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与对日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过程中，成功地推进改革开放，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综合国力有了明显增强。这使中国的崛起，在当今世界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各国战略家在考虑其国家战略时，都不会忽视这种可能。日本作为一个在地理上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生发出各种议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这表明，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发展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已成为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不可忽视的课题。

一

中国的发展使中日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有所增强，但更为日本经济、为日本期望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机会。

中国经济强劲而持续的发展势头被普遍看好，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预测，即使50年后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到全世界的20%。如果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发达国家的4/5，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欧元区的水平。而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15%的日本，到21世纪中叶，其国内生产总值将只占到世界的5%—6%。

这种前景使一部分日本人感到恐慌，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对华态度，日本《东京新闻》指出：“日本人对经济的自信产生动摇，认为中国通过经济发展，不仅可能使中国成为政治大国，而且可能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这种‘威胁’使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使日中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

但是，如果以客观的态度，冷静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影响，可以发现虽然它使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有所增强，但更为日本经济、为日本期望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情报交流部助理日下部英纪和经济社会研究调查员森藤裕指出：“中国的比较优势目前还不过是丰富的劳动力，与在技术实力上拥有比较优势的日本形成对比。因此，在现阶段，日中关系与其说是竞争关系，不如说是互补关系。例如，以美国从日本和中国的进口来说，日本和中国处于竞争关系的产品只不过占16%，处于互补关系的产品则占84%。”这一分析是客观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日本经济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机会。

中日贸易的迅速增长，给日本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

据统计，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初，两国间的贸易额只有11亿美元，到2002年已增加到10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首次超过了美国，占到日本全部进口额的16.1%。大量价廉物美的食品、服装、家用电器等中国商品，成为日本民众难以割舍的日常伴侣。

2002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也有明显增长，中国已成为日本商品重要的“需求吸纳者”。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向山英彦认为，中国进口继续增长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1）外资的进一步流入，使国际分工更加细密；（2）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海外产品的需求增加；（3）以资源领域为中心，开发进口将增加。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石田和彦认为：“伴随着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在竞争力和技术方面占优势的日本生产资料等对中国的出口将继续增加”，加上美国经济复苏等有利因素，“日本实际产品和服务出口将顺利增加，在2003年度将增加6.6%，2004年度将增加8%”。

中国吸收外资能力的迅速增强，为日本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提供了良好的中间基地。

2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世界上具有了名列前茅的竞争能力，劳动力之丰富和廉价，更是举世无双。2003年1—7月，海外对华投资额为2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而日本恰逢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进入一个关键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加快发展以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取代轻工、纺织、钢铁、造船、普通机械等传统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如此内涵丰富、涉及面广泛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就必须使原有的产业得到妥善安排，既为新产业让出位置，又能为新产业的建立提供必要的资金。向海外转移“夕阳产业”，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迅速发展的中国吸纳了大量日本直接投资，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强大中间基地。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据，日本制造业在海外销售额与国内销售额之比，1990年为6.4%，1995年为9%，2000年达到14.5%。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中国经济发展为日本期望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的机会。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获得超国界的更大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的优惠条件，便成为在竞争中获胜的必要前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欧美两大区域经济集团迅猛发展的情况。

欧美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不但在它们互相之间，而且给东亚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对这种压力感觉最强烈的是与欧美处于同一发展层面上的日本。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面对欧美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日本不得不思考“EU和FTAA，欧元和美元将建立什么样的后冷战新世界经济通货秩序呢？”对这个问题，小岛清教授认为：美国在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扩大为全美自由贸易协定（FTAA）的同时，“以APEC为轴心，将亚太地区以自由贸易协定加以组织化”，从而以“FTAA和APEC这两翼势力圈作为基础”，建立一个“压倒于扩大的欧洲的美国所主导的和平”。为此，他主张：“美国在APEC的指导作用太强，必须抑制美国出风头的领导”，“要把APEC变成由东亚主导的组织”，并主张：“最好的选择是建立一个开放的亚洲经济圈（AEC）”，“使其发展成为能够与欧洲及西半球对等协商”的一极。

