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探索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々，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

当现代性城镇化浪潮席卷城乡大地，当守候“乡愁”成为最后的精神家园，传统村落引起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全社会关注。那么，究竟何为传统村落？传统村落的基因是什么？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专委会提出，后经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等四部委有关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联合通知明确规定：“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随后住建部制定了有关传统村落认定的指标体系。

本书试着从传统村落的现代处境入手，转而分析其文化价值的基因意义。本书以浙江仙居29个传统村落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从传统村落的现代处境切入，继而探讨传统村落在文化价值方面的基因意义。笔者试将传统村落的文化类比为有机体的基因，剖析传统文化的不可为性与物质性、乡土性或地域性、信息性与传递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仙居传统村落的调查实例进行描述性分类整理，将仙居传统村落划分为耕读文化型、商旅文化型、慈孝文化型、民俗文化型、宗教文化型和生态文化型六种类型。

一、现代性浪潮中的传统村落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快速城镇化使得现代性浪潮席卷城乡大地，众多传统村落也难以幸免，它们以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经济价值和形式参与到这股现代性浪潮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小洋房、小汽车等象征着现代性的生活用品成为村民们的日常需求，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也成为艺术进村、文化下乡和产业植入的热点领域。

这样，原本习以为常的传统村落，便成为现代性浪潮的另类珍稀空间，也成为“乡愁”情结的物质空间载体。它们之所以被重视、被关注，是因为传统村落意味着能够成为逃避或抵抗现代性的最后家园。然而，随着社会结构演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以及各类投资热潮的涌入，传统村落在空间形式、功能，甚至美学等领域的现代性转型便在所难免，从而自身也辩证地成为另一种类型的现代性，从仙居李宅村将两座小宗祠分别改为养老中心的“康乐食堂”和希望小学的事例中便可略见一斑。

现代性浪潮中的传统村落转型，迫使我们思考传统村落作为城乡社会基本单元的作用，如果将之类比为细胞，那么它的基因是什么？这些基因又如何能在现代性浪潮中得以传承？这正是我们对浙江仙居县域范围内29个传统村落进行调查研究的初衷。

二、传统村落调查的文献“热”

自2012年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由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批准以来，2013、2014、2016年先后共通过四批，批准国家级传统村落4153个，第五批于2017年下半年推进申报审批工作。众多传统村落资料调查和申报则是这些审批的前置条件。

追随陈志华、李秋香等前辈开拓的传统村落调查工作，当代社会各界也开展了众多相关的研究。浙江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以“乡愁”为主题，选择全省范围内优秀传统村落汇编成两卷本的《浙江图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统汇编了《浙江临海市传统村落》三卷本（待出版），详尽整理了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街巷肌理、建筑类型、环境要素等内容。冯骥才为传统村落田野调查编制了技术指南性质的手册，该书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展示了20个传统村落的概况。吴志刚、吴维龙主编的《台州古村落》分为“故乡记忆”“梦里老家”“故土拾遗”三个部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浙江台州65个典型古村落，该书对于传统村落图像资料保护、文化宣传推广等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文献对于进一步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都很少触及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众多长期致力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专家学者，已经在不同场合意识到挖掘传统村落基因的重要性。本书即是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中心李华东秘书长启迪下进行的一次尝试，试着从文化角度剖析传统村落的内在基因。

三、传统村落之于细胞和文化之于基因

剖析基因，必须先寻找细胞。本书将传统村落类比为城乡空间的组成细胞，无须过多解释这一类比的可行性，重点在于拿什么去类比细胞的基因，也即DNA。在此，我们不妨先简单看看DNA有什么属性。

基因支撑着生命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种类的全部信息，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它主要有着物质性和信息性的双重属性，前者使得生命得以存在，后者使得生物的特征得以传递。那么，对于传统村落来说，究竟是什么内在力量使得它们历经千百年而存续？

本书将传统村落的文化特性类比为细胞的基因。此想法一方面来源于学者刘朝晖博士的启发，刘朝晖认为“文化有穿墙凿壁的能力，即使物质空间不存在了，文化还是能够延续下去”。另一方面来源于对文化特性与基因特性的相似性思考，两者都具有不可为性与物质性、乡土性、信息性与可传递性等特征。

