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它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与资本帝国主义在近代联合镇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反映了这一类型战争的特殊规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懂得和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力求为自己的军事活动争取有利的政治基础。二、区别团练、以练为主；效法戚继光私兵制度；强化政治教育和军事操练，建立一支由曾国藩等人直接控制的地主武装。三、在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适合镇压太平军需要的战略战术原则，其核心要求是在实行战略上“围剿”、进攻的同时，坚持战役战斗中的以守为攻，步步为营，节节进击。四、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的某些长处，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中国旧式军队，提高其战斗力。

曾国藩是一个在咸丰、同治年间被清政府倚为干城的人物。他几乎参加了在此期间清政府进行的所有战争，特别是领导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

曾国藩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这不仅由于它规模大、时间长，而且因为以它为标志出现了近代中国的主要战争类型之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与资本帝国主义相勾结，镇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的战争。

正因为此，这场战争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末即结束了，但曾国藩经过这场战争形成的军事思想，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长时期的影响，它被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奉为圭臬，经过不断补充，成为镇压革命战争的重要武器。而领导近代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们，也在不断地研究由曾国藩开其端的这种军事思想，并寻找制服它的方法和途径，这种努力直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产生，才宣告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研究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就无以搞清近代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是他所把握的战争指导规律的概括和总结。这种战争指导规律，从本质上说是由当时历史和战争的发展而决定的。当时历史和战争的发展呈现出下述特点：

第一，中国正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太平天国起义，正是上述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这场起义从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对封建制度形成有力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二，清政府的国家军队极其腐败，无法独力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责任。

第三，与以往的农民起义相比较，太平天国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与清王朝形成了长期的对峙局面。

第四，西方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及战术等开始进入并影响中国。

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曾国藩领导的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反革命战争，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从政治上对国内关系做某种程度的调整，尽可能动员地主阶级参加战争，并争取资本帝国主义的支持。

第二个特点决定了曾国藩必须提出新的建军原则，以建立一支与清政府原有的国家军队不同的军队，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的责任。

第三个特点决定了曾国藩从事的战争主要形式是“围剿”，他必须提出与这种战争形式相适应的战略和战术思想。

第四个特点决定了曾国藩可以而且必须促使其军队实现某种程度的近代化。

上述四方面，构成了曾国藩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要把握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必须对这四方面依次加以剖析。

一

懂得和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力求为自己的军事活动争取有利的政治基础，这构成曾国藩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曾国藩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维护腐朽的封建王朝的反革命战争，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这样的战争要获得有利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能的，但在特殊条件下，例如当革命一方在政策和策略上失误；特别由于太平天国当时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这时代表封建统治的一方，通过政策上的某种调整，而获得较为有利的政治基础，还是可能的。曾国藩正是这样做的。

（一）整顿吏治，减弱人民群众的敌对情绪

曾国藩认为清朝吏治腐败、官员鱼肉百姓，是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早在1851年，他便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分三项陈述了“民间疾苦”，并从吏治上分析了形成这些疾苦的原因。金田起义不久，曾国藩更明确指出：“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盍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因此，他极力主张整顿吏治，以与太平天国争夺群众，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地位。他提出文武官员的为官之道，在部属中倡行；希望清廷“罢捐扣廉俸赔补官亏之敝政，使自爱之吏，有以养其廉，不致苟且趋污，以虐取于百姓”。当然，吏治败坏是腐朽的封建统治的痼疾，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治愈，但由于曾国藩认识到这是一个对封建统治生死攸关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着力整顿，因此，多少取得一些收效，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民群众的敌对情绪。

（二）以卫道相标榜，并利用地方主义、排外主义和太平天国政策上的失误，制造对太平天国的仇恨

庄子有言：“两军相对，哀者胜矣”。曾国藩是知晓这一道理的，他说：“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要使部队产生并保持这种同仇敌忾的心理状态，关键在于师出有名，有能感动部众，维系人心的旗帜。

举什么旗帜呢？太平天国举的是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旗帜，义正词严，激动人心，具有很大号召力。曾国藩迫于清王朝统治下严重的民族对立和阶级对立，不敢直接举起效忠清王朝、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旗帜与太平天国对抗，只能煞费苦心地寻找一些既能为满汉地主阶级共同接受，又能愚弄落后农民的口号。他首先以卫道相标榜，在《讨粤匪檄》中攻击太平天国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涕泪皆下地号召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起而卫道：“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孔孟之道及其规定的封建伦理纲纪，经过封建统治者几千年的宣扬和灌输，一方面在士大夫阶层中造成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民群众中也发生了潜移默化作用。因此，曾国藩举起卫道旗帜，不仅能激发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仇恨心理，而且会对相当一部分农民发生煽动作用。

其次，曾国藩还利用地方主义、排外主义和太平天国政策上的失误，制造对太平天国的仇恨。

太平天国起事于两广地区，其骨干和领导成员大多为两广人。曾国藩抓住这一点，诬太平军为“粤匪”，别有用心地挑拨说：“粤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力图把太平天国这样一场农民大起义歪曲为地方集团的称雄争霸，挑动两湖三江地区的群众与太平天国对立。

