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杨慧玲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在刚产生的时候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尽管后来的发展使“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名词所代表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从学科演进的历史进程这个角度看，它们是同一学科。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为如此，从诞生至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始终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它同社会经济一样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创新的系统。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所以，我们要把握它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方向，首先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进行考察，弄清楚它在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是如何演变的。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财富的研究

第一次创立系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英国的亚当·斯密。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探讨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国民财富如何才能增长。他认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生产力的高低，二是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这本书就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说明和论证的：第一篇阐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并对相关范畴：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工资、利润等进行了论述。第二篇分析影响财富增加的第二个因素即劳动人数增加问题。斯密认为劳动者数量或者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离不开资本的增加。就此，斯密对资本做了系统的分析，他还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第三篇和第四篇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说明政策主张与国民财富增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积极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第五篇阐明政府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挥“守夜人”职责。总之，斯密力图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中心构筑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杰出代表的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主要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成果，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对西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于1817年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李嘉图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建立起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

由此，我们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所创立的基本框架中，那就是财富及其增长。这本书对一些经济范畴的展开是以财富的增长为中心的，后来大卫·李嘉图的研究也基本上是沿着斯密的这条思路所提出的问题展开的，而且对斯密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范畴做了更加深入和科学的论述。这一观点从同一时期西欧其他经济学家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作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又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创始人的西斯蒙第，对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把财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单纯以财富的增长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只重视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而抛开了人的消费，忽视了对人能真正得到的物质福利的研究。他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的物质福利。“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比斯密稍晚，而几乎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任何科学都必须首先明确研究对象才能取得进展。他认为，虽然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已经基本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缺乏规范的说明。他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萨伊的这种“三分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系统化地进行了界定或者表达，从而改变了他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少数几个经济范畴或者过于庞杂的情况。甚至于在今天，这种根据社会再生产的几个环节进行的划分仍然是具有合理性的。就是根据这种对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萨伊对财富的生产和财富的分配进行了研究。当然，萨伊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普遍性”和“超阶级性”，又使经济学的研究趋向于庸俗化。

直到19世纪下半叶，作为古典经济学时期各个经济学流派的综合者，约翰·穆勒总结并继承了前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观点，把财富的定义总结为具有效用和交换价值的物品。

总之，当时物质财富还不丰富，人们急需从各方面调动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满足个人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无疑是围绕着财富增长的，对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各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并且，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来看，比如提出劳动价值论、重视对分配的研究等等，都说明“他们事实上把生产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透过物和物的关系看到人和人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科学传统没有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

二、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

早在古典时期，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开始倾向于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在他们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开始抹杀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和阶级性，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当成人类永恒的经济规律加以研究。其代表人物首先是萨伊，然后就是西尼尔，他们都主张把经济学变为“抽象的演绎的科学”和“准确的科学”，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超历史的和超阶级的。这种思想到了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边际主义者深化了市场体制有效配置资源和促进经济自由的认识，寻求增进所有人的利益，由此也开始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

比如边际主义的代表——奥地利学派，其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抽象演绎法，其代表人物门格尔说这种方法是“使人类经济的复杂现象还原成为可以进行单纯而确实的观察的各种要素，并对这些要素加以适合于其性质的衡量，然后再根据这个衡量标准，从这些要素中探求复杂的经济现象是如何合乎规律地产生着”。具体而言，这种方法把研究的着眼点确定为人和物的关系，从而把人与人的关系排除在经济学之外；同时，这种方法把研究的经济问题看成是超历史的，忽视了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这使古典时期萨伊、西尼尔等人的思想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它所假设的“一般经济”，由于存在人类欲望的无穷和物质资源的相对稀缺，导致经济问题产生，所以需要经济学来解释和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实现人们欲望的最大满足等问题。就此，经济学实际上把研究对象局限在资源的市场配置，这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大相径庭。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经济学选择了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并把人的心理活动作为分析的起点。这个过程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

此外，边际主义的洛桑学派、瓦尔拉斯等，都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局限于既定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至此，经济学产生了。

到了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吸收和综合了包括约翰·穆勒的传统理论和边际学派等在内的以前各派经济理论，对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学进行了总结。在融合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并由此而在经济学说史上被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其研究的范围仍然是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通过供求机制进行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来昂内尔·罗宾斯在他的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这被认为是第一次正式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篇论文发表以来，西方很多正统经济学教科书以各种形式重申罗宾斯的经济学定义，把他的定义奉为经典，至今仍然影响很大。

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说史上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在于认为市场不能保证对社会资源加以充分利用，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干预，以实现充分就业，达到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样，宏观经济学就把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从资源配置进一步扩展到了资源利用。

综上所述，西方正统经济学是把既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资源的利用作为研究的对象，其研究基本局限于人与物和物与物的关系领域。把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因而经济现象都被它解释为纯粹的技术函数关系，甚至对分配也以要素价格均衡的技术公式加以说明。这是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区别，由此也导致了它们在研究方法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时至今日，从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主流经济学内部（比如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还是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在研究对象或者是研究领域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创新，其基本点就是对一味拘泥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不能揭示经济现象的实质和规律。这表现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充分就业假设下的均衡价格分析，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总量均衡问题，开始对失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还对社会收入和效率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特别是新剑桥学派提出按“两个阶级的模式”研究收入分配，发现收入分配失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所在，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消除首要的任务是改进收入分配制度。非主流经济学则或多或少引入了制度和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分析。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对自身的一种修正或者补充。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创立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对《资本论》从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它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交换关系。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社会形式，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他在亲自校订的《资本论》法文版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时又被改写为“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说：“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资本雇佣劳动，实现资本增殖；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等；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人们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转化为商品交换关系，所以就是对作为商品经济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及等价交换关系的研究。

