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在我党比较早期的一份俄文文献《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提到：“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计有八十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律系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此外，成立了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宣传员养成所，并委派我为该所所长。这个养成所是广东省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将来，我们打算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从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中吸收新党员。其他人也愿意加入我们党，那是计划之外的事情，现在还谈不上。”在这里所提及的“宣传员养成所”就是广东省宣讲员养成所，它是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南下广州担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成立的一所公立学校，教育委员会是当时粤省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一般认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广东大学、编译局和宣讲员养成所，是陈独秀来穗后筹划的四件大事。“1921年1月中旬，教育行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议决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宣讲员养成所经过筹备，在1921年6月开学，地址设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内：当时广东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正是在高等街素波巷内。当时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1921年6月20日的报道曰：“宣讲员养成所定期开学。”由于宣讲员养成所是经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批准成立的，遂成为当时广东省政府管辖的七所高等和中等学校，是当时著名“中上七校”之一。由于陈独秀的背景，当年这所宣讲员养成所的经费投入即达30万元，相当于当时10所省立中学或3所专科学校一年的经费预算。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虽然作为广东省公立的学校，但由于它的创立者的背景，却是广东共产党组织乃至全党最早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参加过广东建党活动的谭植棠、梁复燃和谭天度等都回忆到宣讲员养成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广东党组织“同时开办了一间工作干部学校，名为‘宣传员养成所’，用以训练工、农、妇、青运动的干部。从此我[们]获得了党领导，工作更加开展了。”“‘宣传（讲）员养成所’，主要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和机器工人夜校）的宗旨和目的，据陈独秀当时讲，就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1921年养成所所长陈公博在给《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同学录》写的序言中说道：“广东办学差不多三十年，但到现在还没有很好成绩。这是他们只知注意利于少数人的学校，而不知注意大多数人的社会的缘故。要知自上而下的教育和自下而上的教育不同地方，就是一个基础不坚固而一个基础是坚固的。社会教育虽不全在宣讲，而宣讲却占社会教育中一个重要位置。为什么要办这个宣讲机关？就是觉着从前教育方法没有完善，觉着全靠学校教育是不可行。”“我希望同学要明了对于社会的责任。近来谈社会改造的人，可算很多但他们所谓改造都是书面上的改造，并没有几个用深刻理性去观察社会，用坚毅力行方法去动手改革。我常说要改造社会，首先图思想的改变，其次要图经济制度的改变。舍是二者，不足以言改造社会。同学负宣讲之责，自然已动手图思想的改变，但我还希望各人有可替社会尽力的机会，还要实力从经济制度去改造。不然什么主义都会变作清淡”。故或者可以讲，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具有最早党校的雏形，创造了共产党人通过办学来培养理论、宣传干部的先例。

1921年6月，黄学增入读该学校，所在班级为专门班，时任班主任是中共广州（广东）党组织的重要筹建者之一的谭植棠。1921年11月印刷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同学录》中的专门班第8名名录即是黄学增资料——姓名：黄学曾，别号：道传，年龄：二十二，籍贯：遂溪，通信处：遂溪乐民市盐厂收转。据敦文村村民介绍，盐厂就在现在的盐仓村，“盐仓。在遂溪县遂城镇西南60公里。属乐民镇……昔为乐民城官署贮盐场地，故名。”该村距敦文村2.5公里，在敦文村与敦甫坑村（又名上坑村）之间，敦甫坑村一直为敦文村的黄氏族人居住，相传此地是黄学增祖上由闽入雷始迁地。宣讲员养成所先后由陈独秀、陈公博主持，其第一次开学时间是在1921年6月20日。

根据宣讲员养成所的同学录资料显示，1921年宣讲员养成所时任所长是陈公博，谭植棠任教导主任兼专门班班主任，谭平山、杨章甫、谭天度、邓瑞仁等人任教员。下面是宣讲员养成所教职员具体名录：

