的記事。木牘的出土，對於研究先秦田律，探索商鞅變法及先秦的土地制度都很有參考價值。⁽¹⁸⁵⁾發掘報告刊發照片不甚清晰。徐中舒、伍士謙録有摹本。⁽¹⁸⁶⁾湯餘惠亦録有木牘摹本。⁽¹⁸⁷⁾《出土文獻研究》刊發有清晰照片。⁽¹⁸⁸⁾相關研究有于豪亮《釋青川秦墓木牘》、李學勤《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秦律與〈周禮〉》、周波《釋青川木牘“”字及其相關諸字》。⁽¹⁸⁹⁾有關研究論著還可參看許學仁《青川秦牘研究文獻要目》。⁽¹⁹⁰⁾

天水放馬灘秦簡：1986年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一號秦墓出土。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東南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發掘戰國晚期秦漢墓葬14座，其中M1大型秦墓出土木板地圖4塊，實有地圖7幅，除一幅未繪成者外，完整的6幅上皆繪有山脉、水系、溝溪、關隘，且有文字注記。出土竹簡461支，内容爲甲、乙兩種《日書》，以及7支關於墓主事蹟，帶有志怪性質的故事，或稱《墓主記》。放馬灘木板地圖是已發現的我國乃至世界“最早的實用地圖”，爲研究我國先秦地圖學史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兩種内容的《日書》抄寫年代略早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1974年發現的兩種《日書》，是研究秦國思想、文化、民俗不可多得的材料。《墓主記》是我國最早的志怪故事，對研究中國文學史有重大意義。《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初探》《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對木板地圖和《日書》《墓主記》有綜合介紹與最早的研究。⁽¹⁹¹⁾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首次完整公布了甲種《日書》的釋文。⁽¹⁹²⁾此後，學術界對木板地圖、甲種《日書》《墓主記》有很多研究。但字數最多的乙種《日書》則始終未公布完整的圖版、釋文，影響了對這批簡牘的深入研究。⁽¹⁹³⁾《天水放馬灘秦簡》收録了放馬灘秦簡的完整圖版和釋文。⁽¹⁹⁴⁾相關論著有《放馬灘秦簡日書整理與研究》《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等。⁽¹⁹⁵⁾

龍崗秦簡：1989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孝感地區博物館、雲夢縣博物館在雲夢城郊龍崗發掘了九座古墓，其中六號墓出土了一批簡牘，這批簡牘後來被稱爲“龍崗秦簡”。發掘簡報刊載了部分釋文。⁽¹⁹⁶⁾《考古學集刊》第8輯公布了龍崗秦簡的全部資料。⁽¹⁹⁷⁾相關研究專著有《雲夢龍崗秦簡》《龍崗秦簡》等。⁽¹⁹⁸⁾

周家臺秦墓簡牘：1993年湖北省沙市區關沮鄉清河村周家臺30號秦墓出土，又稱關沮秦簡。共出土竹簡381支、木牘1枚。簡牘内容以《日書》和病方爲主，病方部分多含有古代祝由術成分，其内容與前此出土的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武威漢簡醫方等皆不同，非常珍貴。《關沮秦漢墓簡牘》公布了周家臺秦墓簡牘的全部照片，並附有釋文和注釋。⁽¹⁹⁹⁾相關研究有《周家臺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六、三十七年曆譜簡的重新編聯》《周家臺秦墓簡牘釋讀補正》《〈天水放馬灘秦簡〉、〈周家臺秦簡〉及〈里耶秦簡〉詞語通釋》《周家臺秦簡歷譜繫年與秦時期曆法》等。⁽²⁰⁰⁾工具書有《〈關沮秦簡〉文字編》。⁽²⁰¹⁾