中国的发展，有力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据统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周边国家，中国作为“需求吸纳者”的作用迅速扩大。2002年，韩国对华出口的依赖度已达到14%左右，菲律宾的对华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65.4%，位居榜首；马来西亚的对华出口增加了49.8%；中国台湾地区增加了39.2%；新加坡增加了37.5%；韩国增加了22.2%。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向山英彦指出：“在整个90年代，亚洲经济加深了区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过，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美国的依赖。要减少美国的影响，扩大亚洲区域内的市场则不可或缺。为此，应解决如下几个课题：（1）日本经济恢复活力；（2）中国加强‘需求吸纳者’的功能；（3）推进东亚区域内的经济统一，创建自由贸易区。”

2002年的日本贸易白皮书强调了日本必须加强东亚经济合作的方针。白皮书指出：“无论是在交通、通信技术和贸易结构上，都有赖于国与国之间的互相配合。基于此，东亚地区也有必要配合‘聚集型产业’型的经济模式产生变化。”白皮书认为，日本正步入战后第三次的产业结构改革。第一次产业结构改革，局限于日本国内。第二次产业结构改革使日本开始走向世界，尤其着重于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合作。在第三次产业结构改革中，日本必须走向世界，特别是放眼中国。

2003年6月，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等专家向小泉首相提出一份名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日本的作用》的政策建言，呼吁东亚各国和地区积极行动起来，创建东亚经济共同体。该政策建言指出：“欧盟在不断扩大和加强一体化，美洲出现了美洲自由贸易区，世界区域化的倾向在加强，东亚也已经缔结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把这些协定统一到一个理念及目标下，这符合经济的合理性。”并强调：“从政治（特别是安全）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东亚经济共同体没有中国参加是不行的。中国这个大国参加可以说是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提条件。”

显然，日本只有依托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才可能平衡来自美欧区域经济整合的压力，获得新的经济发展机会，而正是中国的发展，才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

二

中国的发展使中日在安全领域的竞争有所增强，但更为中日乃至中日美之间形成平衡的良性互动关系，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机会。

中国的发展使中国能够以更多一些的资金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以有效保卫辽阔的幅员。这使一部分日本人感到担忧。2003年8月10日，在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访问日本时，日本《产经新闻》便发表社论，主张日本外相川口明确向中国表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可能成为对日本生存至关重要的问题。”

其实，与中国需要保卫的幅员相比较，中国军事力量的加强是相当有节制的，而且中国实行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使中国日益成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重要的稳定力量。

中日美三角关系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三角关系。冷战后期，这组三角关系曾发挥了遏制苏联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作用。当时，中国对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表示了理解。冷战后，1996年4月，日美发布两国安保条约新定义，将遏制中国确定为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目标。中日美三角关系因此出现了巨大裂痕，中国对日美安保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表示了强烈警惕。

但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的巨大裂痕呈现淡化趋势，出现了向良性互动关系转化的某些条件与可能。

首先，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维护与完善自由贸易原则，同样上升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使中国与其位居一二的贸易伙伴日美基础性的共同利益变得更加坚实。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这样的鹰派人物也对中国带来上述变化的改革开放加以肯定，说中国找出了一条“如何进行改革的道路。朝鲜政权如果不想瓦解，它必须走中国的道路”。

再次，在这一基础上，由于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期间世界和东亚形势的深刻变化，美国虽未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要求，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反对恐怖主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占据了美国安全战略的头等地位。美军太平洋总部下属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指出：“尽管中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反恐战争仍为中美两国提供了有限合作的机会。”

其次，目前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改造中东，分化欧洲，对东亚则更重视稳定。这加强了美国的对华合作要求。