根据这份名录，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宣讲员养成所的教育主体真可谓是人才济济，有着较高学历背景以及丰富的社会经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是中共广州组织的重要筹建者；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的协助下，广州“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广东逐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六个地区之一。广州（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担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上面已提及陈独秀是养成所的创立人——教员中亦有不少人与共产党早期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上述人员外，杨章甫也是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是杨匏安的族叔——杨匏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是华南地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1年入党的中共党员，他的住处——广州越华路杨家祠（泗儒书室），党的许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据杨匏安次子杨明回忆：“从我记事起，那里就是一个既神秘又热闹的地方。白天人来人往，晚上国语注音字母团开始上课。听课的人很多，每天大约三四十人。这是一所推广普通话的新型学校，是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时建立的，意在振兴和改革广东教育事业。听课的学生中不少是进步青年和工人，他们在革命洪流中大部分参加了党团组织，成为革命骨干。讲课的是父亲杨匏安和杨章甫、谭平山等。他们把祠堂当课堂，授课、教唱革命歌曲，十分热闹。记得瞿秋白就曾在这里教唱《国际歌》。我那时年纪很小，也跟着学会了唱《国际歌》。我稍大一些便懂得来我家的人都是和父亲一起商量大事的……周恩来叔叔更是杨家的常客。他和父亲都在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又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党人（任）重要职务。”教务员梁空，估计亦是一名比较活跃的进步青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第二号至第八号连续刊登他翻译德国嘉尔考茨基著的《社会革命》一文（第二至四号署名空空少年，第五至八号署名梁空），且在1922年成立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白话剧社中担任剧务部主任、编剧、剧员等。除此之外，他还“编就一本社会新剧，名《碧海磷香》”，并将之搬上舞台，在青年团“成立大会时排演助兴”。教员张毅汉则同时也是“注音字母教导团”的主任，注音字母教导团“和党的关系很密切，也是一个活动的基地。”陈磊（即陈俊生）与陈达财亦与当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九二〇年十月间（笔者按，时间拟有误），谭平山召集梁复然、刘觉非、陈卓生、陈俊生、梁铁志、郭植生和王寒烬七人，在宣传员养成所邓瑞仁（人）房间开会，在会上宣布成立小组（可能是属于共产主义小组，但当时没有命名），分别布置小组成员参加工人运动……陈公博、谭植棠、陈达材可能先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但陈达材后来退出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参加共产党。”在1922年4月时，陈俊生还当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教育委员会正委员长。在如此的教育背景之下，黄学增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训练是必然无疑的！在教育背景方面，宣讲员养成所的教育主体有九位北京大学毕业生：陈公博、谭植棠、余锡恩、胡琼、陈达财、谭鸣谦（即谭平山）、陈嘉蔼、邓拜言、梁空（教务员）。北京大学不仅是中国大学标杆大学，更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可以讲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的学校。除了北大的外，还有香港西医大学堂、日本早稻田大学、陆军讲武堂，不乏当时不错的高等院校。可以讲，广东省宣讲员养成所的教育主体不乏当时教育精英人物！

宣讲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分别有政治、历史、地理、评议、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现在所知的有谭植棠讲授《中国近代史》，谭天度讲授《社会教育》、温仲良教授教育学，谭植棠讲课最多。根据谭天度的回忆，“功课的内容为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宣传方式等，新文化也讲”。