里耶秦代簡牘：里耶秦代簡牘包括出土於里耶故城遺址1號井的38000餘枚和2005年12月出土於北護城壕11號坑中的51枚簡牘，簡稱里耶秦簡。簡牘材質多爲取材方便，易於加工的杉、松（經鑒定有水松、油杉、杉木等）。出土時大多殘斷，數量衆多的削衣之外，是占總數一半以上的無字簡。文字均是毛筆墨書。簡文爲秦朝洞庭郡遷陵縣遺留的公文檔案，年代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簡文中有很多有關秦代遷陵一帶的農業生産的資料，對我們今天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用處。⁽²⁰²⁾簡牘資料見於《里耶發掘報告》。⁽²⁰³⁾目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了《里耶秦簡（壹）》《里耶秦簡（貳）》。⁽²⁰⁴⁾陳偉主編了《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²⁰⁵⁾里耶秦簡論著較多，詳細可參《里耶秦簡研究目録》《里耶秦簡研究目録（2007年—2013年初）》《〈里耶秦簡（壹）〉研究綜述》。⁽²⁰⁶⁾工具書有《里耶秦簡文字編》。⁽²⁰⁷⁾

嶽麓書院藏秦簡：2007年12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從香港搶救性收購的一批珍貴秦簡。經過細緻的揭取，這批簡共編號2098個，其中比較完整的簡1300餘支。另外，2008年8月香港一收藏家將其所購藏的少量竹簡捐贈嶽麓書院，經過處理，編號76個，較完整的簡30餘支。兩次收藏的秦簡相同，應屬同一批出土。絶大部分爲竹簡，只有少量木簡（30多個編號）。内容大致可以分爲六類：日誌、官箴、夢書、數書、奏讞書、律令雜抄。⁽²⁰⁸⁾《嶽麓書院藏秦簡》至今已出版五册。⁽²⁰⁹⁾相關研究有《嶽麓書院藏秦簡〈數〉研究》《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貳）整理與研究》《嶽麓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與〈數〉校釋》《嶽麓秦簡文字字形研究》。⁽²¹⁰⁾工具書有《〈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文字研究與文字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文字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文字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文字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三）〉文字初探與文字編》。⁽²¹¹⁾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2010年初北京大學得到香港馮燊軍國學基金會捐贈，入藏了一批從海外回歸的珍貴秦簡牘。經過清理，共取得竹簡762支（其中約300支爲雙面書寫）、木簡21支、木牘6枚、竹牘4枚、木觚1枚。這批簡牘的字體都是秦隸，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近於篆書。竹簡中有兩組表格形式的日曆，即秦漢簡牘中常見的“質日”，經考證應分别屬於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和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簡牘的抄寫年代大約在秦始皇時期。⁽²¹²⁾《文物》2012年第6期發表了系列研究論文《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北大藏秦簡〈從政之經〉述要》《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簡介》《北大秦簡中的數學文獻》《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²¹³⁾《北京大學藏秦代簡牘書迹選粹》公布了部分資料。⁽²¹⁴⁾

（八）帛書

戰國帛書目前僅見長沙子彈庫楚帛書。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亦稱楚帛書，時代屬於戰國中晚期。學術界一般認爲是1942年秋在湖南長沙東郊子彈庫楚墓中由當時盗墓的土夫子盗出，最初爲長沙古董商蔡季襄所得。1946年經柯强（John Hadiey Cox）帶往美國，輾轉多次，最後爲賽克勒（Sackler）醫生所得，現藏於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同出的還有一些帛書殘片，正式發表的有商承祚後人所捐出的帛書殘片，這是唯一留存國内的帛書殘片。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發表的現藏於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的帛書殘片，見該書圖版五至圖版八。“據李零介紹，在已經揭開的部分帛片上有朱書者，也有朱絲欄和烏絲欄的區别，至少也有二至三件帛書，其中有一件有可能基本拼復其原狀。”⁽²¹⁵⁾另外，李零《讀幾種出土發現的選擇類古書》一文介紹了已經揭開的帛書殘片，按照内容可分爲四類，該文未附照片。關於楚帛書的研究，涉及戰國文字研究綜述的文章或專著都會提及。⁽²¹⁶⁾相關重要的論著有《楚帛書研究四十年》《楚帛書研究概况》《楚帛書研究述要》《帛書史話》《楚帛書序録》《〈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楚帛書詁林》《楚帛書研究（十一種）》等。⁽²¹⁷⁾《楚帛書詁林》是一部彙録楚帛書考釋成果的專著，並附《楚帛書論著目》，給學界提供了便利。⁽²¹⁸⁾《子彈庫帛書》詳述子彈庫楚墓的盗掘和發掘、文物情况、帛書流轉美國的過程，以及帛書收藏者賽克勒博士未能實現的歸還帛書的遺願等等。書中收録帛書彩色圖版（包括《四時令》《五行令》和《攻守占》）、釋文、最新摹本、帛書（《四時令》）的早期版本、摹本、帛書文字編及文獻目録，是戰國楚帛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²¹⁹⁾