太平天国采用了西方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和某些形式，结构自己的理论。曾国藩因此攻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迎合封闭的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强烈排外心理，丑化太平天国。

《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其理论基础是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将所有土地没收后按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这就不仅打击了地主，而且损害了自耕农等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曾国藩没有放过太平天国政策上的失误，攻击太平天国“谓田皆天王之田”，使“农不能自耕以纳赋”，拉拢自耕农等小土地私有者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太平天国。

曾国藩以卫道为主要号召，同时利用地方主义、排外主义和太平天国政策上的失误，制造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树立起了具有一定煽动力的反革命旗帜，这就使他领导的反革命战争较易得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对农民有更大欺骗性，并增强了部队的斗志。有人因此吹捧湘军，“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无休”。

（三）张扬绅权，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控制

太平天国以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及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相号召，获得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拥护，所向披靡，队伍不断扩大。为与此相抗衡，曾国藩在乡间极力张扬绅权，力图依靠士绅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控制。他的主要做法有：1．晓明利害，安定士绅人心。1852年，太平天国进入湖南南部后，曾国藩即在湘乡作《保守平安歌》，告诫士绅若闻警便逃，只能给自己造成更大损失，号召他们为保身家性命计，留下来齐心抵御太平天国。2．镇压“莠民”，保护绅权。太平天国对城乡封建秩序形成有力冲击，其影响所及之处，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作对。这使曾国藩大为惊恐，担心以绅权为中心的封建基层统治因此崩溃，力图加以挽救。在湖南，曾国藩提倡以本乡、本族士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还在其团练大臣公馆设审案局，审理被捕送之人。为使士绅能更积极地参与镇压农民反抗的活动，曾国藩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士绅捕送农民提供方便。对被捕送者，曾国藩严刑鞠讯，不拘成例。不到半年，被斩首、杖毙、监毙的即达二百多人。3．鼓励士绅行小恩小惠。为了张扬绅权，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控制，曾国藩一方面不惜大开杀戒，另一方面又鼓励士绅行小恩小惠，1851年6月，他便要求其弟在家乡“如朱子‘社仓’之制”，“仿而行之”，以使境“无饥民”。企图通过此类办法欺骗贫苦农民，缓和阶级对立，巩固和扩大绅权。

（四）力主“和戎”，要求缓和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并借助其力量镇压太平天国

曾国藩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这时，中国的土地上有三股力量在角逐：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农民起义军，以清王朝为总代表的封建力量，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尚没有形成某两股力量联合以对付另一股力量的格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清王朝陷于列强侵略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夹击之中，要摆脱两面作战的危局，便面临一个择敌问题，即以谁为主要敌人，曾国藩明确选择了后者：“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庶几有容有忍，宏济艰难”。力主“和戎”，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1858年、1860年，英法侵略者分别与清王朝签订了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它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转而向清政府提出愿意“助剿”太平军。清政府就此事三次征求曾国藩意见，从曾国藩复奏看，他认为“助剿”有利于早日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因而在总体上持赞同态度，主张：“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初不干求，亦不禁阻。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当然，他也对“助剿”表示过一定程度的顾虑，并曾提出一些限制性措施，如“同防上海则可，借攻内地则不可”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助剿”，而是为了防止侵略军借“助剿”索取过高代价，防止清王朝与列强渐趋和缓的关系因分赃不均而遭到破坏，“与其合而复离，不若量而后入”。清政府认可了曾国藩的意见，采取了与资本帝国主义合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立场，这就使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转变成为地主阶级与资本帝国主义联合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从而大大加强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力量。

二

区别团练，以练为主；效法戚继光私兵制度；强化政治教育和军事操练，建立一支受曾国藩等直接控制的地主武装。这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二。

清王朝原有的国家军队为八旗、绿营。八旗曾是满族一种有效的军事组织，但入关以后，由于清王朝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赋予其种种特权，很快腐败，康熙年间从事的许多战争已不得不主要依靠绿营。但随着清王朝自身的腐朽，及其兵制固有弱点的发展，绿营也迅速衰落。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后，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这种情况引起封建统治集团的极端焦虑，急于寻找对策，加以改变。

1851年4月，兼署兵部左侍郎的曾国藩上《议汰兵疏》，列举了清军的腐败状况：“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认为：“医者之治疮痈之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卒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主张裁减绿营兵五万，实行“精兵”政策。此疏虽未明确提出另起炉灶的主张，但表明曾国藩对清军的腐败状况相当了解，并在认真思考挽救方法。1853年1月，曾国藩被清廷委为湖南团练大臣，开始了实际的军事活动。在此前后，曾国藩苦心研究了历代兵制，对太平军也作了了解，逐步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建军思想，使封建统治集团找到了重建凶悍的反革命武装的方法，组建成了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承担起了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责任。

