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汉之社会概况

两汉之民风

两汉去战国时代近，各地方的风气，还不曾十分齐一。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很可见得。大概当时的风气：河北、山西的南部和河南、山东，是古代所谓中原之地。开化最早，经济和文明的程度都最高。关中的风气，本来是最诚朴的。秦及西汉，屡次徙各地方的豪族和富人于关中。西汉时，又因其为帝都所在，转运东方的粮食去供给它。达官贵人所聚集之处，生活程度自然要高些；奢侈之事，自然要多些；“游食技巧”的人，“作奸犯科”之事，也就随之而增多了。陇西和燕、代，直至辽东，是古代沿边之地。其民习于战争，所以最为尚武。而其风气亦较朴实。长江流域：蜀为天府之国，最称富饶，而其地势闭塞，从古以来，战争之事最少，所以其风气较弱。只有嘉陵江流域的氐人，是很勇于战斗的。长江中游的楚，受天惠颇厚。耕种不大费力，水产品又多。所以其人民，不及北方的勤谨。生活程度，较为落后；经济分配，却也较为平均，没有甚贫甚富的人。吴、越居长江下流，开化又较中流为晚，经济和文化的程度也更落后，而其尚武的性质，却正和后世所谓“南人文弱”者相反。这个，我们看项籍和吴王濞的军队，便可知道的。至于南岭以南，则尚在初开发的时代。汉人移居和汉族良吏服官于其地的，在这一方面，功绩应当不少。如《后汉书·循吏传》所载的任延、锡光等，不过百中的一二罢了。

若论一般的风气，则封建时代的色彩还很浓厚。汉朝的人，大概都喜欢立功异域，如张骞、班超等人物，后世是很少的。汉时有所谓游侠，就是后世会党之类。其人的性质，都类于后世所谓江湖豪客。此等人，固然历代都有，然而在汉代，似乎特别盛些。其好的，大都能重然诺、轻死生，“不爱其躯，以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亦是古代武士之遗。但其坏的，亦不免倚势陵人、破坏法律，所以当时的政治特别要摧折他们。两汉时代的士人，在比较上，亦是重名轻利的，试看《后汉书》所载，让爵、让产之事几于史不绝书，便可见其一斑。党锢之祸，固由于宦官的专横，而当时士大夫好争意气、立名誉，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两汉之农工商业

汉人在经济上，是最看重农业的。所以称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朝廷对于农民，也时时加以奖励。譬如“孝弟力田”在当时，便是一个受褒奖的条件。田税也特别减轻，至于三十而取一。然而农人多数没有田，都租借大地主的田种，地主的收租既重，又要受商人的剥削，所以当时的农民是很困苦的。工业，有许多很进步的制品如丝织物中的齐纨（wán）、鲁缟（gǎo）之类，其技术，大概是很有可观的。至于靠大资本生产，而可以牟大利的，大约要首推盐铁。其次便是酒酤（gū）。所以桑弘羊要筹款，新莽要实行社会政策，都要把它收归官办。商人在当时是经济界上，最有势力的人。晁错说他们：“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是社会经济进步，自给自足的事渐少，有待于交易的渐多，所以他们贱买贵卖，可以得很多的利益。汉朝的政治、法律，对商人都特别苛刻。譬如汉高祖时，曾不准商人衣丝、乘车，重收他们的税租。惠帝、吕后时，虽然把所谓商贾之律除掉了，[1]然而商人的子孙，还不许做官吏。一般的见解，对商人也是很轻视的。然而于其经济上的势力，初无所损，这也可以见得社会经济的变迁了。

贫富的不均，是井田制度破坏、商业资本兴起以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西汉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热心研究的人。有创平均地权之论的。有主张禁止奢侈，立下一个消费的轨范的。也有想把大事业收归国营，免得私人借此剥削消费者的，都不曾实行。到新莽时，才断然行一大改革。而其结果，弄得大乱。东汉以后，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人，就渐渐地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