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其内外政策

如果说当今的日本与以往的日本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那么可以这样说：以往的日本是以保守意识浓厚的旧中间阶层为重要社会基础的、左右翼对立明显、运行在相对稳定的国际与国内秩序中的国家；现在的日本则是以政治参与及民主要求强烈的新中间阶层为重要社会基础的、左右翼对立模糊、处于国际与国内重要变局中的国家。正因如此，日本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深入把握这个变革时期的特点，对于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社会阶层中的保守力量在削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中保守力量明显削弱。

随着工业大生产的发展，日本资本家在战后必须越来越多地把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技术的研究开发等工作交给其他人，于是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阶层，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为了区别于日本的旧中间阶层（农民、自营业者），日本学者桥本健二先生（静冈大学教养学部教授）将这个白领阶层称之为新中间阶层。据桥本先生的调查，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是：新中间阶层和工人的增加，以及旧中间阶层中主要成分农民的减少。详见表1：

上述阶级与阶层的变化与《日本国势图会》所反映的大约相同时期的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吻合的。据《日本国势图会》反映：1960—1991年日本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由30%降到7%；第二产业则由28%升到34%；第三产业由42%升至59%。

上述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具有不同经济条件和政治倾向。据调查：

资本家阶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超过907万日元。此外，还拥有多数耐久消费品和其他财产，股票和债券的拥有率达到54.4%。学历仅低于新中间阶层。这是一个经济上富裕、生活水平高、对自己的生活与社会具有满足感的阶级。在政治上是保守的，61.9%支持自民党，支持革新政党的不超过10%。

新中间阶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638万日元，耐久消费品等财产的拥有率低于资本家阶层。学历是各阶级与阶层中最高的。这个阶层的政治意识强，对各种不公平的存在较敏感，反对传统的、权威主义意识的人相当多。因此，这个阶层在经济上虽然比较富裕，但政治上并不很保守，是一个追求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群体，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为37%，对革新政党的支持率为18.6%。

工人阶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在468万日元以下。耐久消费品等财产的拥有率很低。学历是各阶级与阶层中最低的。这是一个经济地位低下、对自身的生活与社会具有许多不满的阶级。据统计，对自身收入表示满足的仅占9.1%。对自民党的支持率最低，为34.4%，对革新政党的支持率为19.9%。

旧中间阶层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在468万日元，但考虑到日本的税收制度，这个阶层的实际收入超过上述水平。学历也较低。由于其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拥护传统的、权威意识的人相当多。是一个在政治上较保守的阶层。对自民党的支持率达到56.2%，对革新政党的支持率仅为2%。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到：由于旧中间阶层人数的大幅度减少，日本社会的传统保守力量明显削弱。具有强烈政治要求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政治态度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传统的政治构图。日本传统的政治构图是资本家阶级在旧中间阶层的合作下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在政党领域则表现为左翼政党社会党、共产党与右翼政党自民党的对立。在新的政治构图中，阶级对立变得模糊，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处在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新中间阶层力量的扩大，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中出现的新中间阶层化的倾向。在政党领域则表现为政党要求的相互交叉和多党联合政府的成立。

以此为基本原因，战后日本最大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和最大的革新政党社会党的社会基础都被动摇。1993年8月6日，日本新生党领袖细川护熙击败自民党总裁河野洋平，当选为日本第79届内阁总理大臣，组成了战后日本第一个“八党联合政府”。其后，自民党虽然几经努力，夺回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但雄风难再，必须依靠多党联合才能维持政权。同时日本社会党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在导致自民党下台的日本第40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未能获得过半数，而社会党则仅获70席，比选举前少64席。社会党与自民党的政治分歧明显减少，1994年6月29日，社会党与自民党甚至组织了联合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很难再按传统的政治构图，从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为基础的左右两翼的斗争上去认识和解释目前的日本社会与社会现象。否则的话便只能像时下所流行的那样，除因日本自民党某些传统政治要求被社会党等所接受而给日本贴上保守化的标签外，很少深入分析与自民党传统政治要求不同的新的政治主张的形成与提出。