随着亚洲的迅速发展，冷战后，这一地区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2001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第一次将这一地区放到了欧洲和中东的前面，作为美国全球安全环境首先分析的地区。布什政府中出现了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主张。

但“9·11”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中东、欧洲、亚洲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是美国的中东政策以改造为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声称：“中东‘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开放性’相对匮乏。美国在太长时间里容忍了穆斯林中东内部的所谓的‘民主制度例外’”，“我们是在吃了大亏以后方才领教到，封闭的政治体系滋生不符合美国或者世界利益的不满和极端主义。因此，我们正通过鲍威尔国务卿于2002年12月启动的中东伙伴关系倡议支持民主和政治改革。”

二是美国的欧洲政策以分化为主。伊拉克战争硝烟未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便指出：“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时，美国必须面对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大西洋联盟内的震动。”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老欧洲”与“新欧洲”之说，严厉抨击“老欧洲”，赞扬“新欧洲”。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认为欧盟必须重新定义：“欧盟将形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德国和法国为首，另一个速度慢些，在决策方面与德法保持距离。”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沃勒斯坦则认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有三大目标：一是改造中东，二是在国内争取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三是打垮欧洲。

三是美国的东亚政策以稳定为主。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部发表的《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中期评估》报告指出：“‘9·11’事件和由此产生的反恐战争已经逐渐笼罩了美国亚洲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强调：东亚地区“未来的安全和稳定对我们自己的安全至关重要”。

显然，中东的自成体系为以伊斯兰教为精神武器与美国抗衡的势力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因此，美国要“改造”之；欧洲统一的不断加强，使美国可能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因此，美国要“分化”之；美国在东亚占有优势，有既得利益需要保护，东亚内部又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美国不担心东亚联合起来反美，担心的是东亚因陷入动荡不安的纷争之中而丧失自己的优势和利益，因此，美国要“稳定”之。

上述情况必然会迟延甚至改变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中期评估》指出：“‘9·11’事件使得应当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伙伴’，还是‘战略竞争对手’问题展开的一场毫无结果的辩论结束了。人们现在很少听到布什行政当局官员在就任以前的年代里作为主要言论的对中国的攻击。”

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保持了高度警惕。小泉咨询机构提交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可能成为日本及其周边国家的严重威胁。”日本成立了“有事法制”，并主张适应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机会，争取集团自卫权和将自卫队改变为正式军队。对日本的这种动向，美国表示了支持，美国国防部亚洲负责人说：“这等于奠定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础，是重要的成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茨声称：“20多年来，我一直密切注意日本的动向。有时日本迈出的步子很小，但绝对没有后退，日积月累，就会产生重大的变化。”

上述情况值得中国注意。但沃尔福茨所说的“重大的变化”带来的后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将使日本有能力更加积极地适应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需要，特别是帮助美国加强对“不稳定的弧形地区”亚洲段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将增加日本的独立性。这就使美国在支持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形成制约这种力量的能力，以免尾大不掉。

而且，由于东亚在经济与安全上对日本的极端重要性，保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是日本战略利益的重要要求之一，与中国的对抗与冲突只能导致东亚的动荡与混乱。因此，只要中国崛起的势头不发生重大挫折，日本在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和对美配合能力的同时，必然要求将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防止中日关系陷入紧张与冲突。小泉咨询机构提交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便主张：“在追求与美国的共同目标的同时，应该拥有自己的坐标轴，并开展互补型外交。”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美日联手对付中国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可能向着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处处长戴维·兰普顿便主张：“政府应该鼓励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举行三边安全对话，以使三方关系保持尽可能最大限度的稳定。”美国国防大学教授库格勒认为：“美国需要构建一个成熟的平衡体系，这对于中国及全亚洲而言尤其重要。”