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一）区别团练，以团为根基、练为主干，造成受到士绅支持的、相对集中、比较正规、能独立承担作战任务的武装力量

团练原是由保甲制度产生出来的受士绅控制的民兵武装，主要任务是保卫本乡封建秩序。因团练有利于维护封建基层统治，所以清廷历来重视。嘉庆初年，清廷镇压白莲教起义时，便令有关地区普遍举办团练。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同样谕令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2年8月，曾国藩回籍奔丧，不久便奉到帮办湖南团练之旨。

曹国藩对团练的作用是肯定的，他10月9日抵达家乡，当天给京都家眷的平安信便称：“家中老少平安，地方亦安静，合境团练武艺颇好，土匪可以无虞”。10月30日信中又称：“地方团练，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之后，并致书湖南卅县所谓公正绅耆，宣传举办团练的意义：“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共相卫”在《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中又明确表示：“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

团练虽对维护封建基层统治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本身固有的分散性、非正规性的制约，无法聚集强大力量，承担较大规模的作战任务。对此，曾国藩是清楚的，他认为：以团练“御粤匪，则仍不足”，“团练仅卫乡里，法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饷于官，缓急终不可持”。同时，曾国藩也知道团练如果举措不当，经办人员乘机搜括，结果会适得其反，逼迫更多群众响应起义。因此，他反对以“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丁，常操技艺”的办法举办团练，因为这样多费钱，“民不乐从”，而主张以“不并村落，不立碉堡，居虽星散，闻声相救，不制旗帜，不募勇士，农夫牧竖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的办法举办团练，因为这样少费钱，“民所乐从”。但如此一来，则更增加团练的分散性、和非正规性。这种武装组织，如没有正规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柱和依靠，非但在太平军这样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打击下，会很快作鸟兽散，就连较大规模的会党造反也无法对付。而当时湖南的清军已大部分随向荣尾追太平军而去，湖南省城长沙和全省各地处于兵力空虚的状况。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声威更振，曾国藩时刻担心其回兵长沙。这迫使曾国藩急于在自己手里掌握一支集中的、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武装力量呢？各省均自顾不暇，无兵可调；而且曾国藩对当时的清军已丧失信心，他曾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因此，即使有额兵可调，曾国藩也未见得愿意要。几经斟酌，曾国藩决心借鉴募勇办法，另组军队。

于是，他由团练并论，转而主张区别团练，以练为主，认为：“团练二字宜分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制械选丁，请师造旗，为费较多”。以后在向别人介绍其组建军队的经验时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团而不练者不敛银钱，不发口粮，仅仅稽查奸细，捆送土匪，即古来保甲之法。团而兼练者必立营哨，必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国藩于咸丰二年冬奉旨办团练时，即募乡勇一千另八十人在省集训”，“系在藩库支饷。余皆团而不练，不敛民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853年，曾国藩建议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将所调各县团练武装，改为募勇，训练成军，以对抗太平军和镇压本省各地会党活动。张亮基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将调集省城的各县团练武装改为官勇，由湖南巡抚和团练大臣负责指挥，关发粮饷，这支武装被曾国藩称为“大团”，其中湘勇一千另八十人，分为三营，是曾国藩直接招募训练的，以后便发展为凶悍的湘军。

曾国藩虽主团、练区别，以练为主，但同时仍很注意加强原来的团练，即以后被曾国藩称之为团的乡间保甲力量，重视团、练的联系和配合，他认为经团训练的乡民，是其重要兵源，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臣“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扑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收一月之效”。并以团为其镇压会党和农民起义军的重要辅助力量，也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他说：“匪徒较多之地”，臣当往“就近查办，所至常带兵勇数百，文武数员，以资剿捕之用，联络本地之乡团，使之多觅眼线，堵截要隘，以一方之善良，治一方之匪类，可期无巢不破，无犯不擒”。很清楚，曾国藩是主张在团的基础上行练，以练为团的主干，而非以练代团，以练挤团。这就使曾国藩既能组建一支相对集中，比较正规，能够独立承担作战任务的武装力量，又使这种武装力量与一般官勇比较，能更直接地得到本地封建势力的支持。湘军组成后，远跨数省作战，屡受重创，但却能从湖南源源不断地获取兵员等方面的补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二）效法戚继光成法，实行以统帅为中心、以乡土为范围的私人募勇制度，同时注意选将、择勇，并提高部队待遇，以加强部队的团聚力，建立一支可以有效控制和指挥的军队

