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变化

战后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酝酿是在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是“日本经济调查协会”1962年5月提出的“太平洋经济合作方向”报告。

当时世界正处于东西对立的冷战时代。作为酝酿阶段的日本亚太经济战略有如下特点：（1）主要意图在实现出口市场和资源来源的多样化；（2）受冷战格局制约，加上亚太地区内部经济联系不密切，当时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重点在太平洋东部以及南部的发达国家，严格说还不能称为完整的亚太经济战略。

1978年，大平正芳就任日本首相后，正式把促进与环太平洋地区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为新内阁的外交战略提了出来。他倡议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松散的连带，主张日本在其中发挥以下作用：“首先要对地区内各国提供经济协作和技术协作，同时提供稳定的农产品、原材料、加工的销售市场，降低农产品的关税，谋求日元在内部的流通，扩大人员交流。”它标志着战后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形成。当时世界以东西对立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格局，已演变为以中美苏大三角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格局。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呈现美国、联邦德国、日本三极态势。这时的日本亚太经济战略与酝酿阶段相比，出现了新的特点：（1）开始从“太平洋时代”这样的战略高度考虑亚太经济战略；（2）已包括争夺世界经济格局中主导地位的意图；（3）由于东亚经济上的迅速成长，日本对东亚，特别是东盟诸国及韩国等的重视程度大为增强；（4）由于冷战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被包括进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及日本的情况开始了新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的主要内容有：（1）以美苏对立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基本结束；（2）冷战的结束，使西方发达国家间原已存在的以贸易摩擦为基础的矛盾迅速上升，日本持续保持着世界上最高额的贸易顺差，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尤显紧张；（3）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但日本国民的生活质量却低于欧美发达国家；（4）日元自1985年后继续升值；（5）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且继续保持着蓬勃的发展势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展顺利，1992年明确宣布将计划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以上述变化为背景，日本亚太经济战略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

经济战略的考虑更密切地与安全保障等问题联系到一起。冷战结束，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面临新的局面。正如日本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指出的：“冷战下的美国，为了要把日本建为对抗共产势力的防波堤，本来应该由日本自己负担的和平自由代价，都由它来承担”，“冷战结束后，美国再也没有理由代日本负担这个成本”，“为了不让日本经济崩溃，日本自己非得负担代价严守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不可。”因而日本在考虑经济战略时，势必将其更密切地与日本的安全保障等问题联系到一起。1993年8月23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细川护熙在众参两院的演说中强调：他“重视日本作为亚太地区一员的作用”，“将和亚太地区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从事比以往更为紧密的对话和合作”。显示了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规划亚太问题的意向。

可以预见，政治特别是安全保障问题今后对日本的经济战略，包括亚太经济战略的影响将日益增强。

二

强调国际协调，努力将日本经济结构由原来的出口第一主义变革为内需主导型，同时扩展生产国际化道路。

日本外贸顺差的持续上升，与各发达国家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给日本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困难。加上日元日趋坚挺，日本已很难像以往一样通过不断扩大出口谋求经济发展，而必须寻求新的出路。

1986年东京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前夕，日本“国际协调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发表了报告书，即所谓《前川报告》，指出：战后40年来以产业为中心与出口第一主义的经济政策及制度必须调整，以建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国际协调型的经济结构”。为使该报告书具体化，同年5月，日本政府制定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9月，又由日本经济审议会设立了经济结构调整特别部会，并于1987年5月发表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指导方针》，指出：为建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国际协调型的经济结构”，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实行以没有通货膨胀的持续增长、纠正对外不平衡、稳定汇率为目标的国际性的政策协调。为此，日本应将经济结构变革为内需主导型，稳固地走上实现协调的对外平衡的道路；美国应削减财政赤字；欧洲各国要克服经济僵化；解决发展中国家累积债务的问题。1987年7月，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在考虑上述政策方向的前提下，作为战后日本政府第三次中长期发展战略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走向21世纪的基本战略》。

这一切表明：追求国际协调，努力将日本经济结构变革为内需主导型的方针，是日本全局性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日本的亚太经济战略当然也必须贯彻这一方针。同时，日本加快扩展生产国际化的道路，即发展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整个物质生产的过程，使产业间投入产出的转换超越国界，并通过跨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与流入的——来关联国内与国外产业的体系。1993年10月，日本通产相熊谷宏在新加坡与东盟诸国的工业贸易部长会晤时，提出了日本的所谓“一揽子产业合作”方针，主要内容为：支持各国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充实培养技术人才的制度；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等。据法新社新加坡10月10日电，在会晤时，日方提出通过向该地区投入更多的技术以及把劳动密集型工厂转移到中国和印度支那来帮助该地区提高工业水平。东盟对此已表示接受。这明显反映出日本在东亚扩大国际分工的意图。