冷战后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的多边合作要求不断加强，构成这种要求的基础性因素是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中国的发展，使这种需要成为现实可能。中国与东盟缔结关于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考虑等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经济上的这种需要，必然推动政治安全上多边合作的发展。因此，出现了ARF成员的扩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订等。“9·11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随着中日美关系向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无疑将使东亚多边合作出现新的发展局面。

三

中国的发展使中日在文化领域的竞争有所增强，但更为双方加强交流、加深理解、吸取更多的文化营养提供了机会。

中日两国是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大国。在古代，中国文化对世界特别是东亚发生了重要影响。在日本的“早期历史时代”，日本“从外国进口的东西大部分来自唐代统治下的有世界观念和异国情调的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中，唐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巨大影响，使日本吸收了相当可观的国际文化”。

到近代，因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落伍，日本却经明治维新而崛起。吸取西方先进文明而改进的日本文化，在东亚占据了引领风骚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片废墟上，日本完成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任务，迅速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伴随这一“奇迹”，日本文化再次成为人们注目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打开国门时，成千上万青年选择邻近而又发达的日本作为留学对象。家用电器、新潮服装、流行发型、日本料理，在欢快的卡拉OK声中进入中国。在那时，日本文化无疑又焕发出诱人的魅力。

以上述情况为背景，日本人对中国人在潜意识上存在一种优越感。正如天儿慧与园田茂人教授指出的：“当然，自古便作为文化大国而骄傲的中国，必须认识在现代国际社会应该通过文化交流而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但是，在叹息‘以前的中国人虽然贫乏但是朴实’，讨厌‘陷入拜金主义’的中国人的日本人的头脑里，显然存在发达国家的优越意识。”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不景气状态。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着8%左右的高成长率。这使国际上对日本文化的态度由赞扬转变为批判。原来介绍日本“发展神话”的著作汗牛充栋，现在分析日本“发展神话”崩溃原因的论述比比皆是。

这促使日本政治家思考如何防止日本文化地位的低落。前日本首相中曾根指出：“不能只限于经济的国际化，我痛感到，如果不使我国在文化、政治方面积极发挥世界性作用，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

正是这种危机感，使日本恢复了正视各种文化的态度与能力，“高度国际文化的时代到来了，日本应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小渊首相的智囊班子“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在其变革主张中，呼吁进一步提高日本人的学习能力，其中包括增强国际交往能力，甚至主张考虑在政府的刊物中和因特网的主页上使用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逐步把英语变成第二个公共语言，从而使日本人能更好地对外交流和学习世界长处。

同时，日本开始重视中国的文化发展潜力和影响力。中曾根指出：“在21世纪，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诸国，即使在科学技术的世界也是富有实力的国家，它们会站到我国的前面。在21世纪日本周边诸国中，特别应该注意的国家首先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栗林纯夫等指出：“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经20余年，中国无论在外交上还是经济上，与外界的联系加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地区的影响扩大，同时，中国也在接受国际环境的影响。”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文化交流呈单向态势，那么现今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转变为双向态势。在日本出现了学习中文的热潮，许多日本人愿意到中国来工作。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两位美丽的女领事嫁给了中国小伙子，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日本甚至还在研究和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以为本国改革的参考。

双向文化交流的发展，推动文化交流的重点由官方扩展至民间，交流规模日益扩大。据统计，1950—1979年的30年间，访问中国的日本人总共不过20万人，而到20世纪的90年代，每年都达到100万人。

多渠道的来往、多视野的观察，不断加强文化交流的深度。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天儿慧教授等评价说：“在这一时期中，日中文化交流由以友好为目的的会话转变为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例如，对历史认识问题，便不仅从政治层面，而且尝试从文化层面加以分析。

以双向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为基础的中日关系，虽然由于去除了距离美而产生出新的矛盾，但却因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而能更加理智、有效地加以处理。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双向态势将更加明显，势必为中日两国提供更多的文化营养。“岁月两千玉帛，春秋八十干戈”，漫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将因中国的崛起而绽开更加绚丽的花朵。

（原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