剖析文化特性之前，不妨先思考下何为文化。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溯源将“乡土文化”定义为“一种遵守传统和习惯的生活方式，完全与广大的政治和法律统治的世界隔离。在这种文化中，人们的身份、地位不是源于对土地的永久占有，而是来自从属的群体或者大家庭”。这与阿摩斯·拉普卜特定义文化为“一个社会的观念、制度和习俗性活动的综合”大同小异。从杰克逊和拉普卜特有关文化的“传统和习惯”“观念、制度和习俗性活动”阐述中，可以推导出文化的某些“基因”属性，如不可为性与物质性（地域性、乡土性），信息性与传递性（稳定性）。

四、传统村落文化的“基因”属性

（一）不可为性和物质性

“不可为性”是传统文化的首要特征，以“不可为”的文化之力作用于“可为”的物质之中，从而起到首要作用。譬如调查中我们发现，不会有任何村民愿意在庙宇、祠堂、坟地旧址上新建民宅，也不会有村民愿意让自家住宅正对着道路（不管是任何道路），因为这在风水上谓之“冲”；村民住宅也不会朝向正南建造，因为正南只有皇家、宗祠、庙宇等官式建筑才有资格建设。语言、风俗、饮食也如此，抑扬顿挫略显生硬的仙居方言，儒释道合流的宗教仪式，“八大碗”饮食文化，等等，一样有着特定指称和意义，或许只有那些居住在这些传统村落中的居民才能理解。“不可为”的文化力量宗教般地深嵌于传统村落血脉之中。由此可见，这些“不可为”文化力量具体表现为思想、观念和风俗，渗透进人们日常物质生活之中。

（二）乡土性

基于文化词源考察，可以看出文化的物质性与地域有着密切关系，表现出乡土性特征。乡土（vernacular）意味着本地的、非官方的，主要包括语言和民间风格，前者表现为方言俚语，后者表现为民间建筑、音乐、工艺、饮食等。常青教授在《宅形与文化》译序中强调拉普卜特核心概念“vernacular”所指的是“源于地域性的农耕文明”, “并未强调社会形态造成的城乡差别，而是接近汉语中‘风土’一词的含义”，从而对“工匠建造”的民间建筑产生影响。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和装饰风格联系在一起用以描述乡土地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从而指出了文化与土地耕作和生活方式的密切关系，构成其传统村落的乡土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乡土性，不仅意味着地理环境，更意味着对乡土地域的理解和观念、思想和习俗，是从人出发对土地的理解。

（三）信息性和传递性

信息性和传递性是传统村落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正如基因一般，传统村落蕴含了乡村宗教信仰、宗族血缘、集体习性、民俗习惯、交往行为、建筑风格等，这些信息用拉普卜特的话来说，是以一种非语言形式被编码进建成环境之中，并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作为建成环境的物质空间有着对抗时间的惰性，在时间长河中只能慢慢销蚀，从而使得上述被编码进建成环境的信息能够在传统村落中得以传承。由此，传统村落的信息性和传递性构成了其内在力量，成为其社会构成和物质空间延续和存在的内在逻辑。从仙居传统村落的调研中便可发现上述社会信息，吴姓高迁、李姓李宅、王姓上王、朱姓朱溪等单姓村，在仙居传统村落中比比皆是；高迁“川”字形空间格局，李宅大小宗祠、三透九门堂大宅院等建成环境，都蕴藏并传递着这些传统村落的信息。正是这些传统村落的信息性和传递性，奠定其作为乡村社会的稳定性。

总之，上述传统文化的不可为性与物质性、乡土性、信息性与传递性等特征，构成了传统村落的基因特性。这为仙居传统村落调查进行类型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使我们得以从李宅“十训八诫”、高迁“耕读传家”、枫树桥“孝廉治家”，乃至皤滩“无骨花灯”、十都英“彩石镶嵌”、朱溪“龙灯会”等非物质和物质文化遗存中，一窥仙居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