二、日本面临的内外变局

在日本社会阶级与阶层发生重要变化的同时，日本的经济、政治、道德意识和价值观也发生着重要变化。

经济上，原来以追赶欧美为目标的赶超型经济在其任务基本完成后，进入转型期。日本赶超型经济的指导思想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范畴，政府高度介入，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比较重视社会福利，注重团队协作而不是竞争，在金融体制上实行主银行制。它有利于缓和国内矛盾，有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全局的间接控制与调节，从而集中有限力量，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它也存在弊病，例如由于官僚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力，由于主银行制度存在内部性、封闭性、不完全竞争性等问题，使得日本经济体制透明性不足，资源配置较易受到市场以外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坏账的大规模形成，就与这种弊病有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日益抬头，更重视市场竞争原理，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主张金融自由化，主张放宽政策、民营化、分权化，等等。日本首相小泉在谈到日本的经济改革时便说：“现在是官营夺民营的工作。因此如果民营不能迅速地进入官营的领域，日本的经济就搞不活。民营一旦进入官营的领域，就会进行设备投资、雇佣人员，服务质量也会提高。另外，官营没有法人税，民间搞得活，就要交税。”

经济上自由主义的抬头，强化了政治改革主张。例如，要求修改宪法，要求首相直选，要求行政改革，要求加强地方自治，等等。

在道德意识和价值观上，则由重视稳定与公平，转向重视效率与自由，更关注能力和个人的权利。例如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被批判、女权运动的发展，等等。

在日本国内出现新变局的同时，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在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有四：（1）中国的崛起；（2）日本向“普通国家”的转型及经济发展的长期迟滞；（3）美国战略重点由欧洲向亚太地区的转移；（4）地区多边合作要求加强。

面对这种变化，日本的态度是矛盾的。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村山裕三相当形象地概括了这种矛盾态度：“从21世纪的东亚形势来看，美国、中国、日本这三国无疑是关键。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三国当中，日本的影响急剧减弱。好像东亚三角形中的一边在逐渐脱落。中国正在变成‘世界的工厂’，美国正在推进世界的单极化，日本既把中国当成威胁，又对美国的单独行动日益反感。”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1）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协调的国际新秩序。（2）加强日美同盟，增强对所谓“威胁”的防范与制约。

日本前首相细川的咨询委员会“防卫问题恳谈会”1994年8月提出《日本安全保障防卫力的未来——对21世纪的展望》、信息基金国家战略研究会1997年1月提出《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日本应采取的世界战略》等报告书，认为日本21世纪的战略应该是：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多边协调的国际新秩序，在抑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同时，要使日美同盟向亚洲多边安全保障的方向转变。这两份报告书代表了第一种倾向。

1996年4月，日本在桥本内阁主持下与美国就日美安保关系作了重新定义，并于1997年9月制定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00年1月，日本前首相小渊的咨询委员会“21世纪的日本构想恳谈会”提出：“21世纪的日本首先应该是重视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国家，其次应该是基于亚洲立场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小泉首相2001年在日本七党党首讨论会上表示：“中国拥有核武器，而且没有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因此，日本与美国缔结《日美安保条约》来维护安全。我认为大家都理解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小泉内阁先后制定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公安厅法修正案》等法案，实现了三大突破：（1）自卫队活动范围的突破。1992年的《PKO法》和1996年的《周边事态法》对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有一定限制，前者限定在联合国授权进行维和活动的国家和地区，后者限定在日本的“周边”。新法案则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国际公海及其上空和对方国允准的该国领海与领空。（2）首相对外派兵制约的突破。新法案规定日政府作出向海外派兵的决定后，只需在20天内向国会报告，从而获得了“事后报告权”，突破了原向外派维和部队需经国会批准的制约规定。（3）武器使用限制的突破。新法案规定对可疑船只可以进行武力攻击；对美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可以进行武力防卫；派遣到海外的自卫队员有权进行武力防卫。这些反映的则是第二种倾向。