清王朝原有的国家军队绿营沿袭明代“军”之规制，实行的是“世兵制”，兵有兵籍，与民籍分开，士兵家庭成员也编在兵籍，依赖服役者的饷银为生。这种制度使绿营不能挑拣兵员，无法汰弱留强，加之绿营饷薄，兵弁无法靠其赡养身家，多兼商贩活口，难以专心兵事，结果造成绿营兵平时虚应操练，徒饰外观，战时难舍故居，甚至转雇乞丐流氓，顶替应召的散漫状况。清王朝为了防止军权下移，将绿营分防汛地，遇有战事方由各省各标杂乱抽调，凑成一军，因而使绿营将与兵不相属，兵与兵不相习，意志不齐，难以指挥，更加重其散漫程度。对绿营的这种弊端，曾国藩了解得相当透彻。1853年，他在致王鑫的信中便说：“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恨心以仇胜己之兵勇”；以后，在致江忠源的信中，更明确指出：“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若此。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又有主将远隔，不奉令箭不敢出救者，又有平日构隙，虽奉令箭，故迟回不往救者”。曾国藩认为，只有改变这种状况，加强部队的团聚力，建立一支上下一致、左右齐心、可以有效控制和指挥的军队，才能战胜太平天国。他说：“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又说：“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心，而后可以言战”。

为达上述目的，曾国藩首先效法戚继光，建立起以统帅为核心的私兵制。

1851年4月10日，曾国藩在《议汰兵疏》中提出法“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事，训练精兵。1853年，曾国藩奉旨帮办团练后，进一步主张“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在绿营之外募勇练军。曾国藩晚年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谈及湘军制度渊源时，称其“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可见湘军兵制主要本之于戚继光。

戚继光所练之兵称“戚家军”，与当时的国家军队“卫所军”不同。两者在总体上虽都听命于明廷，但前者是由戚继光自募、自练、自统的私兵，“兵为将有”；后者则完全属于封建国家，战时明廷派出统帅总领调自各卫之军，战后统帅交出军权，所属之军分归各卫，“兵为国有”。曾国藩看出处于颓败之势的清廷，其号召力和组织力已大非昔比，只有依靠私兵制，加强军队中部属对上级的依附关系，才能建立起一支内部比较一致的军队。所以，湘军自成立之初，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部属必须亲自招募，不得假手他人。曾国藩晚年奉旨训练直隶练军时，也极力推行这种方法，并阐述了实行这种方法的意义：“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依靠这种私兵制，曾国藩建立起了一支以他为核心，层层依附，节节钤制的军队。使这支军队具有了比绿营强得多的团聚力。

其次，重视选将。

曾国藩认为：“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因此他坚持以是否具有“忠义血性”为选将的根本标准。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又说：“带勇之人，诚如来示，不苛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輗軏，终不能行一步也”所谓“忠义血性”，便是忠于封建秩序，其上者能按程朱理学的要求，进行主观意志修养，在所谓“人欲横流”的封建末世，身体力行地坚持封建纲纪；其下者也不失“简默朴实”，即头脑简单，易于指挥，能坚决执行上司命令，出入死生之地而不悔。选拔和任用这样一批将领为骨干，易于提高部队镇压农民起义的自觉性，自上而下地在精神和意志上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从而加强其团聚力。

再次，认真择勇。曾国藩择勇有两个原则：

其一，兵勇成分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主。曾国藩深知绿营的各种腐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要驱使这种散漫懈怠、游滑偷惰的兵油子到百死一生的战场上去协力作战，是很困难的。因此，曾国藩规定湘军“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在令湘军将领招募或简汰新兵时，屡屡告诫他们：“无取浮滑之辈，而求土作之类，是为至要”，“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的人，则风气易于纯正”。所以，湘军勇丁多为募自湘乡、宝庆等山僻地方的山农。但绿营兵丁的种种恶劣积习，从本质上说，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湘军的性质与绿营并无根本不同。因此，那些朴实的山农，从伍久后，照样会产生绿营兵丁的恶劣习气，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曾国藩借鉴戚继光“澄定浑水，再汲新水”的做法，提出以“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方针，不断整顿湘军，即在发现旧勇染上所谓“暮气”，或与会党有联系后，立刻加以遣撤，另行招募，以使其部队常保“土气”，便于控制和驱策。

其二，兵勇来源以统领家乡为主要范围。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乡土观念和同乡感情，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团聚力，胡林翼便曾说：“总以一方一县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语言通，则必力易齐也”；另一方面，因了解勇丁底细，可以防止勇丁开小差及来历不明者混入，有利于加强对部队的控制。湖南巡抚骆秉章称赞这种做法说：“夫用勇之多流弊，人人知之矣。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因此，湘军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有的甚至发展到极狭隘的地步，如刘蓉招兵，非但以湘乡为范围，而且定要湘乡娄底一区之人。这就使实行私兵制度的湘军进一步加强了个人控制的程度。

又次，提高薪饷。

饷银微薄是绿营衰败的重要原因。绿营饷章定制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则一律月支三斗。该章定于清初，当时米贱，靠此饷银，绿营兵丁尚可养家活口。至道光年间，米已由康熙时的每石银三四钱，涨至每石银三两，但饷银仍为旧数。绿营兵丁生活难以维持，多兼商贩等业。这样部队必然涣散。为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给湘军规定了大大高于绿营的薪饷待遇：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统领则凡统至三千人以上的每月加银百两，统至五千人以上的每月加银二百两，统至万人以上的，每月加银三百两。水师饷银一般同陆师，唯哨官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湘军许多将领仅依靠应得饷银，便积累起大笔财富，如李续宾统兵六年，积蓄已达数万两，彭玉麟在金陵陷于湘军之手后，私人应得近六十万两。这大大增强了湘军将弁勇丁的向心力，刺激起他们为清廷及曾国藩卖命的积极性。因而曾国藩曾不无自得地说：提高饷银，可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三）强化训练