三

密切联系太平洋东西两岸，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规划亚太经济战略，并以亚太为日本世界经济战略的重点。

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这种做法能使日本经济及安全保障利益获得最可靠的保证。

就经济而言，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北美和东亚地区已成为日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据1991年的统计，日本和北美（美国、加拿大）的贸易额为1515亿美元，居日本对外贸易额的第一位；日本和东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中国）的贸易额为1350亿美元，居第二位。北美和东亚已成为日本对外贸易两根最主要的支柱，失去或削弱任何一根，都将使日本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就安全保障而言，北美和东亚对日本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苏联的解体虽然削弱了日美同盟关系的原有基础，但由于日本认为在其周围继续存在对其构成威胁的因素，所以，日本仍然需要美国的保护。这使冷战结束后的历届日本内阁都继续宣称：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关系的基轴。东亚地区是日本的所在地，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将与其近邻中国、朝鲜半岛、东盟诸国的关系视为日本安全的另一基本要素。中日建交后，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历届内阁都宣称：日中关系是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的关系。细川护熙就任首相后，便强调要“进一步改善与中国、韩国、东盟诸国等近邻诸国的关系”，表示了在外交上对东亚地区的重视。

其次，因为包括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亚太地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正取得日益重要的地位。

由于东亚经济充满活力的增长等因素，美国在亚太范围的经济利益日见重要。加上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欧洲在经济与安全等问题上的摩擦和分歧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将其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亚太地区。1993年7月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说中首次提出建立一个“在分享力量、分享繁荣以及对民主价值共同承担义务基础上的太平洋共同体”。7月10日，在韩国国会的演说中又重申了这一主张，明确阐述了主要由北美和东亚组成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对于美国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

尽管日美经济上存在着严重矛盾，但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两个经济大国，它们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和依存程度又超过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和国家。这使摩擦和协调并存于日美关系之中，在一般条件下协调占据日美关系的主导地位。因此，正在担心因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导致美国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的日本，对于美国将太平洋东西两岸联成一体考虑其国家前途的战略方针当然表示欢迎。这必然促使日本更积极地密切联系太平洋东西两岸，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规划其亚太经济战略。

再次，还因为这有利于日本协调太平洋两岸正在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圈的关系。

太平洋两岸近年来正逐步形成一些区域性经济圈，除东岸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外，目前发展势头较为明显的有西岸的东盟自由贸易区，而且东盟各国还希望扩大这一经济圈。

随着太平洋西岸经济的高速增长，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自在对方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但两岸也存在着矛盾。由于东亚地区的区域性经济圈，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形成，很难在完全对等的条件下与发达国家从事贸易竞争，因而它们以各种方式明确表示抵制美国等经济大国控制东亚经济的企图。

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着重要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日本，希望在上述矛盾中居于调停者的地位，以巩固和提高其在两岸乃至世界上的地位。为此日本也必须密切联系两岸，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规划其亚太经济战略。

由于太平洋东西两岸在经济和安全保障上对日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包括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亚太地区必然成为日本世界经济战略的重点。

随着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美国等国家在战略上向亚太地区的逐步倾斜，亚太地区将成为日本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主战场。

四

实行有层次的亚太区域经济政策。

（一）北美和东亚是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重点，对北美以协调为主，对东亚以发展为主

亚太地区是日本世界经济战略的重点，但日本在亚太范围内并非平行推进。由于北美和东亚在经济和安全保障上对日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北美和东亚理所当然成为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重点。但由于北美和东亚情况的差异，日本对两地经济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北美重点在于协调，对东亚重点在于发展。

北美主要指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日本的主要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由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迟滞，日美经济实力的对比正向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992年达到487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57.8%，1993年继续上升，据1994年2月17日美国统计为593亿820万美元。对此，美国极为不满，采取强硬态度，逼迫日本让步，并于1994年2月日美最高峰会议上，由克林顿总统向细川首相提出指标性削减贸易赤字方案。而日本在忍痛让步的同时，一再抱怨日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并由细川首相拒绝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指标性削减贸易赤字方案。日美贸易关系更显紧张。