宣讲员养成所学习，系统地学习社会科学、共产主义知识，学习时间大约在一年。根据时人的回忆，宣讲员养成所学习年限原定两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甲级班即专门班，乙级班为通俗班。这里的情况发生变化，估计就是教育经费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变化，陈独秀在广东一方面遭受守旧势力的攻击，另一方面亦触动到利益集团的利益（如在处理广东公立医药专门学校问题上）,1921年中期到处出现诋毁陈独秀的流言，说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主张“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甚至还有人将他的名字改为“陈毒兽”；与他初抵广东时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心灰意冷，急欲一走了之，1921年8月17日，正式向陈炯明请辞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但陈独秀的辞职当时未获陈炯明批准。9月11日，陈独秀以治疗胃病为由请假与包惠僧一起离开广东，启程回上海。10月底，正式辞去委员长职务。而随着陈独秀的离开，宣讲员养成所的经费自然受到制约。加上当时连年战争，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并非宽裕：“粤中教育界，频年因军事影响，经费支绌，故于学务进行，甚为窒碍，尤以十二年度为甚。中上七校教职员，因索薪等事，罢课数次……”宣讲员养成所的停办自然是迟早之事。在1923年8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一则新闻《教育界否认北廷之宣言》中，我们看到署名者有：广东省立法科大学校长黎庆恩、广东师范学校校长金曾澄、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邓植仪、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王仁宇、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邹卓然、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廖冰筠、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所长黎庆恩、广州市市立师范学校校长黄炳蔚、广州市市立职业学校校长黄祖培、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广州市市甲种商业学校校长黄典元、广州市市立保姆学校校长成允琼等共三十九校署名。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之名仍在其中，但是否仍然开课？不得而知。新闻中“否认北廷”指的是反对北京北洋政府一事：“彼辈遂得假政府之名义，恣所欲为，此种政府，谋危国家，隐忍起斗争……现时僭窃北京伪称政府之伪官，全系不法武人之私党，其所称政府，实于国法上无所根据。凡我国民，断难承认”。其后在9月5日的新闻里，已明确说到“宣讲所前已裁撤”：“省立中上七校教职员，日前会议决行停职停课，联索欠薪，经志昨报，兹调查各校情形汇述如下：（一）法科大学，该校新改大学，昨已行开学礼，日前七校会议决意罢课，该校坚持单独开课，因改大之始，万难停课，且该校学费甚多，教职员薪俸，已发至八月，只欠日前薪俸两月，故各教职员热心支持，定期六日上课，现在办理开课事务，甚为忙碌。（二）高等师范，该校校费欠发数月，余校长赴京出席，无可筹垫，原定于九月三日开课，现因教职员请求发俸，停职罢课，师附中附高师附小（原文如此），均暂行停课，布告延期九月十日开课。（三）农专学校，农专经已改办大学，惟校款不敷，积欠数月，教职员均告停职，故暂不开课。（四）女师（五）工业（六）一中，均行停课，开学远期，（七）宣讲所前已裁撤，故七校中只此五校罢课云。”

黄学增在宣讲员养成所里一方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等先进文化，另一方面也结识一帮有识之士。如刘琴西，他是广东紫金县人，是早期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人刘尔崧的胞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紫金县政府主席、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闽粤赣边西北地委书记等职。刘琴西于1922年7月宣讲员养成所毕业后，与通俗班的贺济邦（亦为紫金人）共同发起组织“紫金青年学社”。1932年刘琴西被俘，次年牺牲。如孙律西，大革命时期杰出工人运动领导人物，曾与周文雍等人到手车工人中组织工会——当时广州的人力车有6000多辆，人力车夫达13000多人，是工人运动一支重要力量，后担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秘书。除了刘、孙两人外，宣讲员养成所与黄学增同一级同学中还有一批广东南路的家乡人：专门班广东南路籍人员包括苏钟仁（海康）、梁学渊（遂溪）、王士清（海康）、邵振均（电白）、龙宗正（化县）、黄元（茂名）、苏祥芳（防城）、邵权孚（灵山）、梁建邦（阳江）、陈球光（遂溪）、冯炜（阳江）、李而威（防城）；通俗班广东南路籍同学有：曾广词（阳江）、何鸾鸣（海康）、李春炫（海康）、关永安（阳山）、陈杞材（廉江）、梁联清（化县）、黄宗培（茂名）、吴廷松（电白）、徐伯陶（防城）。这帮同学除个别外，绝大多数情况不是很清楚。