曾国藩认为绿营战斗力低下，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训练。1853年7月17日，他在《会奏特参副将清德折》中称：“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推原其故，总由平日毫无训练，技术生疏，心虚胆怯所致”。以后，曾国藩在自己的战争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训练的重要性。他刚到长沙时，曾训练三营湘勇，用以镇压湖南会党起义，甚感得力。而后来派往江西作战的一千湘勇，则有两营从未训练过，结果一触即溃，伤亡惨重。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总结了这一教训，指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侍今年在省练过三营，虽不足当大寇，然犹可以一战。六月援江之役，新集之卒未经一日训练，在江不得力，至今懊悔”，因此，曾国藩建军非常重视训练，他甚至对胡林翼说：“鄙人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也”，

曾国藩认为士兵之训练应该分“训”与“练”两部分，“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因此，曾国藩的所谓“训”，实际是政治教育、作风锻炼，曾国藩的所谓“练”，便是技、战术的操演。

政治教育，作风锻炼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使勇丁习惯于服从，二是培养部队紧张凶悍的战斗作风。反动军队中，士兵与将领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阶级对立关系。因此，士兵对将领的服从，主要依靠棍棒即惩罚来养成和维持。曾国藩计不出此，而根据湘军实行私兵制度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求助于孔孟之道及乡土情谊来养成和维持士兵的服从。曾国藩喻湘军为“家庭”，以将领为父兄，士兵为子弟，他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要求湘军将领以“仁”“礼”治兵，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赡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象，临之以壮，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家，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力求从心理上感化和慑服士兵，使他们比较自觉地“敬尊上”，这比主要依靠棍棒等惩罚力量强迫士兵服从的作法，显然要高明。因此，湘军勇丁的服从习惯，其听命于上司的自觉程度远远超过清王朝的其他军队。光绪初年，王闿运作《湘军志》，尚说：“至今湘军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犹可用也”。

战斗作风的优劣，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为了使湘军勇丁养成紧张、凶悍的战斗作风，曾国藩强调了一个“勤”字。他认为：“军勤则胜，惰则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为使“勤”形成习惯，落实行动，曾国藩为湘军勇营规定了七条日夜常课：（1）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2）黎明演早操一次；（3）午刻点名一次；（4）日斜时，演晚操一次；（5）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6）二更前点名一次；（7）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以使湘军时时如临大敌，日夜不离操练，从而培养起紧张、凶悍的战斗作风。

在实行政治教育、作风锻炼的同时，曾国藩对湘军技、战术操练也给予高度重视。他关于技、战术操练的主要思想有二：

1．重实用，反对练空架子。曾国藩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故国藩治军，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当时湘军、太平军的作战武器，基本还是刀矛及抬枪、鸟枪，作战方式主要用方形队阵，短兵相接。根据这种情况，曾国藩强调湘军练技艺以“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为主，并规定：勇丁练纵步能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宽之沟；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阵法则以戚继光所制鸳鸯阵、三才阵等为主。

2．练要至“极熟”。曾国藩认为技、战术操练要能发挥作用，不仅内容必须具备实用价值，而且要练至“极熟”的程度。他说：“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因此。他要求营官以“鸡伏卵”“炉炼丹”的毅力和功夫去训练勇丁：“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

三

曾国藩早年，尤其在任兵部侍郎期间，读过不少兵书，对中国传统的军事理论相当熟悉，但他具有自己特点的战略战术思想，则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形成的。通过战争实践，曾国藩观察并了解到清军与太平军双方的长短优劣，在中国传统军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适合镇压太平军需要的战略战术原则，其核心要求是，在实行战略上“围剿”、进攻的同时，坚持战役战斗中的以守为攻，步步为营，节节进击。这构成曾国藩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三。

（一）区别“窃号之贼”与“流贼”，主张以“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围剿”战略，镇压太平天国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至定都金陵前，实行的基本是进攻为主的战略方针，即“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被打蒙了的清廷，难以很快聚集堵截力量，只能以向荣等人率军在后尾追。攻占金陵后，太平天国决定定都于此。这一方面使太平军有了以金陵为中心的较大规模根据地，开始改变原来流动的无依托作战状况；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未能正确对待定都之事，将金陵视作宁死不能放弃的地方，又背上了一个沉重包袱。这样，其战略方针便由进攻，逐步转变成以保守金陵为重点的防御，使清廷有了对其实行“围剿”的可能。

