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范增的讲述：
“女子讲到李德裕的评论，神色黯然，又想陷入沉默，我赶紧插话：
‘凡事都有两面，人家愿与我国修好，自需谨慎处之。做为戍边大将军，代表我泱泱大国的喉舌，如何那些小国极力示好，我们还以冷脸相待？这可是我国风范的体现。至于会有什么后果，也与那小国内部的政治形势，统治者的胸怀有关，不一定会真的出现反叛的局面呀。’那女子眼前瞬时闪出亮光来：
‘是呀，这种可能性确也存在，却是无稽之谈。韦皋将军温文尔雅，对敌友界限却从来分明，他从不会随便对什么人红脸，深得大家爱戴，甚至尊其武侯在世。韦皋任职剑南节度使期间，常常捐赠自己的俸金，并率人继续修建于公元713年就已开建的川内那尊高达71米的大佛，并完成了工程的较大部分及最后的收尾工作。直到德宗贞元十九年也就是公元803年才完工，此佛历经90余年之努力。他所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的碑就在大佛右侧临江峭壁上，其中载录了开凿大佛的始末。
他总是发放优厚的军饷来安抚部下将士，遇到将士婚配丧葬时，一概供给他们所需的费用，所以他能够长期任职，安然无恙，而将士们也愿意为他效力。并借此得以慑服南诏，挫败吐蕃。
再说这南诏。韦皋任内之时特别加强对周边蛮夷的文化交流。西川因与南诏相邻，所以与南诏和东南亚的交流最为频繁。韦皋在西川这些年，因为我大唐与南诏的关系重新得以改善，所以与南诏的各项交流得以重新恢复并发展。在贞元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99辛，南诏人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韦皋，韦皋拒绝，固请，干脆长住蜀都就学。异牟寻欲继续纳质之事，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其真心归附大唐，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学习唐文化。韦皋知其心思，遂于西川兴建学舍，让南诏的子弟都进入学校学习。
南诏入学我大唐学舍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来。接受唐朝正规教育的南诏子弟，一批一批的学成归去。使得南诏儒化渐开，政治、经济、文化的仿唐性也越来越明显，南诏的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总之大唐文化的引进、吸收以及运用，提高了南诏的文化水平。
骠国紧随南诏之后，也向大唐进献乐舞。骠国献乐，自然也是希望利用献乐这一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同唐朝建立直接友好的关系。同时骠国也希望利用献乐的名义来改善本国的政治处境，摆脱南诏的控制。
韦皋任内与周边蛮夷发展文化交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却也因南诏学生大量学于蜀中，对蜀中的情况自然十分了解。日后南诏之所以能四次攻入蜀都，确实与这些学生有关系。可是要是说日后南诏叛唐攻唐是韦皋带来的，则纯属无稽之谈。一个泱泱大国战场上的胜败，归根结底是自己的实力所致。后期如我大唐国力仍盛，西川节度使仍然德才兼备，南诏学生和情治人员就算有通天彻地之能，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