（九）漆器

戰國漆器出土較多，種類豐富多樣，其中載有文字的漆器不多。也有一些戰國漆器上有文字，而且文字内容有重要價值。

曾侯乙墓漆衣箱：1978年湖北省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器共5件，皆刻有文字。因1件箱面中部一側陰刻有“紫錦之衣”四字，學界或稱之爲紫錦之衣箱。文字拓片已公布。⁽²²⁰⁾饒宗頤對漆器文字進行了研究和考釋。⁽²²¹⁾王暉、鍾守華、武家璧對漆箱所記的特殊天象進行了研究和考證。⁽²²²⁾

左冢漆梮：2000年湖北省荆門五里鋪鎮左塚村戰國三號墓出土。漆梮臺面上畫繪有綫圖，底面四角有榫眼，文字以朱漆寫在臺面上，共182字。漆梮照片已刊發。⁽²²³⁾劉國勝、黄鳳春、劉信芳、徐在國、朱曉雪等對漆梮文字進行了考釋和研究。⁽²²⁴⁾

廿九年漆樽：20世紀30年代在長沙烈士公園3號楚墓盗掘出土，又稱廿九年太后漆奩、廿九年太后漆樽、廿九年漆巵，爲戰國晚期秦國漆器。器底外有針刻文字，小如粟米，周圍刻有很周正的長方框。現藏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裘錫圭認爲其文字爲秦國文字。⁽²²⁵⁾李學勤將其上銘文釋讀爲：“廿九年，大（太）后□告（造），吏丞向，右工帀（師）象，工大人臺。”並指出，“在長方框的左側，有横書的‘長’字。過去《書道全集》第一册發表的巵銘照片上，也可以看到這個字。‘長’字是用朱色書寫的，顔色和巵上花紋相同，也是秦人的字體”。“上述針刻銘文説明了漆的製作時間、主管職官和工匠的名字。銘文反映的是秦制，從‘太后’的存在和‘師’字的寫法看，此器當製於秦昭王廿九年，即公元前278年，當時秦國的統治尚未南抵長沙。”⁽²²⁶⁾“此外在銅質圈足上緣下，有刻成的‘午’、‘九’二字，當是收藏該樽時的編號。”⁽²²⁷⁾

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2010年秦東陵盗掘出土。高柄漆豆1件，殘漆豆足座3件，是戰國晚期秦豆。完整的一件高柄漆豆盤底刻有針刻文字兩處，極細淺，足座底部有烙印文字一處，又針刻1字。器物照片與銘文摹本已刊發。盤底右邊銘文3行15字：“八年相邦辥（薛）君造，雍工帀（師）效，工大人申。”左邊銘文3行14字：“八年丞相殳造，雍工師效，工大人申。”足座底部烙印“大官”2字，又倒刻一“冋”字。3件殘漆豆足座底部皆烙印“大官”2字。⁽²²⁸⁾

秦十七年太后扣器漆盒：1999年湖南常德德山寨子領1號戰國楚墓發掘出土。扣器漆盒口沿和圈足扣銅箍，口部銅箍還用紅銅鑲嵌成幾何紋夾渦紋圖案，盒底部有針刻銘文14字：“十七年太后詹事丞□，工師□，工季。”龍朝彬做銘文摹本，認爲從銘文和口、底紋飾看，屬典型的秦宫漆器。⁽²²⁹⁾