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上海早期党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担任书记。不久，陈独秀致函他的北大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让他们在广州发起成立党组织。同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又译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亦有计划在该地建立共产党组织。到达广州前两人已在北京时结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通过黄凌霜，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在广州结识了区声白等七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等三人拒绝加入此组织。12月中旬，应邀到广州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与广州“共产党”的成员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并提交一份他起草的党纲给他们讨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1921年春，陈独秀乃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及斯托扬诺维奇、别斯林等重新组织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9人，除了上述6人外，还有沈玄庐、袁振英、李季。虽说广东党组织是全国六大创党地区之一，但九人的党组织在当时环境还是薄弱的，发展党员、壮大组织自然是广东新生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上述早期广东党员的回忆，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主要宗旨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自然也是发展党员、团员成员的阵地。估计黄学增正是在宣讲员养成所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1922年6月广东32名党员之一：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林伯渠、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杨章甫、黄学增、冯菊坡、王寒烬、梁复燃、罗绮园、黄裕谦、郭植生、谭天度、陈适曦、郭瘦真、赖玉润、施卜、杨殷、潘兆銮、张瑞成、沈厚培、梁桂华、钱维芳、周侠生、王卓如、佘广等。这似乎也与当时陈公博所言相适合。陈公博在1921年《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说道：“广州的党员人数不多，这就使得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将来，我们打算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从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中吸收新党员。其他人也愿意加入我们党，那是计划之外的事情，现在还谈不上。”对于黄学增1922年入党时间，党龄最长的谭天度老人是这样回忆的：“他们（按，指阮啸仙、黄学增、刘尔崧、周其鉴等人）受陈（独秀）的影响，思想倾向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间较早；至于黄学增在什么时候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大概和我入党的时间大致相同（我在1922年入党）。我们不在一个小组，只识其人，没有共同过组织生活，不能具体知道他入党的日期。”而谭天度在谈及广东党支部的建立时也说道：“广东党支部建立后，陆续吸收增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等入党，以后又吸收黄学增、杨匏安（日本留学生，曾与我一直在广州南武中学教书）、罗绮园（广东顺德人，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生）、王寒烬、梁复然、杨殷、杨章甫、冯菊坡、黄裕谦、郭瘦真、郭植生、赖玉润（先声）等入党。我是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是谭平山。”或许在进入宣讲员养成所前黄学增已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了帮助青年群众学习革命理论，1921年4、5月间，广州共产党成立了80多人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谭平山任会长，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为主要成员。”而在一份1922年青年团白话剧社的人员名录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人员是黄学增宣讲员养成所同届同学以及他的老师，而青年团白话剧社则是“由团员发起组织”，“（剧社）各部只推定主任，其部员由主任就团员请任之。剧员任何角色由剧务部主任指定担任，非有充足理由不得临时推诿。”也就是里面人员皆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白话剧社剧员姓名录如下：陈翰、司徒石麟、张翼鹏、施卜、冯国文、刘善继、梁福仁、冼槐、谭平山、曾光华、游君仲、韩佐邦、梁空、关永安、翟荣基、刘万新、区杰生、邝日暄、朱景熹、李焕如、王作霖、欧云昌、彭湃、刘琴西、孙律西、李居时、崔伟、何世坚、黄培登、龙宗正、曹俊升。陈翰，高要人，时年24岁，通俗班学员；冯国文，别号粹存，高明人，时年20岁，专门班学员；刘善继，广西桂林人，时年26岁，专门班学员；梁福仁，琼崖临高人，时年19岁，通俗班学员；洗槐，别号清午，高要人，时年27岁，通俗班学员；曾光华，别号旦卿，兴宁人，时年22岁，专门班学员；游君仲，别号苍了，南海人，时年18岁，通俗班学员；韩佐邦，别号有道，博罗人，时年21岁，通俗班学员；翟荣基，东莞人，时年19岁，通俗班学员；刘万新，别号作民，惠阳人，时年22岁，通俗班学员；区杰生，别号人俊，高明人，时年21岁，通俗班学员；邝日暄，别号丽天，从化人，时年22岁，专门班学员；朱景熹，别号志杰，南海人，时年20岁，通俗班学员；李焕如，别号仰文，东莞人，时年21岁，通俗班学员；王作霖，别号雨苍，番禺人，时年18岁，通俗班学员；欧云昌，别号顺天，惠阳人，时年22岁，通俗班学员；刘琴西，紫金人，时年24岁，专门班学员；孙律西，番禺人，时年22岁，专门班学员；李居时，别号清伊，琼崖乐会人，时年30岁，通俗班学员；何世坚，别号巩一，曲江人，时年22岁，专门班学员；黄培登，别号轶群，惠阳人，时年20岁，专门班学员；龙宗正，化县人，时年25岁，专门班学员；曹俊升，琼崖乐会人，时年28岁，专门班同学。另外，谭平山与梁空仍是宣讲员养成所教员、教务员。施卜则是后来宣讲员养成所的学员。在31名青年团白话剧社剧员中，至少能确定26名是宣讲员养成所师生。其中两名是黄学增的老师，一名是他的师弟，23名是黄学增同届同学。另外，通俗班里面有一学员名曰司徒石，别号凌志，开平人，不知与剧员司徒石麟是否是同一人？此外，剧社后台主任胡琼也是黄学增的老师；中乐部里面的梁学渊既是黄学增专门班的同学，亦是他遂溪老乡。梁学渊，别号文海，遂溪人，时年22岁，通信地址为雷州城沈塘市保卫团局。从青年团白话剧社的情况来看，里面身为共青团团员的成员中大部分是宣讲员养成所学员，说宣讲员养成所是广东早期党组织培养理论、宣传干部的党校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根据1921年11月印制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同学录》统计，当时专门班学员有79人，通俗班80人。他们的年龄主要是在18—35岁之间，以22岁前后居多。“1921年8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此（按，指广州高第街素波巷）成立了广东省宣讲员养成所，为党培训了数百名干部”, 为广东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作了组织上的准备，青年逐成为党团组织创建时期的主力军！

