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中几乎所有论文都是讨论有关智识影响的问题。决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科学家的研究和观点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我所涉及的科学家当然是所有经济学家，但是上述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

我无法保证读者能够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直接的、更不用说完整的答案，因为智识和政治的影响格外地微妙莫测，难以追索。一个学者只要寻求最率直地回答一下自己的观点和工作中存在着的这些重要影响，就足以证实这一关系的复杂性。然而，我还是用各种方法去“蚕食”这些问题，希望引起别人的兴趣并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

我乐于感谢与阿伦·迪雷克特（Aaron Director）、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其他朋友的交谈对我所产生的“某种”影响。在写作第四篇“数量研究”的过程中，克莱尔·弗里德兰（Claire Friedland）是一个少不得的人物。我还要感谢有关机构允许下列论文得以重印，这些机构和论文分别是：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家和国家”和“经济学家和垄断问题”；杜克大学出版社，“过去的经济学有用吗？”、“斯密漫游于国家学说”、“边际效用论的采用”和“经济学中引证的习惯格局”；经济学杂志，“原文注释成为一项科研问题”；纽约科学院，“默顿论重复发现，否定与肯定”；南方经济杂志，“经济学家的作用”；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穆勒论经济学和社会”和“科学地应用科学人物传记，以J.S.穆勒为例”；西方经济学会，“经济学文献：以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为例”。

最后，另外三篇第一次发表的论文是1980年4月24、25和28日在哈佛大学坦纳人力价值讲座上的演讲稿，它们最初刊载于犹他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坦纳人力价值讲座》（第2卷）中。它们的重印得到了坦纳人力价值讲座这家公司的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