要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对象，还需要领会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决定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可见，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水平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赖以产生的基础，如果生产力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新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生产方式再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必定是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如果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则生产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其次，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首先生产方式继而生产关系也是具有历史暂时性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力并不是《资本论》的研究领域。马克思说：“正如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商品学的任务一样，研究实际的劳动过程是工艺学的任务。”

从《资本论》的内容来看，马克思首先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成为资本雇佣劳动这个特定生产方式的起点。这一切的基础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生产由协作到分工再到机器大生产。在这些分析之后，马克思专门研究了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生产过程同时又是资本增殖的过程；而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等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上内容分析的前提就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因此，马克思的分析从商品货币关系开始，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渗透着对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形式演变的分析，比如货币的出现导致供给和需求脱节，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等价自愿买卖，商品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等问题的分析，这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交换关系的研究。正是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对抗，并指出其历史暂时性。

总之，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陈述及《资本论》的分析内容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它又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更广泛意义上看，就应该是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所谓资源配置，就是指任何生产过程中，必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如何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效率优化的问题。不论社会形式如何，由于资源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必然要根据资源的用途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一切社会组织生产所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那里，这种配置是“超制度的”，它把资源配置单纯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因此，这种配置就成为不受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影响的纯粹技术问题。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的生产过程（资源配置）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研究生产一般所共同具有的资源配置规律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也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对资源配置的研究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研究具体的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十分重要；并且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总是渗透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马克思认为在奴隶制的社会生产方式中，资源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与“不会说话的工具”，为了满足奴隶主的直接需要而进行配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则是劳动从属于资本，雇佣劳动根据资本增殖的需要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马克思还设想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所有社会化的、自由联合起来的人，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自觉地合理调整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还认为资源配置的研究既要研究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还要研究特定生产方式的配置。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比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而且也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作为研究对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四、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之思考

通过以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历史轨迹的回顾与分析，我们发现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学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因素必须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开拓和创新，这是它青春常在的基础。纵观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其基本事实是：研究对象或者研究材料必定是从当时所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出发的，这样才有利于揭示特定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的经济运动规律，因此，经济学在中国必然面临着创新和发展。实践证明，如果政治经济学依然拘泥于计划经济下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把研究重点放在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描述和论证上，那它必然没有发展前途。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然而，如果仅仅因为中国已经深入进行了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与国际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就认为研究中国的经济运动规律只需要“拿来主义”——运用西方的经济学就可以，则这种观点依然是违背经济学的创新精神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成熟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经济运行规律，我们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是有用的，“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不涉及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变迁问题，也不涉及市场经济体制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因素，“……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

所以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目前的基本经济情况既不是过去的计划体制，更不是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而存在体制“转型”“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存在资源环境的超负荷问题，社会保障不健全……面对诸多制度的和历史的因素，经济学在中国要能解释现实、发现规律、指导实践，就必须不仅要改变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更要突破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抽象模式。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关键在于研究对象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创新，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研究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正是这一点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方向。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经济的运动，最基本的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只有把特定生产方式的特点研究清楚了，才能进一步把握以之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恩格斯也说：“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分配……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社会的分配和物质生存条件的联系，如此深刻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以至于它经常反映在人民的本能上。”所以，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应该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制度条件，关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个基本事实，在这个事实中必然有很多新的东西等待认识。它包括的研究内容应该有：以社会转轨过程中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研究为基础，探索这个过程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例如市场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特点及其优越性的研究和其特有发展规律及资源配置的探索；分配关系；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员工和国有企业以及私有企业的关系；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产业之间及城乡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有失业与社会保障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关系的研究以及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国际交换关系的研究；当然也应当包括对市场经济普遍运行规律的研究。总之，政治经济学应该把各种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纳入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中进行研究，充分体现经济学应有的伦理性。需要明确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不排斥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中一切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对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共性规律的研究成果应该加以吸收，这样才符合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历史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传统。

五、最后的几句话

《超越》一文的作者在其文章中表露出这样几点做学问上的问题：第一，既不去较系统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论著中的有关论述和理论观点，又不去搜集所涉及的问题的学术历史资料。在理论观点和对所引马克思原话的解释上，表现出随意性和盲目性。第二，在学术交流与讨论中，显示出一种傲慢、武断和自负的态度。例如，作者说：“与其说货币是一般商品，毋宁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将货币商品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割裂开来，这是货币观上的形而上学；视一般性为货币商品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货币观。”听听，这种批评的口气有多大！他把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马克思的有关观点批评为“形而上学”“舍本逐末”的货币观。第三，空话连篇还引出常识性的错误。作者用大量篇幅不完全准确地转述与所讨论的本题无关的常识性的东西，如讲什么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呀；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如何呀；什么是相对价值形式、什么是等价形式呀；什么是个别等价物、特殊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呀……而作者归结等价物的发展阶段时，是这样讲的：从“个别等价物”发展到“特殊等价物”，然后从“特殊等价物”发展到“一般等价物”，最后从“一般等价物”发展到“货币等价物”。本来，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货币就是固定在特定商品上的一般等价物，并不存在从“一般等价物”发展到“货币等价物”的说法。难道还存在超越“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等价物”？

[本文选自：杨慧玲．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J]．当代经济研究，2005（2）:27-31.]