泌陽秦墓漆器：1978年河南泌陽官莊（村）秦代墓葬出土。漆器皆爲木胎。有的在器物銅釦外壁錾刻文字，有的在黑漆地上用紅漆或褐漆書寫文字，或有的用極細的針尖淺刻文字和符號，也有烙印文字和符號。其中一圓盒底部圈足内針刻有銘文“卅五年□工造”。另有一圓盒兩處刻有“平安侯”，一處書寫“平安侯”，底部圈足内針刻有“卅七年左工匠造”。發掘報告刊發了器物照片和部分銘文摹本，並認爲“卅五年”、“卅七年”與秦國紀年方法類似。⁽²³⁰⁾朱學文指出，“近年來有學者認爲該墓可能爲三晉墓，特别是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王輝認爲該墓可能爲衛國墓。”⁽²³¹⁾

廿六年漆盂：湖北江陵鳳凰山70號墓出土。漆盂有銀質箍釦，上面鑲嵌花紋，盂上細針淺刻有銘文：“廿六年左工最元。”文字書體爲篆書。朱學文認爲，“廿六年”系秦始皇紀年。左乃對右而言，“最元”爲製造者的名字。⁽²³²⁾銘文已刊發。⁽²³³⁾

此外，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四川青川戰國中晚期秦墓出土的漆器有“咸亭”、“□亭□”、“咸□”、“鄭亭”、“士五軍”、“上造□”、“大女子妴”、“朱三”、“成亭”、“×君”等銘文，這些銘文充分反映了漆器手工業的性質、製造地、製造者器物的擁有者等。⁽²³⁴⁾

四、研究内容和方法

我們以戰國文字作爲研究對象，選取戰國文字形體演變的若干現象進行研究，包括簡化、繁化、替换、移位、旋轉、訛變、類化及區系特徵幾個方面。力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戰國文字形體演變進行更爲全面、更爲準確的總結概括。

簡化包括輪廓性簡化、特徵化簡化、並畫性簡化；繁化包括聲符繁化、意符繁化、增添贅旁、同形叠加、裝飾美化；替换包括局部替换和整體替换；移位包括位置互易和位置轉移；旋轉包括整體旋轉、偏旁旋轉和筆畫旋轉；訛變包括訛形、訛聲、訛錯。類化包括字内類化和字際類化；區系特徵包括齊系文字、燕系文字、晉系文字、楚系文字、秦系文字、吴越文字。

我們的總體思路是，在全面收集整理戰國文字資料的基礎上，對戰國文字形體進行比較分析，歸納總結形體演變規律。主要的研究方法有：1.定量分析法。全面收集戰國文字資料，按照材料的類别、國别全面整理戰國文字資料，收集範圍涉及到春秋末期和秦統一以後。2.歷史比較法。在全面搜集、甄别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歷史比較的方法釋讀文字。將戰國文字與早期或後期文字進行縱向比較，得出戰國文字的演變軌迹。3.共時比較法。對戰國文字形體的複雜現象進行比較，發現其異同點。對戰國文字形體進行内部的横向比較，得出戰國文字内部的形體差别；對戰國文字進行區域之間的比較研究，得出戰國文字形體的地域特徵。4.統計分析法。在充分吸收目前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戰國文字形體進行歸類統計分析，總結規律。

通過上述研究，對戰國文字形體的演變規律和地域特徵作一個全面的總結，對戰國文字的形體特點有一個清晰、準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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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34—35頁。

(2)　黄德寬、陳秉新：《漢語文字學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7頁。

(3)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第216頁。

(4)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9—100頁。

(5)　張桂光：《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53—183頁；《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5頁。

(6)　林澐：《古文字簡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85—99頁。

(7)　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筆字》，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0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308—336頁。