可以讲，包括黄学增在内广东知识青年，利用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这个场所，发愤图强地学习、吸纳先进理论，武装自己，然后又把新思想传播到社会中去，促使更多人进入改变社会现状的行列。

当时广州共产党活动地点主要是在广东宣讲员养成所。共产党组织中，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党的机关报为《广东群报》。而陈独秀是宣讲员养成所的创立者，陈公博是所长，谭平山、谭植棠则是养成所的主要教员。身在其地，黄学增自然能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优秀文化。同时，《广东群报》则是谭平山等人筹办的，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如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就在该报发表专文，论述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他指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都是国人所最缺乏。第一为“实际研究的精神”，马克思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证明其原理和学说，……现代人说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如此。希望青年学生，“须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来研究学问，不要单单以马克思的学说研究而已”。第二为“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在屋中饮茶，研究其学理。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寄望青年才俊：“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据了解，1920年10月19日《广东群报》正式刊行，其宗旨有二，即：“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报纸一经正式发刊，即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思想、新学说、新文化，宣传科学和民主，反映社会现实，报道劳工运动，介绍世界新闻和苏俄消息等。《广东群报》在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随即成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在《广东群报》看来，它自己要担负起的社会责任是“改造社会的事情……我们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今日改造社会一种很重大很切要的事情。又新文化运动的方法，虽然不是办日报就可了事，但不能不先有日报做宣传的机关，所以我们群报对于社会，就是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那个责任。”由于《广东群报》的编辑者，如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皆在宣讲员担任教员职务，《广东群报》无疑地会在所内流传。自然地，黄学增从中了解更多的新文化知识，从中吸取大量的先进理论知识，大大地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正是在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求学时，黄学增与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加深友谊并成为他们的学生，从他们的身上一方面学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深受他们的熏陶，随后在宣讲员养成所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1922年6月时广东32名共产党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