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八大家中，若论资质最平庸、性格最踏实、学习最刻苦的人，那一定是曾巩。曾巩的名气远不如其他几位大家，但这才是一个普通人原本的模样。
后世给他了一个评价，叫：天下第一迂阔之人。“迂”是指迂腐，其实凡是那些坚守正统法则的人，大多被视为迂腐。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都是错的。而“阔”既指胸怀，也包含品行和学识。就拿读书来说吧，曾巩涉猎广泛，农林牧副渔什么都看。就是不读佛教和道教的书。他对这些很排斥。可以这么说——他是自韩愈之后又一位坚定捍卫儒学的继承人；一代文章大家；一个清贫而刻苦的穷书生！
将落第视为常态
和韩愈比起来，两人的家境差不多。曾巩的老父亲三十六岁中进士，之后一直在地方做官，最大也不过是知县。后来被弹劾罢免，家里那点微薄的经济来源也便断了。而曾巩一考多年考不中进士，于是也就有了后来在农村种田十年的传奇经历。
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十八岁的曾巩和大哥曾晔一起，从老家南丰县出发，进京参加考试。结果成绩公布后，两人一同落榜，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本来心情十分差，但曾巩这时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说是结识，不如说是相见，因为他和曾巩有着亲戚关系。此人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改革家——王安石。
据史料记载，曾巩的表姐嫁给了王安石的老爹王益。这样算来，王安石应该把曾巩称表叔。而此时的王安石不过十六岁的青年，比曾巩小两岁。所以两人虽有叔侄之名，实为兄弟情谊。
王安石说：“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考试落榜没关系，回去好好复习吧。过两年再来。”曾巩第一次失败，所以也没当一回事，很快就收拾东西回家了。不久还给王安石写了首长诗，抒发自己的志向以及对他的推崇。那时两人初识，岁月一切静好。
等到庆历元年，二十三岁的曾巩再次来到京城参加科考，陪同他的是弟弟曾牟，大哥已经放弃考试了。兄弟俩在太学读了一段时间，一同参加了考试，结果又是双双落榜。这时有人写了一首诗：
三年一度举场开，落煞曾家两秀才。
有似帘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说句实在话，这诗写得很让人气愤。上次和大哥两个人来落榜，这次换了弟弟后又是落榜。好像曾家的子弟都是草包，来一对折一对。而说出这话的十有八九就是他那些乡亲们。曾巩和弟弟参加落榜后心情难受不说，还要遭受乡亲们的讽刺和嘲笑。这种“风俗”，古往今来一直如此。
欧阳修曾经写了一段话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宝宝心里苦。但是没办法，生活还得继续。而他那个同样备受亲戚嘲讽的外甥王安石，这次却中了进士，而且差点名列状元。他给表叔寄来一首宽慰的诗：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不得不怨一句：王安石是真不会说话。好歹是你表叔，动不动就提“死”字。虽然是夸赞不错，但是这代价也太大了。而且这时曾巩的文章还没有到达那种句如金玉的地步。就这样，他回到了老家讨生活。
欧阳公的首席弟子
曾巩比欧阳修小十二岁，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是《贾谊不至公卿论》。这篇文章刚正秉直，大义凛然，将贾谊的不幸与国家的不幸批露得一览无余。令读者义愤填膺，惋惜钦佩。这正是曾巩所喜爱的类型。
而欧阳修素来不顾俗流，以改革文坛风气为己任，更加令曾巩叹服。两人又同是江西老乡，于是拜他为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曾巩向欧阳修诉说自己家境贫寒，只能读书写字，希望于圣人之道上有所启发。而能入您的门下，向您学习，其实就是在向圣人学习。曾巩说出这番话后，欧阳永叔感慨万千，当下送了他很多学习用品。曾巩又献上自己的几篇文章，欧阳修每天坐在书房里，一边喝茶一边品读着。时常对身边的人说：“我门下的弟子成百上千，能得到曾巩这个学生是最让我高兴的。”