(8)　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二篇）》，《文物研究》第7輯，合肥：黄山書社，1991年，第347頁。

(9)　劉釗：《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筆、借字》，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1輯，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397—410頁。

(10)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11)　蕭毅：《竹簡文字中的借邊》，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65，2007年12月29日；《楚簡文字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26頁。

(12)　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6月。

(13)　孫偉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6月。

(14)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8頁。

(15)　蕭毅：《楚簡文字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9—136頁。

(16)　劉洪濤：《論掌握形體特點對戰國文字考釋的重要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8頁。

(17)　黄德寬等：《古漢字發展論》，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15—349頁。

(18)　李學勤：《戰國時代的秦國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8期。

(19)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上）》，《文物》，1959年第7期，第50—54頁；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中）》，《文物》，1959年第8期，第60—63頁；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1959年第9期，第58—61頁。

(20)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頁。

(21)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6頁。

(22)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3頁。

(23)　黄德寬等：《古漢字發展論》，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80頁。

(24)　李學勤：《〈珍秦齋藏金·吴越三晉篇〉前言》，蕭春源《珍秦齋藏金·吴越三晉篇》，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9—16頁；《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05—215頁。

(25)　董珊：《吴越題銘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4頁。

(26)　程鵬萬：《安徽省壽縣朱家集出土青銅器銘文集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27)　陳偉：《〈鄂君啓節〉——延綿30年的研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36，2009年8月5日。

(28)　郭沫若《關于鄂君啓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第3—7頁；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第8—11頁。

(29)　陳偉：《〈鄂君啓節〉——延綿30年的研讀》，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136，2009年8月5日。

(30)　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文物》，1979年第7期，第25頁。

(31)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32)　張政烺：《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08頁。

(33)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中期中山國墓葬發掘報告》，《文物》，1979年第1期，第1—31頁。

(34)　張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36)　張政烺：《中山王墓及鼎銘考釋》、《中山國壺釋文》，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08—246頁；趙誠《〈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47—272頁；孫稚雛：《中山王鼎、壺的年代史實及其意義》，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73—305頁；李學勤：《平山墓葬群與中山國的文化》，《文物》，1979年第1期，第37—41頁；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第42—52頁。

(37)　郝本性：《新鄭“鄭韓故城”發現一批戰國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第32—35頁。

(38)　郝本性：《新鄭“鄭韓故城”發現一批戰國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第32—35頁。

(39)　黄茂琳：《新鄭出土戰國兵器中的一些問題》，《考古》，1973年第6期，第372—380頁。

(40)　郝本性：《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部分銘文考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9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15—125頁。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文峰塔東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第18—33頁。

(4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文峰塔東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第18—33頁。

(4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第3—51頁；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柬釋》，《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第61—67頁；李學勤：《曾侯（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第68—69頁；曹錦炎：《曾侯殘鐘銘文考釋》，《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第70—73頁；李天虹：《曾侯（與）編鐘銘文補説》，《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第74—75頁。

(44)　李學勤：《曾侯編鐘銘文前半詳解》，《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20頁；徐在國：《談曾工尹缶中讀爲“工”的字》，《中國文字研究》第26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38—40頁；程鵬萬：《文峰塔出土青銅器銘文中的“保”字》，《中國文字研究》第26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7年，第41—43頁；王澤文：《文峰塔M1出土曾侯舆钟铭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15年第6期，第106—111頁；黄益飛：《曾侯钟铭文研究》，《南方文物》，2015年第4期，第206—210頁。