日本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第二种倾向与世界发展潮流存在矛盾，对此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意见。日本评论家西胁文昭认为：“美国右手举着让亚洲主要国家分崩离析的控制理论，左手擎着在驻留美军的实力背景下保证亚洲市场开放门户的政策，想要尽量长期维持美国‘大发慈悲的单极统治’”；又认为：21世纪的世界将通过形成三极结构，即“先行一步的泛欧主义和奋起直追的泛亚主义，还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向实现世界人性解放的‘国际民主主义’迈进”。因而主张日本21世纪的世界战略应该包括三项关键内容，即：（1）“通过多边协调形成亚洲多边安全保障”；（2）“建立稳定的日中关系”；（3）“旨在建立扁壶状社会体系的泛亚主义”。这种主张是第一种倾向在新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反映了日本的多极化要求和对美国单极化要求的不安，希望通过中日的协调实现亚洲的稳定，通过欧洲、亚洲、美国的合作，实现世界的稳定。

三、日本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与其内外变局的关系

日本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与其国内外变局的发生是互为因果的。

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日本知识化程度最高的阶层。据调查，拥有高学历者占整个阶层的51.3%。由于知识化程度高，这个阶层可以说是日本社会各阶层中对竞争适应性最强的。这个阶层的收入虽然比较高，但比资本家阶级要低。据调查，这个阶层中对自身收入满足的仅占12.3%，这使这个阶层又有较强的改变经济现状的要求。这个阶层由于知识化程度高，因而政治意识强；由于不居于统治地位（据调查其62%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他们对社会公平程度较敏感，但由于收入及社会地位较高，有43.2%的人还是认为日本的社会是公平或比较公平的。

日本的工人阶层是日本知识化程度较低的阶层。据调查，中等学历及低学历者在整个阶层中占到93.3%。由于知识化程度低，这个阶层对竞争的适应程度较弱，同时收入较低（据调查，这个阶层对自身收入满足的仅占9.2%）。他们由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低，对社会公平程度很敏感。据调查，认为日本社会不公平或不太公平的人占66.7%。但由于知识化程度低，政治意识较弱。

日本的旧中间阶层（农民、自营业者）的知识化程度也比较低，但其高学历者占15.8%，高于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知识化程度较低，对竞争的适应性差，而且由于自己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经济地位虽然不高，但比较稳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当今日本经济改革中最具活力的阶层，也应该是对日本经济改革最具支持倾向的阶层。在政治上，日本的新中间阶层参与要求强，但政治变革意识则较弱。日本工人阶层对当今日本的经济改革则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又担心打破现状后会陷入更加困难的状况。在政治上，日本的工人阶层政治变革意识强，但政治参与要求较弱。日本的旧中间阶层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比较保守。

日本的新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9.2%。这两个阶层的多数倾向改革，加上日本国内经济、政治等方面确实面临不得不改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当今的日本主流要求只能是改革而非保守。在2001年11月的国民舆论调查中，有46.4%的人认为即使有痛苦，也应坚持进行改革。有33%的人认为改革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但就在这部分人中，也有45.1%的人支持改革。

正因如此，改革已成为当今日本政坛上各政党争取选民的主要口号。从宫泽的政治改革、桥本的六大改革，到小泉打破“政官财”铁三角的全面改革，等等，无不如此。特别是小泉上任后更是多次表示：“坚决实行应称为‘新世纪维新’的改革，以不怕疼痛，不畏惧既得利益的羁绊，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贯彻‘不害怕、不畏惧、不拘泥’的姿态，确立适应21世纪的经济社会体系。”他也因此赢得了空前高涨的支持率。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日本保守化的判断呢？其基本原因是因为发生了传统左翼政党如社会党力量的削弱，以及自民党的某些政治主张被社会党等在野党所接受的情况。根据这样的比较，判断当今的日本在政治上发生了保守化或右倾化的变化，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对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倾向的判断，主要依据的不应该是纵向的比较，而应该强调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并以此为根据判断其发展倾向。否则，我们会流于简单的类比，而忽视大量新鲜的、活生生的、决定其实际发展进程的变化。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笔者不赞成简单地用冷战时期划分左中右力量的标准来套当今日本的社会变化，而主张把认识的重点放在分析当今日本变化的本质和特点上。