曾巩得教于欧阳修，水平遽升，名气也越来越大。如今他回归乡野，一边读书，还一边还向老师推荐王安石。等到庆历七年，曾巩的父亲收到了朝廷的诏令，进京等待重新调配。这时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了。父子俩收拾行装，出发前往汴京。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入京不仅没讨到什么好处，曾巩的老爹还病死在了南京客舍。临死之际只有一张破旧的凉席裹身。除了身无分文，还欠着许多医药费和住宿费。曾巩心灰意冷，更兼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将老爹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这时，前任宰相杜衍向他伸了一把手。
杜衍不仅替他还了欠债，还为曾父置办棺椁，给了曾巩一笔钱让他扶柩还乡。如此情义，自觉无以回报，曾巩一连写了几篇文章来感恩戴德，立誓要向先生一样行公义之举。
把种田当成一件乐事
读书人在乡下种田。我的第一印象是陶渊明，其次是孟浩然，然后才是曾巩。陶渊明自不待言，孟浩然和曾巩都有点被迫的成分。曾巩喜不喜欢种田呢？老实说一开始并不太喜欢。但他又不得不去做。
和其他体验田园之美、品茶饮酒、弹琴作画的隐士不同。他们是功成名就后的享受，或者说是待价沽名。曾巩呢？他不种地就只能饿死了。自曾巩的老爹病逝后，家里好不容易还完了贷款，已经一贫如洗。这时曾巩上有年纪四十、身体虚弱、没有什么劳动力的长兄需要照顾。下有又四个弟弟，九个妹妹，最小的只有五岁。虽然老爹已经西去了。但身为家中的二子，这些你能不管吗？于是曾巩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他在诗中诉说道：“荏苒岁坐暮，家诗已独当。经营食众口，四方走惶惶。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记得大学刚毕业那一年，父亲突然心肌梗塞。数月之内两度送去医院抢救，家中那点微薄的积蓄瞬间被一扫而空。而我自己没有考上特岗教师，不能给家庭的困境带来一点儿好转。我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出路，不知道希望在哪儿。常常一个人蹲坐在马路边迷茫。一蹲就是半晌。后来实在找不到出路，干脆回家放羊。在田里的那段时间，我一直想起曾巩，想起那个因为没有出路和我一样回乡种田的人。我也做好了和他一样三十多岁再结婚的准备。也许还不止。
所以，曾巩这十年，是一个二十多岁没有背景的农村贫困青年最直观的体现了。而他也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那些一开始就贴上“大师”标签的高高在上者。我喜欢曾巩，即缘于此。
在山野里卧薪尝胆
皇佑二年（1050年），曾巩终于娶了媳妇。女方是光禄少卿晁宗恪的长女晁德仪。曾巩寒门农家，拿不出巨额彩礼。人家能把女儿嫁给他这个大龄青年，无非是因为一件事——文名于世。曾巩当时文章的名气很大，已经超过了王安石。而苏轼等人还没有成名。他有一篇著名的《墨池记》，无论是我还是后世一些天分平庸却酷爱书卷之人，相信读了之后都会喜欢。
这篇文章中的墨池就是相传王羲之当年练笔的地方。因为经常在这儿洗笔，池子里本是烹茶的甘泉，结果就变成了墨汁。王羲之索性就蘸着水写。这个故事在曾巩笔下得出的结论是：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曾巩将王羲之书法成就的重点落在了两个字：勤奋。勤能补拙，滴水穿石。无论是天资平庸的，还是天分高明的，都应该坚持这个道理。然而还是有人不信，于是王安石写出了《伤仲永》。
曾巩深明此理，所以即便身处乡野，仍未放下读书。他给自己搭建了一个书斋，命名为“南轩”。周围种了几竿绿竹，几团蔬菜，夫妻俩过得恬静而自在。遂写诗道：
密竹娟娟数十茎，旱天萧洒有高情。
风吹已送烦心醒，雨洗还供远眼清。
新笋巧穿苔石去，碎阴微破粉墙生。
应须万物冰霜后，来看琅玕色转明。
同时代的人多说曾巩写诗不行。从这些日常的记事来看，确是有待提高。不过对一位彼时还身处乡野的农夫来说，用一流诗人的标准来要求未免太无理了。真正让他名成大家的，是此后二十多年的成就。
天下第一迂阔之人
嘉佑二年（1057年），曾巩第三次参加科举，终于名登进士榜。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如果到了一定年纪，即使实现梦想，也没了当初的那份欢喜。因为你所有的期待已经磨灭在了这条漫漫长路上。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被这句话给定义了。可是曾巩不同，曾巩是一个有着圣人情怀、广其学而守其志的人。他的志向除了立德、立言，剩下的就是立功了。