(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鍾柏生、陳昭容、黄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46)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劉彬徽：《楚系金文彙編》，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47)　吴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説明》，《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48)　何琳儀：《古幣叢考·前言》，《古幣叢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49)　（清）李佐賢《古泉彙》《續泉彙》；丁福保：《古錢大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汪慶正主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50)　商承祚、王貴忱、譚棣華：《先秦貨幣文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張頷：《古幣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吴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51)　黄錫全：《先秦貨幣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黄錫全：《先秦貨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黄錫全：《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何琳儀：《古幣叢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吴良寶：《中國東周時期金屬貨幣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52)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第69—83頁；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第285—296頁；李家浩：《戰國布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60—165頁；李家浩：《戰國貨幣文字中的“”與“比”》，《中國語文》，1980年第5期，第373—376頁；李家浩：《戰國貨幣考（七篇）》，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學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國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85—98頁；曹錦炎：《關於先秦貨幣銘文的若干問題——读〈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札记》，《中國錢幣》，1992年第2期，第58—62頁；吴振武：《戰國貨幣銘文中的刀》，山西省文物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0辑，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05—326頁；吴振武：《戰國貨幣銘文中的“曲”字》，《中國錢幣》，1993年第2期，第16—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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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羅福頤：《古璽彙編·編輯説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55)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56)　徐在國：《古璽論著目》，《印學研究》（2014古璽印研究專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48—336頁。

(57)　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第255頁。

(58)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2年；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7年；啓功主編：《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康殷、任兆鳳：《印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1994年；《中國璽印篆刻全集》編委會：《中國璽印篆刻全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蕭春源：《珍秦齋藏印·秦印篇》，澳門：臨時澳門市政局，2000年；浙江省博物館：《方寸乾坤》，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孫家潭：《大風堂古印舉》，杭州：西泠印社，2009年；王臻：《鐵齋藏古璽印》，北京：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周曉陸主編：《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蕭春源、尾崎倉石：《丹篆寄心聲——澳日兩地書法篆刻聯展·陶鉨室藏印》，澳門：澳門書法篆刻協會，2015年；張小東：《戎壹軒藏戰國璽選粹》，嘉兴：平湖篆刻博物館，2016年。

(59)　羅福頤：《古璽文字徵》，1930年；《古璽文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60)　吴振武：《〈古璽文編〉校訂》，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田煒：《古璽探研》，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9年；蕭毅：《古璽文分域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18年。

(61)　周曉陸主編：《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73頁。

(62)　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7頁。

(63)　周曉陸主編：《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73頁。

(64)　馬良民、張守林：《山東泗水尹家城出土封泥考略》，《考古》，1997年第3期，第77—79頁。

(65)　孫慰祖：《古封泥集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楊廣泰：《秦官印封泥聚》，北京：北京文雅堂，1999年；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日）平山俊秀：《新出相家巷秦封泥》，株式會社，2004年；楊廣泰：《新出封泥彙編》，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10年；西冷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青泥遺珍：新出戰國秦漢封泥特展圖録》，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10年；許雄志：《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華》，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11年。

(66)　孫慰祖：《新見秦官印封泥考略》，《大公報》（藝林），1996年7月12日；周曉陸、路東之、龐睿：《秦代封泥的重大發現——夢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第35—49頁；史党社、田静：《新發現秦封泥叢考》，《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7年第3期，第7—16頁；張懋鎔：《試論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與意義》，李剛田主編《當代中國書法論文選：印學卷》，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年，第166—174頁；王輝：《新出秦封泥選釋（二十則）》，《秦文化論叢》第6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17—230頁；王輝：《秦文字集證·秦印通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王輝：《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文物》，2001年第12期，第66—85頁；王輝：《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藏秦封泥選釋續》，《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8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42—54頁；王輝：《秦封泥考釋（五十則）》，《四川大學考古學專業創建四十周年暨馮漢驥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95—311頁；周曉陸、路東之、龐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補讀》，《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2期，第50—77頁；趙平安：《秦西漢誤釋未釋官印考》，《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63頁；趙平安：《秦西漢官印論要》，《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3期，第59—63頁；李學勤：《秦封泥與齊陶文中的“巷”字》，《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8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24—26頁；王輝、劉慶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遺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學報》，2001年第4期，第427—452頁；孫慰祖：《中國古代封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馬驥：《西安新見秦封泥及其斷代探討》，《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7日；傅嘉儀：《秦封泥彙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戰國秦漢封泥文字研究專輯》（總第31輯），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11年。