但清廷没有立即发现这种变化，并提出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战略方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向荣进至孝陵卫，设所谓江南大营，目的在于阻截太平军东向。胜保、琦善则在太平天国攻克扬州后，屯兵城外，设所谓江北大营，同时，清廷从各地调大量军队至北京、豫皖交界处及山东等地，目的在于阻截太平军北上。清廷这种战略部署，重点在堵截、防御，矛头主要指向太平军正面。这虽然可起阻滞太平军东向、北上的作用，但至多与太平军形成顶牛态势，而不可能置其于死地。太平天国发动于同时的北伐、西征，前者失败了，后者却胜利控制了长江两岸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取得了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大部分土地，使太平天国有了相当广阔的后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廷将主要兵力集中于太平天国正面，未能有效钳制其后方。

曾国藩总结了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农民起义军有“窃号之贼”与“流贼”之分，前者有根据地为依托，后者流动作战，他主张对处于两种不同战略态势的农民起义军，采用不同的战略方针实行镇压：“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他看出太平天国自定都金陵后，已由“流贼”转而为“窃号之贼”：“今之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战略的基本特点也由进攻转而为“竭死力以护其本根”。因而曾国藩提出改变原来的堵截、防御战略，而以“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即“围剿”战略镇压太平天国。他分析了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尤其是扬州得而复失后的情况，认为皖北已成金陵重要依托和后方：“自洪扬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燄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根据这一情况，将“剪其枝叶，并捣老巢”的“围剿”战略具体化为：“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全局一振，而后江南大营之兵可以分剿数省，其饷亦可分润数处，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这一战略方针的基本意图是首先夺取太平天国外围的战略要地安庆等处，造成“围剿”态势，再逐步收缩包围圈，将起义军压迫于孤立无援之地，最后加以消灭。

曾国藩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于贯彻这一战略方针，尤其在夺取安庆后，清廷才逐步从与太平天国对峙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转而造成“围剿”太平天国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曾因北京遇攻、苏常告急，屡屡动摇，企图改变上述战略方针，但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却软磨硬顶，力排众议，死咬太平天国上游重镇安庆不放，终使其战略意图得已贯彻，将太平天国置于死地。

（二）以守为攻，步步为营，节节进击，实现反客为主，力争战役战斗的主动

“围剿”战略，属于进攻型战略，围者取进攻态势，居于明处，被围者取防御态势，居于暗处；围者又是深入被围者腹地作战，其于地形、敌情等情况的了解，不如被围者；加之，当时所用兵器，仍以刀矛等冷兵器及鸟枪抬炮为主，使用这类兵器的战斗，对地形地物的依赖程度非常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因此，围者虽有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但在战役战斗中却易陷入“客”势，而处于被动。在安徽等地打得湘军心惊胆战的英王陈玉成，便以善于在战役战斗中争取“主”势而著名。胡林翼说：“四眼狗惯以筑垒裹官军之后路与饷道”。曾国藩说：“其好截扎官军后路，逼官军寻他开仗，令官军为客，他常为主耳”，“上半日以匪党拒我，下半日乘我疲乏，独自出巢，逞其猖獗耳”。曾国藩如无计避免这种情况，其“围剿”战略必致落空。

经过屡次失败的教训，曾国藩提出了在战役战斗中明主客，反客为主的战术指导思想，力求避免战役战斗中的被动。何谓主客？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故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总之，守者、以逸待劳者、后发制人者为主，反之则为客。曾国藩认为：“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因此，提倡在战役战斗中以守为攻，步步为营，节节进击。

但是战役战斗中的主客地位，往往与战略上的攻守形势密切联系，如果没有一系列有效的战术原则做保证，战略上处于攻势的军队，要在战役战斗中成为守者、以逸待劳者、后发制人者，是很不容易的。在战争实践中，曾国藩逐步总结出下述战术原则，使湘军能够在战役战斗中以守为攻，步步为营，节节进击，从而实现反客为主的目的。

1．慎战原则

慎战原则本是一般的军事指导原则，而对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的军队来说，这一原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战略上处于进攻态势的军队，由于占有全局上的主动地位及优势力量，在战役战斗中易生骄矜之气，很容易忽视慎战原则。湘军便存在这种情况，曾国藩曾指出：“浪战浪追，为我军向来大弊”。浪战浪追，在战役战斗中极易陷于“客”势，造成被动。因此，曾国藩将慎战原则规定为湘军的一条重要战术原则。一方面要求湘军在精神状态上对战役战斗持谨慎态度：“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事也。孔子之‘临事而惧’，则绝骄之源；‘好谋而成’，则绝惰之源”；另一方面强调“简练慎出”，要求湘军将领“必须谋定后战，切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从而避免因浪战浪追，而在战役战斗中陷于“客”势，造成被动。

2．“结硬寨，打死仗”

太平天国在战略上处防守地位，往往先居城池，而且在作战中很重视扎营筑垒，军行所至，每每筑垒如城，掘壕如川。因此，湘军进攻太平军，经常被迫屯兵于坚城之下，受阻于固垒之前，而陷入“客”势，处于被动，甚至导致大败。