而这次考试，由曾巩牵头，弟弟、堂弟、妹夫一共六人全部高中，一洗原来那“一双飞去一双来”的嘲讽，改为人人瞻仰嗟望了。而这次的同年中，还有二苏、程灏、张载，堪称宋代的“龙虎榜”。
因为苏轼的文章笔力不凡，和这位大哥哥曾巩之间还闹了笑话。欧阳修身为主考官，在看到全场最精彩的文章后，立刻想圈为第一。但转念一想：这样的文章除了自己的弟子曾巩，还有谁能写得出来？于是为了避嫌，将其屈居第二。这个事件除了告诉我们苏轼的文章水平不输曾巩外，还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欧阳修对曾巩的文章特别看好。然而无论是苏轼还是曾巩，他们终究赶上了——赶上了文坛盟主的改革。
嘉佑二年（1057年），曾巩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从此踏上公务员之路。相比之下，弟弟们的仕途则更为顺畅。等到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搞事情”，曾巩已经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外任生涯。每当王安石要求青苗、免役、均输、市易、方田均税法，他必定一一针砭后落实。这与他们多年的兄弟之情无关。只要是有利于民的政策，他都积极履行。
青苗法实行中。贫困户虽然贷到了种子，秋天收获后除去赋税和贷款，生计又成了问题，无法过冬。曾巩二话不说，直接以赈灾的方式给其粮食。这样既收了富户的利息，又救助了即将饿死的人。接着便是推行“义田制”，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而关于保甲法，别人推行起来差点引发起义。曾巩却在毫州给皇帝上书时说：“臣昨守毫州，毫为多盗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盗贼，幸不至谬戾。”就这样，他真正实现了王安石心中的构想，领会了改革的精髓。
元丰三年，神宗任命曾巩勾当三班院，对他说：“以你的才能，无怪乎他们要诬陷你。今后你就留在这儿做自己喜欢的事吧。”次年，曾巩开始修《五朝国史》。
任何本朝国史都不好修。“避讳”二字从古至今已经深入骨髓，那些自称讲真话的往往成为了谣言编造者。曾巩刚开始修，就遭到了皇帝的斥责。曾巩写了一篇《进太祖皇帝总序并状》开卷，谈了一下“烛影斧声”的故事。这是天下人讳而不提的，曾巩不仅提了，还说这是师法尧舜禅让的明政之理。接着就有人站出来诋毁曾巩。所幸神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越是有人出来极尽诋毁之能事，神宗越觉得这事另有隐情。他把曾巩叫来大骂了一顿，让其继续编写。后来因为一手资料不全，曾巩放弃了这项大业，被调任中书舍人。算是升官。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元丰五年，曾巩继母病逝。次年，兄弟几人送母亲的灵柩归乡。路过江宁之时，曾巩突然病倒。于是便住在了王安石家里。那时王安石已经隐退，看见邸报上说：皇帝召蔡京试为中书舍人。不觉感慨道：“除修注诰词这是子固的行当，别人怎么能做得了？”既是为表叔抱不平，也在诉说着自己晚年对官场的失望。
这天，王安石推着曾巩在院子里看梨花飞舞、柳絮初生。曾巩因为病情加重，无法言语。安石道：“还记得那年柳絮飞舞的时节，我们在京城相遇。如今，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啊！”曾巩点点头，两行混浊的泪水从眼角溢下。四月十一日，他终于与这位最好的兄弟告别，享年六十有五。三年后，王安石逝世。
回看曾巩的一生，可以堪称一代醇儒。他既是纯粹的学者、文章大家，也是一位品德深厚、不入俗流的翩翩君子。有人笑他迂腐，不懂得变通，转战七州，无大作为；种田十年，无异于蹉跎岁月。但其实从一开始，他就只想着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无论是写文字还是种地；无论是为了生活还是追求理想；无论是任人嘲讽还是瞻仰嗟望。他一直是平静的，一直是十年如一日的。
路遥说：“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永不停歇地坚持，持续不断地奉献，才是有意义地活着。而能够做到这样的人，即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也能在历史的河道中留下自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