五、仙居传统村落的文化类别

仙居地处浙江东南山区，括苍山、大雷山和白塔平原构成了仙居盆地型地理空间，母亲河永安溪自西向东贯穿仙居全境，各条支流都汇集到永安溪干流，从而使得山、水、林、田构成了仙居“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总体地形地貌特征，其中神仙居、景星岩因其山形俊美享誉国内外，也使得仙居得因“多神仙之地”而建成。正是这片土地，成为仙居传统村落生成、发育和兴衰的空间舞台，并成就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距今七千年的下汤文化遗址、八大奇文之一蝌蚪文、龙形古街皤滩镇，以及众多历史名人如晚唐诗人项斯、宋代《菌谱》学者陈仁玉、元代诗书画三绝柯九思、明代名御使吴时来。正是这些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历史文化构成了仙居传统村落的物质载体和文化内质。

本书不仅建立在长期调研所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还综合了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和建筑学等相关知识，采用描述的而非实证的、综合的而非分析的、小叙事而非大叙事的方法，力求描绘出不同文化类型的特定传统村落，剖析其文化基因。并在文化类型分类基础上，将每个村落分为三部分进行描述，分别是：村落概况、村落格局和典型建筑，以及村落文化和民俗。

在上述理解基础之上，本书不是从准确概念出发而是基于众多传统村落文化特性的描述和总结，提炼出六方面文化基因：耕读文化、商旅文化、慈孝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和生态文化。根据这些文化类型，对29个传统村落进行分类整理，以期窥探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和现实境况。值得注意的是，按此文化基因进行村落分类是为了凸显各村主要文化基因，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文化基因，相反，众多文化基因总是在每个传统村落中相互穿插，构成了丰富性与多样性。比如说，山下村尽管因朱熹讲堂而在本书中被归为耕读文化型，但也不能否认其良好的生态；四都村尽管也被归类为耕读文化型，但也不能否认其宗教文化较为发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仙居县域范围内的传统村落总体特性，正是由这些不同文化类型传统村落交织而成，塑造了仙居先人与仙居盆地的文化适应性。

（一）耕读文化型

耕读文化型村落特指耕读文化对于传统村落生成和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并留下众多耕读文化遗存的村落，如聚奎亭、大书房、书院、状元旗杆、文昌阁等。耕读传家成为传统村落社会的稳定器、成为持家立业兴族的根本，“半耕半读、以耕养读、以读促耕”“耕为本务、读可荣身”“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等，都反映了耕读文化的优良传统。

该文化类型传统村落有白塔高迁等共5个传统村落，高迁村一门七状元奠定了该村耕读文化格局，“七星墩”“七星塘”和“川”字水系格局塑造了村落空间格局，“高迁十三堂”构成了乡土“三透九门堂”类型和街巷肌理。皤滩乡山下村因南宋朱熹在桐江书院讲学，至今仍影响深远。此外，田市九思村也成为影响古今的“诗书画”三绝名村，上王村因其早开现代教化而闻名。

（二）商旅文化型

商旅文化型特指传统商业流通依赖的传统水运、脚力等传统运输系统对于村落生成与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传统村落。处在盐、茶等运输过程的水陆转运交汇地，因补充物资、休憩等驿站需要，促进了这些商旅型村落的发育，并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地处浙西南大山深处的丽水、遂昌、松阳等地，因福建盐茶转运浙赣地区，从而受到了沿海妈祖文化的影响。

仙居商旅文化型传统村落包括皤滩乡皤滩村等共5个，皤滩村成为该类型的典型代表，龙形商业街依水而建，发展出客栈、当铺等传统商业，这一商业传统传承至今，使得皤滩成为因盐茶水陆转运而生成的商旅古镇。同样，地处峻岭险峰脚下的苍岭坑，也因登岭之前临时驿站之用而成为商旅古村。

（三）慈孝文化型

慈孝文化型村落特指慈孝文化成为该类型村落的重要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朱贻庭将之“解码”为“‘慈孝文化’是父母与子女血缘真情（本）与道德规范（末）的统一；不要‘弃其本而适其末’而应‘崇本以举其末’。要建设‘和谐家庭’，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都应该自觉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人类‘亲情’之爱，和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真情的‘双向交往’机制的亲情关系”。商爱玲等认为慈孝文化集中了道德观、社会观、人生观和宇宙观，作为一种软约束，依靠道德规范影响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价值失序问题和道德失范现象，更好地维护社会成员的公共权益，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关系的和谐。慈孝文化在传统村落空间中表现为众多宗祠、家谱、家训等。