为改变这种情况，曾国藩提出了“结硬寨，打死仗”的战术原则，即通过讲求扎营筑垒之术，使处于进攻态势的湘军，得以克服立足不稳的弱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而避免“客”势，争得“主”势。曾国藩亲自研究过扎营筑垒方法，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如《营规扎营之规》规定了一般的扎营筑垒要求，其中包括营地的选择，垒墙的高低，壕沟的宽窄，梅花椿、鹿角、地刺等障碍物的用法，乃至厕所如何安排。因攻城之军，最易陷于“客”势，曾国藩对其扎营筑垒方法做了特殊规定，令攻城部队沿城挖筑双层壕墙，外层以拒援兵，内层以困守敌。1860年，湘军围困安庆时，便雇佣大批饥民，沿城构筑上述壕墙，内外两道，深宽各一丈，内壕困安庆守军，外壕拒来援之师，终于1861年9月攻陷安庆。此外，如夺九江、陷天京等战斗，湘军也使用了这种筑壕墙方法，而占有了战役战斗中的主动。

3．重地势

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就其方式而言，基本仍属中国古代战争范畴，这种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地势优劣的程度很大。占有良好地势者，进可攻、退可守，容易居于“主”势，取得主动；迫居不利地势者，往往进退失据，容易陷入“客”势，丧失主动。

因此，曾国藩对于地势的作用，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都很重视。从宏观说，他很注意争夺太平天国上游地区，以取高屋建瓴之势，“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从微观说，他对作战之地的径溪、丘壑，都要求明察，“凡平原旷野开仗，与深山穷谷开仗其道迥别。去城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丘一壑，细细看明，各令详述，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隘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古人忧学之不讲，又曰‘明辨之’，余以为训练兵勇亦须常讲常辨也”。在战役战斗中，曾国藩经常亲赴实地踏看地势，攻武昌时，他便曾乘小舟赴沌口观看地势。还曾向其弟曾国荃传授看地势之经验：“凡看地势察贼势，只宜一人独往，所带极多不得过五人。如贼来追抄，则赶紧驰回，贼见人少亦不追也。若带人满百，贼来包抄，战则吃贼亏，不战而跑回，则长贼之焰，两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将看地势者，相戒不带队伍也”。并很赞扬王錱注意让部属在战前了解地势、敌情的做法：“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

由于曾国藩的提倡，重视优良地势的抢占和运用成为湘军重要的战术原则。时人甚至以此特点作为“湘军派”的标志之一。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中便曾说；“与黄将论战事，颇称李希庵，与余所闻不同，亦以看地势为主，湘军派也”。这使湘军在战役战斗中，每每得以抢占冲要之地，反客为主，取得主动。例如，1859年清廷命曾国藩统兵图皖，曾国藩定四路进兵安徽之策，其第三路以胡林翼主之，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胡林翼熟查地势，认为：“潜山县属之天堂，雄据山中，实为舒、桐、英、霍之总要，守此不失，可扼贼吭”。“得潜山山内之天堂，与潜山山外附近之要道，实拊援贼之背而扼其吭”。因此，抢先派军占据天堂。太平军事先未审天堂地利之要，失去时机，待领悟后，天堂已落湘军之手，太平军几次争夺，均未成功。以后陈玉成率军亲援皖西，筑垒百座，在潜山小池驿三面围攻鲍超所率霆营二十余日，几乎将其歼灭。但因湘军占天堂地势之利，得以由该处出潜山高横岭、仰天庵，俯攻太平军之背，造成太平军失利，而解鲍超之围。以后又乘势进击，攻陷太湖，与另三路湘军呼应，陷安徽太平军于困境之中。

4．防后路

湘军在战略上居于“围剿”、进攻之势，深入太平军腹地作战，要常保“主”势，避免“客”势，在战术上则必须注意防后路。因此，曾国藩反复强调：“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主张湘军作战应“常存有余不尽之气”，反对“初气过锐，渐就衰竭”，反对“迈往无前，唯猛有余，好谋不足”。

1854年10月21日，湘军攻占武昌后，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谈及欲东下，尚有三事可虑，其中两事就关系到防后路：其一“武昌窜出之贼……尚多，汉阳窜出之贼则截剿无几，现在逃归下游，蕲黄一带尚有数万，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久已沦为异域，小民劫于凶威，蓄发纳贡，习为固然，虽经谕令薙发，而乡民畏贼之暴，狐疑观望，崇阳、兴国、蕲州、黄孝等处，乱民尤多，设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其二“水陆两军，银钱子药丝毫皆给于湖南，此后去湘日远，不特饷项支绌，势难长久接济，且千里以外，转输尤艰，军火银米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但咸丰皇帝急于求成，没有认真考虑曾国藩所虑之事，谕令曾国藩在未经营好后路的情况下，即率军东下，结果造成湖口惨败，武昌复失。曾国藩在总结战败教训时，指出：“臣等办理错谬之处盍有二端，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当留战船数十号，以为后路声援，兹因江汉无战船，致该匪乘虚上窜，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饷道，弁勇冒险轻进，致轻舟百余号陷入内河，一军分为两截，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顿形薄弱，其失二”。重点强调了后路未固，轻兵冒进的错误，婉转批评了咸丰皇帝的决策。这个教训对曾国藩是相当深刻的。在以后的战争中，再未见其与轻视后路的意见妥协。