围绕日本国内的新变局，可以说在当代日本出现了三种对立：经济上，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对立；政治上，保守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立；道德意识与价值观上，传统思想与个人自由要求的对立。

应该说日本与新兴产业相联系的那一部分资本家阶层、新中间阶层是日本经济按自由主义方向实行改革的主要社会基础；而日本工人阶层的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制造业的工人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保守主义是以官僚阶层以及资本家阶层、旧中间阶层为主要社会基础的；而新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则是以民主主义为主要社会基础。在道德意识与价值观上，旧中间阶层是以传统思想为主要社会基础；而新中间阶层则是个人自由要求的主要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中间阶层和工人阶层数量的增加，日本社会的民主主义要求日益强烈，主张首相直选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导致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其实，极端民族主义与经济不景气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日本民众的关心重点是景气的恢复。2001年11月，《读卖新闻》就“你对小泉首相的结构改革中最关心的项目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回答“不良债权处理”和“特殊法人废止及民营化”的均占37.9%，“医疗制度改革”的占37.5%，“改善财政赤字的占31.2%”。可见民众关心的重点在经济。值得警惕的是为了削弱民主主义对保守主义政治的冲击，为了转移民众对政府失败的或见效不大的经济政策的怨恨，日本部分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官僚企图通过刺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矛盾、扩大社会支持面。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文部省发行错误的教科书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日本各阶层在经济政治上的不同地位，不仅决定了他们在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中的不同态度，对他们的对外态度也有很大影响。

日本的新中间阶层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日本资本家阶层的力量在战后也有了很大发展。他们对日本的经济实力有深刻的体会，知识化程度高，政治参与要求强，这种政治参与要求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而且表现在国际政治上。因此，在这两个阶层中容易出现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要求。庆应大学教授小林节说：“我国战败后在日本宪法下生活了半个世纪，但如果就自身的人格和世界应有的状态而言，大致成了完全无责任的国家。真的失去了‘心’和‘品性’。”又有学者说：“在当前世界史的竞争中，日本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来保护，有必要由国民自己来建立‘国民宪法’。”这种言论在上述两个阶层中容易引起共鸣。正如一位自民党主流派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新的市民社会正在出现，社会中的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也使传统的民族主义开始获得新的活力，并强烈追求国家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的政治倾向。”由于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原因，使近年来日本社会舆论调查中的近半数人出现了赞成修宪的倾向。2005年，日本国会通过小泉内阁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日本向印度洋派遣海上自卫队后，在民意调查中表示赞成的占47%，表示不赞成的占44%。

日本的工人阶层特别是某些制造行业的工人由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因而对外来廉价商品的增加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非常敏感，因为这会造成日本失业率的增加。日本的农民阶层对外国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也非常敏感，因为这会对日本农产品造成冲击。由于实际的利益关系，“中国威胁论”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2001年4月23日，日本政府对中国出口的葱、生蘑菇、灯心草实施临时紧急限制进口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分政治家为利用农民阶层情绪，争取支持率而采行的。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为此批评说：有必要强调的是，地区内部相互依存度的增强，不是通过地区的闭锁而产生的，而是基于对外完全开放的对外经济关系和高效率的追求和努力。2006年以来，日本对于从中国进口的三种农产品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这种不是通过增强自身实力，而是通过限制进口的办法，我认为是错误的，希望早日得到解决。

了解上述情况，对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它能使发展中日交流、加深两国民众了解、减少相互关系障碍的工作变得更具针对性，因而也更深入、更有效。

（原载《日本社会政治生态变化与中日关系》，陈锋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