(67)　王偉：《20世紀以來的秦璽印封泥研究述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54，2009年7月23日。

(68)　王恩田：《陶文圖録·自序》，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69)　李學勤：《陶文圖録·序》，王恩田《陶文圖録》，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70)　高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王恩田：《陶文圖録》，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71)　王守功、許淑珍：《臨淄後李齊國陶文》，《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33—347頁；乾惕（吕金成）：《新泰出土戰國印迹陶文初考》，《泰安文史》，2003年第2期，第59—60頁；乾惕（吕金成）：《山東新泰出土戰國印迹陶文初考》，《新泰文化》，2003年第3期，第8—11頁；吴振武、于閏儀、劉爽：《吉林大學文物室藏古陶文》，《史學集刊》，2004年第4期，第94頁；劉延常、張慶法、孫英林：《山東新泰發現大批陶文》，《中國文物報》，2004年7月16日第7版；馬培林：《新泰出土“平陽廩”、“平陽”陶考》，《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9—151頁；衛松濤：《新泰出土陶文及相關問題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王恩田：《新泰齊國官量陶文的發現與初步探索》，《印學研究》第2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7頁；任相宏：《新泰出土陶文十品》，《東方考古》第9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34—335頁；唐存才：《步黟堂藏戰國陶文遺珍》，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年；吕金成：《夕惕藏陶》，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4年；吕金成：《夕惕藏陶續編》，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任相宏：《新泰出土田齊陶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徐在國：《新出齊陶文圖録》，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徐在國：《新出古陶文圖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7年；成穎春：《齊陶文集成》，山東：齊魯書社，2019年。

(72)　顧廷龍：《古陶文孴録》，1936年；金祥恒：《陶文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年；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王恩田：《陶文字典》，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73)　李家浩：《〈夕惕藏陶〉：一部頗有特色的古陶文研究著作》，2014年6月21日，《夕惕藏陶》出版發行座談會發言稿。

(74)　高明：《古陶文彙編序》，《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75)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1959年，第7—9期。

(76)　朱德熙：《戰國匋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16—120頁。

(77)　裘錫圭：《戰國文字中的“市”》，《考古學報》，1980年第3期，第285—296頁。

(78)　李家浩：《〈夕惕藏陶〉：一部頗有特色的古陶文研究著作》，《夕惕藏陶》出版發行座談會發言稿，201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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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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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趙世綱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河南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64頁。

(89)　趙世綱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河南卷》，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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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袁金平：《新蔡葛陵楚簡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5期，第34—38頁。

(174)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荆門市博物館：《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二）：葛陵楚墓竹簡　長臺關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13年。

(175)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季旭昇、高佑仁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虞萬里：《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陳仁仁：《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曹方向：《上博簡所見楚國故事類文獻校釋與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曹建國：《楚簡與先秦〈詩〉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晁福林：《上博簡〈詩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孫飛燕：《上博簡〈容成氏〉文本整理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俞紹宏：《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集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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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陸）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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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孫占宇：《放馬灘秦簡日書整理與研究》，西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6月；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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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200)　程鵬萬：《周家臺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六、三十七年曆譜簡的重新編聯》，《史學集刊》，2006年第3期，第82—84頁；王貴元：《周家臺秦墓簡牘釋讀補正》，《考古》，2009年第2期，第70—74頁；林雅芳：《〈天水放馬灘秦簡〉、〈周家臺秦簡〉及〈里耶秦簡〉詞語通釋》，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李忠林：《周家臺秦簡歷譜繫年與秦時期曆法》，《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36—53、190頁。

(201)　潘飛：《〈關沮秦簡〉文字編》，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4月。

(20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4頁。

(20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年。

(20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205)　陳偉：《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206)　凡國棟：《里耶秦簡研究目録》，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27，2007年2月24日；凡國棟：《里耶秦簡研究目録（2007年—2013年初）》，簡帛網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077，2013年4月27日；蔡萬進、李若飛：《〈里耶秦簡（壹）〉研究綜述》，《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66—75頁。