四

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的某些长处，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中国旧式军队，提高其战斗力，这是曾国藩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四。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也已开始实现近代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腐败的清政府以手执刀矛、采用传统作战方式的军队，与近代化的英军对垒，遭到惨败。这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太平天国起义后，他承担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实际责任，继承了经世派的传统，主张以很实际的态度对待军事：“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这就使他不像一班顽固派那样空谈义理、夷夏之防，而主张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的某些长处，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中国旧式军队，提高其战斗力。其主张的具体内容包括三方面：

1．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用以装备军队

曾国藩受理学影响，重视主观意志及精神的作用，不是一个唯武器论者，但他同时很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剑戟不利，不可以割断，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初练湘军时，他坚持做好充分准备方能出战，准备的重要方面就是武器：“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因此，他不惜重金派人至广东购买大批洋炮，组织人力，反复研试，把它们安装在战船上，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内河水师。

随着战争实践的增加，曾国藩更加认识到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军队的重要性，他总结湘军在湘潭、岳州两次战役中取胜的原因，指出：“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加紧催请清政府用西方近代武器装备军队：“江面非可遽清，水前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以后，因湘军将领每遇战斗往往多方索要洋枪洋药，供不敷需，曾国藩给他们泼了点冷水，例如给曾国荃的信便告诫他：“惟火药一项，望弟认真撙节，切莫大意，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放弃了以西方先进武器装备军队的方针，相反其兴趣日益浓厚。

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湘军抵达天京城下，为了做好进攻天京城的准备，曾国藩千方百计搜求西方先进武器，亲自试验是否有效，然后送至曾国荃兵营。这方面的情况，他这段时期的日记、家书中多有记载。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记称：“至城外试验炸弹、炸炮、冯竹渔新自广东买来者，将寄至金陵一用。故亲往一试，果能落地炸裂，火光大然”；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记称：“早饭后”，“出外阅看炮车，广东所解来者”；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曾国荃信称：“药二万、银二万，及洋枪一批，日内准交轮舟拖带东下”。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曾国荃信又称：“弟信须洋药等物，余当带洋药万斤，洋帽二十万，洋枪四百杆，亲交弟处”。

2．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自造洋式武器

湘军日益发展的对西方先进武器的需求，促使曾国藩萌生自造洋式武器的愿望。1860年，清廷就沙俄表示愿意“助剿”太平军事征求各部院大臣和督抚意见，曾国藩即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之后，便开始了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努力。

1861年，曾国藩将原设于其大营的内军械所迁入安庆，创办安庆军械所，开始制造“洋枪洋炮”。1862年，以徐寿和华衡芳负责试制小火轮。次年，造成一只木壳小轮船，并派容闳去美国购买机器，以扩充安庆军械所。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藩将安庆军械所迁至江宁，改为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容闳自美国购买的机器运到，曾国藩即将金陵机器制造局迁往上海，与李鸿章原设上海的炮局等机构合并，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使清廷有了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

3．学习西方近代战术

曾国藩是以引进西方先进武器，为学习西方军事长处开端的，而西方先进武器的运用，势必引起战术上的某种变革。1862年，曾国藩便提出：“洋人号令严明，队伍整齐，不专以火器取胜”，对西方某些近代战术，尤其是队形、阵法表现出兴趣。其后，湘军特别是淮军部分采用了与西方近代武器装备相适应的队形和阵法，曾国藩对此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记中便记述：“出门看标字七营操演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照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熟，余平日所见军队，不逮此远矣”。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与资本帝国主义在近代联合镇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的需要，反映了这一类型战争的特殊规律。在代表近代中国革命方向的新的阶级及其政治和军事领袖产生并成熟前，中国还没有一种进步的军事理论可以战胜它。因此，不仅曾国藩能将太平天国淹没入血泊之中，其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把这种军事思想作为镇压革命战争、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宝，李鸿章、袁世凯如此，在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略战术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军事思想的浓厚影响。

当然，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包括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述，中国近代进步的军事家，从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论述中，获得过教益，例如蔡锷编过《曾胡治兵语录》，对曾国藩胡林翼军事思想的某些内容给以很高评价，并以此作为构造自己军事理论的思想材料之一。

但近代中国的革命阶级及其政治、军事领袖主要是在与曾国藩开其端的军事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军事活动的长期对立斗争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逐步操练得高其一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酝酿形成的，自它产生以后，由曾国藩开其端的军事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军事活动，在近代中国军事舞台上，便转入颓败之势，中国近代军事史终于得以揭开崭新的一页。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