该类型传统村落包括田市镇李宅村等共5个，李宅村成为该类型典型代表，“八诫八训”成为该村社会生活的宗旨，与都宪宗祠和李氏大小宗祠一道传承着慈孝文化，对于李宅村社会稳定起到巨大作用。此外，地处永安溪上游的四都村“戴氏节孝”“广种福田”和“龙母生子”等，也使得四都成为远近闻名的慈孝文化名村。村民们在慈孝文化中知礼节，守规范。

（四）民俗文化型

民俗文化型村落特指传统村落中传承着各类代表性民俗文化活动，代表着该村民俗文化的最高成就，并具有一定地域影响力的村落。相对于精英文化，民俗文化产生、传承于民间，是提炼于日常生活的物质精神文化，对于人们来说有着内生性的硬性，具有群众基础和广泛影响力。民俗文化一般既包括农耕器具、饮食、民居等物质风俗文化，又包括生活礼仪等社会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文学、传说等精神民俗文化。

该类型包括埠头镇十都英村共3个村，其中朱溪村九狮挪球、十都英村彩石镶嵌、皤滩无骨花灯、沉香木雕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极高的声誉。非遗传人吴子熊将之应用到玻璃雕刻，传承到台州乃至全国各地。

（五）宗教文化型

宗教文化型村落特指宗教文化历史悠久或发育良好，并至少在全县境内有一定知名度，反映了传统村落人们的世界观，也即人与神秘世界的关系的传统村落。宗教文化的信仰具有文化特质，其机制是将对世界和宇宙的超验抽象思维状态，转换为可视的物质形态，譬如寺庙、道观及各种仪式活动，从而赋予宗教以社会意义。

调研过程中，方圆十里一大庙、每村一小庙随处可见，广度乡祖庙村的杜娘娘庙几乎辖治着大雷山南北两侧，甚至连偏僻的溪港乡程十四娘娘庙，也横跨四市地为仙居、缙云、磐安、永嘉所共同供奉。该类型村落包括广度乡祖庙村等共3个村，其中祖庙因其佛教传承悠久而成为仙居佛教文化发祥地，并因抗战期间成为台州师专校区而闻名。此外，下各镇羊棚头村因拥有道教第十洞天而闻名，影响了全县的“八仙”文化，如渗透到饮食中的“仙居八大碗”。总之，无论佛教或道教都起到慰藉村民心灵与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六）生态文化型

生态文化型村落特指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村落生成与发展以不破坏自然生态为前提，并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传统村落。生态文化是人们在与自然生态环境持续交往过程中，以特有的生态观、文化观和宇宙观为指导，调试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总和。

田市镇公盂村正是上述生态文化型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公盂村坐落在高山深处、悬崖脚下，成为国内外登山客的户外基地。公盂村至今仍然拒绝开通作为现代性象征的公路，旅客只有沿着山间古道才能到达公盂古村。此外，步路乡西炉村依永安溪一侧发展出坡地水乡型传统村落，淡竹乡尚仁村和油溪村的石天柱岩和石人远眺，埠头镇怕水缺水的西亚村，等等，都反映了村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这一类型传统村落共8个。

六、小结

本书以浙江仙居传统村落调查为例，对所调查的29个传统村落按照文化类型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耕读文化型、商旅文化型、慈孝文化型、民俗文化型、宗教文化型、生态文化型六类。本书同时认为正是不同类型的文化特性构成了传统村落的基因，它们具有基因的不可为性与物质性、乡土性、信息性与传递性等特性。本书将仙居的传统村落比作一个个的细胞，而将文化类比为细胞中的基因，而这些基因的特性则是通过传统村落中的历史、建筑、民俗来体现。正因如此，本书的内容将主要围绕村落历史、建筑与民俗来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大物博、地理类型丰富，各地传统村落都有着不同文化基因，本书仅仅是一次冒险探索。与此同时，众多传统村落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衰退，传统文化基因如何能存续于现代性浪潮之中，也是一次更大的冒险之旅。

此外，本书作为仙居传统村落研究系列之一，将为后续有关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和空间演化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