种种情况表明，日美经济关系当前需要的主要是协调，否则将给日美经济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更不用说发展了。关于协调的方针，1987年7月，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主张：“首先，必须削减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加强日本西欧的内需扩大等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第二，进一步促进市场开放以完善竞争条件，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间得到顺利的移动，进行供给面的结构改革。”1994年2月17日，在日美高峰会议破裂后，细川首相一方面要求美国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反对其依据本国的法律，单方面对日本制裁；另一方面要求日本加速市场开放，内容大致有四：（1）放松限制；（2）促进输入及投资；（3）严格执行独占禁止法；（4）改善政府调控。当今日本在谋求对美经济关系的协调上，贯彻的基本是上述方针。

东亚地区近几十年来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奇迹。据1992年统计，东亚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在6.5%以上，而这一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8% 经济的迅速增长，使东亚市场潜在的巨大吸收能力逐渐显示出来，这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1992年，日本向该地区的出口比1991年增长14%，而向美国的出口仅增长7%。

日本在东亚着重于发展，不仅由于东亚经济高速增长，还因为东亚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梯形级差态势。这个梯形级差态势为日本适应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向外转移淘汰产业，以及扩大海外投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日本在东亚着重于发展，还因为根据人口学统计，日本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已接近于零，而在东亚有着世界上最庞大，且教育程度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大军。

正因为东亚无论在商品吸收能力，还是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的供给等方面，都能为日本今后的发展提供较好的条件，因此，日本必然将发展作为其在东亚政策的重点。

（二）东亚的重点在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东盟诸国

1990年，唯一由日本官方参与制定的地方经济圈设想——“东亚经济圈”的成员，除日本外，便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东盟诸国，而不包括中国。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日本亚太经济战略中东亚地区的重点所在。

之所以确定这样的重点，原因在于：

（1）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东盟诸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在东亚处于较高的水平，日本更易与它们形成较为稳定的经济关系。根据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将它们划分为四个层次：日本处于第一层次；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处于第二层次；东盟诸国处于第三层次；中国等国则处于第四层次。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日本与它们的水平国际分工明显发展，产业内国际分工和企业内国际分工逐步形成。东盟诸国与日本间的国际分工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垂直分工阶段。但近年来，随着东盟各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动成本的提高，日本与东盟各国按生产工序进行的产业内分工正在形成。而中国对日贸易属典型的垂直型国际分工，而且这种状况难以在较短的时期内根本改变。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金森久雄估计，到2000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日贸易将转为黑字，中国则可能出现近200亿美元的赤字。

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一般说来不如以水平型国际分工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稳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日本更愿意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东盟诸国作为其在东亚的经济重点。

（2）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东盟诸国与日本社会制度相同，冷战时期有过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关系。日本以它们作为其在东亚的经济重点，符合日本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考虑。

（三）对华经济方针是努力发展的同时，希望有所牵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注目。日本与中国同处东亚，一衣带水，日本对中国当然更为关注。而且，如前所述，无论就经济发展还是安全保障而言，亚太地区均是日本的战略重点所在。而亚太地区要谋求经济发展、安全保障，没有中国的发展和合作是困难的。因此，日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希望日中经济关系得到稳定的发展。这可以说是日本对华经济方针的主导方面。

近年来，日中经济关系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

1991年，日中贸易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1992年突破250亿美元；1993年估计突破300亿美元。日本已上升为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

除贸易外，日本对华投资也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1）投资额增加。1991年为599项、8亿美元；1992年增为1805项、21亿美元；1993年1—3月达到567项、5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近20%。（2）投资的产业结构有所升级。90年代前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于宾馆、酒店等服务业。90年代后，主要集中于钢铁、机械产业和一些软件技术开发项目上。（3）对华投资的大型企业增加。90年代后，三菱、松下、佳能、新日铁等大型企业，以及日商岩升、东棉公司等日本著名的综合商社开始对华进行大型项目的投资。（4）对华投资由原来的企业市场经济行为转向谋求国际分工。

日本经济界的一些重要人士从长远的眼光看，积极主张进一步发展日中经济关系，并特别强调日本向中国转移国内产业及扩大国际分工方面的合作。例如日本兴业银行顾问小林实先生指出：“今后日本企业在本国内必须缩小规模时，可以完全将其设备搬到中国”，日本企业应该“把中国当作生产、供给、销售的最佳组合的国际分工的一环来把握”。上述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经济界对未来日中经济合作内容的期待。

但由于对中国潜在能力的不必要疑惧，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理解或偏见，在日本朝野中始终存在一种希望对中国有所牵制的要求。此外，还由于担心中国的政局能否稳定，政策能否持续，而存在反对以积极态度考虑日中经济长期合作规划的意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中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原载《社会科学》199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