(207)　蔣偉男：《里耶秦簡文字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8年。

(208)　陳松長：《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75—76頁。

(209)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210)　肖燦：《嶽麓書院藏秦簡〈數〉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11月；馬芳：《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貳）整理與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許道勝：《嶽麓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與〈數〉校釋》，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11月；馬越：《嶽麓秦簡文字字形研究》，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4月。

(211)　劉珏：《〈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文字研究與文字編》，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4月；李玲：《〈嶽麓書院藏秦簡（貳）〉文字編》，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賀曉朦：《〈嶽麓書院藏秦簡〉（貳）文字編》，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5月；吴星星：《嶽麓書院藏秦簡（叁）文字編》，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5月；韓文丹：《〈嶽麓書院藏秦簡（三）〉文字初探與文字編》，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4月。

(212)　朱鳳瀚、韓巍、陳侃理：《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頁。

(213)　朱鳳瀚、韓巍、陳侃理：《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73、1頁；朱鳳瀚：《北大藏秦簡〈從政之經〉述要》，《文物》，2012年第6期，第74—80頁；李零：《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簡介》，《文物》，2012年第6期，第81—84頁；韓巍：《北大秦簡中的數學文獻》，《文物》，2012年第6期，第85—89頁；陳侃理：《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2012年第6期，第90—94、96頁。

(21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代簡牘書迹選粹》，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

(215)　陳松長：《帛書史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第84頁。

(216)　徐在國：《楚帛書詁林·前言》，《楚帛書詁林》，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

(217)　曾憲通：《楚帛書研究四十年》，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1985年，第152頁—220頁；李零：《楚帛書研究概况》，《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28頁；曾憲通：《楚帛書研究述要》，《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398—404頁；陳松長：《帛書史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劉信芳：《楚帛書序録》，《子彈庫楚墓出土文獻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年，第185—224頁；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0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54—178頁；徐在國：《楚帛書詁林》，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李零：《楚帛書研究（十一種）》，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218)　徐在國：《楚帛書詁林》，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

(219)　李零：《子彈庫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220)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221)　饒宗頤：《曾侯乙墓匫器漆書文字初釋》，山西省文物局、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10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0—197頁。

(222)　王暉：《從曾侯乙墓箱蓋漆文的星象釋作爲農曆歲首標誌的“農祥晨正”》，《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2期第94—96頁；鍾守華：《曾侯乙墓漆箱銘辭星象與方祀考》，《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1期，第4—8頁；武家璧：《曾侯乙墓漆書“日辰於維”天象考》，《江漢考古》，2010年第3期，第90—99頁。

(22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門左冢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224)　劉國勝、黄鳳春：《記荆門左塚楚墓漆梮》，《第四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第493—504頁；劉信芳，《荆門左塚漆梮文字補釋》，《江漢考古》，2005年1期，第85—86頁；徐在國：《楚漆梮札記》，《文物研究》第14輯，合肥：黄山書社，2005年，第429—430頁；朱曉雪：《左塚漆梮文字彙釋》，《中國文字》新36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1年，第141—168頁。

(225)　裘錫圭：《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考古》，1974年第1期，第50頁。

(226)　李學勤：《論美澳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第76頁。

(227)　李學勤：《四海尋珍——流散文物的鑒定與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頁。

(228)　王輝、尹夏清、王宏：《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2期，第63—66頁。

(229)　龍朝彬：《湖南常德出土“秦十七年太后”扣器漆盒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第64頁。

(230)　河南駐馬店地區文管會、泌陽縣文教局：《河南泌陽秦墓》，《文物》，1980年第9期，第15—24、99頁。

(231)　朱學文：《秦紀年漆器銘文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2期，第55頁。

(232)　朱學文：《秦紀年漆器銘文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2期，第55頁。

(233)　文物編輯委員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工作新收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303頁。

(234)　朱學文：《秦紀年漆器銘文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考古與文物》，2014年第2期，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